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
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肺炎于12月28日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当代最负盛名的钢琴家阿格里奇基金会转发了傅聪去世的消息并表示，“我们将永远纪住他，他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音乐家。”
傅聪1934年出生于上海，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先后师从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与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1955年3月，傅聪代表中国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名列第三，并斩获肖邦作品中演奏难度最大的“玛祖卡”最佳奖，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
当时的傅聪在中国可谓名满天下。但就在这时，傅聪做出了一个重大抉择，彻底改变了他和他的家庭命运。1958年傅聪结束波兰的学习后，本应返回中国，但傅聪却选择出走英国，成为了一名“叛国者”。
傅聪曾在采访中表示，父亲傅雷被打成右派是自己出走的直接原因。“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抛开我们父子的命运不说，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傅聪定居英国后，他的音乐事业逐渐走上巅峰。美国《时代》杂志曾评价他为“当代最伟大的华人音乐家”。他被视为现代萧邦的化身，有“钢琴诗人”的美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曾偶然在收音机里听到傅聪演奏的肖邦，激动地写了一篇文章，形容这是他等待了一辈子的钢琴家：“傅聪，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对于他的年龄、教育背景或他本人，我一无所知……我所听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肖邦。那是当年华沙及巴黎的肖邦，海涅及年轻的李斯特所处的巴黎。我可以感受到紫罗兰的清香、马略卡岛的甘霖，以及艺术沙龙的气息。乐声悠扬，高雅脱俗，音乐中韵律的微妙及活力的充盈，全都表现无遗。这是一个奇迹。”
我们说傅聪，不能不谈到他的父亲傅雷。傅雷是我国伟大的翻译家，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翻译作品三十余部。我们最熟悉的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多夫》以及巴尔扎克的主要著作，都是傅雷的翻译作品。
1949年后，他曾欢欣鼓舞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中。但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让傅雷触不及防，1957年红卫兵在他家里搜到一面印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和一张登有宋美龄照片的旧画报，傅雷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傅聪的突然出走令傅雷的命运雪上加霜。傅雷夫妇在一次遭遇红卫兵四天三夜的抄家后，1966年9月3日深夜，他们决定结束屈辱的生活。他们给内弟写了一封遗书。遗书这样写道：“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委托数事如下：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十、现钞55.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然后，夫妇一起上吊自杀。他们的脚下是厚厚的棉被，因为他们怕自己的尸体掉下来惊扰他人。
多么从容的告别，多么仔细的安排，好似一次远程的远行。傅雷最后用自己的生命奏响了世界上最悲壮的乐章。记得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傅雷用他的死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品格。傅聪曾说，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一身傲骨，不屈不挠，做事认真，不草率苟且。
谈到傅雷父子，我们不能不提到他们共同创作的一部奇书–《傅雷家书》。《傅雷家书》是1954年1月至1966年傅雷夫妻给傅聪寄出的近200封书信。在这些信中，傅雷从美术、文学、古文等多方面与儿子谈古论今，其中对傅聪影响最深的一句话是，“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 这些书信本来只是私人家书，但傅聪父子的悲惨命运让它家喻户晓，并且影响了文革后一代中国人。一些中国家长甚至将该书作为教育圣经，他们希望按照傅雷的慈父式教育培养出像傅聪一样的下一代。但这只是一场误会。
事实上，傅雷与两个儿子的关系，少见亲和，充满紧张与冲突。1979年，离开祖国多年的傅聪首次回国，与杨绛话往事，仍记得“爸爸打得我真痛啊”。他小时候练琴，边弹奏边偷看《水浒传》，父亲在三楼从琴声察觉出异样，下楼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人魂飞魄散”。
1948年傅雷一家客居昆明，14岁的傅聪正处于叛逆期，与父亲的冲突更是频发，以致傅雷去香港时，只带走次子傅敏，将傅聪托付给朋友照管。傅聪终日游荡，远离钢琴，直到17岁，才重拾钢琴。
1954年傅聪去北京准备前往波兰留学，傅雷在信中忏悔似的写道：“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傅雷这里指的是1953年父子之间的一次剧烈争执：傅聪认为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鸣典》要比父亲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重要，傅雷勃然大怒，斥其狂妄；傅聪遂离家出走，住进小提琴家毛楚恩家中。一个月后，傅雷因姑父去世，感喟人生无常，才接回傅聪。傅聪与父亲性格的相似，也可见一斑。
谈傅聪一家，我们还需要谈到一个传奇的人，那就是与傅聪一家素昧平生的上海女子江小燕。
傅雷夫妇火化后，按当时的规定不能保留骨灰。然而，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她就是江小燕。
江小燕与傅家毫无瓜葛。但是，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中认识了傅雷。她也喜欢弹钢琴，听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生。告诉她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她顿时懵了。钢琴老师的女儿说，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
江小燕听罢，心潮久久无法平静。她决意瞒着父母，独自行动。于是，她便以傅雷“干女儿”的名义，前去领取傅雷夫妇的骨灰。在领出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她给时任总理周恩来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信末，她没有署名。
江小燕压根儿没有想到，她写给周恩来的信未能寄出上海，便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他们见到信的字迹老练，书法漂亮，以为必定是上海文化界的“老家伙”写的，便作为重大案件追查。一查，才知道出自一位姑娘之手。经过反复调查，这个小女子背后确实无人“指使”，这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阴影中生活了十二年之久！
更令人感动的是，江小燕对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傅雷家书》发行了一百多万册，傅雷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深深的尊敬；傅聪一次次回国演出，掌声雷动，鲜花簇拥。傅家当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
最后，我们做个总结。钢琴家傅聪因新冠肺炎去世令人痛惜。傅聪的一生与中国国家的命运紧紧挂在一起。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傅聪不会出走英伦，傅雷夫妇也不会含冤自杀。正如武汉作家方方所言，时代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但傅聪一家又是幸运的，因为傅聪逃避了文革浩劫，成为了一代钢琴大师，《傅雷家书》得以出版和傅雷夫妇的骨灰得以保存。但著名学者储安平一句“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至今储安平不知尸骨何在？
中国不幸，如今再次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走向宪政民主还是回归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已经做出了再次走进风雨的选择。面对历史的轮回，我不禁一声长叹。傅聪很聪明，他不愿再看见中国即将到来的灾难，走了，如同他1958年的出走一样。在一次访谈中，曾有人问傅聪下辈子是否还做钢琴家？傅聪回答令人深思。他说：我不希望再有下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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