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承蒙编辑盛情约稿，在《议报周刊》不定期独家首发。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三章：市场经济前提之一：社会流动，人尽其才
市场经济是动态的，发展阶段不同，规模，范围，成熟度当然也不同。你不能拿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或者以资本主义初期的市场经济说事，更不能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说事。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初期，后者则是市场经济的扭曲变形，我们将在下文分析解剖。本章所谈的市场经济，属于马克思《资本论》里说的“商品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也就是把原始积累和国家垄断阶段都舍象掉，只保留相对正常、健康，受规章制度约束的法制化市场经济。
所谓“必要前提”，就是构成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缺一不可。本章内容，主要集中在“社会流动”，也就是“人尽其才”方面。
- 什么是“社会流动”？
先解释啥叫“社会流动”。这是个社会学专有名词，指人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出现地位上下变动，也就是常说的“升迁”还是“降低”，或者“上调”还是“下放”。记得（好像）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里面，某知青那句有名的台词吗？“假如我不能上调（选拔回城），我就上吊！”说到人的流动，通常指地域变动，包括知青返城。而社会流动，则重在地位变迁。哪怕原地不动，由一个挣工分的农民，提拔为挣工资的公社干部，也是升迁。相反，一个上海知青，由新疆兵团病退上海，地域看似升迁，但上海没好工作，只能在里弄工厂混饭，到退休时，住房和社保金都很可怜。而留在兵团的战友们，因私人承包，有房有地有产，生活相对宽裕，反倒成了回沪知青羡慕的对象。你说，谁的社会地位更加优越？这还真不好说了。
认真追究，所谓“社会地位”高低，也仅仅是个“只可意会，不好言传”的笼统概念，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难以具体量化。在官本位社会，官位（几品）代表地位。平民百姓，见县太爷必须下跪，只有秀才等有科举功名者，可以豁免；在金本位社会（这个“金本位”，并非美元黄金挂钩的那个金本位），金钱代表地位。此外，威望、门第、名声，口碑等等，也占有一成份。好像没有一套令人信服的统计指标体系，能准确给社会地位综合打分。比方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文学地位最高。可奖金数量，不过区区百多万美元，在北京买套像样的公寓都难。你说，与众多土豪相比，他的社会地位高还是低？
回归正题。上文说到，人的活劳动，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老马称物化劳动），是创造新价值（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既然如此，我们就首先讨论，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如果除去未成年的儿童和多数学龄青年，以及退休养老人口的主体，那么，当今世界的主要劳动人口，可以简单划分为两大类：一类叫挣工资的人，靠出卖自己的脑体劳动谋生，俗称雇员；一类叫发工资的人，通过投资，雇工经营，给雇员发薪水，兼管福利，自己则以利润谋生，俗称雇主。当然，在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常看到身份重叠现象，许多雇员也不完全靠薪水生活，他们也可能拥有股票，间接从公司盈利中分到红利。比方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给员工发薪的同时，也配送部分微软股票，随着股价上涨，据说包括清洁工在内，所有员工都成了百万富翁，也成了大小不等的股东。
与此同时，作为老板的雇主（全靠股息生活的甩手掌柜，属于食利者阶层），也在公司出卖自己的脑体劳动，从公司领取一份薪水福利。这种情况，在中小企业中特别常见，比方遍布全美城乡的中餐馆，几乎每个老板都当过大厨，而大厨们积累一定的资本之后，又可以投资当老板。因为本小利薄，投资风险高，常常亏本倒闭。为了生存，小老板必须得给自己发份薪水，维持生计，同时缴纳所得税和社保金。这跟中国个体户情况不同。许多农村个体户，不给自己发薪，更没假期可言，扣掉经营成本，都算成利润（赚了多少）。其实，最后细算，也许还不如给别人打工。这也是农民工为傻撂荒外逃的原因之一（更深远的原因是农地细碎，无法达到规模效益）。尽管有上述身份重叠或交叉情况，区分雇主和雇员两个类别，仍然有重要意义，因为，所谓“剥削”和“被剥削”的世纪论争，基本来源于雇员和雇主的阶级划分。究竟什么叫剥削，我们留待下文分析。此处先说，作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作为发薪者阶级（老板阶级，雇主阶级，资本家阶级，都算同义词），应该具备什么素质特征，才不辱使命，从而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呢？我们首先想到“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决策权”，即市场经济的主观与客观条件。
2， “企业家精神”，重在“决策自由”
企业家精神，说的是主观条件，主要指大胆创新。据百度百科说，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冒险、创业、宽容”等几个方面。其实，前三条都是“敢想敢闯敢试，包括试错”，而宽容精神，则是人人该有的普通修养求，并非企业家独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有本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专门谈到在基督新教出现以前，传统天主教会有排斥世俗生活和商业活动的倾向，而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徒则崇尚积极向上的创业精神，包括吃苦耐劳，追求经济效益等等，没有这种对经济生活的热衷追求，就不会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而言，中国的儒释道等传统文化，都有排斥市场经济的因素。比方对社会等级的划分，是“士农工商”，当官第一，农耕第二，工匠第三，最后才是商人（企业家），至今民间还有“无商不奸”的污蔑之词。
这里顺带说说宋朝名著《梦溪笔谈》和它的作者沈括。该书内容无所不包，举凡农业、水利、天文、数学、物理、化学、考古、语言、史学、文学、音乐、绘画以及财经等等。可是，研究成果不受赏识，被朝廷视为雕虫小技而束之高阁。当时要有市场经济意识，说不定他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比尔盖茨。眼看科技没出路，老沈最后凭借官二代身份，进体制内当了底层公务员。为获晋升，居然昧着良心搞文字狱，举报老友苏东坡涉嫌讥讽朝廷，被王安石斥为“小人”。
类似情况，如今怎么样？据农大朋友说，他们培养的科技人才，百分之八九十都改行行政，走官场仕途。勉强干本行的，也不安心科研冷板凳。农大人才不搞农，非常普遍。咱们原本是农业大国，如今许多方面依赖进口，被人卡脖子，也就不奇怪了。这事说明，所谓“人尽其才，物畅其流（或物尽其用）”这句话，前后顺序应该颠倒（起码互为因果吧）。如市场机制欠缺，物不能“畅其流”，货物（产品，包括发明创造）就会积压浪费，研发和生产积极性遭受打击，人能否“成其才”都成问题，遑论“尽其才”？
相对中国大学生的升官热，美国大学生的选择另有特色。一般而言，成绩优秀，能负担学费或获得资助者，多选择医、法和商三种学院，入名校更好，将来职业必是医师、律师和企管，职业稳定薪水高，鲜有改行者。就算理工农牧，或者文史艺术，虽然薪酬较低，求职不易，多数也得吃本行饭，因为聘用机构少有不看专业背景的可能。至于报考公文员的人，大都是找不到专业聘人机构之后，另一种无奈选择。因为机关事务员往往繁琐无聊，薪酬不高，尽管福利不错，还是被人看不起，也难有高升的机会，多数熬退休而已，这是对所谓事务官而言。对于操控实权的政务官而言，从政之路是参加竞选，通过党派竞争，从基层议会和政府职务起，直到州和联邦政府的最高职位（正副总统、参众两院等等）。竞选过程也是人才筛选过程，除了党派人脉，还要看政绩、民望、口才等多种因素，最后凭选票数量说话。一旦当选，真有实权，也得真为选民办事。万一失败，还回到原先的本职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不像中国党政官员，说是能上能下，其实能上不能下。尤其靠裙带和提拔任命的秘书帮官二代等，除了当官，一般没别的专业技能。所以，缺乏担当，唯命是从，对上笑脸，对下眉冷，就成为官场正常生态。
自由决策权，说的是客观条件。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相应的社会条件，相辅相成。能否培育创业精神并充分发挥作用，还得看外部条件是否具备。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人（潜在企业家）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的决策权，包括谋划方案，选择项目和地点，筹集资金，购买原料设备，亲自动手或招聘帮工，出卖商品或劳务。一旦发现失误，能及时转业或更改地点。为何外商来投资，都要求获得“国民待遇”？就是要跟本国企业享有同等条件，不能“看人下菜碟”，无端排挤封杀。其中，还有“独立法人”地位问题。按说这事不言而喻，因为现代企业制度，都要求注册为“责任有限公司”，把企业当作一个独立法人，把企业责任跟老板的身家性命分开对待。一旦亏损，出现资不抵债，债权人也好，政府也好，不能因为清算企业而冻结个人合法账户，或者剥夺老板的家庭财产。如果动不动就没收家产，父债子偿，哪个还敢投资创业？
再转谈受薪者阶级，他们的自由决策权也同等重要。前文提及，就劳动力的买卖双方而言，雇佣劳动跟物权交换并无本质区别：等价交换，双向选择，满意成交，不满意分手。资方要求劳方有胜任能力，比如技术资质，健康状况，熟练程度等等，能保证完成交办的任务；劳方则要求资方提供相应薪水福利，安全保障，工作条件和晋升机会等等。如果乱设跟工作无关的附加条件，例如什么户口所在地、长相、年龄、政治面貌等等，就是限制劳动力流动，不符合市场经济规范。张五常教授称之为“交易成本”，认为“哪里交易成本高，哪里就受穷”。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提高效率，增加财富。明乎此，就知道美欧等国为什么要通过“机会平等法”，要求招聘员工过程中，不得有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条款。如果受聘者抓到歧视证据，可以把雇主告上法庭索赔。这既是普世人权问题，也是经济效益问题。
3，侃侃我的“户口故事”
在我看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户口制度对“社会流动性”的人为障碍。对此我有长期观察研究，甚至感到切肤之痛，因此，把户口制度选为我的博士论文课题。先说我亲身经历的多次“户口沉浮”。
我1943年出生在兰州市，那时虽然也有户籍，但无城乡划分，可以自由自在随便迁移。记得1950年，先把户口迁移到天津市，开始上小学。一年之后，又迁移到老家农村，继续上小学。大约1953年，母亲去城市学缝纫技术，全家户口迁往北京，嫌北京租房贵，再转天津。一年之后，全家搬回农村，户口又随迁河北饶阳原籍。如今，许多人不了解上世纪50年代的真实情况，还以为今天城乡分割的户口等级向来如此，甚至自古皆然，完全不知道事情真相。
真正把城乡分割开来的“户口长城”，其实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之一。初建于1958年，落实在1959年。那年暑假期间，河北省勒令高中、中专和高校缩减规模，大批关闭下马，令许多学生失去升学或就业机会。母亲担心我初中毕业无学可上，于是让我跟在呼和浩特当司机的父亲联系，转学去内蒙。当时，虽然有什么转学证、迁移证、转粮证等三证要求，但办证并不难，我顺利进入呼市五中插班念初三。有天跟随父亲，去派出所拿新户口本，户籍警笑道：“恭喜你赶上农村进城最后一班车。刚收到紧急通知，说从10月一号起，一律停办农村户口转城镇。你们要是晚一个月呀，就没戏了……”。
在接下来的大饥荒年代（1959-1962），有大约两千多万城市职工及其家属，在“支援农业”的口号下，被强迫迁出城市，返回原籍务农。这个下放规模，跟文革中期的知青上山下乡，不相上下。后来，在知青及家长（包括众多官复原职的高干）们持续抗争下，党国高层终于让步，通过高校招生、选调就业，病退回城等方式，允许知青基本全部返城，仅有少数新疆海南的兵团战士除外。相对而言，几乎没人关注另外两千多万城市人口被驱离城市的事情，两次驱赶到强制性基本相同，而相距时间，不过十年左右。
还回到我的户口故事。1968年，我从内蒙师大毕业，分配在包头工作，妻子医学院毕业，按毛的六二六精神，不能进城市，只可到乡镇卫生院工作，所以分配到乌拉特前旗的新安镇卫生院。不久孩子出生，为照顾家庭，我主动放弃包头的工作，调动到新安镇中学。1973年，夫妻一同调到河北老家饶阳县，便于照顾年老多病的母亲。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读研，户口由县城迁到北京，算我的户口第二次进京。三年之后毕业，留世经所工作，但家庭团聚和户口进京又成为难题。我立刻决定放弃北京户口，到河北财贸学院任教，条件是解决家属调动、住房安排和户口迁移。至此，总算解决了一家人的团聚问题。用张五常的话说，“交易成本”实在太高。好在，我在石家庄只工作一年，便于1982年赴美留学。太太和两个孩子于1984年赴美陪读，至今已近40年，多次迁居，还去澳门大学任教十年，再也不必为狗屁户口问题而商脑筋了。
因为研究户口，所以我特别留意中国户口的发展趋势，感觉虽略有松动，但城乡之间的森严壁垒（特别在一线城市）基本没变。城市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招工聘广告，往往列明“有本市常住户口”，显然是为保证本地城市人口的优先就业。按秦晖教授的说法，中国的经济起飞，主要凭借“低人权优势”，包括廉价劳力，无独立工会，环境污染等等。
大午集团职工近万，多数来自各地农村，也有部分城镇户口，包括高校毕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我常问大午职工，是什么原因吸引他们来这个乡村私营企业。答案多种多样，有的因为离家乡近，便于探视父母；有的因专业对口，能发展自己所学；有的因为在原单位已退休离职，又在大午集团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最多答案集中在大午对职工一视同仁。虽然地处农村，但拥有城市生活的所有方便，又没大城市常见的那种对乡下人的排挤和歧视。孙大午本人对此表示，他自己当年当兵服役的时候，也曾有过将来熬个一官半职，让老婆孩子也能转为城镇户口。后来改革开放，才认识到农民自己有了条件，可以建设属于自己的新城镇了。
4，漫谈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个比较新的话题，始于1995年联合国世界社會發展首腦會議上提出的“全球盟約”構想，涉及人权、劳动条件、环保、反腐等十项条款，目的在于维护“可持续发展”。动机虽好，但并非国际公约，没有严格约束力，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理解。比方说，由于发达国家产业外移，愿意到发展中国投资设厂，享受廉价劳工和宽松环保要求等优惠条件，以便追求更高利润。这种趋势引发国内失业，招致国内工人不满，于是，工会透过NGO等国际组织，推动相关立法，要求外移企业比照国内条件，改善外国劳工（阶级兄弟）的生存条件，目的在于，让各国工人状况出现拉平趋势。这一点，倒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大同思想，值得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鼎力支持。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国家说一套做一套。记得有一年，联合国辖下的国际劳工组织，派人去台湾，调查美资在台企业的工人状况，恰巧我领澳大学生赴台观选，跟他们在台大参加同一个座谈会。我借机询问，他们对台海两岸劳工状况的观感如何。有位女士大吐苦水，说他们一行五人，从大陆调查完毕，刚转到台湾来，主要调查沃尔玛供应链相关的十几家企业，是否有违背“全球盟约”要求的情况。在大陆遇到的阻力一言难尽，处处受到跟踪盯梢，想找的劳工代表一个也见不到，去工人宿舍参观也遭拒绝。而官方指派来跟他们座谈的所谓“工人代表”，都是官办工会干部（实为公务员），说的是套话假话，一点也不配合调查。来到台湾之后，才感觉轻松自由，随便什么地方都能去，想找谁座谈都很容易。最后她说：“嗨，简直像两个世界！标榜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像个大监狱，难怪富士康老有农民工跳楼和猝死！”
也有另一些人，对“企业责任”的理解，跟国际劳工组织不同。包括孙大午在内，觉得中国毕竟开放时间短，工人对劳动条件的要求也相对低，只要比在农村干活收入高，他们也就满意了。这也符合马克思所说“国民收入的国别差异”。随着中国经济继续起飞，国民所得提高，工人对劳动条件的要求也会逐步提高，目前尚不能苛求。我承认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国际劳工组织要求的许多标准，比如宿舍卫生条件，安全通道，男女同工同酬，组建独立工会等等，乃是西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就有的东西，只要对外商投资者，或他们的中方代工厂，提出相应要求，并不难达标，可中方就不干。其内心深处，是不想让百姓看到“外国人比共产党更关心劳工福利”这个事实，好像太丢人了。
孙大午另有他自己的理解的“社会责任”。他说，因为大午集团地处偏远，跟城镇距离较远，国家虽然批准为合格的“康养小镇”，但不想投资改善环境，集团只有靠自己花钱，整地修路，供水供暖，建学校、医院、公园等娱乐设施，按照城市标准搞建设。我说，你这叫“企业办社会”，跟联合国说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大午集团，逢年过节搞敬老活动，给孤寡老人和军烈属送红包和生活用品，这些社会开支还比较符合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全面建设市政工程，就超出了企业正常的经营范围。
在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甚至在多数中国内地的县镇所在地，企业作为财团法人，已经照章纳税，尽到了它对国家的责任。职工作为社会成员，也向国家交了相应的税费。国家收了税，就应该（也必须）为纳税人提供相应服务，包括建设公共设施，实施义务教育，维护交通秩序，提供治安管理和消防服务等等。如果这些服务都让某个企业承担，有可能三个不良后果：第一，无形中增加企业负担，在营运成本支出方面，不符合通常的会计财务章程；第二，对于那些只在大午集团上班，不在本镇生活的职工和家属成员来说，他们就不能完全享受这些公共设施，所以分摊到他们身上的社会开支，就是一种不公平收费；第三，用管理企业的办法管社会，有可能让大午集团的企业功能，与“大午镇”的其它社区功能（包括政治、文化、社会、治安等等）混淆不清，从而影响社区治理，也不利于体现社区成员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因此，我建议大午考虑，既然是个镇，最好把生产经营区和市镇生活区分开，跟地方政府协商镇务建设和管理办法，不能这样长期由企业大包大揽。
大午认为，我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并说，地方政府也曾经建议大午镇建党委，而且动员他出任镇委书记，还要相应建立政府、人大、政协等几套班子。大午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第一，他不想当书记，就连公司的主要责任也不想承担，已经退居二线，当好“监事长”，已够忙活，还是让年轻人干吧。第二，他也不愿意让集团公司分担几套班子的财政开支，希望徐水区委和保定市委，能拿出一个让各方满意的改制方案。至于集团已经支出的上亿人民币建设投资，要不要国家给适当补偿，也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总之，直到去年双十一出事之前，大午集团企业办社会的状况还是依然如故。政企分离问题，没有新方案。也许，这次出事是个契机，案件审结之后，或许能看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新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