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歪脑
撰文：Sharon / 摄影：受访者提供
周锋锁：台湾的民主细节，这次应该被全世界看到了
（周锋锁：1967年出生于中国西安。1989年天安门学运领袖，人权活动家。）
周锋锁在台中的列侬墙边
1月14日凌晨，大选落幕后的午夜两点，周锋锁骑自行车路过台北饶河夜市。在一家尚未打烊的大排档里，他点了烤鱼下巴，炒蛤蜊以及羊肉串，发现这里的食物，“新鲜美味超过纽约的正餐餐馆”。
“如果在全世界要找一个美食荟萃又便宜的地方，那一定是台湾了。”周锋锁说。此次在台湾停留十余天，他说自己的体验比过往的每一次更为“强烈丰富”，新领略的美食美景便是重要一环。
2023年12月28日深夜，周锋锁从纽约搭乘飞机前往台北。当天下午，他在纽约参加完时代广场“大荧屏投映刘晓波巨幅头像”的活动，然后就赶去机场候机。这天，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68岁冥诞。
从1995年离开中国至今，周锋锁在美国已生活近30年。作为著名的人权活动家，这是他第六次到访台湾，也是第三次近距离观察台湾选举：前两次分别是2020年的总统与立委大选，以及2022年的市县长选举。
这次观选，他特意早到几日，在台湾迎接新年。原本计划环岛游玩，但行程不凑巧，大部分时间就呆在花莲，却收获了意外的惊喜：元旦这天，在花莲穿行热带丛林，沿河谷逆流而上，看到大山深处的原始森林，没有任何污染的碧绿溪流，寂静中还有猿啼。大约一周时间，他流连于花莲的山水，还去了海边的原住民部落，品尝了阿美人的美食，那是最为质朴简单的饭菜，却十分好吃。
元旦当日，周锋锁在花莲品尝当地部落美食
“台湾之美太吸引人了。”周锋锁说，他以前主要是观察台湾政治以及公民社会，这次，近距离接触台湾山水，内心颇为震撼。
但毕竟观察选举以及深入理解台湾的民主，才是此行主要目的。从1月8日开始，周锋锁和一帮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者们，便投入了紧张的行程。除了观摩选战，看各党的造势大会，扫街活动等，也深入到一些历史肌理处，试图寻找台湾民主的精神源流。
老家在西安的周锋锁，特意到台北的“西安街”一游
在宜兰的五结乡，他参观了林义雄故居，即现在的慈林基金会和相关组织。林义雄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作为政治犯入狱，家人又惨遭灭门杀害。但他始终坚守非暴力原则，后半生积极推动建设民间社会，为台湾的民主成长提供了力量来源。这一点让周锋锁尤为感动。
“看了林义雄，深感台湾民主的来之不易。民主不仅是一个奋斗牺牲的过程，更宝贵的是如何在苦难中重建。他在家人被杀的情况下，依然倡导慈爱，宽容，这样的精神，也是台湾今天民主的基础。”他说。
在台北美术馆，“八九六四资讯展”刚刚结束，展出了很多珍贵史料。周锋锁请台湾本地的朋友帮忙，买到了一本旧书《血与火的真相 1989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交给学者吴仁华做“六四”研究，巧的是，随手翻开一眼，竟一眼看到自己的名字。“仿佛这书就在等着我翻开。”
而大选期间，台北中正纪念堂正在进行双展，左面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右面就是”自由的灵魂VS独裁者“，内容是台湾民主先驱郑南榕的悲壮故事。
在一个现代民主的台湾，无时不刻能触摸到历史的纵深处，以及与当下的真实联结，这让周锋锁非常感慨。
以下是他对歪脑的讲述（经作者整理）：
1月10日这天在台中，我们拜访了两家民间机构，一家是“好民文化行动协会”。这个名字来源于郑南榕的说法，“我们是小国小民，但我们也是好国好民。”这是一个致力于推动公民自治的民间组织，成立于2016年，扎根在台中。他们自己的网页上写着：今天面对台湾新的政治环境，除了民主选举，人民该如何继续前进？他们给出的办法是：开启新的文化行动，转化对政治生活的想象，提升公共事务的思辨与讨论层次。
台湾的民主理想，必须有一个更有力的公民社会来撑起。“当台湾的公民社会土壤厚实，我们就是好国好民。”这样的情怀让人感动。
我们还参观了另外一个小党，叫“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接待我们的林诗涵，是一位非常热情的女士。这是一个很有台湾特色的地方小党，2018年出来的，由地方上的妈妈们组织，大部分议题都很local。相对那些大党来说，她们募集到的钱很少，一年开支也就400多万台币，但最有效地利用了资源，上一次大选，她们得了2.7%的票。欧巴桑的志工和党干部都很投入，大部分是40岁左右的女性。她们将来如果能进入议会，就是台湾第一个真正草根的女性政党。从欧巴桑，你能看到台湾作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多样性。
“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是扎根台中的一个小党
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宣传页
参观完政党，好民协会的执行长带我们来看列侬墙（台湾译作连侬墙）。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地方，有列侬墙，这里就有一个。这里是市区最繁华的地段，人来人往，当时基于支持香港反送中而自发建起，一直有拆除的声音，但还是保留了下来，多亏好民协会的持续维护，才成为一个纪念地。
台中的列侬墙，成为一个支持香港的纪念地
好民协会作为一个完全民间的组织，基于草根，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关注。他们关注香港，每年纪念“六四”。有个香港来的朋友，带着一个“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横幅，在墙边展开，同行的另一个香港朋友忍不住在墙下哭泣。那一幕，让人禁不住也要流泪。可能没有人像他一样沉痛地认识到，香港的经历，是如此重要。大部分人对此并没有切肤之痛。
这次观选，感觉比四年前的人更多，也能看到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选举非常关注，台湾人自己反而没有那么紧张。我印象最深的是，现场开票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全程监督开票的每一个细节。开票的视频，在推特上流传很广，台湾的民主细节，这次应该是在全世界都被看到了。
这次观选还遇到一个插曲：1月10日下午三点，我们正在一个机构参观，突然所有人的手机都开始报警，有人说这是空袭警报，大家一时间都很紧张，接着又来了疏散信息，但我们当时就是在地下室。身临其境，算是感受到了台湾面临的一种威胁。听台湾本地朋友说，这种用手机发送警报的情况也是第一次，所以也是少有的经历。
闾丘露薇： 好的新闻总是有读者，看到台湾媒体人的努力
（闾丘露薇：著名记者，曾采访伊拉克战争。2015年到宾州州立大学攻读博士，2018年到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任助理教授。）
2024年1月7日，闾丘露薇和学生从香港启程前往台湾采访大选
1月13日下午，台北大同区建功里第232号投开票所内，开票正在紧张地进行。一位市民因不满意话票员读错了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大声喊叫起来：“专心！专心！”在这里来采访的学生拍下了这一幕。
学生们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新闻学院。这次浸会大学有100多名学生来采访报道台湾大选，作为浸会大学教新闻的老师，闾丘露薇是指导教师之一。1月7日她和其他老师带领学生从香港启程，一直到大选结束，接连7天，学生们白天采访各种选举活动，晚上回来就发出报道，一丝不苟，很认真也很辛苦，但也学到了很多。
香港的新闻学院学生到台湾采访大选，这是近年来形成的一个传统。但这次来的学校不多，只有浸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所学校新闻系的学生。在闾丘的观察里，这次到台湾采访的香港记者很少，或许是因为受国安法的影响，大家都有点“拿不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生的作品被多家媒体使用，一些报道被雅虎香港使用，这让学生们积极性很高。学生中一部分用英文报道，也有一部分用中文报道，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感受颇为新鲜。除了大选本身，学生们也自己找角度，报道“首投族”，LGBT人群等等议题。报道除被外界采用，每天发在校园的广播网以及一个叫“TheYoung Reporter”的网站上。
闾丘露薇和新闻学院的学生参观台湾的独立媒体“报道者”
作为著名的“退役记者”和大学老师，这是闾丘露薇第二次带学生来采访台湾大选。上次她带的是研究生，观选为主，这次主要是采访，看到学生们在校园里做直播，被别人称为“实力最雄厚的记者团”，她也很开心。大选结束后，在和学生们分享时，她说，最好的方法，还是多和在地的人聊，多亲身体验各种竞选活动，另外就是要抓住机会，近距离和候选人接触。
2024年1月7日，闾丘露薇和学生从香港启程前往台湾采访大选
以下为她对歪脑的讲述（经作者整理）：
我们1月7日从香港出发，到台湾后就和学生们去了高雄，台南，正好三党都在举行大会，在高雄正赶上赖清德的车扫，就从我们跟前经过。
投票前，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和出租车司机的聊天。当时我比较吃惊，因为我遇到的人都说要投柯文哲。正好有造势大会，我去看完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也去了柯文哲的现场。
对于民众党，我直觉很像当年我采访民进党，看到他们刚冒出来时的感觉。在高雄，我看到一家大小，推着婴儿车来支持柯文哲，能发现支持者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柯文哲支持者。(AP Photo/Chiang Ying-ying)
此前我曾和一些政治学者交流，他们都认为柯文哲没有影响力，但我根据现场观察，在大选前发了个推特，大意是这让我想起2016年看美国大选，大家当时都觉得川普没有希望，但其实只要走出我居住的宾州，就会发现都处都插着支持川普的旗子。可能研究学术和自视比较精英的人，往往会比较“离地”。我在看民进党的聚会时，有点感觉到民进党“也老了”，毕竟它已经成为执政党，成熟了，也有建制了。民众党组织规模不大，没有什么名人，但里面的人“投入感”非常强烈。民众党的追随者把自己叫小草，有刚刚新生，萌发的感觉。这种从下往上参与的新生的政党，都是一样的。
今天投票结果出来，发现和我的预想差不多。关于第三党，虽说四年前也有亲民党出现，但亲民党也是老人党，得票率只有7%，可以忽略不计，这次不一样，从此台湾可以
说是三党鼎立。也许有些人不喜欢，但新的政党出现，对台湾民主是好事，这样也会逼着老的政党改革和进步。
今天（1月13日）我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他说他会投给柯文哲，我问为什么。他说，未来属于年轻人，既然年轻人喜欢这个人，管他好不好，我们就让他试试喽。
很多人批评年轻人，说这些民众党的支持者看不到大局。比如民众党甚至都没有自己的架构，自己的班子，柯文哲也没有全国性的执政能力，为什么要投他？但台湾有趣的一点是，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自己做决定。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当民主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算选了一个外界认为不怎么样的人，也不会坏到天会塌下来。不就是浪费了四年的时间嘛，这也是大家为选择付出代价，不喜欢，再选下去就是了。
另一个发现是，说起台湾，很多人都习惯从大陆角度考虑问题，但这些问题，可能人家并不在乎。在地观察你会发现，很多人关心的还是楼价问题，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和“武力、和平”的视角相比，其实在台湾，人们更在乎的是和自己生活关联的事情。非要说中国议题，侯友宜主张的“开放大陆学生工作”，可能比“武力攻台”更容易造成恐慌。因为这更容易实现，也会给大家的生活直接造成影响。
我遇到很多民众，大家都说，2024年是台湾的关键年，还是很积极参与投票的。这次投票率没上次高，但也不低。上次可能是因为有香港和韩国瑜的议题。这次香港议题没有人在公开的场合提。主要提的还是反贪腐，内政民生的政策，还有死刑问题。
我从2004年开始报道台湾大选，20年了，很多次选举我都会去。我感觉到台湾的民主越来越成熟。以前因为政见不同，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如今经过这么多年，都会尊重彼此意见，也会尊重不同的选择。
说到台湾的公民社会，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即便是在白色恐怖和没有空间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小的社会组织在那里存在，成为社会的肌理。我在给学生上“媒体和社会”的课时，台湾的民主转型，以及媒体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可避免地要讲到的内容。尤其会讲解严和转型期间，媒体扮演的角色，其实它们从1949年到1989年都一直存在。
现在大家说台湾的媒体或蓝或绿，在第四权力的角色扮演方面有缺失，但其实也一直有新的媒体出现。我们去参观独立媒体“报道者”，他们就一直在做努力。这次大选，报道者对三个候选人都提供了专访。
按说保持中立价值是所有媒体的追求，大家也应该都想访到三个人。可为什么这三个人都愿意让他们采访？至少是受访者认为接受采访不会带来恶性影响，相信它会持平，不会断章取义，抹黑自己。
报道者作为一家独立媒体，在台湾的环境下，靠捐赠生存下来，现在有40多个人，比较稳定，相对成功。就像它自己介绍的，今天，好的新闻还是有人看的。大家并不讨厌新闻，有人期待看到好的新闻，对好的记者也是有期待的。当然，大的环境还是要有新闻自由，独立媒体才有可能成功。
如果有新闻自由的环境，一家媒体虽然有倡导性，但不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当事者，
或者和某些价值拉得很近。就像我们讨论的，社会运动中的媒体，或者想推动一些事情，但记者不能成为当事者本身。
贾葭：疫情之后重返台湾，我不是来观选，我是来看朋友的
（贾葭，作家，记者。毕业于南京大学。曾就职于新华社、凤凰卫视、腾讯网等，现为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著有《双城记》、《摩登中华》等作品）2024年1月7日
社会学者张伦。（张伦提供）
2024年1月4日，张伦从巴黎飞到台北，开始2014年台湾大选的观选之旅。作为社会学学者，他关怀各种政治社会议题，是著名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台湾也一直是他心念所系。“从1992年第一次到台湾，我已经记不清是多少次到台湾了。”他笑言。
多年来，台湾政党轮替，各种市县长选举，张伦都曾近距离观察。台湾民主演进到今天，一切都行礼如仪。这次大选，开启全球60个国家选举的第一场，全球关注，他也不例外。但在他看来，这依然是一次正常的选举。
更多的感慨来自选举之外。1月15日，开票之后的第三天，台湾民主开拓性的英雄人物施明德去世，台北101大楼上不断闪现对施明德的纪念。而他又恰在前一天去了景美人权中心参观，历史的纹路不断回闪，竟让这次台湾之行多了对历史的纵深感。
以下为张伦对歪脑的讲述（经作者整理）：
我在1月4号到了台北，5号和朋友们吃饭，我就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预判，我的归纳是：这次选举，绿营虽胜犹败，蓝营虽败犹荣，柯文哲则是虽败犹胜。待1月13日出来，果然情况差不多。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次民进党获胜，但退到了24年前的得票率，年轻人的选票大幅衰落，跑了几百万，立法院也没有过半，丢了第一大党的席位。这其实也是正常的，作为执政党，经过多年执政，就有了包袱，但也说明一些问题。蓝营尽管没有拿到总统，但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立委选席大幅上升，如果没有马英九那一番话，很可能单独过半。这说明台湾人民一直试图改革再造这些党。这次有好几个年轻的立委当选，也说明国民党一直在努力自我更新改造。
我说白营“虽败犹胜”，意思是它几乎冲到了它能冲到的最高天花板。作为一个才成立四年的小党，得到八席分区立委，也得到相当的政党补助费，至少能维持四年政党的声音存续，避免了泡沫化的危险。当然将来会不会泡沫化不知道。我是在选前之夜，到凯道柯文哲的场子，看到年轻人直播，才突然意识到柯文哲有可能要冲到很高的位置，果然第二天证明了这个结果。这个不在现场看不到。那天晚上，我一出地铁，过了“二二八公园”，就发现走不动了，很多柯文哲的支持者。你马上可以判断，比预想的票要多50万到100万。我依然知道是民进党当选，但只有现场观察，你才能知道民众党有相当大的支持率。
选战本来偏冷，那一天突然热了起来。事实上，选战就像打仗一样，瞬息万变。当然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影响力量对比，但有时候也会变化。本来蓝营在化解亲中亲共形象方面，已经做的很好了。结果马英九突然有那样一个采访，不决定根本，但至少让蓝营丢了一二十万票，两席立委，都很有可能。
台湾今后几年内政外交都会面临问题，此处不展开说。最重要的是，从选举能看到台湾民主的成熟，祝贺台湾走过这样一个过程，成为华人社会的骄傲。当然台湾也在发生变化，有一些东西正在生长着，这是观选很重要的感受。
1月13日当天，正是蒋经国1988年过世的日子。第二天，我们去了美丽岛大审的法庭参观，我原来去过，这次再去，看到施明德微笑站在法庭的照片，很感慨，因为知道他正生病。又去了蒋经国故居，在士林那边，开放不久。看到蒋经国生活的简朴，对待民众疾苦的发自内心的关怀。也看到他那张写着自己没做什么，不要给他写传记的批示。还是很感慨的，蒋经国最重要的作为是他下决心开放党禁报禁。
我们去的这两个地方其实是互动的。一方面，没有民进党前辈的抗争，台湾不会有民主，不会有今天。但一方面，如果没有蒋经国的互动，对台湾建设的铺陈，后期在政治建设方面的豁达——在很多人反对的情况下，他还是认为台湾应该走向民主。这是一个良性互动，朝野互动的结果，缺一不可。我原本就很感慨，昨天早上，突然看到施明德先生去世的消息，与一些老朋友谈起，大家都感慨万千。我也和施明德先生也见过面，难免陷入追忆之中。
可以说，这次参访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历史的这种沧桑感。后来座谈时我说，希望台湾朝野方面政治人物，理念可以不同，但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追求，保持人格完整，不要贪腐，在获取权力之后，不能做对不起前辈的事情。
施明德先生在生日去世，死于这次大选之后，我想也是一种召唤，召唤后来者不要忘记
历史，不要忘记民主的理念。他很了不起，很像曼德拉，一直抱着宽容和解的态度，这种胸襟，尤其是民进党主政人物不要忘记的。这是台湾宝贵的政治遗产和精神资源。而且，施明德当年是红衫军的总召集人，这样自己反自己的党，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更要向他致敬。
我第一次来台湾是1992年，是一次校园之旅，如今整整30多年了。我一直在观察台湾如何演进，变化过来的，所以有一个纵深感，对台湾的事情能把握一下脉络，了解它问题的复杂和多面性。很多朋友，尤其是大陆的朋友，在看待台湾时，总是从自己的期望、好恶来看问题，甚至投射一些自己的想象，但不是从台湾自身的发展来看问题。
其实我们应该从台湾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少一些投射和带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但理解台湾时，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台湾的民主的健康发展，自由的价值，以及两岸的和平，什么样的局面，有利于大陆自由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就不会那么情绪化。
我认为，台湾的民主已经基本巩固了，政治文化都有巩固。和三十年前来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当时那种过度的激情，选完之后，有紧张的感觉。现在，投完票当天，大家该干啥干啥。可以说，台湾民主的基础和文化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住的这家宾馆，有两个门开着，有客人要了披萨饼，专门在看选举，像看球赛一样。这就是现代政治生活成熟的表现。另外要说的是，台湾朋友比如接待团人员的热情，周到，贴心，都让人感动，这都是现代化洗礼后的好东西。
杨锦麟：台湾的民主之路走得越来越稳健
（杨锦麟，著名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2002年加入凤凰卫视，主持《有报天天读》等节目。2011年出任香港卫视副总裁兼执行台长。如今在YouTube上主理“老杨到处说”频道。）
杨锦麟。（网络图片）
1月13日，适逢台湾大选投票和开票。从下午四点开始到晚上九时许，杨锦麟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老杨到处说”开通直播，一边直播开票情况，同时请来名嘴访谈，聊台湾大选。
1953年，杨锦麟出生于福建厦门。因为同说闽南话，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他多年来到台湾观察或采访，更多一层语言上的优势。说起和台湾的缘分，他说自从1991年第一次到台湾，已经是“N”次来台湾了。不过这次不同的是，他和浸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一起来。
说起这次他带的学生们，他说，很多年轻人只见过影视上的台湾，尤其大部分是大陆来的同学。他们带着很新鲜的目光，从夜市到中正纪念堂，以及很多地标，都要去看看。这种真正近距离的观察，一定会给年轻人带来深刻的印象。
杨锦麟说，他在浸会大学教一门课“大众传播的问题”，三年了，最后一个学期，学生不少。这个课试图教会学生辨识历史的真实是什么？课堂上会谈到大众传播在历史变迁中扮演的作用。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国共两党的起家，到斯大林时代的宣传等，也包括当代的一些案例。相信学生们也能在台湾触摸到更多历史的真实。
1月13日这天的开票直播，他忍不住赞叹：“台湾的民主之路走得越来越稳健。”
杨锦麟回忆，自己最早到台湾的时候，还是李登辉时期，当时万年国会备受抨击。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观察台湾政治以及民主的发展。并且用“陈子帛”的笔名，在新加坡、香港等各地的媒体上发表关于台湾的各种分析与观察文章。
2007年时，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人会否认，台湾过去20多年的民主化进程，是华人社会首次未采用暴力手段完成政党轮替，但诚如很多观察家所指出，台湾的民主化只有选举，参与选举以及选举动员过程的所有形式，都充满政治激情和民粹滥觞。因为是媚俗的，因此所有人和既得利益集团在这条窄窄的单行道上一路狂奔，政治人物也只能在一个范围不大、色彩单调的舞台上重复表演。”
那时，杨锦麟注意到台湾的民主政治还存在很多问题。但随着2008年台湾顺利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到今天，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一路一直观察，发现，“台湾的民主政治已经一路成熟了起来。”
这次，台湾政治第一次出现有实力的第三党。观选过程中他发现，三个党的造势都各有特点，但民众党的网络宣传很成功，得到年轻人的喜欢。显然，他们对选举的运作很熟悉，老外听到“冻蒜”，觉得莫名其妙，但在现场，就会产生有感染力的效果。
(AP Photo/Ng Han Guan)
他认为，在台湾，可以说选举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一场狂欢，造势大会也是集体情绪的凝聚和释放，几乎形成一个产业链。这在其它的民主国家并不多见。在他的观察里，从早年为了选举夫妻离婚，街头打架，到今天每个人都理性面对结果，这是台湾民主成熟的标志。台湾的民主经验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资产，是它的软实力。可以告诉人们，华人可以实现民主，民主转型也是可以不需要流血的。
他认为，就选举而言，台湾民众的自主性很强。选举过程中，外来的一些虚假信息等，其实对选举的基本盘不会有影响，也不会影响人们的投票情绪。此次在总统选举之外，他更关注立委选举。因为立委选举对总统选举的结果造成制衡，实现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在他看来，这个是更有看点的。
（受访者的观点与立场，仅代表个人，与歪脑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