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写了《极权专制把中国人变成蛊》,今天写她的姊妹篇。

蛊——以及与蛊关联的事、物、行为,在中国古文献中多有记载。但就“蛊”这个汉字而言,它又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字,其第一层意思当指人工培养的一种毒虫:《通志•六书略》“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爲蛊。”蛊的另一层义项为腹中之虫:《说文》“蛊,腹中虫也。”而《广韵》中对蛊的注解一并列有三项:“疑也,又蛊毒也,又卦名蛊事也。”在《左传》中:“女惑男谓之蛊。” 《左传注》则称蛊为一种神经性疾病:“蛊,惑疾,心志惑乱之疾也。”《左传•宣公八年》:“晋胥克有蛊疾。”杜预注:“惑以丧志。”一说蛊通“痼”,久病之意。俞樾曰:“蛊,当读为痼,久病也。”见《群经平议•左传二》。《春秋传》:“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臬桀死之鬼亦爲蛊”(臬桀:枭磔——斩首倒悬而死的鬼、分裂肢体而死的鬼)。

“蛊历来被认为具有变幻莫测的性质和非同寻常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由毒蛊引发的疾病称为‘蛊疾’,而蛊疾有一个重要特点是:蛊疾患者如同被鬼迷惑,神智错乱,任人随意摆布而无能为力。”

在《中国人其实更像蛊》一文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何以成了蛊呢?”然后我给出了一个纯属个人看法的答案:“中国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培养蛊的大器皿。”并导出一个类似于大纲的思路:“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运行规则,体制设置,文化基因,造就了中国人的品性;规定、限定、塑造了中国人行事为人的基本模式。”今天写的这篇文章,就围绕这一大纲,略做变通,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运行规则”,以及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治国法宝“斗争哲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和探讨。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所说的“中国社会”,从地理概念讲特指“中国大陆”,是不包括港澳台三地在内的;从时间概念讲特指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今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是不包含中国以往的历史时期的。

下面先谈一谈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国民等级划分明确、等级森严、各阶层社会地位严格固化的丛林社会。金字塔型好理解:芸芸众生,普罗大众,是金字塔的底座、基座。这一庞大的群体其主体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建设者,他们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大大小小各类工程的劳役人,按正统的说法叫“国家主人”,但更贴近事实的称呼应该是“终身服役的牲畜,随时待宰的牛羊”;基座上面,是由税吏,基层官吏组成的“第二等级”,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日夜不停地抽普罗大众的血、割芸芸众生的肉。按正统的说法叫“为国家建设筹措资金”,“为社会主义大厦增砖添瓦”;再往上一层是军警狱吏,无良打手,负责维护金字塔森严的等级及长幼尊卑的秩序。其正统的说法叫“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更上一层为这个社会的权贵阶级,利益集团的首脑们。他们也有一个正统的名字:人民公仆。人民创造的巨量财富——由14亿人民身上随心所欲抽来的血割下的肉汇集而成的庞大的惊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浩大国库——任由他们享用、占有、鲸吞、挥霍玩乐,以及交学费、送友邦、打水漂,等等等等;金字塔最上端,端坐金字塔塔顶的那个人,今天当然不称国王了,也不叫皇帝了,但与历朝历代的国王皇帝一样的德性,一样的任性,一样的趾高气扬刚愎自用想干嘛干嘛。所不同的是,他会时不时对金字塔基座、底层的屁民们面带微笑招手致意,并拍着胸脯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深情的爱着你们!

这种金字塔型结构的社会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上下敌视,官民对立,而且这种敌视和对立会随着官员数目的日益膨胀,以及上层对下层盘剥压榨的不断升级而逐渐加剧,最终导致官逼民反的历史结局。

下面谈一下中国社会的“运行规则”。运行规则,通俗的讲,就是游戏规则——大家共同生活在一国之内,如何相处,合作,玩生存游戏,得有一些规矩。中国社会,因其专制性质,制定游戏规则的自然是金字塔顶层的那些人,而不可能由全民商讨来实现。社会上曾有句流行语:我定规则我就赢。因为制定规则的人大权在握又极度自私,他们自然要把劳动的担子奉献的责任全压在底层普罗大众身上,而把支配财富分配财富的权力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但诡异的是,中国社会并不是按照明文的法律规定运作的,而是按一套不明说的潜规则运行的(吴思语)。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潜规则大致有四条,第一条为:“国家是共产党的私产(战利品),共产党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想咋玩就咋玩。”第二条是:“国民是共产党的家奴,共产党想怎么役使就怎么役使,想杀哪个就杀哪个。”第三条为:“国库是共产党的无障碍提款机,共产党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送谁就送谁。”第四条是:“党规大于国法。共产党认为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共产党想关押谁就关押谁。”一个国家,在如此蛮横霸道和充满匪性的潜规则下运行,其对人心的扭曲,以及带给整个社会的戾气和震荡是不言而喻的。

下面我谈第三个问题:“斗争哲学”。《中国日报》曾登载罗建文、陈书伟合写的一篇文章:《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开篇就讲:“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不断壮大不断成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堪称斗争哲学的顶级玩家和九段高手,他对斗争哲学的钟爱与痴迷程度由下面这句话表露无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在世的几十年间,斗得党内同道死伤无数,斗得国内黎民人人自危。

而毛泽东玩斗争哲学有一套特别的程式,这程式就是搞运动。毛泽东主政中国大陆27年,大大小小的运动搞了五十多次。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讲:“毛泽东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不仅有政治运动、经济运动,而且还有思想运动。”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资格报人,曾经担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和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甫臣谈他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体会时说:“13大本,好像毛泽东总在指挥各种运动。他是各种运动的总指挥,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运动员,人们都生活在运动中。”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席、哈佛大学研究员陈一咨说:“毛泽东取得政权靠的是军事,靠斗争。所以他建国以后仍然是用军事的办法、运动的办法、斗争的方法来统治中国。”毛泽东搞运动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制造红色恐怖,在国人心中建立、确立自己威严高大不可冒犯的形象和地位。所以他一手操纵的运动多数带有血腥的色彩。以“土改”和“镇反”运动为例,据学界统计,“土改运动”中,全国各地计有200多万“地主”人头落地;“镇反运动”中,中共杀的人在也在100万到200万之间。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毛的登峰造极之作,十年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接近千万,而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谁能说得清。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来访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讲:“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一句话,文革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说不清,受迫害的人不计其数,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 、震荡。

历次运动不仅造成无数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同时也引发、造成了摧残人性,摧毁良知,毒化人心,败坏公序良俗的恶果。

毛泽东搞运动有一个特色:发动群众,人人上阵,人人参与,人人要过虎门关。为了理解毛泽东搞群众运动这一特色手法的奥秘所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验:

“如果你收集100只黑蚁和100只火蚁,把它们放在玻璃罐里,什么也不会发生。但是如果你拿起罐子,用力摇动它,把它放在桌子上,蚂蚁就会开始互相残杀。红色认为黑色是敌人,而黑色认为红色是敌人,而真正的敌人是震动罐子的人。在社会上也是如此。”

写到这里,我想我基本上把“中国社会是一个培养蛊的大器皿”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中国社会一泼接一泼的移民潮,我想,至少有一半人是因为不想被中国社会这种无常的“运动”吞噬掉,出于万分的悲凉和无奈,选择用脚投票远走他乡的。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