－庄晓斌－
我母亲有一枚勋章，是铜质金黄色的解放勋章，这是共和国对她的奖赏。
母亲很少佩戴这枚勋章，也不轻易示人。在母亲的大衣柜里，有一个用红大绒做的小匣子，这枚勋章和其它几件母亲所钟爱的物件。常年累月珍藏在这个小匣子里。每年逢是建军节和国庆节的那一天，母亲都把这个小匣子捧出来。在灯下，用一条红绸布一边精心地揩拭勋章，一边陷入深深的遐思和凝想。
这时刻是最庄重的了，每逢这时刻，哥哥和我都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母亲，凝视着那枚勋章。
母亲也经常给我和哥哥讲叙好多好多故事，许多先烈为了共和国流血牺牲的感人事迹，我们就是从母亲讲叙的故事中了解到的。写在我长篇小说中的那位名叫柳秀清的朝鲜族女共产党员，从日寇的屠刀下救出了一百名儿童，最后自己英勇就义，献出年仅22岁的生命的素材，就来源于母亲为我讲叙过的故事。
在母亲的教诲下，我和哥哥对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挣得来的新中国，怀着深深的敬意。觉得共和国的旗帜上既然染着母亲的血迹，我们也理所当然的就是共和国的孩子。今后，应该像热爱母亲一样地爱国，像呵护生命一样地去捍卫共和国的尊严和荣誉。
我的哥哥比我大九岁，可在我的心目中，他那时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哥哥十分顽皮，常常有被他打哭的孩子找到家里。逢是这种情况，母亲绝不护短，不但陪着笑脸向人家道歉，也非常严厉地管束着哥哥。
哥哥也怪，谁也管束不了的野小子，在母亲面前，却异常驯顺。母亲训斥他时，他站得规规距距，尽管过后他就把母亲严厉的告诫都抛到脑袋后面去了。
母亲轻易不动手打人，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两次，母亲气急了，动手打了哥哥。
一次是在我五岁那年，哥哥和他的几个伙伴在家乡的半园河里游泳。他们几个混小子，为了练习抢救落水者，几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把我当成练习品。几个人像抛包袱一样，两个人扯胳膊，两个人拉脚，从岸上把我抛到深水里，我在水面上沉浮，呛得直翻白眼，他们再像条泥鳅鱼一样，钻到水里去救我。
这样的游戏已经重复过多少次了。终于有一次被母亲发现了，母亲大声惊呼，把哇哇大哭的我抱在怀里，哥哥和他的那一伙抢救队员连衣服也顾不及穿就都跑掉了。
当天夜晚，我已睡在梦里，梦里被一阵大声说话的动静惊醒。我把眼睛睁开，只见爸爸手里拿着一根皮带，哥哥则只穿着一件裤头，笔直地站在地上。
母亲大声说：“彦斌，你快认错，认错了我就不叫爸爸打你！”
可执拗的哥哥就是一声不吭，爸爸激怒了，一扬手，皮带抽在了哥哥赤裸的身子上。我不敢看了，用被子赶紧把脸蒙上。可是在被子里我也没有听到哥哥的哭声。
还有一次，是哥哥乘着爸爸和妈妈都不在家，溜进妈妈的房间，他把妈妈的大衣柜上面的抽屉拉掉，把年方六岁的我从抽屉孔塞进去，叫我把妈妈的小红匣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给他看。那时，我是不敢不听哥哥的，他对我可凶了，虽然，有人欺负我时他会不顾一切地为我撑腰，把别的小孩子打得哇哇直哭。但我要是不听他的，他也一样毫不客气地打我屁股。
我把妈妈的小红匣子里的东西都给哥哥掏出来了，那里边除了那枚勋章之外，还有一个红皮日记本和几封信，还有一张发黄了的照片。哥哥一样样的摆弄翻看，不巧妈妈赶回家来，看见哥哥在翻动她最心爱的物件，这次，妈妈可是真激怒了。她声言厉色地吼着：“谁让你乱翻大人的东西！”一扬手，就打哥哥一巴掌，把哥哥的脸都打肿了。我看见哥哥的眼里噙着两颗硕大的泪洙，我吓得哇哇地哭叫起来。
这以后，哥哥似乎是懂事了，他再也没有把我从抽屉孔塞进去翻妈妈的东西。
哥哥十五岁那年，被选进黑龙江省少年篮球队，离开了家乡。我也在父母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本来就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哥哥随潮流而起，他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撑起了造反的旗帜。那时候，他真叫春风得意，被佳木斯市的三十六万工人推举为红色工人造反团的司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份，他做为佳木斯市的工人代表去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途经家乡的时候，我曾和哥哥见过一面，那时，我已经长大了，不再对他敬畏了。我对哥哥说：“你别太得意了，你在佳木斯市造反有理，可你看看咱们这个家都已经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了。”
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干部，但剥削阶级的出身在那种阶级斗争弦绷得紧紧的时代，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罪过。我在学校中虽然品学兼优，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标识就像被丹青铁笔判定了一样，只能被打入另册。
在文革中，我连参加红卫兵的权利也被剥夺，学校里的各个造反团队，都不接纳我。天生要强的我，斗胆自己挑头成立了一个名字叫“一身是胆”造反团的红卫兵组织，可成立不到一个月，便被根红苗壮的红五类子弟给砸烂了。
我的思想情绪极端低落，所以我对哥哥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革命对象，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你还是适可而止，好自为之吧。”
哥哥当时也真诚地听取了我的奉劝，答应我他从北京回来，就及早抽身不再瞎折腾了。可是，哥哥想抽身谈何容易，他从北京回来不久，涉身在一场武斗中，即被军管会收押入狱，他在佳木斯市看守所整整关押了三年，直到一九七O年八月份才获释。
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只见母亲的一头秀发，一寸寸发白，最后生成了一头霜雪。
我也长大了，再与哥哥见面，我已经是长着一抹小黑胡子的大小伙子了。
哥哥这三年变化更大，他已由狂热的颠峰跌落，再也不相信曾经信誓旦旦的真理了。
哥哥获释之后，仍然受到派性迫害，单位里的当权者都是原来的对立面，受到监督改造的哥哥当然不甘受这份委屈。他身上的劣根性，在三年的铁窗生涯中并没有窒息，三年间，他与各类社会渣滓朝夕相处，日夜厮守，良知在麻木，理念在变异，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别无选择地堕落了。为了躲避派性的迫害，他逃离了原单位，流浪到辽宁省干起了投机捣把的犯罪活动。
二年之后，他的罪行暴露，哥哥为逃避追捕，又秘密潜回到家乡藏匿。
这已经是一九七三年春季了。
哥哥从辽宁潜回家时，带回来一部红旗803牌短波收音机，他躲藏在家的那一段日子，每天都用这部收音机收听广播，香港有一家电台播送的一个叫“听众信箱”节目，叫他听着了迷，那是一个专门播放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内容的反动电台，这个电台鼓动对现实怀有不满情绪的人给他们写信，每天都播送给他们写信的秘密地址。
受这家电台的蛊惑，我哥哥按照播放的地址，写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是我利用新婚携妻子渡蜜月时，在黑龙江省南叉邮局为哥哥投寄的。
青年人的单纯和天真很快就被严酷的政治现实所吞噬。
这封信闯了天大的祸，一场灭顶之灾正向着我的家庭袭来。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全国挂号的七三·二·一一书写反革命挂勾信案件侦破，我和哥哥、父亲相继被捕入狱，一年半之后，我和父亲被判处徒刑，哥哥因现行反革命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是我哥哥被执行死刑的日子。
那一天，天是晴朗的，九点钟以后，却下起了一场小雪，全地区招开广播大会，收听公判会的消息。
母亲从广播里听到宣判哥哥死刑的噩耗，竟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她老人家只是痴痴地一声不响，听妹妹说，那天听完了广播，母亲把她的勋章拿了出来，摆在饭桌上，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枚勋章一句话也不说。
我不想猜析母亲当时在想了些什么，只是想把这枚勋章后面起到的特殊效用向世人展示，在那浩劫岁月，一枚用鲜血凝铸的勋章的重量，究竟值几何？
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于想像的。
哥哥被执行死刑后大约一个星期，几名身着警装的公安人员来到我们家里。
那时，我们家已被查抄多次，家徒四壁，卧病在床的母亲和年仅十岁的侄儿，靠每月每人8元人民币的社会救济渡日。还有一个超过了十八岁的妹妹，每日到家属队去干点活，每天只能挣六角钱的工资。
一家人老少三口就靠这一点钱活命，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警员来到我家，先是把一份判决书郑重地向母亲出示，威严的面容像块铁板样的冷峻。警员对母亲说：“根据伊春中级人民法院73刑字第39号判决，你的儿子庄彦斌已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执行死刑，现庄严、郑重地将判决送达给家属，收到后家属应签字。
警员把判决书铺开、放在母亲病床旁的饭桌上了。
母亲用颤抖的手，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笔，在签收回执单上签好了字。
警员又朗声说道：“按照规定，家属还要缴纳二角钱的执行费。”
“什么？”母亲闻言厉问：“什么执行费？”
“执行费就是……”警员不好解释，只好含糊其词地说：“这是上级规定的。”
母亲的眼睛似若喷火，她盯着警员问：“说清楚了，什么执行费？这是那个上级规定的？”
“这……”警员说：“我们只是例行公事。”
“例行公事？”母亲冷笑了，颤微微地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她走下地，走到大衣柜前用双手捧出个小红匣子，她把那枚金黄色的勋章捧出来“啪！”地摔在桌上说道：“你看，这个值不值二角钱，如果值，你们拿去吧，顶你们要的执行费！”
警员怔住了。临出门时，母亲听到那位心宅尚存良知的警员似乎说了句：“做出收这种钱的规定的人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
这一段令人寒心彻骨的往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们的共和国早已从梦魇中醒来，为共和国流血牺牲的先烈们也可以欣慰了。
我的母亲却没能看到我们祖国繁荣强大的今天，早在20年前，她就怀着一腔怨愤病逝了。
记得与母亲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即将被押解到监狱服刑的前一天，那天母亲为我买了好多吃食，都是我平时最喜欢吃的东西。
我望着母亲那满头银发一脸憔容，一丝愧疚浮上心头，不知是凭何而来的一股豪壮之情，我对母亲说：“亲爱的妈妈，今天，您的儿子让你蒙受了耻辱，但是请您放心，我绝不会让您老人家永远蒙受耻辱的，将来会有一天，您会因为您的儿子而感到骄傲的！我绝不会玷污您的那枚勋章的。”
我的这一段豪言壮语竟像用刀子刻在我心头一样，多少年来，无怨无悔的追求，不屈不挠的拼搏，正是为了酬报对母亲的这一声郑重的承诺。儿子对母亲的最好的回报是什么？是用事业的辉煌去镌刻一座丰碑！这座丰碑才是母亲含金量最重的一枚勋章。
这是我，也应该是天下所有的儿女们的理想！
岁月悠悠，每逢想起母亲的勋章，我心中就有了敢攀险峰绝顶的勇气和力量……
2014/1/5 1:5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