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文章写于1967年
马列主义者认为，对于环境和个人来说，更应该做的是改造环境。
环境和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土地和幼苗的关系一样。
譬如我们说过去的一些学校是修正主义的温床。而一些白专学生则是修正主义的苗子，那么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改革这些学校，使这些学校革命化，而不是一天到晚去劝导这些学生要斗私批修。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讲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这就说明了，对于群众来说，更重要的是造成一种“使大家敢于讲话”的环境，而不是去培养群众都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林副统帅说：“如果不执行纪律，实际上对破坏纪律的人和损人利己的人是鼓励、放纵，而对奉公守法的人，忠于革命利益的人，老实人，实际上是一个打击。执行纪律、做好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里也说明了环境和个人的关系。
任何事情，总是在内因、外因都满足的条件下才会产生，那么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改造这外因。
文化大革命，就是培养群众敢想敢说敢造反的精神。有些人要求别人造反，然后当别人对关锋略有微词的时候，他立刻大叫：“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砸烂他的狗头。”于是别人不响了。可是当关锋揪出来以后，又有人说：“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有理。你当初既然看出来关锋的不对，你为什么不造反呢？”此人说：“当初我才说了半句话，就立刻要被砸烂狗头，我再敢造反怕早已是见了阎王了。你既然要造反。那么当初别人对着我喊砸烂狗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某厂在讨论老好人的问题，得出了对于老好人的评论：“老好人看看老好，其实私心最重。”
有人说：“我以前想想老好人蛮合算，工资加得着，奖金敲定，还有机会到杭州去。敢于提意见就要外调，就要扣工资。所以我平常也不大响。这其实是私心杂念的表现，今后我要。。。”我想这社会似乎有点不大“公”，你看，私心最重的老好人总是占便宜，而私心少的敢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的则总是吃亏。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这样，岂不是变成了按私取酬。私心越多取酬越多，那也无怪乎有这么多老好人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好人呢？就是因为一些人看到，做个老好人对自己有利，于是本来不大老好的现在开始老好了。本来已经老好的，现在更加老好了。倘若消灭了这“对老好人有利”的环境，那么老好人也就会减少了。
有人说搞臭了老好人，就没有人当老好人了。这话并非确实。搞臭老好人，这本身就属于环境的改造，但是改造得不彻底。假如这样，那不是说，搞臭了私字，就人人都完全彻底了。譬如对于逍遥派，“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你当逍遥派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当不当逍遥派是革命不革命的分水岭”“都像你这样当逍遥派，亡党亡国都不知道呢”“吃和睡是猪的生活，加上玩和乐是逍遥派的生活”，可以说将逍遥派搞得很臭了。然而逍遥派，终于还是逍遥派。
有个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倒还有点敢字精神，经过文化大革命到反而不响了，当起老好人来了。于是有人问他：“你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敢于讲话。经过文化大革命，怎么反而当起老好人来了呢？”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看看还是当老好人合算，斗又斗得少，没有吃生活，解放得又早，还当上了革委会的委员。一些敢于说话的，七斗八斗，生活吃足，还要搁在旁边，没人理他。所以我也当老好人了。”
有一个同志在斗私批修会上说：我在联司问题上站错了队。当时我想，外面联司问题闹得很大，我也去听听，关心关心国家大事。怪只怪自己水平太低，出去听了以后，觉得联司的话蛮有道理，觉得还是联司的大方向正确，应该支持联司。以后每天到厂里来，就常常将自己昨天听到的联司的言论再传播给别人，有时还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后来才知道，联司的大方向错了，厂里为了肃清流毒，斗了一次，低了头，挂了牌，还吃了几下生活。小王对我说，老李啊，还是和我们一起打打牌算了，何必要多管闲事，自讨苦吃呢？我想倒也蛮有道理，自己当初想关心国家大事，谁知会站错队的呢？今后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站错队，还是当逍遥派合算。于是我也当起逍遥派来了，每天八小时工作，别的事情我不管，这其实也是私字打头。。。”
历史上，也有个环境和个人的反面例子。秦二世皇帝日夜作乐，将国事托付给奸相赵高。陈胜吴广起义，连克数城，奏章纷纷来到京城，都被赵高扣压了。有大臣将陈胜吴广起义的事告诉了二世，二世问赵高，赵高说没有此事，这是大臣在吹牛。于是将大臣斩首了。等到陈胜吴广打进了京城，二世又责怪他的大臣：“你为什么早点不告诉我?”大臣说：“正因为我没有告诉你，所以才活到了今天。否则，你今天也许看不见我了。”二世也无话可说了。
在旧社会，有一个遭到了三重压迫的妇女死了丈夫，她的公公，小叔就拿一套封建礼教来逼迫她。于是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并且自杀了。这时大家写文章议论这件事。有人首先责怪她不应该自杀，说自杀是懦弱者的行为。既然遭到压迫，那就应该与社会作斗争，而不该自杀。
对于这样一些人，鲁迅先生说：“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也正应该向驱人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值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在旧社会，很多文人喊道：中国没有天才。针对着这种喊声，鲁迅先生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况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上万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芽，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不过我认为自己做泥土，也仅仅是一点泥土，更重要的自然是改造环境，创造出大量的泥土。
有一些人，没有能力改造环境，于是就一天到晚的责怪个人。你这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掌握到手呀，你这是头脑里还存在着私心杂念呀。。。鲁迅先生说：“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了前一说，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可就麻烦可怕了。”这些人也正是如此，他们一天到晚说：“你们应该大公无私呀。你们应该完全彻底呀。”在他们看来，逍遥派，这是私字，无政府主义，这是私字，派性，这也是私字，沾染了流氓阿飞的习气，这也是私字。总之一切坏的东西全是由于私字。私字乃万恶之源。那么解决的办法呢？当然，斗私斗私，便成了万能的法宝。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人人无私的。人人无私便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了。那么这些现象也只能让他存在下去了，没有办法消灭了。
这些人一天到晚在说：“你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都像你这样，就要亡党亡国，人头落了地，自己还不知道，都像你这样，我们就要受第二遍苦。”
我说，是呀，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怕自己的人头落地。如果你能保证我自己的人头不落地，我就不会这样了。你既然考虑到亡党亡国人头落地受第二遍苦，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改造环境以保证我不这样不会人头掉地呢？”
“都像你这样，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会亡党亡国吗？你这样说了，也只有使我一个人不这样，并没有使别人都不像你这样，还是不能避免亡党亡国。但是假如我不这样不会人头掉地的话，那么肯定是都不会像我这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既然说，个人是内因，环境是外因，为什么说改造环境更重要呢。
这是因为第一，个人是正确与错误，公与私的对立统一体，改造个人并不能改造完全。譬如要使人人都没有私心杂念可能不可能呢？前面文章已经论述了，是不可能的。要使学生没有白专思想，可能不可能呢？也是不可能的，看看这些学生似乎已经没有白专思想了，只要环境条件适应，一定又会暴露发展。再说对于好的苗子来说，是因为没有幼苗吗？幼苗多得很，六亿人口没有好苗，那才是怪事呢。为什么看不到乔木和花呢？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方面是抑制还是显露。
第二，改造环境的本身也是一个改造个人的重要方面（也许是最重要的手段）这是因为人的思想是发展的，运动的。而它的运动发展，也正是在环境中运动发展，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的。苗子如果没有土地，便会枯萎死亡，如果气候适宜，便会发展成长。譬如家长如果对孩子是平等的，孩子便会培养起造反精神。家长如果对孩子老是“我是爸爸”，那么孩子一定是驯服的，如果环境是对老好人有利，那么老好人就会越来越多。如果环境相反，那么无需改造个人，就会有很多老好人弃邪归正。
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如此的少，八个样板戏。为什么少呢？就因为没有产生的环境。那么如果有人想在中国搞出二十个样板戏，这志向当然可喜可贺。然而也仅仅只有二十个，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来说，二十个也似乎太少了些。
以我的意思，当前，主要的任务，倒并非去创作多少个样板。当然，创作要比不创作好，多创造要比少创作好。然而假如有了环境，那么无产阶级文艺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出来，不要说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都还接踵而来。否则二十个也只是二十个，四十个也只是四十个。
如何造成无产阶级文艺产生的环境呢？毛主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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