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香港盲人
来源：作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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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勇者，而从小便活在黑暗和朦胧之中，虽在心光盲人学校成长，但心灵和眼睛仍旧看不到将来，对前景多是一脸无奈之样。
几经波折，最终能侥幸地取得香港执业律师资格和香港大学人权法硕士，但并不等于前途光明。然而，社会公义的崩坏更令本人堕愧疚自责的无砥深渊，充满著无力感。在孤单独处时，常问道，人权何价？公义何在？生存何苦？
我不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在痛苦和无望之际，也曾想过放弃生命。有人说，医护人员的天职是要救急扶危，而律师的天职可算是秉行公义，而人权法律师呢？我想，当然是以身作则，不论多艰苦，也应坚持自己对人权保障的那分执著，更应当身体力行，务求以己之力，为他人争取平等和公义。即使被视为螳臂挡车，也得奋力而战。
自2019年6月开始，我便积极参与反修订逃反条例的运动。在6月9日的首次过百万人的大游行，由于身体欠佳，故我坐在轮椅上仍尝试参加游行。在一些义工的陪同下，我终于完成了差不多7小时的壮举，这次是我自2003年的七一反23大游行后的最艰辛旅程。可是，在6月12日的金钟一战，当时我在添马公园时，即使发现人流不多，但仍未能收到任何电话讯号，其后我坐著轮椅与一行人几经艰辛，转转折折下，终于在晚上7时许抵达太古广场对开金钟道一带。未几，警察突然向我们这边发射催泪弹，在没有防备下，我这患有心脏问题和哮喘病的药煲亦感到极为不适，顿时，我们便匆匆逃至太古广场稍作歇息。当时，心里只是萦绕著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的人权何价，而警察的权力何大呢？在未有警告下，竟明知有轮椅的失明人士在行人路，但警察仍然作出不合情理的攻击，若要乖乖的座著被残害，我便决志与主动方式与警察周旋到底。
自此之后，我便积极参与大大小小的战役。唯于71游行后，我和社工抵达立法会一带，但情况开始紧张，我们一行打算到煲砥，但前线手足告知没有装备不能内进，以确保大家的安全。我只好留在海富天桥下收看网上直播。后来得知有手足成功入主立法会表彰民意力量，并于晚上11时许宣读民意宣言，在天桥下的我突然振奋起来，但后来得知警方宣告于凌晨会以武力掠夺立法会后，我也非常紧张。歌声黎明有一首时代曲名为《愿你今夜别离去》，我也不愿手足们轻易放弃瞬间绝尘而去，但我更不想独自抽身离弃他们，结果我最后在社工陪同下留待凌晨警察在上址一带开始推进并施放催泪弹，而我在得悉所有手足都安全离开后，我们便才安心回家。
其时，我们抗争者的日程表是没有留白的，而我也乖乖地从不缺席当然， ，甚至习惯在枪林弹雨的情况下仍旧坐在路边悠然自得地观看冲警杯。其后的811深水?游行是最为深刻的，因为当日尖沙咀爆眼少女被击中眼睛的一刻我是在其身旁的，得知她受伤后我被旁边的手足拉到地铁站内歇息，那时大家还认为地铁站是可以远离警察的迫害，后来大家都已经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当日，另一焦点当然是有警察卧底出没，我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门外看到触目惊心的一幕，当日我坐在电车路轨上，突然有多名男子希望我们一起去北角增援，痛击福建帮。那时，大家都犹疑了，在力劝不果后，这几个彪形大汉突然法烂，在波斯富街附近拿出警棍攻击手足，而另一边厢防暴警察突然冲向我们，并作出拘捕及无理挥棍攻击我们。由于警察并没有拘捕我，我便决定只身走到警察防线前用大声公指斥他们卑鄙，因其利用警察卧底刻意引起事端。
其后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对我来说真的多如繁星，数之不尽，也 不能尽录。其中一个事件就是901的机场大逃亡吧。在这一役，我们用了四小时多才能由机场以类近邓购克的模式走到东涌，在路途我因血糖低及哮喘病复发而感到非常不适，当时我还以为上天要在当日接我升天，而身旁的情侣竟提出要背著我一起逃生，当然他们确实可以不需理会我的，但这样无私的爱，难道还仍然认为世界上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吗？当日的经历实在毕生难忘，除了要走很远的路，在日晒雨淋的恶劣环境下，背著十多公斤的行装，也要瞻前顾后防备警察围捕，大家仍能互相扶持，显出人性光辉。
如是这，我又不停经历了数之不尽的不同战役，直至到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两个大学战。在11月12日，我和一位在抗争时认识的手足一同由大为慢慢地走上中大的山头，我们一行几百人花了三个多小时才能完成这次长征。入夜后，天气变得清凉，我们几千人就在这个环境下留在中文大学度宿一宵。在中文大学的各个山峰上，虽然水炮车已经离开了一段时间，但仍旧充斥著浓烈的胡椒水味。由于所有沙田的交通都被封闭，我们只好留在大学里帮忙守卫校园。在半夜期间，我们真的很想能找到一些热腾腾的食物，在失望之际，突然有人高呼：“有冇人要吃杯面呢？”，我们就好像如获至宝一样，立即赶向前面了解我们是否也可以分一杯羹。结果，我们获配给一个杯面和一些饮品，在吃个杯面后，天气变得越来越清凉，我和我的朋友便决定走进夏鼎基运动场里休息，在不知不觉间，我们都被睡魔击败。醒来的时候，大部份的兄弟姊妹已经下删，而我们只好成著由手足所驾驶的中大物业管理处轻型货车向大学火车站离去。 。
我相信，在这么长的抗争中，可说是最令人津津乐道，或者应该说是最令人担心害怕的，就当然是其后于11月16日至17日序幕的理大攻防战。在11月17日，我也抵达了理工大学，当时负责守卫的手足起初也不让我进去，后来他身旁的一位男手足突然认出我是他们的一份子，便让我爬过很多杂物后慢慢进入了这个悲情大学城。我们在科学馆道那边和警察的水炮车和锐舞装甲车大战一场，其后亦退守理大，我们还懵然不知那天可能是虎口馀生呢。在晚上，我想在大学食堂了解有没有热的食物，我发现有记者和社工及我们的手足正在排队等候义务厨师的食物，在静候了45分钟左右，我终于可以拣选自己的食物了。那个义务服务员问我想喝什么饮品，她说那边有咖啡、奶茶和柠檬茶等，而当时我心里正想著，竟然在这里仍然有这么好服务，真是难得。我挑选了柠檬茶及一盒饭，便施施然地在桌子上享用。然而，我发现这杯柠檬茶实在是异常味道奇怪，我只好对自己说，在这展区中，仍有这么好的饮品，已经算是三生有幸，还要奢求什么呢？其后我们得悉警察根本没有意思让我们平安离开大学，大家便齐声誓言定要死守理大，直至最后一位手足安全离开为止。 。后来，在凌晨5:30左右突然听到了一名男子大声呼叫，他说警察的速龙部队已经进入了校园，为什么大家仍要睡觉呢？他们说已经为了我们奋战了一整晚上，现在是我们报答他们的时候，跟著大家便慌张尖叫起来。
祸不单行，在这混乱期间，我的电话突然遗失了。我曾经尝试要求身边的示威者帮忙寻找电话，但他们对我说：“我地而家可能性命都不唔住，又点样有时间帮你揾电话呢？”，事实上，我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从来也没有责怪他们，是谁的错？当然是政府没有听取民意，强行要进攻理大的错误决定而造成的后果。
后来我身体越来越差，结果在救护员的协助下成功离开理大。我们要爬过重重的杂物，攀爬树干、涧水移行及在无安全绳子系稳下越过破烂的梯级和小山坡，可说是真正的攀山涉水。在途中，我曾问救护员：“我会唔会被拉嫁？”，他们回答说很大机会；我又问：急症室有无狗嫁？”，他们回答说应该有，但他们会尽力保护我的。我还以为会被警察拘捕，但或许警察认为我没有攻击力又或许可能拘捕我会惹来民愤，结果眼见著我被救护员送出理工大学，也没有尝试走过来拘捕我，可能这就是作为失明人的好处吧！
直至去年的大除夕，我终于第一次成功吸引了警察的注目，以往他们只是把我当作闲人，根本不会理会我，但这次，他们一反常态，竟然要求搜查我的随身物品。事实上，作为失明人，我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真的警察，我和他们纠缠了一会儿，便说要到警署进行搜查随身物品程序，以便能在闭路电视下保障自己，免受插赃嫁祸的风险。再到警署后，值日官的态度非常恶劣，他问我为什么要带著大声公外出，有问我知不知如果要在街上使用扬声器，是要申请牌照的。我便冷静地回答说，好像根据1991年香港法律汇报英女王控诉李永达一按例，或许也不一定要申请牌照才能使用扬声器的。我问这位当值的警察是否知道，他突然鸦雀无声。然后他们说要搜查我的背包和随身物品，我便问他们基于什么原因要搜查我，当时这些警察只是告诉我认为我有可疑，我真的非常无奈。我所以无奈并不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警察搜查我的决定，而是因为觉得警察这么低水平，实在令人诧异。我便问他是否根据香港法例第232章《警队条例》第54条，认为我又可疑要搜查我呢？侍应为我看来有可疑还是行为有可疑呢？又是认为他们主观上觉得我又可以还是客观上都认为我有可以呢？他们有顿时不发一言，因为他们真的不学无术，亦如那首街头歌曲《肥妈有话儿》一样，他们“又唔做惹，又唔读书”。其后当然他们在碰壁后只好在搜查完毕后灰头土脸地带我回到原处了事。
在一月，我发现警察开始针对我，他们不但在1月1日的港岛区游行多次喝叱我外，还在1月12日再次在镜头众目睽睽下搜查我的随身物品。直至到1月21号元朗721事件六个月，当天晚上我到了一个集会中打算静静地聆听在西铁站举行聚会的嘉宾分享，突然元朗区区议会主席黄伟贤议员邀请我发言，我便为了支持大家，也带著尴尬的神色尝试在公开场合发言。我说警察多次为难我和攻击我，或许将来会在美警告下攻击我或者把我的盲人首仗当作攻击性武器。当时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但我的预言竟然在不足两小时后成真。究竟我是法力无边的灯神，还是我的假眼睛是水晶球，我也不知晓。其后，在我家附近公园发生警民冲突，我便只身到那边了解。可是在进入了公园不久便被一些人推撞，那是我不知道那些人究竟是示威者还是警察。由于前方的撞击力非常猛烈，我便用盲人首仗尝试分隔我和他们的距离，但突然我的面被警察喷洒胡椒喷雾，令我觉得非常痛苦。而警察竟作贼心虚地便指控我曾以万人首仗攻击他们，所以便用胡椒喷雾攻击我。我便问他们如果他们认为我是触犯了袭警罪，为什么他们不拘捕我呢，我便要求他们作出拘捕，但他们竟然拒绝，更出言讥笑我是一名戏子。事实上，我认为他们确实是可以攻击我的，但如果攻击的是一名失明人士，他们理应作出预警，因为失明人确实不会知道人家正在打算攻击他的。不过，最令我气愤的是他们多次指称我是一名戏子，我认为这不单是歧视失明人，更加是中伤残疾人士。
后来，我在社工的陪同下到了元朗警署报案，要控告警察对我干犯了普通袭击罪，不料，当值的警察竟质疑我是否真的失明人士，而我在别无他法下，竟屈辱地把自己的假眼睛脱下以证明我为盲人的身份。
我还会有希望吗，香港还会有盼望吗？大家不停想著这个问题，有人会认为只要有饱足，只要有好的民生政策，民主便不是必需品。但这几个月看来，警权的扩张，而他们已经不会按照固有的规则行事，难道大家还会认为有光明吗？近日，武汉肺炎已经影响了整个大中华和甚至整个世界，在国内生活的人，也曾经想过只要有好的民生政策和饱足的小康社会，他们却不需要新闻自由和民主的。但这事情看来，倘若国内组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武汉肺炎或许可以避免的。我当然会想大家都能渡过这个难关，但毕竟如果一个原来不是人祸的事情变得无可挽救，崩坏的制度就是病毒背后的元凶，甚至是主谋。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制度，而人权价值是普世的，抱著这一丝希望，大家还可能会有一点盼望，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现在看来民主和自由的种子还未萌芽，但他们的一点点光已经可以嘹亮了香港，甚至全中国。
也许，我们抗争者会被宿命论所困，但我想到林忆莲的一首歌《愿》，其中歌词提及“我自信有日如愿，纵使天高地厚，仍被我逆转；假使一生会没了没完，总有日会如愿”。即使蚍蜉撼树，亦应竭力追求社会公义和普世人权价值。
所以，倘若现在放弃争取我们应该有的人权价值和自由，用杨景权不停扩大，用让这个政权继续残害大家，这微弱的烛光可能真的会熄灭。我虽然是失明人，但内心也能看到这微弱的一点点光，所以仍然有盼望，内心仍旧看到光明。如果失明的我亦能心里看到盼望，活在痛苦之中的手足也定必更容易看到黎明来临的署光！
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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