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6月以來，中國幾大城市集中爆發因運政部門釣魚執法引起的優步專車從業者的集體抗議，同時事件也由抗議升級成騷亂。我們截取部分事件圖片及資訊來對整個事件進行初步探討。
2015年6月10日下午，廣東省廣州市，交通執法人員查處優步（Uber）專車司機，因“釣魚執法”而引發大量專車司機和路人聚集，廣州大道交通因人群聚集而一度癱瘓，隨後警方人員持警盾維持秩序，現場有”抗法”人員被控制後以專車司機順利離開現場而告終。
6月12日晚9點40分，兩位計程車司機“釣魚”優步司機後，舉報給運管部門。引起余杭塘路教工路口出現大面積擁堵。事件發生後，不斷有優步司機開車聚集在此，向運管人員喊話並堵塞交通。最後場面持續失控，翠苑派出所民警和機動特警趕來現場，23點30分，一隊防暴員警來到現場，維持秩序。
2015年6月15日下午，武漢漢陽區運政在銅鑼灣鐘家村一帶釣魚執法一專車（Uber），隨後大批專車司機趕來並引發市民圍觀導致鐘家村一代嚴重堵塞。現場失控，引發了嚴重的衝突，從多張照片來看，已經造成了人員受傷，具體人數不詳，“網友稱現場聽到鳴槍示警”。直到晚上21:00衝突仍在持續中。
優步軟體是使用流動應用APP管理計程車運輸系統軟體，由美國人特拉維斯·凱拉尼克和加拿大企業家蓋萊特·坎普共同開發，並在2009年建立同名公司進行實業經營，總部設在美國三藩市。2014年12月中旬，優步公司已經推廣到世界上53個國家和200多座城市。
2104年優步（Uber）也遭到了法國巴黎、韓國的部分城市抵制，這些城市出現了些計程車司機抗議活動，但並未造成嚴重衝突。而在整個交通系統完備、呼叫精准的德國，優步（Uber）發展空間似乎不大。
為什麼優步（Uber）在中國造成了如此嚴重的衝突事件，而且愈演愈烈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法制缺失
正常國家因技術進步而造成的法律空白，政府部門採取的措施是：通過聽證會，在保護底層勞動者利益的前提下進行立法；在法律約束的背景下行或者發展或者取締。而中國大陸底層執法部門，法律意識淡漠，常常採取粗暴的處罰行為，釣魚執法更導致雙方衝突加劇。
以高壓姿態出現的員警、運政絲毫沒有從人性、法制的角度來思考新興技術所帶來的空白地帶。他們只會從當局『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出發，來處理行業利益糾紛。
2、競爭和尋租
幾年前，中國出租車行業同樣在各地出現過大規模的罷工，但被政府輕易撲滅。究其原因，是政府壟斷了計程車行業的拍照發放、審批權力。管理部門收取高額份子錢，計程車行業從業者的利益被盤剝，直接導致計程車行業利潤底下，計程車司機只能糊口。
而在暫時規避了政府盤剝的優步（Uber）司機面前，計程車行業整體更顯得毫無競爭力。筆者在5月份隨機採訪過3位計程車司機，司機們表示：假設不向相關部門繳納高額的“份子錢”，他們根本無懼優步（Uber）的競爭。
在經濟領域，只要有監管的地方就有管理者尋租空間，只要有尋租空間就一定會產生大面積制度性貪腐，從而造成整個行業的亂象叢生。『優步』逐漸繁榮起來，中共政府自然不會放過這一嶄新的尋租空間，這也是發生衝突的根本原因。
3、為什麼衝突從優步（Uber）從業者這裡爆發？
在當下的中國，人與人之間除了朋友、親屬關係、同事關係外，很難再形成任何有效的利益聯盟。通俗的說法就是，在中共的高壓之下，不允許有任何民間組織的存在，包括工會（中國大陸任何工會組織都是在中共控制之下）。社會成員已經被沙化。
然而優步（Uber）通過技術進步推出的即時打車服務，用『車費』把廣大的私家車主無形的『組織』了起來。因此，網格化嚴防的各大城市同時出現了大規模的UBER司機抗暴事件，令當局猝不及防。
而事件的突然性、群體性、對抗性都可能隨著時局變化而發生微妙變化。
加之圍觀市民，在中共長期統治下，已經對政府部門喪失信心，任何群體性事件都很容易隨機裹挾相當數量的人群參與其中，對抗政府部門，引發更大規模的衝突。
結語：從類似事件在各大城市頻繁發生，到最終演變成的嚴重衝突。我們或許會發現，每一次技術進步，都孕育著新的對抗形態的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