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
12月2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驻北京资深记者裴杰(Jeremy Page)的长篇报道《后冷战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算—误判习近平》，称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最大战略失算之一，就是误判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文章称，美国官员最初认为，虽然习近平比僵硬呆板的胡锦涛自信和直率得多，但他很可能与胡锦涛一样，继续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并促进中国更紧密地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有人甚至希望，习近平能重启停滞的经济改革。但在他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八年里，习近平走向了独裁，给中国定下了扩张和超民族主义的基调。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观点？究竟是美国误判了习近平，还是习近平误判了美国、中国和中国人？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美国没有误判习近平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折射出美国社会各界对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的深刻反思。但是从这篇文章的基本结论看还没有上道。它的结论好像是如果中共领导人不是习近平，中共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样子。但我的结论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为改革开放种下了一个原罪，就是共产党一定要保持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既要民间的活力来给共产党一个新的执政正当性，同时又要共产党绝对控制权力，绝对不让民间的活力威胁到它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倒退。
王军涛认为，有三大因素导致了美国对中共和习近平的误判。第一个就是20世纪美国战胜两个集团——法西斯集团和共产主义集团，它产生了骄傲情绪，如福山教授在他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提到的，以为就可以靠着这个改变中国。第二个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全世界的资本联合起来了。中国资本家和美国资本家联合起来后，美国发现这些中国资本家很可爱，而且能互相帮着赚钱。于是就各自去游说各自国家的领导人，于是各自都产生了幻觉。第三，美国政策的很多东西都来自于他们的学术，是在西方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对中国国情有隔膜。比如这篇文章来说，虽然它很有穿透力，但一看就是美国人用自己的文化在观察中国。
事实上，在习近平上台后，不仅是美国，而且众多中国民主人士都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他们认为习近平将仿效台湾蒋经国实现宪政，甚至将习集权美化为扫除民主转型的障碍。许多人认为习在成长过程中，因文革而遭受了苦难，加之他父亲习仲勋是个改革派人物，而一厢情愿地以为习将圆中国百年宪政梦想。当然，这种观点的背后应该有习团队的操控引导。
我不太赞同军涛的观点，并不认为美国误判了习近平。因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与习近平的理念并不相同，打个比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要建造一艘海洋巨轮，目的是运输货物，但习近平将之改造成为航空母舰，目的是战争。我们不能说邓江胡也是处心积虑要发动战争。
邓江胡时代是后极权主义，习近平企图将中国从后极权主义拉回到毛泽东极权主义。习近平之所以能够改造的原因是邓小平的后极权主义并未对毛泽东极权主义予以否定和抛弃。由于邓小平后极权政体的存在，加之中国二千多年专制文化，为习近平极权主义的华丽转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供其改造的巨轮。美国人对邓小平时代的判断并无大的错误，但忽略了后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内在关联。
十九大后，美国川普政府迅速调整了国防政策，将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敌人。川普政府的准确判断和快速调整，加上之后对中共的有力对抗措施，恰恰证明美国政府对习近平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并不存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算的问题。当然自尼克松政府开始的对华接触政策存在严重的战略错误。
第二，习近平存在三大政治误判
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的观点很独到，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问一下，习近平有没有把中国看偏了？中国有没有把美国看偏了？中国有没有把世界看偏了？中国的决策体系难道比美国还要先进发达，看事情看得更深更准吗？不是的。夏明认为其实习近平把中国也看偏了，他在把中国引向一条错误的路，已经走向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
我赞成夏明的观点，习近平对中国、中国人和西方都存在严重的误判。一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误判。中国GDP的确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真正崛起并非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而主要是靠中国老百姓的廉价血汗和经济全球化的商机。可以说，中国经济是虚胖，靠经济全球化这个膨大剂催大的。目前，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其中2.8亿人的月收入远远少于1000元，只有537元，处于贫困线下。
二是，对国际形势的误判。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抛弃了邓小平的外交政策，开始实施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习近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国进民退战略，对普世价值和宪政制度的批判，对新疆维吾人的迫害，对香港的打压和对台湾的恐吓，让美国人清醒起来，并迅速调整了对华战略。华为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习近平战狼式外交使西方国家开始从迷梦中醒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9日通过网络视频对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就“中国挑战”发表讲话。蓬佩奥在讲话中表示，对于来自中共的挑战，欧美必须摘去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金色眼罩”。他说：“我知道在欧洲有人害怕美国想要你们在我们与中国之间做出选择。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是中国共产党在强迫做出选择。这不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选择。这是自由与暴政之间的选择。”美国呼吁欧盟需要重新思考它与中国的经济接触政策，更加现实和全面的看待中国对欧洲构成的挑战。6月22日，欧盟领导人在与习近平、李克强举行的视频峰会上，强烈地表达了欧盟在人权上的立场以及对港版国安法的反对。香港和新疆维吾人集中营问题成为中国与西方解不开的死结。
三是，对民意的误判。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就是安居乐业，不折腾，不搞政治运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慢慢来，民主化也不急于求成。但他们内心赞同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不会重走毛泽东的极权主义老路。这也是习近平很痛苦的事，他折腾了八年发现中国人仍然行走在邓小平的道路上。
第三，美国对华政策会转向吗？
12月30日，欧盟与中国宣布达成了双边综合投资协定，这项为时七年的艰苦谈判至此结束。在欧盟方面看来，这个协定帮助欧盟取得了一些主要的进展。协定规定，消除中国对部分欧盟行业投资中国的障碍，其中包括新能源汽车、云端计算服务、金融服务和医疗行业等。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为了瓦解美欧同盟、应对美国压力而被迫作出妥协。明年1月20日，美国拜登政府将入主白宫。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美国和西方国家会重返绥靖政策的老路吗？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指出，不管谁当总统，他毕竟是美国的总统，他一定是按照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考虑。对华政策并非是川普政府所制定，它是两党的共识。中共的行为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因此这些理念方针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共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崛起已经成为世界自由民主的威胁。川普政府最大的外交政策贡献是不再将中国当成外交关系的一张牌，而且改变了尼克松政府以来的“求同存异”的政策。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不是美中冲突所致，而是中国与整个文明世界的对立。
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保护民主自由在全世界继续存在，反对威权和专制。因为以前中共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实施管控，它有很多共产党人的组织方式和实施手段，最近十几年它又有非常强大的技术能力。现在由于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际力量，还有它技术方面的成长，它想管控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想管控全世界。像华为，像5G都可以反映这方面的问题。中国在走向全球，这样全球的自由民主就受到极大威胁。所以这并不完全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抗，而是中共向全世界自由民主发起了一个挑战。我们已经认识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跟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都认识到中国挑战的全球性。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忽略了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确存在错误。但认为误判习近平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算的观点并不正确，相反川普政府在中共十九大后迅速调整对华政策，并采取卓有成效的对抗措施。尽管中国和欧盟达成了贸易协议，但中国对待协议的态度如同对待中英联合声明一样，需要时就是协议，不需要时一脚踢开。所以，中欧冲突不可避免。
将邓小平时代与习近平时代混淆起来是错误的，它抹杀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改变，也未看到习近平政权的脆弱性。习近平的极权主义时代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再光辉的太阳终有落山之日，何况习太阳已经是迟暮残阳了。所以，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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