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文章写于1967年

马列主义者认为,对于环境和个人来说,更应该做的是改造环境。

环境和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土地和幼苗的关系一样。

譬如我们说过去的一些学校是修正主义的温床。而一些白专学生则是修正主义的苗子,那么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改革这些学校,使这些学校革命化,而不是一天到晚去劝导这些学生要斗私批修。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讲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这就说明了,对于群众来说,更重要的是造成一种“使大家敢于讲话”的环境,而不是去培养群众都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林副统帅说:“如果不执行纪律,实际上对破坏纪律的人和损人利己的人是鼓励、放纵,而对奉公守法的人,忠于革命利益的人,老实人,实际上是一个打击。执行纪律、做好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里也说明了环境和个人的关系。

任何事情,总是在内因、外因都满足的条件下才会产生,那么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改造这外因。

文化大革命,就是培养群众敢想敢说敢造反的精神。有些人要求别人造反,然后当别人对关锋略有微词的时候,他立刻大叫:“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砸烂他的狗头。”于是别人不响了。可是当关锋揪出来以后,又有人说:“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有理。你当初既然看出来关锋的不对,你为什么不造反呢?”此人说:“当初我才说了半句话,就立刻要被砸烂狗头,我再敢造反怕早已是见了阎王了。你既然要造反。那么当初别人对着我喊砸烂狗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某厂在讨论老好人的问题,得出了对于老好人的评论:“老好人看看老好,其实私心最重。”

有人说:“我以前想想老好人蛮合算,工资加得着,奖金敲定,还有机会到杭州去。敢于提意见就要外调,就要扣工资。所以我平常也不大响。这其实是私心杂念的表现,今后我要。。。”我想这社会似乎有点不大“公”,你看,私心最重的老好人总是占便宜,而私心少的敢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的则总是吃亏。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这样,岂不是变成了按私取酬。私心越多取酬越多,那也无怪乎有这么多老好人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好人呢?就是因为一些人看到,做个老好人对自己有利,于是本来不大老好的现在开始老好了。本来已经老好的,现在更加老好了。倘若消灭了这“对老好人有利”的环境,那么老好人也就会减少了。

有人说搞臭了老好人,就没有人当老好人了。这话并非确实。搞臭老好人,这本身就属于环境的改造,但是改造得不彻底。假如这样,那不是说,搞臭了私字,就人人都完全彻底了。譬如对于逍遥派,“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你当逍遥派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当不当逍遥派是革命不革命的分水岭”“都像你这样当逍遥派,亡党亡国都不知道呢”“吃和睡是猪的生活,加上玩和乐是逍遥派的生活”,可以说将逍遥派搞得很臭了。然而逍遥派,终于还是逍遥派。

有个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倒还有点敢字精神,经过文化大革命到反而不响了,当起老好人来了。于是有人问他:“你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敢于讲话。经过文化大革命,怎么反而当起老好人来了呢?”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看看还是当老好人合算,斗又斗得少,没有吃生活,解放得又早,还当上了革委会的委员。一些敢于说话的,七斗八斗,生活吃足,还要搁在旁边,没人理他。所以我也当老好人了。”

有一个同志在斗私批修会上说:我在联司问题上站错了队。当时我想,外面联司问题闹得很大,我也去听听,关心关心国家大事。怪只怪自己水平太低,出去听了以后,觉得联司的话蛮有道理,觉得还是联司的大方向正确,应该支持联司。以后每天到厂里来,就常常将自己昨天听到的联司的言论再传播给别人,有时还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后来才知道,联司的大方向错了,厂里为了肃清流毒,斗了一次,低了头,挂了牌,还吃了几下生活。小王对我说,老李啊,还是和我们一起打打牌算了,何必要多管闲事,自讨苦吃呢?我想倒也蛮有道理,自己当初想关心国家大事,谁知会站错队的呢?今后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站错队,还是当逍遥派合算。于是我也当起逍遥派来了,每天八小时工作,别的事情我不管,这其实也是私字打头。。。”

历史上,也有个环境和个人的反面例子。秦二世皇帝日夜作乐,将国事托付给奸相赵高。陈胜吴广起义,连克数城,奏章纷纷来到京城,都被赵高扣压了。有大臣将陈胜吴广起义的事告诉了二世,二世问赵高,赵高说没有此事,这是大臣在吹牛。于是将大臣斩首了。等到陈胜吴广打进了京城,二世又责怪他的大臣:“你为什么早点不告诉我?”大臣说:“正因为我没有告诉你,所以才活到了今天。否则,你今天也许看不见我了。”二世也无话可说了。

在旧社会,有一个遭到了三重压迫的妇女死了丈夫,她的公公,小叔就拿一套封建礼教来逼迫她。于是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并且自杀了。这时大家写文章议论这件事。有人首先责怪她不应该自杀,说自杀是懦弱者的行为。既然遭到压迫,那就应该与社会作斗争,而不该自杀。

对于这样一些人,鲁迅先生说:“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也正应该向驱人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值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在旧社会,很多文人喊道:中国没有天才。针对着这种喊声,鲁迅先生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况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上万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芽,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不过我认为自己做泥土,也仅仅是一点泥土,更重要的自然是改造环境,创造出大量的泥土。

有一些人,没有能力改造环境,于是就一天到晚的责怪个人。你这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掌握到手呀,你这是头脑里还存在着私心杂念呀。。。鲁迅先生说:“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了前一说,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可就麻烦可怕了。”这些人也正是如此,他们一天到晚说:“你们应该大公无私呀。你们应该完全彻底呀。”在他们看来,逍遥派,这是私字,无政府主义,这是私字,派性,这也是私字,沾染了流氓阿飞的习气,这也是私字。总之一切坏的东西全是由于私字。私字乃万恶之源。那么解决的办法呢?当然,斗私斗私,便成了万能的法宝。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人人无私的。人人无私便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了。那么这些现象也只能让他存在下去了,没有办法消灭了。

这些人一天到晚在说:“你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都像你这样,就要亡党亡国,人头落了地,自己还不知道,都像你这样,我们就要受第二遍苦。”

我说,是呀,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怕自己的人头落地。如果你能保证我自己的人头不落地,我就不会这样了。你既然考虑到亡党亡国人头落地受第二遍苦,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改造环境以保证我不这样不会人头掉地呢?”

“都像你这样,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会亡党亡国吗?你这样说了,也只有使我一个人不这样,并没有使别人都不像你这样,还是不能避免亡党亡国。但是假如我不这样不会人头掉地的话,那么肯定是都不会像我这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既然说,个人是内因,环境是外因,为什么说改造环境更重要呢。

这是因为第一,个人是正确与错误,公与私的对立统一体,改造个人并不能改造完全。譬如要使人人都没有私心杂念可能不可能呢?前面文章已经论述了,是不可能的。要使学生没有白专思想,可能不可能呢?也是不可能的,看看这些学生似乎已经没有白专思想了,只要环境条件适应,一定又会暴露发展。再说对于好的苗子来说,是因为没有幼苗吗?幼苗多得很,六亿人口没有好苗,那才是怪事呢。为什么看不到乔木和花呢?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方面是抑制还是显露。

第二,改造环境的本身也是一个改造个人的重要方面(也许是最重要的手段)这是因为人的思想是发展的,运动的。而它的运动发展,也正是在环境中运动发展,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的。苗子如果没有土地,便会枯萎死亡,如果气候适宜,便会发展成长。譬如家长如果对孩子是平等的,孩子便会培养起造反精神。家长如果对孩子老是“我是爸爸”,那么孩子一定是驯服的,如果环境是对老好人有利,那么老好人就会越来越多。如果环境相反,那么无需改造个人,就会有很多老好人弃邪归正。

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如此的少,八个样板戏。为什么少呢?就因为没有产生的环境。那么如果有人想在中国搞出二十个样板戏,这志向当然可喜可贺。然而也仅仅只有二十个,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来说,二十个也似乎太少了些。

以我的意思,当前,主要的任务,倒并非去创作多少个样板。当然,创作要比不创作好,多创造要比少创作好。然而假如有了环境,那么无产阶级文艺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出来,不要说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都还接踵而来。否则二十个也只是二十个,四十个也只是四十个。

如何造成无产阶级文艺产生的环境呢?毛主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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