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俄罗斯人有着被可怕的统治者领入歧途的久远传统,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
作者 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
2022 年 3 月 6 日
彭博社
译者:白丁
2022.03.13
英文原文出处
作者简介
马克斯•黑斯廷斯是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在此之前,他是 BBC 和报纸的通讯记者、《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总编以及《伦敦晚旗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又译《伦敦标准晚报》)的编辑。他出版了 28 本书,其中最新的一本是《越南:史诗般的悲剧》及《惩戒:大坝轰炸记事1943》。
译者前言
中国在近代与当代都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巨大影响。虽然本文作者是以一个英语世界学者的角度审视俄罗斯,但是这些描述同样能够引发中文读者的共鸣与思考。而这些思考对于理解中国-俄罗斯之间的纽带关系也许会有所帮助。
正文
于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国家,最著名的描述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39 年 10 月写下的这行字:“我无法向你预测俄罗斯的行动。这是一个包裹在神秘谜团之中的迷语。”
世界对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以及她的山川、河流、城市、偏远的村庄和冰冻的荒原感到敬畏。 它的文化——柴可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普希金的诗歌以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激励了许多国家一代又一代的文化阶层。
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也展示出另外一种能触发恐惧的力量——一种在当今21 世纪能再次给人类蒙上一层阴影的兽性。 我写过一篇关于 1944-45 年德国战役的叙述文章,我在其中描述了斯大林征服柏林的大军:“这是一支野蛮的军队,它获得的是只有野蛮军队才能取得的战果。”
一位德国军医汉斯•冯•莱恩多夫(Hans von Lehndorff)作为他们的囚犯之一,将这些俄罗斯人进行了一番探究。他以一种超越了情感的冷静的痴迷观察到:
他们对噪音完全不敏感——收音机整天整夜都在播放。照明电路以最快的速度安装,只要窗上还留有玻璃,他们就会用子弹在玻璃上打出孔来,以便电线可以穿过。他们可以想出最简单的方式达到目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不已。对他们来说,眼前的那一刻就是全部与所有——一切都必须为它服务,即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破坏掉的东西可能就是他们接下来所急需的东西,那也在所不惜。这使得你最终不再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同类,而是逐渐产生出一个驯兽师的心态。最糟糕的局面是表现出恐惧——因为恐惧会激起他们的攻击欲。最无望的政策就是试图让他们喜欢你。
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吃惊又困惑地看到,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同样也能因为其领袖的一时兴起就足以给乌克兰人民造成大规模的痛苦和死亡。数百年来,同样的谜团一直困扰着到到访过俄罗斯的外国人。
法国贵族德库斯廷侯爵(Marquis de Custine)写过一本著名的游记,书名为《俄国1839》(La Russie En 1839)。作为一个极端保守的人,他来到这个国家时,曾期望会对它的专制心生崇拜。相反,他发现人民对真理的漠不关心和对权力的盲目臣服令他感到厌恶:“只有好消息才能报告给主人——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必须掩盖起来。”他说,俄罗斯人是“驯化之后的熊,它会使你觉得充满野性的熊才真的可爱”。
“俄罗斯政府的特点是干涉私人事务、玩忽职守和腐败,”他继续写道。“一个诚实的人会被视为傻瓜。大量多余和琐碎的规则喂养出一支官僚大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准确严谨地履行职责,旨在使堆积如山的琐事显得无比重要。”
这位侯爵的这部作品是在尼古拉•果戈理——一位乌克兰人——写下了他关于官场的经典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之后三年才完成的。
库斯廷谴责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自己的臣民进行的持续不断的秘密监视,以及对波兰所使用的残酷手段。他在与沙皇会面之后写道,尼古拉似乎有一种通过残暴进行统治的冲动:“如果沙皇的内心深处的仁慈比他的政策所显现出来的还要少,我同情俄罗斯;然而如果在他内心深处的自我比他的行为所代表的那个人要来得善良,那么我为沙皇惋惜。”
在 19 世纪,俄罗斯贵族被法国文化深深吸引,以至于在贵族家庭生活中,法语是第一语言。有时或许是英语。为孩子聘请家庭英语教师逐渐成为包括沙皇家庭在内的显赫家庭所追赶的时尚。
1866 年,爱尔兰作家加斯凯尔夫人在她的一部小说中不无夸张地写道:“在俄罗斯当家庭教师,无异于变身修女或是优雅的自杀。”她书中的女主人公辛西娅•菲茨帕特里克(Cynthia Fitzpatrick)向一位朋友无望地倾诉:“我应该到俄罗斯去碰碰运气。我听说过在莫斯科做家庭英语教师的情形,在一个拥有几个省份和数百个农奴的家庭里。”
在那个时代,一些关于俄罗斯的最生动的叙述是由选择了这类职业的年轻外籍女性撰写的。玛丽•拉塞尔•布朗 (Marie Russell Brown) 这样描绘使她感到迷惑的圣彼得堡内相互交织的极端富有与贫穷:“在那里,一段街区内有着世界上最名贵的商店和会说英语和法语的店员,而离那儿不远处则是售卖面包、香肠或肉类的昏暗小店铺,从商店门楣上方色彩鲜艳的货品招贴可以看出,这些店家知道他们的顾客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碰巧发现某某亲王的宫殿入口与一家药店紧紧相邻这样的事,在这儿丝毫不足为奇。”
温莎城堡园丁的女儿汉娜•特蕾西(Hannah Tracey)在成为列夫•托尔斯泰伯爵(Count Leo Tolstoy)孩子的家庭教师之后,向他们介绍了她自己的健康和卫生理念。她每天都用家里唯一的浴缸给孩子们洗冷水澡,并且不论天气如何都要带着他们出去进行磨练身体的步行。这些举动令托尔斯泰家的俄罗斯老保姆惊骇不已。孩子们很喜爱汉娜,每当她想家并用英语哼唱“我的家,甜蜜的家”的时候,小塔尼娅•托尔斯泰也会跟着一起唱。在嫁给了一位格鲁吉亚王子之后,汉娜最终留了下来。
当然,许多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描绘了巨大的悲伤,通常却没有幸福结局作为慰籍。安东•契诃夫写道:“俄罗斯人被俄罗斯生活碾轧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你不得不将他从地板上刮起来,那生活就如同一块 20 吨重的石头。”他这样描绘自己的文学作品人物之一地主伊万诺夫——在关于民族性格的语境中——“现在总是比过去更糟。”
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情绪放纵有着一种本能的自豪。 1790 年,诗人和艺术家尼古拉•利沃夫(Nikolai Lvov)这样称赞他的人民的任意性——以沉闷的西方社会所特有的强迫性的井然有序作为鲜明对比——“在异邦的土地上,一切按计划进行 /步伐须丈量,言辞要斟酌。/ 但是对于我们俄罗斯人,这里有火热的生活。/ 我们的话语响若雷霆,能使天空火花飞迸。”
19 世纪后期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波别多诺采夫(Pobedonostsev)伯爵。他一再断言,只要人们“停止发明新事物”,他的伟大国家就会一切顺利。
著名的苏格兰旅行作家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Donald Mackenzie Wallace)曾在 1877 年写道:“在俄罗斯旅行当然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他的意思是,庞大并且仍在迅速延展的铁路网的形成已经毁掉了那伴随着三驾马车和雪橇、穿戴臃肿的车夫与叮当铃声的以往的浪漫。西伯利亚大铁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奇迹。
然而就在一年之前,外交部长戈尔恰科夫亲王还在对一位同事发火:“我们是一个伟大而无能的国家。”
俄罗斯将军,A.A.基列耶夫在 20 世纪初的日记中发出痛惜:“我们已经沦为了二流强国。”当俄罗斯对奥匈帝国在 1908 年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俄罗斯人将该地区视为自己的斯拉夫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表示默认时,基列耶夫痛苦地呼喊道:“耻辱!耻辱!死亡都比这来的要好。”
然而,尽管在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到来之前的最后几十年里,几代人中普遍存在着对国家的病态般的悲观情绪,俄罗斯仍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大步前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后几十年,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天堂一直在努力追赶俄罗斯在其资本主义早期已经取得的成就。
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有时被描绘成一个正派得体、心怀善意的统治者和爱惜妻室儿女的男人的楷模。然而,他的政府对任何形式的抗议都作出残酷的回应。在1905 年 1 月的血色星期日,哥萨克骑兵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屠杀了至少 1000 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这引发了俄罗斯的第一次革命,虽然革命未能成功。尼古拉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在无情的压制与怯懦的政治退让之间进行灾难性的轮换往复。
导致罗曼诺夫王朝崩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恐怖的流血和死亡。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但至少有两百万俄罗斯人失去了生命。在1918 年 3 月布尔什维克退出冲突之后的几个月之内,俄国陷入内战,又有数百万人因此而丧生。
1919 年,一位地质学家在俄罗斯帝国东部地区旅行,那里的穆斯林起义曾遭到可怕的武力镇压。“我不断路过大规模的俄罗斯人的居住地,[那些地方的] 一半人口都喝得烂醉,”他写道。“然后看到了被彻底毁坏了的吉尔吉斯人的村庄,简直就是被夷为平地。[俄罗斯军队]不加区别地对待叛军和与世无争仍然忠于俄罗斯的吉尔吉斯人。所有的人都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劫掠和杀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之时,西方社会的大多数“富人”对俄国共产党人的憎恨和恐惧已经不亚于他们对纳粹分子的厌恶。1941 年 6 月,希特勒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即他对俄罗斯的入侵。其后不久,英国副总参谋长亨利•波纳尔爵士在日记中写道:“但愿德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令人憎恶的怪兽一同淹没在严冬的死亡泥沼当中。”
他的同事约翰•肯尼迪将军也有过类似的评论:“虽然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德国人被击垮,但是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把俄罗斯人的军事力量也一同消灭也许不是一件坏事……俄罗斯人无疑也会这样看我们。”
一位名叫维尔•霍奇森的中年伦敦女性在1941 年 6 月 22 日的日记中写道:“俄罗斯人在过去对我们并不友好,但现在我们必须和他们成为朋友,彼此帮助。”她接着写道:“我有种感觉,我认为斯大林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要与希特勒更般配……他看上去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
关于这一点,她所说的完全正确。英国人或美国人为了打败希特勒就会愿意互相啃食这一情景——即便仅仅是一个假想的景象——永远都不会被接受。但俄罗斯人在 1941-43 年列宁格勒围城期间这样做了——食人成为普遍现象。希特勒惊叹于“那些俄罗斯猪”的坚强意志,这在他们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赫尔曼•戈林在那次谈话中流露出同样的钦佩之情:“他们看着一百万人死于饥饿。”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东线的德国人在以绝望之下的勇气战斗——苏联红军在大规模地强奸他们的女人和残忍地对待已被击溃的希特勒的士兵——他们在为他们复仇。这种情况使得苏联最高统帅部于 1945 年 4 月 20 日发布了一项迟来并且徒劳的命令,命令呼吁更加人道地对待战俘和平民:“对德国人的恶劣处置使他们更加顽强地抵抗并且拒绝投降。这种局面对我们不利。”
一位名叫根纳迪•伊万诺夫的苏联坦克军官后来告诉我:“我们试图说服大家不要杀害俘虏,但这很难做到。在我们身处的生存状态中,人的生命完全没有任何价值。让自己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当瓦西里•库德拉绍夫的部队开进波兰东部时,当地的人们一开始将他们视为解放者。然而,当一名士兵听到有一名妇女曾与德国人上过床,他立即开枪将她射杀。当他被要求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时,那名士兵——他的家人居住在纳粹占领过的土地上——耸了耸肩:“我突然想到:也许我的妻子也一直在和德国人睡觉。”他们的指挥官拒绝惩罚这名杀人者,称他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
当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元帅向当地苏联指挥官抗议苏联士兵在南斯拉夫令人发指的行为,并以英国军队在该国的正当举止作为参照时,那位苏联将军咆哮起来——不是由于红军所犯下的罪行,而是因为铁托对这些罪行发出的抱怨:“我对于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进行比较来侮辱红军这一做法表达最强烈的抗议!”
英国陆军军官大卫•弗雷泽在参加西北欧战役很久之后写道:“英国人惊愕地发现,欧洲人民当中有许多对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恐惧要比此前纳粹德国带来的恐惧更甚。”
读了以上内容以后,思考一下它所回映的经验、情感和特质是一种怎样的混乱与无序。所有社会都有自己的矛盾之处,但那些围绕着俄罗斯社会的不一致性似乎比大多数社会要严重得多。
从大体上看,今天的俄罗斯人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低得可怕的知情度——那是按照他们自己政府的意愿实现的——但他们仍然有能力实施可怕的暴行,这体现在叙利亚、车臣、非洲和他们自己国家的边境地区。他们自诩在科学与技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却无法制造出能激起人们购买欲的消费品。
他们的文化遗产包括战胜拿破仑和希特勒。然而,他们仍在被一种病态的、近乎痴迷的信念所毒害,这种毒害使得他们相信,全世界并没有给予他们理应得到的尊重。一位曾参加1961 年在马萨诸塞州剑桥举行的裁军会议的英国代表,在游览新英格兰的汽车上听到一位俄国人对一位美国人叹息道:“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能生活在一个从来没有被入侵过的国家!”
俄罗斯人曾被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残暴的君王统治过,普京向这些既往的统治者证明自己是一位合宜的继承者。然而,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俄罗斯人也同样能够带来愉悦人心的温暖和善意,更不用说令人仰望的文化成就了。当我访问他们的国家时,我会在很多时候、在很多地方找到喜欢和钦佩他们的理由。

我永远不会忘记十年前在圣彼得堡一位年轻女导游说过的悲伤话语:“我们有一句俗语说,降生成为俄罗斯人一定是一个人最大的不幸。”我们应该祝愿她的人民从邪恶中解脱出来,在异常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遭受过的苦难和造成过的伤害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应有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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