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三十年持续发展的现状，让很多不断对中国前景做预言的学者，包括国外学者们感到困惑。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最近说:“中国还没有发生经济危机，我挺惊讶，但中国一旦爆发经济危机，会比想象的速度更快。”他甚至说，“中国让我害怕。” 而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对中国发展持悲观和乐观态度的人各执一端。显然，目前政治学和经济学既有的理论，没有办法解释中国三十年经济惊人发展的现象。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学界有不同的解读。中国在短短三十时间里，经历了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从一开始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通过廉价的劳动力进行来料加工，借助美国最惠国待遇的关税优势扩大出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又继续利用优惠的关税和国家对出口退税的铺贴，进一步扩大出口；出口获得的外汇，由于国家实行外汇管制，不能变现为直接购买国外产品的购买力，造成进出口绝对不平衡。
旅美政治学新锐吴称谋在他的《道眼看中国》一书详细论述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他认为，出口创汇为中国积累了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桶金。其后，借鉴香港英殖民地等地区土地财政的经验，与中国特有的土地国家所有制结合，出口导向经济加上1992年开始的房地产开发，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笔者认为这是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廉价劳动力和粗放的资源、能源浪费实现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吴称谋认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各种能源矿产浪费、糟蹋、贱卖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只是让极少数人致富了，但致富的成本无法估量。
中国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认为，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几十年来都在向世界推销他们的模式。其中，他们倾销的两样重要“物品”—-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最近似乎失去了吸引力。与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正以前所未有之势崛起，不断提升着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中国的制胜之道究竟何在？其要诀在于，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神话，寻找并坚持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
政治经济学者高瑜认为：“中国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前后开辟的两条路，一个是完全导向苏联的，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苏联模式的专制政权。到邓小平，毛泽东的路已经没法往下走了，几乎要经济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救党，挽救政权，而要发展经济，要把西方的拿过来。当时他们到西方去很惊讶就说：‘凡是跟苏联走的，全都穷了，凡是跟美国走的，全都富了。’怎么办？他们就开始把市场的东西引到中国，但是共产党领导，有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早就抛开了，但共产党领导是死死抓住的。结果就是权力入市场，使中国发展出来的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在各种发展的成本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隐形成本，那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美国时事评论员何频说，“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政治浩劫，以打击特权、腐败、私有为名，建立了虚幻、贫穷和没有人性的“人民公社”式社会；那么，改革就是一场经济浩劫，以改革、开放为名，造成的是国有财产转化为官僚家族私有财产，造成的是不可逆转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环境和道德的摧毁。”
与中国学者的看法不同，《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过去30年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显示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中国模式有一些重要优势，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具备的；过去十年中，中国人民享有较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政府治理方式不断改进，纠错机制发挥了明显作用。”
福山对中国崛起的评价，跟他的“美国政治制度衰败论”一脉相承。跟中国学者不同的是，福山是从美国的视角看中国，认为美国已经由“民主政体”变成“否决政体”。他说：“美国的政治体系在诸多方面呈现出衰败现象，原因是，它受制于许多强大利益集团。我们颇为自豪的相互间的制约制度最终归结成我所称的那种‘否决统治’中，即太多的团体可以否决决定。作为其结果，国会陷入瘫痪。”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从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国家不能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
比较客观看待中美经济和政治消长的学者资中筠认为，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力的最强大的国家 — 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资中筠坚持认为中国需要不断向美国学习，在差距中寻找进步的动力。
福山的悲观论，被“中国崛起论”和中共“三个自信”视为理论根据。“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各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正遭遇史无前例的政治治理困境。全世界都在反思后冷战时代对政治治理的共识。而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政治治理的积极研究，有望为世界打开新视角，找到新钥匙。“洋五毛”李世默自称是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研究的新动向和中共形象的新变化，其实是一种迎合中共大外宣需要的论述。
李世默认为，由于对美国制度的失望，福山企图在中国寻找到另一种答案。李世默显然有意曲解了福山的核心观点。从近期看，美国经济异常健康，是主要民主经济制国家中最健康的一个，同时，美国有着众多的增长和创新的源泉。福山说：“美国政治制度目前运转不灵，但在美国社会中，私人领域总是大于公共领域。” 显然，局部的问题没有遮住福山的眼睛。而以局部的运转不灵否定民主制度的进步性，是今天中国理论界喜欢玩的文字游戏。从长期看，“任何一个愿意现代化的社会依然都需要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民主政治机构的结合。”
对福山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还有欧文·克里斯托尔。他“一个字都不相信”福山关于西方冷战胜利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顶点—即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的观点。“所有政府形式—民主、寡头政治、贵族统治、君主制、独裁统治等—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所有的政治制度本质上都是过渡性的，所有政权的稳定都会受到时间所具有的强大侵蚀力的破坏。”
克里斯托尔的结论是：“政府制度—即使像罗马或美国那样经过精心构思和得到巧妙制衡的制度—并不会仅仅因为他们自身的优点而永垂不朽。它们必须不断地加以培育、支持、保护、翻新和重建。因此，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仅仅欢庆我们制度的荣耀并不够，这些荣耀可能很容易陷入日益严重的侵蚀之中，甚至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政府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分权制衡、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以及自由精神是美国成功的标志。而当整个国家忽视我们制度的这些基本原则的时候，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所存在的危险。”
克里斯托尔此处提出了一个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任何现存的制度都是过去的人创造的；任何过去的人创造的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条件创造的；任何制度都是有局限性的。如果今天的人不能根据今天的需要对过去的制度加以修改和调整，任何制度都会受到时间的侵蚀，最终被瓦解。今天的人与过去的制度形成的互动，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地修正，这样，任何制度，包括民主制度，才有不朽的生命力。
福山对历史终结的设想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历史进程的方向为何？是朝向共产主义吗？他说，“曾有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它是方向。或者，是朝向自由民主制？从这一视角出发，我认为，我依旧是对的。历史，就哲学的意义而言，的确是一种发展，或曰进化，或曰现代化，即制度（institutions）的现代化。问题是：全球最发达的社会采用的是何种（制度）？我想，相当清楚，任何一个愿意现代化的社会依然都需要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民主政治机构的 结合。我不认为，中国，或俄罗斯，或者其它竞争者能真正对这一观点构成挑战。从长远观点看，只有一种真正重要的组织理念，那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制的理念。所以，从长远观点出发，我依然乐观。”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没有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提出挑战，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历史的终结，这些问题有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完善才能被进一步证明。历史会不会在中国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新的政治文明所终结，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端看中国政治精英如何适应人民、为了人民、通过人民做出适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设计。
历史进程的方向是什么？是朝向共产主义还是是朝向自由民主制？如果中国由今天的当政者完成社会转型，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民主社会，那么，过去的罪恶、今天的贪腐，就都可以被主观历史“合理化”。未来的民主政府的当政者，甚至可以低姿态地对前面几代中共领导人所犯过的错误，作出道歉；他们还有机会和资格来弥合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裂痕。一旦如此，中国也就进入历史终结者的行列，否则，中国仍将陷入朝代国家的窠臼，必定被历史终结。
历史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府；今天的半资本主义，虽然是一种不完善的、有待改进的经济制度，如果领导人能站在正确的历史一边，把握历史的趋势，通过制度现代化，在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加入与其匹配的法制系统、政治系统和宗教信仰，把国家领入现代文明的道路，半资本主义有望变为一种完善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甚至成为迄今为止最好的一种制度。
一旦历史朝着这个方向演进，中国将汇入现代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潮流，跟随人类文明的脚步演进，那么，中国的崛起不仅没有对福山的“历史发展终结论”构成挑战；中国的崛起还将证明，福山25年前关于西方自由民主制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最高点的论断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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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19 20:3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