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图阐述将来的革命，为什么是以民生为主导的革命，是反国内殖民的斗争。
2004年7月份我写了一篇《这一年的自由抗争》，其中谈到辛亥后人民主权已经实现，也就是历史已经终结，政治革命已经不再有宗教的含义，它变为技术性，我认为知识分子再也没有革命权，如同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只问政体。而剩下的是财产再分配的民生革命，我支持民众的民生革命。
这是保守主义的政治革命与民生革命相隔离的框架。前两三年的埃及革命，我看到在民生问题驱动下，完成一小部分的政治革命任务，但民生革命照旧，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不能把眼光放在政治革命上，而应该放在民生革命上，以民生革命附带完成政体变革，这样标本都治。以民生革命的方式附带完成政体变革是可行的，很多底层民众都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一人一票”捆绑起来。
我在维权运动中体验到民众尤其农民是保守主义的，是愿意遵守法律的，工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组成时是愿意守法的，当作为党妈的奴才觉得自己有点例外，沾点特权。在小资产阶级作为世界史主角的原初和之外，有着农民阶层。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言，农民是没有历史的，乡村处在世界历史之外。当没有历史的农民，依赖于土地像植物般的农民，进入历史，于是就有了没有历史的历史。其世界历史精神代言人就是农民工。
勒庞的《革命心理学》中说，大众社会之外，还存在一个真正是”人民”的群体，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劳动的权利。他们是在顺民和暴民之间循环，但是他们要求的仅仅是生存空间，如果不是极权主义组织的组织动员强迫，或者地缘政治的原因，其革命都是保守的有限的，所有的革命都以复辟原有的权利和生存空间为开始，都具有保守主义特征。《农民抗争的道义经济学》一书告诉我们，农村抗争是因为乡土秩序伦理被入侵而引发。民国时期的农民革命在党妈的组织动员之皮覆盖之下，就有着这层血肉。其工人同样是上从农村刚进入城市，没有脱离乡土秩序伦理的农民工，与今天中国又是农民又是工人，具有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一样。
正如1848年为分水岭，以工人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败坏了糟蹋了污染了主角地位，应该轮到农民作为世界历史的主角了。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有着继承重组社会主义革命遗产的资格，另一方面让失败的工人性和成为小资产阶级而未遂的渴望，刺激农民的保守主义法律属性。世界历史已经到了超越小资产阶级大众社会，回到原初源头的地步了。也就是人的两种本能激情，一种是成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贵族的无限扩张的权力意志，与另外一种原初秩序的自我保存，到了决出胜负的时候。
我不相信意识形态洗脑有决定性。因为它根本取决于背后的面包和组织的程度，也就是数人头和砍人头问题。一个主义没法带来利益来供分配，就没法带来追随者，就没法有政治性，只能私人对自己的对话。我认为如果不是共党控制分配资源，就不会有那么多党棍毛粉。要有持久的共产主义信仰，首先党必须管你吃喝。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是一个谎言，她是用来掩盖谁被吸纳，其生存被总体攫取的真相，掩盖立场最终取决于恐惧和利益的真相。所以在主义与面包之间，我宁可选择面包作为政治的杆杠。一旦沿着民生革命路径，管你共党改不改革，反不反腐败，就看民众有没有得到实惠，任你口生莲花谈什么中国梦都不为所动，这样不容易上当，把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压倒最小，而且左右之争各种思潮引起的冲突都如茶杯里的风暴。
想拿到体制而没分给造成的怨恨，也就是渴望加入体制而被排除，如考公务员的大量蚁族，会在民生话题中急剧发酵。还有大量即将被抛弃出体制的，如事业单位人员和底层公务员。如果用民生反腐败的民生革命诉求替代知识分子自由民主的政治革命诉求，就会获得军队底层的支持，从而撕裂加剧军队上下级冲突。以民生和生存为基础的斗争，是实打实的，不会轻易被如花似锦的意识形态所欺骗，因此在强大共党宣传机器面前，是最有力量的。而政治自由的渴望，很容易被虚假希望的花招所欺骗。
当下的民生革命
在回首当年在台湾抗争经历时，台湾学者钱永祥说，“这些诉求都是个人的权利，不容剥夺；可是诉求的权利并不涵蕴诉求内容的价值。这些概念太简单、太单薄、太保守、太具有欺罔性了，不仅无足以暴露本土民间生活里头的多重压迫实相、无足以分辨头上支配者的统治方式是否合理，更无足以支撑起一套关于整个社会的合作应该如何进行的理想远景和制度思考。在一套泥沙俱下而价值意识扁平的‘本土’意识笼罩之下，反对不免沦为‘取而代之’，而民主也就流为政治动员的操作技术。这时候，宪政体制的原则、社会整合的途径、公共政策的利害、公共议题的先后选择等等，由于找不到一套说得出是或者非、对还是错的标准，也就很难在价值理念的引导之下展开公共讨论。”
差不多与钱永祥先生的经验，我在过去写了很多倡导民生革命的文章，如2010年1月20日的《民间思潮的变轨：从政改转向民生》，2010年2月25日的《维权运动与摆脱单纯言论自由路径》，2012年10月16日《民生革命带动民主变革》，2012年4月28日《兴起一场告别知识分子领导的民生革命》，2013年6月的《“新辛亥革命”大旗在升起》。
我比较推崇占房运动等民生革命，个人从市场获取好处就等于是民主政治革命，个人利益与革命整体利益相统一。而且我们在过去改革市场内，对权贵资本所蕴含那套市场伦理，例如契约即使不公平，也觉得自己抵抗是错的，罢工是错的，占不是自己的房子，就是错的。今天和未来，我们要觉得我们基于我们生存，我们良心做的抵抗就是对的。例如对银行断供占房，就是对的，我们被这一套不公平特权的市场经济压迫太久了，需要颠覆其体系了。
断供占房的占房运动包括有两种房奴，一种是没钱了没法供，被银行起诉，所以只能起来抗争，占着房子不走，这是自我救济。另外一种是对改革时期的房地产权贵主义框架，主动发起进攻，断供占房，以打垮房地产金融体系，催促金融风险加剧。
几年前的“茉莉花革命”给我一个感受:群众运动的行动本身是很简单地人数不多地在现场聚集，然而在网络公共世界中引起大风大雨。就像经济中实体经济有限，但经过金融手段的运作，虚拟经济很庞大，有如互联网新兴领域的上市公司。小投入，但发酵增殖是无限的。
在这里被区分开两层，一层是政治行动本身数人头的逻辑，人数越多，方法越多路线做多，行动也越多，胜利的可能性越大，如苏联警察随着抗议人数的变化而变化那个故事显示，人数的增加能产生质变。所以我认为内围以人数的膨胀为主要手段，去政治化是合适的，用方便法门把有恐惧的人团结进来。只要人数众多，任何旗帜都举得起来，拿一张白纸，瞎子也可以看到上面写满了各种主义。外围的知识分子公共舆论背书，相当于放大器，广告商，按照公共领域和舆论的逻辑走，随便政治化或者非政治化。
当下要区分维权运动的外围内围，区分民运化维权与法律下维权，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区分争取代表权的知识分子抗争与基于生存的民众抗争等等都是吻合的。二层的逻辑是不同的，我认为由于1911年以来的历史终结大趋势，政治革命已经趋于细节和技术性，不宜有宗教性升华，而49后政治压迫造成新生渴望或者神秘主义，应该转移到重建公民社会中。前几者在做大，更需要后几者几何级数增长，作为金字塔底盘.所以区分来出两层来论述，来运作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九鼎失于野，知识分子和精英应该去帮助民众维权，而不是启蒙民众来帮助自己来夺权摘桃子，后者会掩盖九鼎在野的真相，为专制添加合法性的幻影。这就是维权“搁置党委闹革命”的长处。自外围伸手入内围的政治化路线，就像收租抢粮的地主恶霸一样，让我想起蒋庆的儒家税，就是自上而下地收刮维权的剩余价值。
政治自由是特权
在当下，所谓的自由，都是特许权。也就是本来是不允许的，按照级别，能量，金钱不同，获得不同特许。所以自由有等级的。 自由本来就是特权，而且特权就需要别人的义务作为代价，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特权，那么谁来承担义务呢，肯定转嫁给民众或者外国人。
经济自由就是特权，特许的自由。自由是非法状态，不同的等级，经过不同的特许，获得不同等级的自由，解除了自由的非法状态。促成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目标更加遥远，因为更多的人受到自由特权的毒害。越来越多的人，在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这种理想和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特权毒害中煎熬，于是一方面带着对自由的痛恨，一方面又渴望妒忌自由。这就是十九、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源蒴。
其实在大陆维权也是一样预设有权利才能维权，而真实情况是有了维权才有一些权利的鬼影，这也是一种关于”as if”的精神错乱，维权人士甚至认为维权下去，美国式宪政就在大陆出现。这里也有个预设，我们要会给，与普通人不同吧，自我特权化的幻觉。
这种”as if”的意识，就是把中共专政和美国宪政搞混了，是与自己的例外论渴望或者禁忌豁免特权心理，是同在的。大陆人在改革的框架下，维权维护生存权即使妥协是正当的，但是要求政治权利是可疑的，是对中共合法性的承认背书，是自我奴化。在战俘集中营中，你可以找敌人要吃的，但绝不能找敌人要选举权，想成人上人，成为敌人的奴才，绝对是错的。这样区分之后，就可以认定在与共党体制的关系范畴内，没有政治自由的可能，没有民主的可能，没有宪政的可能，除了生存外，一切美好幸福的皆无可能。只能要求活着，美好幸福只能靠民国当归。
我们为什么看不清49秩序作为战俘集中营的真相，是因为黄俄像清朝那样，通过吸纳战俘中的精英而中国化，因此，被吸纳的精英，公知成了美化战俘集中营的装饰品，而我们心中也有成为人上人的冲动，也让我们眼睛瞎了。不仅要拆掉战俘集中营上面的迷雾装饰，也要克服我们的心魔。经常有维权人士说，他们主张的是权利与宪政，可是在中国有客观上抽象的宪法权利，却没有主观上具体实现的，我们所据以行动的权利，是特许，是战俘集中营战俘一切权利被国有化之后，再分赃下来的特许权，把特许权”as if”为真正的宪法权利，好像是真的，就说明维权真的具有特权底色，我们在被维稳网格化的条条块块中，根据破碎的，被容忍的看起来有鬼影的权利，去维权。因此只能是星星之火到处都是，却很没有办法燎原。维权运动的参与者之间，改革的受害者之间，是碎片化的，最大的碎片就是农民工和蚁族。我相信随着经济危机一来，绝大部分人包括没法移民的人上人受害，这时候大家都一起面对战俘集中营真面目暴露，需要民国当归的局面，这时候就有统一战线。我在《民主中国》去年发表过一篇《民间抗争如何形成统一战线》，就是论述这个。
政治改革这几十年来一直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可是这是一个把绝对没法美化软化的战俘集中营，美化为大家庭的精神鸦片。敌我之分，暴力专政是这个政权的顶梁柱，怎么可能取消，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是不可能安乐死的。你要他死，他绝对要你死，他还想永恒不朽呢。能改革的想法，仅仅是能与体制融合，能参与分赃，能成为人上人的代名词。只能说，对政治贱民欺骗以你可以成为人上人，不再是奴隶，只是在后面排队，然后这一些人以普世价值为名，实现了自我解放。
这一些只能证明49秩序是中共的战俘集中营真相。与改革推动一样，维权也隐藏着我与他人不一样，我讨要，会给我，还是特权的底色。所以不会区分自我保存的维权和索要政治权利的维权，把权力意志与自我保存混同起来，把无止境攫取的权力意志实现才能有安全感，当做自我保存，我要当大官贪污才能活下来活的好。在维权提出之初，我们受尽民运中的革命派质疑，到底是保党的还是要民主的，这个质疑至今不应该撤掉，而且应该永远伴随维权。因为维权确实有着政治上的暧昧性，也没法阻止同时也要利用要政治权利的小资产阶级找党妈要奶吃的错误冲动，除非成功与民国当归连续在一起。
如科耶夫所言，拿破仑后，历史终结，所有的战争都将虚无化，它的意义也将被掏空。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以及49政权的继续革命，革命成为一个负面的名字，其意义虚无。人们在也没有办法相信革命新生的救赎能力。以后的广场革命以及更后的暴力革命，处在意义虚无化状态。没法带来新生，其实也没有必要有新生的救赎，只要跳出49秩序的视野，有一个民国当归的高度，就会发现革命本来复辟之含义，也就是用暴力仅仅拆除，限定在拆除49秩序对民国殿堂的遮蔽与破坏.
从复辟的角度，赋予被怀疑为无意义的暴力革命以其应有的意义。我觉得它应该和埃及的类似，是一场民生附带政治的革命，民生革命也同意是讨债的，要求回到应有的原状的。因此我认为是可撤销革命惯性的，可以自我消解预防，自我宪政化的，因为拆除民国被扭曲部分，拆除行为与过去扭曲红色装修一同消失，因为是民生为主导的，打完了留下痕迹可以很小。我们受尽革命本身惯性之魔害，因此渴望有可撤销惯性的革命。就像美国革命，老兵打完战就回家了，辛亥革命很多元勋功成身退。消除革命本身带来的后遗症。
“民生问题”缺陷
俄国大概是如此分野的，当知识精英要闹革命，当局解放农奴给土地，搞经济发展，知识精英自娱自乐的革命失败了，绝望转向保皇保守。可是当知识精英保守了，而民众的革命却爆发了。所以说革命的洪流逻辑，与知识分子的希望绝望是没关系，是几乎没有互动的，它是按照民众自己民生生存逻辑走的，有生存空间就活着，没了就闹革命。
自由只能外在于体制，靠知识分子自己投射于屏幕上。文化政治的，进不了政治中。理想目标之美好，只用来欺骗，手段之恶果，全转嫁民众。共党除了掠夺了民众，保障了加入共党人的民生外，还干了什么。是一小撮强盗点火，温饱了自己，把中国烧了。共党之“民生”政策，那完全是掠夺集团的分赃。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恐龙只能被他自己的体重压倒，罗马公民权的欲望。
有的人，基于改良的目的参与维权运动；有的人，基于革命的目的参与维权运动。都可以，改良立场与革命立场都为行动所利用，维权本来就超越于改良与革命立场之上，它实现的是权利与宪法的紧密关系，这是直接命中目的，而改良与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保障宪法权利的手段，手段与过程不能攫取，要求目的的实现从属于依附于它。只要在宪法旗帜之下，行动本身会产生自己合适的主义与理论，并不一定沿着改良与革命设定的轨迹走，也可能沾点边，也可能完全不沾边，所以如我十多年所竭力强调，早就跳出过去设定的改良与革命对立范畴。从埃及革命来看，来自知识分子的规划秩序，与民众聚集运动，几乎是格格不入的。这好像是过去所有革命的格局，除了共产党有组织革命外。辛亥革命也是造成致命一击的民众政治暴力，与同盟会几乎没有直接关系，随机不可控制，更依赖于掌权后的自我神话。知识分子争取代表权的抗争，与民众的抗争，在中共的维稳格局以及社会分割下，是两条不交汇的河流，甚至垮台后，一样如此。所以民众不受知识分子的主义领导，不需要外在强加的政治诉求作为旗帜，他们胡乱理由的，各种理由的，甚至没有的聚集，只要规模足够大，就足以产生致命一击。他们的主要诉求是民生和正当的上升政治空间，只要满足这一点，如把全民基本保障做起来，就可以为立宪腾出时间空间。
改革开放后的知识分子，因为备受折磨，因此把怨恨撒在底层的诉求上，底层口号是很极端，但是也不见得一定那么干了。共党革命其实有两层，一层是知识分子夺取政权，一层是底层民众为生存为前者卖命。前者是为成为人上人的，后者是为生存的。谋取物质利益为生存是正当的。
二十世纪再畸形的革命诉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自我保存，过上基本的生活，这个是正当的，例如一个人为了活下来去抢劫，这是正当的。另外一种是活的比别人好，做人上人。用这个线一分，就不会陷在这种道德批判中了。
其实底层对知识分子挺好的，即使在文革中，敢对他们不好的，也只有是党的人，如村支书公社书记，可是这一些傻帽，他只敢骂比他弱的人，他们党和毛对他们的不好，撒在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底层头上。尼采说弱者只敢欺负更弱者。他们觉得底层民众不听他们的，就是听党和组织的，骂民众就是骂党。其实底层民众只为自己生活，听谁的都不重要。一个自己弱，一个为了自己启蒙导师位置，另外一个就是凤凰男憎恨自己出身穷父母。三种心理因素的叠加。
网友“soul”说，未来体制转型，自然是农民工/农民以及底层占主体，绝大多数，然而，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以及其极右翼朋友显然是要收割血肉代价的果实，且他们在转型成功后，会毫不犹豫践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从温放下资本嗜血的快感，镇压底层/操纵选举（如果有的话），以便月夜永在，他们这群吸血鬼好自由活动，肆意/放心乐意吸干农民工/农民以及底层的每一滴血。三民主义，也仅仅二民主义，后民生主义，则以资本创造价值的正当性给吞噬，消解了。
国内殖民
49年之后，所有的人除了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官二代红三代之外，谁都没有安全感，处在现代性的死亡焦虑当中，只能靠无止境的物质攫取享受和官场不断升迁来安慰寻找安全秩序感。这样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要吃掉他的恶魔，解决的方法就是找他人来垫背，跑过他人就安全了。
网友“郭中华”说， 其实所有的人都处在沼泽中，虽然有的人可以踩着别人的背，但终逃脱不了下沉的命运。 权贵公知建立优越感牺牲民众就为此。
我把1949之年政治性经济框架，叫做国内殖民，或者叫做武装集团的传销金字塔，农民以及农民工是被殖民地人民或者传销转嫁成本的最后承受者，被收割的韭菜们。非被殖民者希望维持做大，并且欺诈以后富者会跟上来，被殖民者急迫渴望全盘推翻政经结构，摧毁传销金字塔。先富起来，就意味着后来者死的更惨。 新浪微博“dengxiaopin”说，改革不过是由于经过49后30年翻天府覆地的发展，奴隶已经被抢的一无所有，于是不得不把奴隶的镣铐的锁链放长一点，以便让奴隶干更多的活，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财物供他们抢。
我持有最大的恶毒猜度，专制需要外敌和灾难来“兴邦”维护统治，98年长江大水，有某某人大喜，认为迫使人民需要党的时候到了。魔鬼最喜欢把灾难给中国，因为他的人间代表，最有能力把丧事办成喜事。 持续不断制造大量的内部敌人，并且实施内部殖民掠夺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受害者的旧债未去，新债几何级数增加。所有的一切政策，都以它们最大的程度地获取既得利益的为主导原则的，凡是不满足这个原则的，它都尽量压缩。
新浪微博“铁杆民粹虞白水”说，:对内殖民太容易，就必然会导致对外扩张丧失动力，再加上美国的强大，以及国对内殖民的不稳定，所以强制兑汇的对内殖民，必然导致对美帝的依附，必然导致各种汉奸买办政策的出台，所谓出口退税，也无非就是收编民家工业能力,完成更大规模的对内殖民。
新浪微博“rifle76”说，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绑匪、交赎金者、贫穷的反抗者”的三方博弈模型。改革开放，是绑匪希望把所有人都变成交赎金者；所谓中产是交得起赎金的，但他们越是交赎金，赎金的门槛越高，贫穷者反抗成功的希望越渺茫。如果他们拒绝交赎金，与贫穷的反抗者联合，则他们可以摆脱绑匪的控制，打碎整个体系。
新浪微博“ 曾小普2”说，匪帮对所有阶层所有行为收取保护费，但只对中间阶层提供部分保护，对底层则基本不保护。 新浪微博“不食红粟”说， 每个人的饭碗多少都跟它的吸纳层次有关。 八千万乘以每家四口，就是2.4亿，加上事业部分已经达到四五亿。 再加上跟班，恐怕已经超过六成，理论上已经无解。
饕餮，据说是龙生九子之一，性贪食，以至于吃光了所有之后开始吞噬自己，最后仅剩下了头颅，故而饕餮有贪食，贪婪的本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发表讲话，他说：“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作为筹码，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和水，给予人民。 民族国家与城邦之内，每一个人的生存本身，就有经济贡献与价值，拉动消费，所以共同体必须为之提供对价和报仇，就为一个可以不劳动的人支付报仇，人头费。城市化就是靠把人攒入城市，罗马美国香港不断吸纳移民，外国移民政策说明人本身就可以要共同体支付人头费。
民生革命需要对抗权贵官僚的吸血鬼逻辑。保持吸血鬼数量恒定是吸血鬼群体生存第一要务。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德曼说：中国社会出现的财富新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很多企业家都是从党政系统中出来的。企业如果想要发展的话，也只能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合作，承认和维护当地领导的权威，这种权钱交易常常坦率到了让我瞠目结舌的地步。 腾讯微博“穿云雁”说，被僵尸咬过的人有以下变化:一则失去失去人性，冷漠嗜血。二则忘记仇恨，他不觉得记恨咬过他的僵尸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已经沦为同类。所以我不觉得中了尸毒的人还有变回来的可能。
一个知识分子官僚统治集团（儒家），孙中山和毛泽东所致力于摧毁的传统权力格局又借尸还魂，王朝治乱循环又再次更严重地，更隐蔽的出现。被吸纳的民间精英，因为成为人上人，转嫁了不幸，于是再次践踏在自己父母头上。所极力避免解决的问题，以更严重的面目出现。
这三十年的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时，我的结论是这三十年不在乎过去六十年甚至民国工业创造的积累，在这三十年内被金融化和货币化，不流动资产成了流动资产，集中体现为土地集中为国民财富提供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所以财富还真不是这一些改革精英创造出来，是他们抢占的，随着他们的抢占，积压的财富不断货币化，他们的抢占与权贵官僚的把国民财富财政化是共谋，就像官方与房地产商。
企业家王石说， 中国可能引发革命！牺牲了农民几十年，能榨出的都榨出来了；牺牲了工人几十年，能牺牲的都牺牲了；哄骗了知识分子几十年，该威逼利诱的都威逼利诱了，收买不了的也被收拾了；和资本家狼狈为奸了几十年，该利用的都利用的差不多了！一旦房产泡沫爆破，中国可能引发革命！或成为下一个阿拉伯之春。
共党体制真是革命与反革命两手都硬，改革中塑造的垄断国企，用权力掠夺，用市场名义掩盖 ，让你哑巴吃黄连，连异议都陷入泥潭无形。你要骂娘，又有公知跳出来用理性把你压成民粹愤青。连喉咙都要被市场隔断 ，好像被抢夺还要出费用，被枪杀还要出子弹费。 不改革，东西就在哪里，国有资产流失不加速，人民受害不会加深，等着将来打碎重来。
改革之前的工人低工资，还有较高的社会福利补偿，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供水、供暖等公用企业收费很低一样，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可是工资没涨多少，如今这些福利也在暗中取消。这些是自然历史权利，不容否认，也不容遗忘。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免费午餐’”是老百姓的既得利益，不能轻易取消。即使到了市场经济，政府还是把私人财产看做可以随意处分。听从指挥去光荣牺牲是背后的潜台词。
谁没有无条件牺牲给八路，谁就是八路的敌人。说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写的是这个故事：鬼子抓起了全村的男人，让女人认老公，没人认的就是八路。结果有八个女人认了八路回家，平时打他们的老公就被鬼子毙了，成了光荣的寡妇。只有一个女的领了老公回家，结果也成了寡妇：当晚老公被八路毙了，她成了可耻的寡妇。
中国的人口密度绝对不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中国的贫穷、资源分配不公完全不是因为人口众多造成，而是权贵特权阶层完全剥夺了本该属于国民的财富而造成。如果把国民的财富还给国民，再多8亿人口也未见得导致绝对的贫穷。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禁锢与限制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是出于维护集权政治与强权政治之需要。集权政治需要有庞大数量的愚民作为其政权基础，需要将农民牢牢地控制住以供其支配与奴役，需要有庞大数量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并让他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新浪微博“沂河边的乌鸦”说，:每个阶层都把苦难转嫁给较低阶层。到了最底层，除了把苦难转嫁给死亡，其他没有任何办法。
新浪微博“尝尽似水流年”说，德国法西斯对不同种族实行纳粹政策，范围清晰，同种族有极高的安全感。而我国明显不是，中国不会发展成纳粹，只会继续内殖民，直到过份嚣张与外国干起来。新浪微博“KKNN90”说，此纳粹非彼纳粹。彼希氏纳粹是对外扩张对内福利，此共氏纳粹是对外散银子对内压榨敲骨吸髓无所不为，他们深知在主权的外包下，只要不打第一枪，实际上无人能奈何他们。
中国模式是法西斯主义迷幻药<
财产的攫取，除了被殖民地的农民和农民工之外，都有着原罪。1949年把“人上人”抛掷入分赃的原罪中。移民为了财富的安全。本来就是抢来的财富，还要安全感。也太极端自私了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极端自私和罪恶到如此田地的，财富的占有成为唯一的宗教信仰，不惜任何手段，不惜出卖灵魂和任何公共利益。民法上说，财产权上有着担负，财富是用来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是用来供占有挥霍奢侈。与西方世界自然进化不同，改革时代的财富攫取，是在一种国有制和共同创造的前提之下，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财富攫取，都是对别人劳动的占有和掠夺，例如工农业简单叉永远在，都是有罪的。除了极端自私之外，都不能论证改革时代占有财富而拒不做贡献拒不忏悔的正当性。人类的无耻，于此为最。不可能不是抢的，你的工资，也是一种奠基于奴隶制之上的分赃机制。
贪官和企业家一样寄生虫。贪官的钱是抢来的，企业家的钱 一样是。因为市场交易建立在原有的财富掠夺机制，例如工农业剪刀差之上。也就是把农村当做殖民地和对工人及其其他劳动者的低工资剥夺，是1949年之后，永恒的罪恶。”劳动与财富“这个与中国无关，至少与1949年，尤其是1978年之后中国无关。
先富后富模式的高烧幻想。调整和均贫富的性无能，就像市场化改革的权贵利益最大的（例如卸掉包袱），权贵只挑能做的，所以中国模式，只会强化权贵性。本来用来遏制的社会主义呼吁，被乾坤大挪移手法，变为对民众的资产阶级专政。需要加强民族复兴，就越需要压榨民众，那么越压榨民众，就越是权贵的民族复兴，这边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吻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与生长在对农民农村作为殖民地的征收与掠夺长度深度之上，与排斥中华民国的力度长度有关，你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之间此消彼长，二者之和，等于一个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1972年联合国安理会鹊巢鸠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大涨，而中华民国政府的一次挫败。连胡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颓败，民国因素开始复兴生长。
如此社会政治文化矛盾将总体爆发，也就是说，是可以移民的，有绿卡一族的民族复兴，在国内划分了奴隶与贵族之后的他们自己的种族主义复兴。
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区别在于，都是内部殖民和内部帝国，然后内部空间挖掘完之后，美国从外面利用国际商业殖民体系，攫取利益。而中国模式是尽可能内部空间挖掘，大头外送，小头自收件都。美国模式是黑社会老大的模式，而中国模式是黑社会小三小四的对内人民竹子，对外国奴才的隐性半殖民地模式。
凡是支持中国模式的，都是大五毛。大五毛其实自由主义者四五一代的异形。1998年新左派的形成是先行一步，十年之后大量的自由主义者四五一代一步一步也滑了过去，接受了1998年新左派的重要观点。没有后改革釜底抽薪去掉“改革”，就无法避免：为了改革，一切基因突变都有可能。
这是民间或者老百姓的说法，但是如果重新回头来判断“中国模式”的话，那是一种不断大规模侵犯民权，掠夺民财，出卖民族不可遏止的进程与逻辑。不管意图是什么，其结果都是“负三民主义”。就像一個敗家子，靠賣家產過日子賭錢。大国崛起的底层期待，再次富裕的希望，政治人的伟大功业，权贵资本进一步掠夺的地盘，以及暂时的团结。
基于生存的斗争
基于生存的抗争，也要给自己冠冕。只是一直没有人给基于生存的斗争代言，他们所找到的冠冕与底层格格不入。一定要打出底层就是总体。人身依附关系与资源分配，市场分配没有成为主导。依附关系延续是因为资源把控。我感觉国有的一个很大政治动机是人身控制，毛好像有个说法，说让民众贫穷好控制。
福建福州某乡镇要进行地方选举，领导担心村民选出来的村长不听话捣乱，想控制不想放开。但是没办法直接选举了，结果发现选出来的村长个个都背叛村民靠向领导。说明体制自上而下的资源控制，是民主化转型更大的敌人。人心清醒靠近没用，市场化资源配置还在体制中，别想启蒙了，多想一想支票问题，清醒了能干嘛，资源支配还是老样子。
人心在政改问题起不了主导控制作用，还是利益问题来决定。 并不是人心的归属变换，而是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决定。 是认识问题，也不是心灵问题，而是基于利益的自我捍卫和扩张的问题。阶级情感或者意识形态，必然以利益作为通往灵魂的阴道。
新浪微博“海之蓝”说，在物质供给并不充裕的条件下，多数人的信仰就是一家三口、柴米油盐和寻找打折促销的购买机会。多数人对“发展改善民生、一切为了人民…”等等堂皇而又廉价的口号不感兴趣，但对工资卡有没有加钱有兴趣。所谓信仰危机，是统治者试图固化权力并追求长期统治的一种本能反应。
只要用枪树立在你的周围，民众什么立场都会被代表，持枪者爱说什么主义，就随便说什么主义，也就是暴力统治，使民众在政治中失踪，或者说民众除了生存和为生存而奋斗之外，就没有立场，他唯一会干的就是保卫自己的生存。枪很重要，你不怕枪？那么只有两个阶层，掌握枪支的，和在刺刀下的。农民在刺刀下的同意。
二十世纪至今，刺刀下生存的总体性状态，是一致的。敌我之分，因为处于弱势。我还可以说，从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士大夫传统的继承人，都成了欲望暴徒的化身。这个词是借用阿伦特的，是被抛弃出秩序，又以公共利益的担当为己任的人。这样的公共利益，实在是欲望和激情，身体并非灵魂。其中以左翼底层知识分子最为明显，乡绅的继承人。不动神色的自命道统，尤其在新精英替代旧精英，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有一定骗取余地的。
49年之后，农民拥共是一种刺刀下的苟活与很快就拿走的小面包分赃，是被伪造出来的民意，谁来统治都要活着。而且如@红玫瑰罗玉 所揭发的，农民有着巨大的反抗，被镇压下去。农民的生存状态，揭示沦陷区的性质。而知识分子是主动投奔的，裹挟农民拥共的，就是他们，掩盖了沦陷区本质。
49之后，军功阶层立即被“科举”阶层替代，当年的革命也不外乎科举而不得的替代物，另一种武举，与反智的毛之间有着冲突，为文革。知识分子成为49内历史的主体，于是剥掉刺刀下生存这一真相，否定阶级斗争与暴力，好像已经是事实，于是就用道德知识做评价一切的尺度。给点宽松就飘飘然，就以为升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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