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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日一篇四万字长文《客观评价习近平》引起高度关注和各方议论。如何评价习近平十年治下状况?这不仅关系当下,更关系到如果他连任,将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五年、十年、甚至更长?《议报》编辑部特组稿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碰撞甚或争论,欢迎网友投稿参与这一话题。

今天发布第三篇文章:《习政下的民意迷思》。文章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编辑部意见。

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日前发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1%,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对于一个公认的超级专制国家,这种状态就像《1984》中所描绘的,“老大哥”从自己对民众的持续不断的 “看”,似乎引出了被看者的深情“回看”[1]

这种调查隐含的假设是,受访者愿意就政治话题表达他们的真实意见。坐落在瑞典哥德堡大学的V-Dem研究所为了检验这一假设,将一种经常用于克服社会期望偏差的“列举实验”(list experiment),用于研究中国受访者的自我审查程度。结果显示:偏差率远高于之前的预期,自我审查已经成为中国民众一种自我保护的智慧,甚至到了浑然不自知的程度[2]

更为神秘的问题是,中国民众对最高领袖习近平的真实评价会是怎样?在近期热传的四万字长文《客观评价习近平》一文中,作者描绘了一个身穿金缕衣却无人喝彩、痴迷于权力却资质平庸的习画像。这种评价仅限于作者笔下,还是普遍存于国民心中?

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专制社会,领导者表现出的特征往往是,低亲和性、高神经质、高自恋型、对权力的高欲望,以及任务导向型;而追随者的特征会是,思维开放程度低、犬儒主义、低自觉性、低同理心、对专制的心理依赖高等[3]。当然,这些特征多是长期专制压迫所塑造出的征象。领导者和追随者相互作用的理想结果是领导人所做承诺的兑现、社会集中治理的高效,追随者的幸福感和稳定的生活状态。就像一个自娱自乐的闭环,在信息被封锁、观念被钳制的条件下营造出权力任行、众人膜拜的时空。但这种和谐是动态的,它随着理想结果的出现而不断强化;如事与愿违,则会孕育出一种内部颠覆性。

要制造完美的追随者,要保持和谐的共存状态,专制领导者需要业绩、信誉、信任,需要内涵丰盈的信仰,还需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有差异的治理模式,使其能够脱颖而出,这一切构成了领导者的政治资本。政治资本的多寡,反映了领导者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和发展态势。

在国内,我们无法就敏感问题获取真实的民调结果。相反,任何涉及习的负面评价都是极度危险的,多人因此入狱。据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研究显示,中国网络审查中有87%的敏感词涉及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借用国际比较通用的“领导力资本指数”(LCI)来衡量习的政治资本,从这个角度对习近平执政至今享有的国内公众评价进行一定的辨析。领导者的技能(skills)、关系(relations)和声誉(reputation)这三种资本之和组成了领导者的资本总量[4]。这个指数也可以作为一种工具,系统地跟踪和预判领导人的政治命运。

技能资本指的是领导者的个人能力,包括他们的认知能力、身体素质、沟通能力和管理能力。政治心理学家提醒我们,”谁来领导很重要”。在四万字长文中,作者对习近平的这几个方面已经做了精彩描述。几份信手拈来的国际书单体现的不是认知能力,而是无知无畏、信马由缰的勇气;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虽然由胜利者书写为史,但终归只是一段贻笑大方的传奇;习的沟通能力对外体现为战狼式外交,对内则是居高临下的喊话或是揭锅盖式的体察民情。

至于管理能力,可以参考近几年外交内政面临的四面楚歌。比如,对外,作为习政之下的重要经济战略,“一带一路”,其许多工程项目不仅给开发中国家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债务风险,也使中国自身面临巨大的金融压力和经济负担。众多参与国陆续对该项目表达了不满、反对和退出;新冠疫情中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姿态,与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渎职、对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不合作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可疑而尴尬的场景。根据美国权威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于2020年10月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许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了皮尤研究中心自十几年前开始就此议题开展调查以来的最高点。并且,17个受访国家中有16个国家中的多数受访民众对习近平信任度很低或完全不信任。

对内,其上台后推行的种种政策或计划,如对民营企业、资本和部分行业的打压、千年雄安大计、二三胎计划、全面脱贫、共同富裕等等,缺乏科学依据和现实基础,几乎无一例外遭到强烈质疑,更不要说对少数民族的人权压迫和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公然破坏。而这些行为的代价却由民间来承担,一个又一个群体陷入困境。唯一成功的政策是社会网格化监控体系的成熟,但这无疑将民众更加快速地推向奴役之路。至于民生问题,习近平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从事实看,原地踏步自然到不了终点。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今近十年过去了,梦终究是梦。

关系资本指的是领导者所能调动的忠诚度。人们是否追随、为什么追随,这事关领导者的权威和影响力。在魅力型领导的情况下,支持者成为完全成型的追随者,他们的忠诚是无条件的,甚至是盲目的。其他类型的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则更为脑力化、偶然化和短暂化。

习近平显然不具备魅力型权威,无法以领袖的超凡禀赋来获得追随者的认同和爱戴。法理权威则是据以民众所认同的公正程序而得到认可,例如经过选举程序产生的领袖。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专制国家往往通过意识形态的垄断性强化来收割民心,习也不例外,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按照民间政治学者的说法,“这套政治说辞,实质上是揉杂了传统文化、权力崇拜,以及威权管控的混合物,缺乏内在一致性和体系化,根本无法从理性和逻辑的角度转换成一套严丝合缝的意识形态说辞。它不是一种有效的组织粘合剂,弥补不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的空虚。”[5]

习能调动忠诚度的工具,恐怕就只有严法苛令,通过制造社会性恐慌来实现社会性服从。从运动式打黑、抓捕人权律师,到文字狱及各种口袋罪,本就在权力面前毫无尊严的法律,目前更是被扯下了遮羞布。据统计,在武汉因疫情而封城的76天内,就发生了638起文字狱事件。这种因恐慌而形成的服从,和忠诚度无关,其蕴藏着普遍性的不满情绪,且明确而集中地指向政权及其领导者。

声誉资本是指追随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通过对领导者言行的观察和评估,从而形成的对领导者“真实面貌”的叙述,这种叙述一部分是由领导者自身塑造和控制,还有一部分则来自于观察者的主观判断,它们构成了领导者声誉的核心。

在中国,作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执政党及领袖与官僚体系之间是主从依附关系,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授权,奉行的是向上负责制。但即便如此,官僚体系作为国家执政工具,在国家权力和民众之间起到了连接和缓冲的作用。在习时代,当他持所有权力而立于一尊,并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组长,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家权力、官僚体系和民众之间的三元互动,变成了君民二元互动。近年来,权力寻租造成的不公平,维稳、防疫等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官民冲突,郑州洪灾中的人祸,类似现象不断凸显,当下仍在发酵的徐州铁链女事件更是公开拷问官方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体系的失职、懒政或蛮干不可避免地引发民众对悬于这一体系之上并融于这一体系之中的最高权威的质疑。

另外,Michael A.Hogg教授在2001年提出了领导者的社会认同理论:当人们对一个群体比较认同时,他们对其领导者的评价和支持度是基于领导者是否符合这个群体的原型属性,因为领导者应该是群体原型的人格化[6]。在这几十年对几代人的持续灌输和强制塑造下,大多数民众形成了一种概念化的惯性思维: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阶级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习近平作为其核心、其领袖,却体现出与该组织原型大相径庭的个人形象和治理能力,甚至把中国民众拖入了空谈民族复兴、实则内卷躺平的生存状态,民众被告知的承诺和体察到的表现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时候,领导者的声誉、民众的支持度可想而知。

二十大即将召开,如果习近平能够连任,那将迎来他的又一个高光时刻。在这种个人的光芒之下,芸芸众生所持有的民意会是怎样?以上对三种领导者政治资本的分析,或许可以推测出一些端倪。在超级专制统治下,民意或许并不重要。但民意确实是一种力量,在政治舞台上也往往会被当作一种武器。习政之前的二十年,政治对民众的逼迫感相对不是很强,而习政之后,政治对社会的侵入越来越明确,民众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对很多政治性问题做出配合式的表达,但人内心深处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终将塑造历史。

[1] 洪涛 (2021),荷马与西方传统,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2] Robinson, Darrel and Tannenberg, Marcus, Self-Censorship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Response Bias in Measures of Popular Support in China (2018), V-Dem Working Paper.

[3] P.D. Harms, Dustin Wood, Karen Landay, Paul B. Lester, Gretchen Vogelgesang Lester (2018),

Autocratic leaders and authoritarian followers revisited: A review and agenda for the future,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4] Mark Bennister, Paul ‘t Hart & Ben Worthy (2015), Assessing the Authority of Political Office-Holders: The Leadership Capital Index, West European Politics.

[5] 金坚 (2022), 变局–二十大前政经透视.

[6] David E. Rast III , Michael A. Hogg & Steffen R. Giessner (2013), Self-uncertainty and Support for Autocratic Leadership, Self and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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