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冯老师，首先祝贺你平安回到澳洲。
冯：非常感谢大家在我被限制离境期间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我相信正是因为你们的关注支持，使我得以平安归来，因为国际上的呼吁与压力是中国有关部门无法控制的，这些呼声起到了让中国当局让步的作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公民力量的杨建利和韩联潮等起草了份要求当局放人的声明。
记：冯教授您作为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您认为中共此次限制您出境的具体原因究竟为何？
冯：说实话，到现在我仍然不清楚他们限制制我出境的具体原因。在被限制离境的10天里，有关部门每天找我谈话，而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了各个方方面面。由于问了太多问题，我很难判断到底是哪些具体的事情让我惹上麻烦。事实上，这次我被限制离境，在时间上非常不凑巧，因为中国总理李克强此刻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照说应该避免生事才对。
记：在您被限制出境这段时间，从中共对您的非正式的审讯，您可以分析一下中共政局未来走向吗？
冯：前面说了，他们问话涉及了我的各个方面，不过，由于有关部门以在此期间“所有谈话内容均为国家机密”为由要求我“封口”，所以我对细节不便多说。但是，这一事件更加印证了最近的一些观察：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加上这几年在政治上倒退和社会趋向封闭，出现向极权主义回潮的态势。改开之初，政府和民众看到闭关锁国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对发达国家抱着学习追赶的态度。但现在，不少国人动不动就摆开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可以匹敌西方的的架势，他们并把经济增长归功于中共政府和现行制度，所有这些将加强中共当局坚持走极权专制道路的基础，它对弘扬普世价值、追求宪政民主转型的民众是一个挑战。
记：我想请你谈谈如今中共对于澳洲的统战渗透到了一个什么的程度？
冯：澳大利亚矿产物产丰富，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国与澳大利亚不仅经济活动非常热络，高层政治交往也很频繁。据悉，中共在此地深耕多年，欲把澳大利亚打造成中国的一个战略后院，特别是分化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所以，红色中国对经营澳大利亚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从侨界到澳洲商界、从澳洲学界到政界。从一些报道中我们知道，其统战手段是花样繁多：用金钱开道；利益直接间接输送；赞助帮助亲共人士参选竞选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当年离开中国，就是为了摆脱专制统治，在自由的土地上无忧无虑地生活。但如今，中共专制势力伸向澳洲的各个角落，我们又不得不生活在它的阴影下，澳洲的中文媒体充斥党国专制意识形态的宣传，这是极其严峻的问题。
借此机会，我也再次呼吁澳洲政府在同中国进行经贸合作时，不应放弃对中国在民主人权上的要求来换取经济利益，不要为了做生意而把人权标准、中国人的民主诉求完全撇到一边，而是用澳大利亚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去影响和改变中国，帮助中国人享受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成果。
记：您认为将来中国民主变革的突破口在哪里？您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打算具体的做些什么？
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和宪政民主的追求者，我认为中国正处在剧变的拐点上，尽管中共现在掌握了全国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但我要提醒他们，就像蒋经国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没有一个政党能永远垄断一个国家。具体到当下中国而言，中共党国没有红三代，无论当前掌权的红二代如何折腾，都没有办法将当前这种政权传到红二代手中。宪政民主转型是大势所趋，顽固地与这种大趋势做无谓的抗争，只能害人害己。当局如果稍有一点智慧，就应该顺势而为，参与朝野良性互动，主动应对社会和民众对宪政民主的诉求，这样中国的发展会更顺利，宪政转型的成本也会小得多。现在中国民众每天都有大量的维权行动，网络上的键盘侠诸多成熟的宪政民主诉求已经明摆在那里，他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呼吁有识之士做出积极回应。我想这种长期的压力与力量积累，已足以带来积极的变革。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刻，会由某些突发事件引发朝野互动，来促使整个制度做一个新的、更适合现代发展的安排。
近几年来，中共在治国理念和路线上向毛时代的极权主义回归，当局疯狂地封杀言论、钳制思想、封锁互联网、镇压异见和维权人士，整个社会倍感肃杀之气。但是，我相信在网络的时代，专制者这些传统的手段注定不能够长久有效，我在此呼吁包括当政者在内的中国人顺应历史潮流，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中有所作为。
最后要说的是：尽管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仍会继续我的关于中国政治变迁、权利意识和宪政转型问题的研究工作，以尽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文章来自公民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