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軍與中共暴政對中國人民造成傷害的比較》
寫於2015年9月3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活動之際


作者:王功彪



  【袁紅冰推薦:中國共產黨九月三日將在天安門假抗戰勝利紀念日之名,舉行炫燿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的閱兵。共產黨通過此舉,不僅想要貪天之功,將當年國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艱苦抗戰的功績據為己有;煽動中國人的仇日情緒,以轉移當今中國如地火奔行的社會矛盾;更是要對台灣進行文攻武嚇,意圖通過軍事威脅的手段,操縱二零一六台灣總統大選,吞併自由民主的台灣。當此之際,王功彪通過對大量史實的收集與整理,從四個方面對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對中國造成的傷害與中共建政以來給中國帶來的傷害進行直接對比,得出結論:上個世紀日本曾是中國人民的公敵,而中共暴政至今仍然是中國人民的公敵;中共暴政給中國帶來的苦難和傷害,與日本侵略軍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王功彪的這篇《日本侵略軍與中共暴政對中國人民造成傷害的比較》,視角獨特,對比強烈,發人深省,值得一讀。】

  我要對日本侵略軍與中共暴政這兩群魔鬼進行比較,看看哪一個魔鬼群體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更嚴重——日本侵略軍暴行與中共獨裁暴政對中國人民命運造成傷害的比較。

  為什麼要比較。比較後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等我們進行比較之後再說。

  一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導致的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殘害中國人民方式之比較。

  二、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殺害中國人民殘忍程度之比較。

  三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對中國經濟造成的破壞之比較。

  四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對中國傳統文化摧毀程度之比較。

  現在請允許我就上述四個方面進行具體的分析比較。



第一章~第一節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導致的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殘害中國人民方式之比較

  第一節 日本侵略軍導致的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殘害中國人民方式

  日本侵略軍造成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三仠萬至四仠佰百萬。華夏五千年,遭受外族入侵而被殺害的中國老百姓的總和都沒有日本侵略軍殺害的人數多。

  遠的不說,就從一八七四年入侵台灣開始,接著于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發動《甲午戰爭》,又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在瀋陽制造《九一八事變》,再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宛平制造《盧溝橋》事變,••••••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為止。

  其中有根據可查的至少有:
  1874年入侵台灣後,殺死台灣人民過40萬。
  1894年7月至1895年8月17日《甲午戰爭》其間,導致11864人喪命。
  1894年日本侵略軍攻佔大連和旅順之後,在四天三夜的大屠殺中,兩萬多人慘遭殺害。
  1895年3月,日本軍侵佔了整個遼東半島,僅在田庄台一地,就殺死我同胞2000多人。
  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北京,7月日本侵略軍攻陷天津,殺人無數。
  1925年5月日本侵略軍槍殺工人代表顧正紅,並且制造《五州慘案》當場打死工人和學生71人。
  1926年3月日本戰艦炮擊大沽囗炮台,使中國駐軍死傷10余人,18日北京群眾舉行集會抗議,慘遭鎮壓47人被打死,釀成《三一八慘案》。
  1928年5月日本侵略軍制造《濟南慘案》打死中國軍民1000多人,6月日本侵略軍在瀋陽皇姑屯火車站炸死張作霖。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軍在瀋陽制造《九一八事變》,強佔我國東北,並實行燒光丶殺光丶搶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處,屍橫遍野。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軍制造事端,進犯上海,殺害中國軍民16000余人。
  1933年日本侵略軍成立《關東軍防疫供水部》,(即731細菌部隊)大量制造鼠疫丶霍亂丶梅毒等等細菌及毒氣,用飛機撒播在中國各地,殘害中國人民。
  1934年5月,日軍在天津南開八里台和吉林伊蘭縣強佔民地修建機場,並動用飛機轟炸伊蘭縣,炸死百姓20000余人。
  1935年5月中旬,日軍在吉林市老黑溝,殺人放火達5天,又在通化縣白家堡子,槍殺無辜百姓368人。
  1937年7月7日至7月31日,日本侵略軍在宛平蓄意制造《盧溝橋事變》,致使二十九路軍將士16700人陣亡。
  1937年4月11日,日本侵略軍在哈爾濱殺害民眾198人。
  1937年9月11日至11月8日,《太原會戰》,大約100000中國人死亡。
  1937年9月20日至9月30日,《平型關戰役》,中國晉東北,國民政府軍39042人犧牲。
  1937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娘子關戰役》,晉東3000將士陣亡。
  1937年10月11日至11月5日,《忻囗戰斗》中,100000國軍陣亡。
  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日本侵略軍在中華民國首都,制造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300000左右國民被虐殺。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19日,《徐州會戰》,國軍傷亡100000人。
  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4月19日,《重慶大轟炸》造成死亡人數超過10000人。
  1938年6月11日至1938年10月25日,《武漢會戰》,國軍陣亡人數達400000人。
  1938年10月1日至1938年10月11日,《萬家嶺戰役》,國軍傷亡人數為15000人左右。
  1939年3月17日至1939年5月9日,《南昌會戰》,國軍將士51328人陣亡。
  1939年5月1日至5月24日,《隨棗會戰》,國軍將士陣亡20000人左右。
  1939年9月18日至10月8日,《第一次長沙戰役》,國軍將士約40000人陣亡。
  1939年11月15日至1940年11月30日桂南會戰,國軍將士27041人陣亡。
  1939年12月18日至1940年1月11日,崑崙關戰役,國軍將士28641人陣亡。
  1940年5月1日至6月18日棗宜會戰,國軍將士36983人陣亡。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百團大戰,將士22000人陣亡。
  1941年3月14日至4月9日,上高會戰,20533名將士陣亡。
  1941年5月7日至5月27日中條山戰役,100000名將士陣亡。
  1941年9月6日至10月8日,第二次長沙戰役,50000名將士陣亡。
  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第三次長沙戰役,28116名將士陣亡。
  1942年5月9日,浙贛戰役,國軍將士70000余人陣亡。
  1943年5月12日至6月3日,鄂西會戰,國軍將士60000人陣亡。
  1943年10月30日至1944年8月,密支那戰役,國軍傷亡為6551人。
  1943年11月2日至12月20日,常德會戰,國軍將士60000人陣亡。
  1943年12月至1945年3月,滇西緬北戰役,國軍將士傷亡107000人。
  1944年4月17日至12月10日,豫湘桂會戰,國軍將士50000至70000人死傷。
  1944軍6月4日松山戰役,國軍將士4000人陣亡。
  1944年6月6日龍陵戰役,中國遠征軍傷亡和失踪官兵達28384人。
  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湘西會戰,約21000名國軍將士陣亡。

  日本侵略軍殺害中國人民的方式有:在戰場上殺死中國戰士丶殺放下武器的戰俘丶屠城丶使用生物丶化學丶細菌武器來殘殺中國人民丶更有活體解剖丶砍頭丶刺殺丶奸殺丶活埋丶燒死丶溺斃丶使用飛機大轟炸等等。

  從以下的一位日本戰犯的筆供中記載他個人記憶中殘忍地殺害了逾5千多中國人民,可想而知,日本侵略軍總共是多麼殘忍地殺害了幾千萬中國人民。


日本戰犯鈴木啟久:僅個人記憶殺害逾5千多中國人民

  編輯力薦 新華網 2014年07月07日 11:03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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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鈴木啟久

  檔案

  這是日本戰犯鈴木啟久的部分筆供原文(左圖)和鈴木啟久筆供的中文譯文(右圖)。此次公佈的鈴木啟久的筆供原文檔案共有38頁,筆供當時的中文譯文檔案共有33頁。新華社發(中央檔案館供圖)

  以下是鈴木啟久侵華罪行自供:

  據鈴木啟久1954年7月筆供,他1890年生於日本福島縣,1934年到中國東北參加侵華戰爭,任步兵第28聯隊長輔佐,1945年4月任陸軍中將,第117師團長。同年8月31日在吉林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4年6月前後,在錦州“殺害了2名中國農民”。

    1935年3月上旬前後,援助高木大佐“于上板城附近燒掉了兩個共有300戶的村莊,並殺害了很多中國人民”。

    1940年9月,在安徽宣城作戰中,對躲在屋內的約50名抗日軍人“以毒瓦斯將其全部慘殺了”。

    1941年在安徽巢縣設置慰安所,並誘拐了20名“中國婦女及朝鮮婦女做為慰安婦”。

    1941年11月,在河北棗強攻擊八路軍,“殺害了10人,並燒燬約有600戶兩個村莊,同時屠殺了100名中國農民”。

    1941年12月,“強制居於長城線附近2公里以內的”“居民遷移,使之成為無人區”。

    1942年1月,在唐山一帶命令田浦大佐“掃蕩,燒燬了約有800戶的房屋,並屠殺了1千名中國的農民”。

    1942年4月,在河北豐潤田官營“大力的虐殺了八路軍,在魯家峪攻擊洞穴時使用毒瓦斯慘殺了八路軍幹部以下約一百人,”又將“逃至魯家峪附近村莊避難的235名中國農民用野蠻的辦法慘殺了 (將其中的妊婦剖腹了),燒燬房屋約800戶,將往玉田送交的俘虜中殺害了5人,強姦婦女達百名之多”。

    1942年7月,在豐潤將“民房燒燬了500戶,慘殺了約100名中國農民”。

    1942年9—12月,為把遷安、遵化等地“變為無人地帶,即強制該區的居民全部遷移。”“在該地區燒燬的房屋達一萬戶以上,強迫搬走的人民達數萬以上,被慘殺者也甚多。”

    1942年10月,“對灤縣潘家戴莊1280名的農民採取了槍殺、刺殺、斬殺及活埋等野蠻辦法進行了集體屠殺,並燒燬了全村800戶的房屋”。

    1942年,命令日軍盤踞地區“皆設有慰安所,並引誘約60名的中國婦女任慰安婦”。

    1944年5月,在河南新鄉“向抗日軍遊擊隊進行攻擊並將其殺害約10人,同時將戰場附近的村莊燒燬約300戶,殺害約100名的中國農民”。

    1944年7月,在河南封丘“殺害了約40名的抗日軍遊擊隊,並在其附近燒燬了一個約有400戶的村莊,殺害了約100名的中國農民”。

    1944年8月,向河南懷慶抗日軍隊“進行攻擊,並殺害約10人,將農民的房屋燒掉了約400戶,虐殺了約30名的中國人民”。

    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隊侵略林縣南部地區後,在撤出該地區之同時,由防疫給水班在三、四個村莊散佈霍亂菌,因此後來我接到‘在林縣內有100名以上的中國人民患霍亂病,死亡人數也很多’的報告”。之後,又在長路縣某村“將該村約300戶的房屋燒燬,並將該村的660名中國農民以極野蠻的辦法虐殺了,即槍殺、刺殺、燒殺等極慘暴的方法”。“另外,在此侵略中,我的部下又共殺害了30名俘虜”。

    “我為了試驗以空氣注射殺人的方法,于1945年春在懷慶的師團野戰病院命令“進行試驗,即給予當時住院的1名中國偽縣警備隊員極高的代價進行了試驗”。

    1945年春,在懷慶一村莊“將該村莊的農民殺害了約500人,將全村600戶房屋燒掉了”。

    1945年春前後,將焦作“附近村莊燒燬了約400戶房屋,慘殺約100名中國農民”。

    1945年,在“蟠居地區命令設立所謂慰安所,並引誘約60名的中國婦女和朝鮮婦女任慰安婦”。

  1945年7月,中旬“在醴泉進行了侵略,慘殺了約40名中國人民”。

   “在侵略中國期間”,“只我個人的記憶即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民,燒燬和破壞中國人民的房屋18229戶,其實際數字很可能還多”。

  日本侵略軍對中國人民欠下的血債,比海洋還深。



第一章~第二節


  中共暴政造成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之人數高達八千萬至一億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7月1日成立以來,就開始以武裝暴動起家。從打土豪分田地丶清洗AB團丶土改運動丶鎮反運動丶三反五反丶反右丶大躍進丶文化大革命丶六四屠殺丶鎮壓法輪功等等。

  其中有根據可查至使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數眾多的有:

  1927年至1931年打土豪分田地時期,中共在江西瑞金犯下屠殺18萬6千人至30萬人的罪行。

  1930年一1931年 清洗AB團時期1萬多名紅軍將士被屠殺。

  1945-1949:國共內戰

  到底有多少人在國共內戰中死亡?根據大陸歷史教科書的記載,解放軍一共「消滅」國民黨軍隊807萬人,平民估計死亡300萬人,合計1,100萬人。這一數字來源於中國人民解放軍《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戰績總結公報》的統計。另據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戰史資料》統計,解放軍「殲滅」國軍人數總計1065.8萬。「消滅」和「殲滅」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傷和被俘者,語焉不詳。那麼,不計國民黨軍隊消滅解放軍的數量,就有1100萬至1400萬中國軍民在國共內戰中遇難。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記載,「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軍民在戰爭中傷亡達2000餘萬人(包括我軍和國民黨軍的傷亡)」。

  內戰不僅會直接造成平民傷亡,還會間接致人非命。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說,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萬-700萬人死於飢餓,嬰兒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壽命則不足35歲。

  1948年5月中共圍困長春,5個月致使43萬以上的人民餓死。

  1949年一1952年土改運動中,害死中國人100萬至400萬。(華盛頓郵報記者薩澤藍的調查報告,《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一邊搶奪地主土地,一邊肆意殺人。陶鑄在廣東省提出的土改口號就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

  1950年一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處決100萬至200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隨後2年,鎮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1950年12月,劉少奇曾有指示說,「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內,既已向我自新投誠,不再進行反革命活動,即使過去負有血債,亦不應殺。」但是毛澤東將這個批示改為:「如果血債重大,群眾要求處以死刑,並估計情況在處死之後比較不處死更為有利時,亦可以處以死刑」。毛澤東還為一些地方下達了殺人指標。他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千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千人。

  1951年一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2萬余人被判死刑,4千余人自殺或者失蹤。(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

  1951年12月,中共發起「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即「三反」運動。次年1月,中共又開始「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反」其實是針對資本家謀財害命。

  1955-1957:肅反運動中非正常死亡超過5萬人。

  「肅反運動」即「肅清反革命運動」,發端於「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鬥爭胡風使人認識到:在黨政機關、革命團體、民主黨派內部隱藏有反革命分子、台灣特務。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隨後肅清暗藏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的展開。毛澤東劃定了好人和壞人比例,他說,革命隊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幾」,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肅反運動中,就以「大約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規模進行「肅反」。各單位如果達不到這一指標,就會被認為是「右傾」。

  歷時一年多的「肅反運動」成績如何?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工作報告中說:全國規模的內部「肅反」在1800多萬職員中開展,共查出10萬餘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其中混入黨內的有5000多名,縣級以上領導幹部260名,混入共青團的3000多名。根據解密檔案:全國有140多萬知識分子和幹部在這場運動中遭受打擊,其中逮捕21.4萬人,槍決2.2萬人,非正常死亡5.3萬人。

  1957年一1958年整風反右運動中,2萬余人被迫自殺,3千5向余人非正常死亡或者失蹤。( 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

  所謂「整風反右運動」,是指在「整風運動」過程中又掀起了「反右運動」。「整風」是共產黨的整風,「反右」是給黨內、黨外人士確定「右派」身份,並進行打擊。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鼓勵知識分子們自由發表意見。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同時號召黨外人士進行「鳴放」,幫助共產黨整風。知識分子們便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提出改進意見。新聞界也刊出各種聲音,運動進入

  「大鳴大放」時期。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黨和政府的批評十分激烈、尖銳,為黨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黨內同志閱讀。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一篇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指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也有人認為,「引蛇出洞」、「陽謀」只是後來的托詞。李志綏說:「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運動」由此開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分子」?根據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的數字:定性為右派分子317.8萬人;定性為右派集團22071個;定性為反黨集團4127個。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根據1978年55號文件對右派進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錯劃率為99.998%。至1986年,全國約剩右派5000餘名。消息人士稱,至90年代中期,全國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級「右派」只剩五人。

  根據上面數據:1957年,全國317萬右派知識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國55萬人摘掉右派帽子。這意味著,在「反右運動」過程中,全國有262萬人神秘消失。 1959年一1961年「大躍進造成大飢荒」,使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3000萬至4600萬。(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述)

  1958 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全民煉鋼,大量莊稼被拋灑在地裡無人收割,直到爛掉為止;同時各地「爭放衛星」,中共在全國按照虛報的產量進行糧食徵購,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夠徵購數量就誣蔑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由此,中共製造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人禍」——大飢荒。

  1994年2月出版的中共《歷史紀實》承認:「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

  人們會有這樣一種印象:1958年至1962年間,中國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出現了嚴重的饑荒,以致大批人被餓死。一些學者研究氣象日誌後卻指出:氣候最惡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大陸擁有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國土面積,跨越亞寒帶、溫帶、亞熱帶、熱帶等幾個氣候帶,自然條件非常多樣化,正常情況下自然災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暫時性的,發生連續三年的、全國性災害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2000多年歷史中也從未發生過。「中國大饑荒」的另一個托詞是蘇聯逼債,但是有誰曾出示蘇聯逼債的證據嗎?恰恰相反,當中國發生大量餓死人的慘劇以後,蘇聯政府和赫魯曉夫聞訊以後,馬上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立即援助中國50萬噸食糖,300萬噸糧食。當赫魯曉夫興沖沖地讓蘇聯駐中國大使向周恩來溝通,準備就援助中國事宜與中國協商。周恩來與蘇聯駐中國大使談話以後,馬上向毛匯報,但是,被毛一口回絕。毛說什麼「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更加令人驚詫的是,中國在所謂「自然災害」時期,不僅沒有接受外國援助,反而進行大量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除對幾內亞的援助外,1960年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也決定援助15噸。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糧食出口僅1958、1959兩年就高達700萬噸,可以為3800萬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熱卡。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國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各方對此數據一直存在爭議。國家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曾為此下達國家級課題,課題負責人蔣正華的計算結果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餓死了1700多萬人。這個數值已經是各方數據中很小的。北京大學醫學部孫尚拱教授根據國家人口年鑒的數據建立統計模型,估算認為:截至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約為4400萬。上海交大歷史系教授曹樹基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他的計算結果顯示:中國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萬人。著名黨史研究專家金沖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一書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民眾數量為3860萬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繼繩在接受騰訊燕山大講堂採訪時透露,中央領導人參閱的資料是5000-6000萬。

  曾在國務院辦公廳任職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講中說:大躍進期間(1958-1960)全國餓死的人數已經解密了,是3756萬。「當時周恩來讓各個省市統計,統計完了以後把數字全部銷毀,而且還親自打電話一個個問,是不是都銷毀了?這個材料只給兩個人看,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毛澤東。這個材料在中央檔案館保管,現在已經解密了,現在是可以講的了」。3756萬是一個什麼概念呢?「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為止,乾旱水災地震等各種自然災害加到一塊死的中國人是2900萬」。根據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萬人;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萬人;1961年,全國各省市有1737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萬人;1962年,全國各省市有751.8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萬人。根據上面的數據,全國1958-1962四年中被餓死的總人數為3755.8萬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數據中,少統計了1959年12個省區的數據,以各省餓死平均人數進行修正,1959年實際餓死人數應為890萬人。那麼,全國在1958-1962四年間實際餓死人數應為4165萬。

  今天,國內外的學術界,比較公認的中國大饑荒死亡數字為3700-4300萬。

  1966年一1977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773萬。(中國縣誌記載統計)

  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此後中共自己也把「文革」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當時的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官方合編的關於中共建政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稱:「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000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000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1,200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有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

  1989年「六四屠殺」

  死亡約3000人。(紀思道丶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

  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共派出軍隊對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和平示威的學生和民眾開槍,進行武裝清場,史稱「六四屠殺」或「天安門大屠殺」。

  中共至今沒有公佈「六四屠殺」中死了多少人。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700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裏面提到,「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的人數約為3,000多人。」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

  1999年7月20日,中共發動了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鎮壓,當時,全中國約有一億人修煉法輪功。這場慘絕人寰的迫害一直延續到今天。

  據不完全統計,1999年7月20日以來,截至2014年9月29日,通過民間途徑能夠傳出消息的已證實姓名的被迫害致死法輪功學員就有3795位,迫害致死案例分佈在全中國3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據《正見網》初步估算,十五年來,中國大陸約有336萬法輪功學員在中共的殘酷鎮壓中失去生命;其中約118萬人是被中共「高壓逼迫」致死,約218萬人被中共「關押迫害」致死。

  前美國智庫研究員、《失去新中國》作者、獨立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分析,從2000年到2008年間,有至少65,000名法輪功學員可能被中共活摘器官。

  另外,中共對少數民族人民的殺害,也是極其殘忍。

  中共殘殺藏人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青海展開鎮壓,直到1959年5月主要戰役早已結束後,解放軍部份軍隊才糾正了「我們是解放藏民,不是消滅藏民」、「多打死,少捉活」等錯誤思想。

  1958年10月7日,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談到:「信仰藏傳佛教的少數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職業者45萬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廟有3千多座,寺院並擁有龐大的土地、糧食、山林、牧場、現金與金銀質法器、珠寶」1958年展開大躍進後,中共認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過「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的寺院財富,來解決資金缺口[35]:296-297頁。1958年,超過一萬五千戶藏族人跑到拉薩及其周圍尋求庇護[33]:217頁。解放軍鎮壓西藏前,曾要求達賴喇嘛的大哥圖登吉美諾布推翻達賴,加入他們。[37]

  "種族屠殺"[38][39][40]

  1959年3月10日,拉薩民眾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西藏政府以一項噶廈為名的公告中,宣布不接受《十七條協議》,聲稱西藏是完全獨立的。隨後拉萨发生武裝冲突,葉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获胜並公佈戰果一舉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解放军接著攻擊拉薩大昭寺,擊毀神像,由浮圖中取出經典、聖物,澆上糞便穢物後丟入田野中[41]。中國共產黨稱其為「平息反革命叛亂」[42]。3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利用拉薩事件在整個西藏進行「總決戰」[35]:247頁。達賴喇嘛與其125名精銳護衛在離開羅布林卡後,最初並沒有打算到印度[26]:41-49頁,而是在隆子縣宣佈成立西藏臨時政府,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鎮壓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後大約有8萬藏民逃至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43]。印度接受了主要的一批流亡人士。3月19日,解放軍開始連續四天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實施轟炸、炮擊。第14世达赖喇嘛随后于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國人大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6月,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雙減」,擴大軍事鎮壓與清算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計劃的搜查每一戶「反動分子」,並將他們的財產充公,一部份遭到公開槍決,喇嘛則送到有中國古拉格之稱的勞改集中營[22]:68-69頁。林照真指出,中共在進入西藏後於迪康寺等寺廟對每位僧人都「配個女人」,強迫僧侶與民女、比丘尼性交來「破除迷信還俗」,有些官員更認為「西藏進行民主改革,使廣大僧尼獲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權,自願回家還俗」[26]:105頁。

  1962年,班禪誤以為中共有心改革而向中央提出「七萬言書[45]」:「關於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績、缺點、分析改進意見書」其意見書得到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的認同,但中共卻以此為批鬥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表示:「班禪有計劃的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46]」開展對西藏的整肅鬥爭,指責班禪喇嘛是「從事破壞活動和復辟陰謀」。謝富治:「班禪代表西藏已經被打倒的農奴主階級,組織反革命集團...」[47]。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不是誇大就是捏造,這些罪名在1988年獲得平反[48]。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施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錯誤強迫藏族放棄傳統畜牧業與青稞作物,改種不適合西藏高原種植的小麥,導致飢荒,大批西藏人民淪落四川乞討。

  这就是真相。真相!

  当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拥有枪,庄园主们,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农民或牧民会把枪口对准他们,有着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缴他们的枪。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连买菜刀都需要实名登记。和谐社会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坏人,但在整个社会中无足轻重。西方探险家发现,老百姓看上去对贵族或官员显得恭敬和顺从,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独立的意见。老百姓可以告官员,告寺庙,告庄园主。到县府,到拉萨上告。我就读到过一些告赢的案例:有农民去县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换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债务问题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萨告状,最终圆满解决。而社会等级也不那么森严。士兵可以因勇敢而获得爵位;低层僧侣可以通过努力升为大喇嘛;农民可以临时代替县长行使职权;十四世达赖就产生于普通农家。

   对寺庙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庙的很多社会功能:学校,文化载体,医院。寺庙派僧侣去拉萨学医,回来后也为当地老百姓治病。寺庙还相当于银行和救助机构,不仅贷款给农民,荒年时寺庙会开仓救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时间,西藏的两千五百余座寺庙,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毁。

   由于西藏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粮食产出低,能赚钱的产品很少,人们普遍过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但心灵是平和的,社会是安定的,这表现在:自杀现象几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过的另一现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没有人饿死。佛家的慈悲为怀升华人心,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人人都有济贫施舍的习惯。讨饭也能为生。十四世达赖的母亲,就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饭食送给饥饿的人。

   从1959年开始,中共连续搞了三年征粮运动,把藏人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肉类、酥油,差不多全部夺走,运往中国内地。造成藏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解放者:以人为制造的饥荒,来饿死据称是被解放了的“农奴”?

   1979年底,一时疏忽的中共,加上过分自信,让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的代表团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为,经过多年压迫与洗脑,藏人会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万的藏人从四面闻讯赶来,一浪又一浪的哈达抛向代表团,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欢呼的。拉萨街头拉起“西藏属于藏人” 的标语,有人带头唱起了西藏独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会疏忽了,因为中共已完全丧失自信,而且总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领西藏,却永远也征服不了藏人。



张朴:西藏不相信眼泪(之三)
——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


   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中共总结为:一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战争。任何人,只要读了李江琳的书,都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这是一场大屠杀,旨在从肉体上尽可能多的消灭反抗中共的僧俗藏人。当时中共炮火轰击的目标有十七处之多,其中仅罗布林卡一地,据参战的中共军人回忆,被炸死的藏人多达五千人。

   这场大屠杀的导火线,表面看是成千上万的藏人围住罗布林卡,阻止十四世达赖去观看中共安排的歌舞表演。而实际上,中共早有预谋和计划。底层藏人的武装暴动,已经持续三年多,遍及藏区,规模越来越大。要想中共不痛下杀手,也难。

   一开始西藏上层似乎对中共仍抱有幻想,因为中共玩了个花招。1950年秋季打垮藏军主力后,中共突然宣布和平谈判,并在第二年邀请藏人代表去北京,签署了一个宣称不改变西藏现存制度的“十七条”协议。十四世达赖后来对李江琳回忆他当年的感觉时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签协议,解放军带着武器走过来就行了。

   很明显,中共还没做好全面控制西藏的准备。公路尚未建成,大量的军队、物资以及各级干部没法运进去。又担心印度等邻国的反应。为了表现所谓的和平诚意,毛泽东亲自出马,在十四世达赖面前扮演了一个通情达理、关怀备至的角色。比如毛说:没有必要让中国政府来直接管理西藏。达赖喇嘛听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胜利。毛甚至对达赖喇嘛说:西藏可以拥有自己的国旗。令一旁做翻译的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杰兴奋不已。他在中共监狱里蹲了二十年后,依然认为这是毛的真实想法。平措旺杰哪里知道,毛早在195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就已经下令要在西藏建立中共的独裁制度。

   有了十七条,便有了西藏上层与中共占领军的握手言欢:藏人的噶珠歌舞队和解放军文工团在一起合奏“东方红”;宴会上藏军的团长、营长同解放军军官们互相敬酒、干杯。布达拉宫南捷寺的僧人表演藏戏,看台上不乏中共高官。住在拉萨的贵族们大都与中共有贸易来往,其中的二十来个家族与中方的交易金额高达九百多万银元。普通藏人把贵族讥讽为:长着两个头的人。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久,1956年初春,位于西藏高原边缘的色达草原上,响起了反抗的第一枪。

   当蒙古人或满族人以某种方式征服西藏时,几百年间,底层藏人暴动过吗?没有。究其原因,无论蒙古人或满族人,不仅不破坏传统的西藏社会,而且给以相应的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对藏人来说,犹如生命一样,最为宝贵。当中共强占了藏人的家园,还要肆意摧残其“生命”时,藏人岂能不反!

   1956年初春,中共派遣的工作队在色达及周围地区,搞了一场称作“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共的打算是从中取得经验,为将来改造整个西藏做准备。又是民主又是改革,何等堂皇的美词,却掩盖不住恐怖的事实:

  (张朴:西藏不相信眼泪——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

   接二连三的批斗会,逼迫儿女揭发父母,雇工揭发雇主,穷牧民揭发富牧民,财产少的农民揭发财产多的农民,普通僧侣揭发大喇嘛。乞丐和无业游民充当打手。批斗会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殴打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很多藏人就死在这些批斗中。

   一次批斗当地寺庙喇嘛,工作队员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嘴里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坚持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喊: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解放军士兵上前把喊话的人带走了,押上卡车,关进监狱。

   工作队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缴枪支。当时居美远在康定,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妻儿。他们告诉工作队,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枪杀。

   这场后来果然推广到整个西藏三区的运动,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收缴枪支是为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庄园主还是普通农牧民,不管他是头人还是喇嘛,必须一网打尽,以建立牢固的独裁制度;尽可能多的捣毁寺庙和遣散僧侣,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权;用分配土地来争取少地或无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从藏人手头夺走,最终使藏人沦为受奴役的劳动工具。

   不是没有哭泣过,不是没有乞求过,该说的理都说了,没用。忍无可忍的藏人,一呼百应,暴动了。1956年不到一年时间,仅西藏康区就有十余万藏人,拿起土枪、刀剑、斧头,进山打游击。或几十上百人,或数以千计,虽没有统一指挥,却有共同目标,时而袭击工作队、运输车队、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时而破坏公路和桥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间武装,史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跃在距拉萨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区,与中共军队打过几次硬仗。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商贩、普通僧侣,其中还有一些被中共发展成为党团员的藏人。面对解放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没有一个藏人想过他们最终能获胜。但,为了保家、护教,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走上了抗击占领军的不归路。

  1956年2月色达暴动后,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发出狠话:要准备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

   或许就在这时,中共意识到,藏人决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必须用屠杀来迫使藏人屈服。而这两个字“彻底”,正好预示了这场持续六年的屠杀,将有着怎样的残忍和血腥。

   暴动的藏人在理塘与中共军队发生战斗,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到理塘寺庙躲避。中共军队怀疑僧侣们帮助暴动的藏人,包围了寺庙,僧侣们拒绝投降,轰炸机飞临,炸弹从天而降。硝烟散尽后,这座1580年由三世达赖建立的著名寺庙,断壁残垣,化为废墟。八百多个男女老少,血肉横飞,尽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县,中共以学习名义,关押了当地活佛。愤怒的藏人围住县城,要求放人。解放军两个团参与镇压,用机枪扫射这些手里连棍棒也没有的农牧民和僧侣,当场打死五百多人。随后又大肆捕人。循化县人口仅一万余人,竟抓走两千多,包括所有青壮年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寡妇村,知多少,从此一座座前无古人地出现在西藏高原上。

   就连逃亡的藏人也不放过。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规模不大,通常百十来户。为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帐房和可移动寺庙,整体迁徙,只想找到一处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军机追上来,俯冲扫射、轰炸。李江琳记录了飞行员的回忆:藏人就像蚂蚁群被开水浇了一下那样,狼狈地四处逃窜,有的向河里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军机里的军人们在机舱里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过类似回忆:某部落正安营扎寨,烧水煮茶。解放军望见炊烟袅袅,立刻合围,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上,最后歼灭了整个部落。八十多岁的居钦图丹告诉李江琳,当年他逃往拉萨时,路途中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惨景:一顶顶冷清的帐篷里,妇女儿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养育过他们的草原。

   最“彻底”的一幕,发生在罗布林卡,当时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超过五千。除少数藏军官兵和政府官员外,基本上是农牧民,还有藏军家属、马夫、园丁、仆人和僧侣。尽管除了血肉之躯,他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为了保护十四世达赖,他们不惜与中共军队决一死战。不过他们再也没机会了,甚至看不到一个解放军,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杀了。

   中共炮兵早已对罗布林卡完成了射击诸元准备,以确保对任何目标,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炮弹排成一条线,弹群互相交叉,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如同地毯似轰炸。在现场指挥的中共炮连连长王国珍后来这样写道:在炮火猛烈打击下,惊恐万状的匪徒们发疯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凭他们鬼哭狼嚎,也无处躲藏。

   临近傍晚,炮火中残存的上千藏人,或骑马或步行,冲向渡口,试图渡过拉萨河,夺路逃生。中共军队预先设下伏击阵地,机枪大炮立刻狂射。王国珍形容杀戮现场说:枪弹在匪群中大显威风,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头颅,炸翻了叛匪的马匹。在爆炸的烟尘里,叛匪们人呼马嘶,纷纷倒下。受伤的马匹乱窜,惊慌的匪徒狂奔。

   就这样过去了两小时,解放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空旷的河滩上一片死寂。夕阳下,人和马的尸体重重叠叠,铺满了河滩,漂浮在河面上。来自雪山的洁净河水,已染成红色。扑打着河岸的浪涛声,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伤。

  有了这些种族灭绝似的大屠杀,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萨屠城发生时,一个名叫温巴丹增的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达赖喇嘛走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

  五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格外惊心动魄。

   千百年来,藏人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的奥秘,以毕生的祈望追求着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达赖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价值。达赖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征,藏人甘愿为之而战,为之而死。

   当中共的大炮机枪随时威胁着十四世达赖的人身安全时,拉萨城里无数的藏人都在担心:要是达赖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达赖及时出走,避难印度。这次行动堪称绝处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不仅得以存活,得以延续,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灭的信心与希望。

   温巴丹增的话就说出了这一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见性。一味迷信暴力和专制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党棍们,既不可能懂得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也不可能看到达赖喇嘛对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见:中共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

   依靠枪杆子占领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着枪杆子才能维持。驻防拉萨的军队和武警,数量已超过常住居民。即使面对血腥的镇压,藏人的反抗和暴动,何曾停息过?中共当局敢有丝毫的松懈么?

   在寺庙里成立管理委员会,安插线人,随时监控僧众。隔三岔五搞爱党教育,强迫僧众谴责达赖喇嘛。效果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僧众走在反抗中共统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众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后,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这就是西藏僧众的心声!

   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权,不可能产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不要说藏人了,就是中国人里也没几个不把它当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发展了几十万藏人党员,培养了几万名各级藏人官员。在西藏的所有关键领导职位,却全部由汉人官员承担。多年来中共对藏人洗脑不遗余力,改变了什么?终究,还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几年,在西藏大把撒银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金钱难买藏人的民族意识和一颗执着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过西藏。跟藏人聊天时,只要一提到中共钦定的班禅喇嘛,每个藏人都会说:那是你们的班禅。界线一清二楚。另外,藏人通常只说:我是西藏人。而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见微知著,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土地、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一个曾经几乎毁灭这个民族的政权,认同呢。

  什么是西藏问题?说透了,就一句话:藏人永远不会接受外来的统治。

   读罢李江琳的书,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四世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藏人自治。无疑是最佳选择。从现实出发,这条道路既满足了中原汉人的大一统情结,也保证了藏人能“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十四世达赖的话)”。

  只是中共决不会接受。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在西藏这盘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变动,也足以令中共担心会全盘皆输。

   每个关心西藏的人,没有不悲观的。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到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但问题是眼下,有没有可能撼动中共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2008年藏人暴动时,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时,手抖,声音也抖。周永康为什么发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了。当年的毛泽东,有苏联人撑腰,加上闭关锁国,西方阵营远不够强大。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滥杀。如今西方阵营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还得仰仗西方市场。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为,一旦引发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一次严厉的经济制裁足以让中国大乱。

   换句话说,藏族人民只有持续反抗,才能改变西藏人民的命运。

  如果了解真实历史的人一定会有这种感觉,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与中国侵略者残杀藏族人民,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中共残害蒙古人民一个无中生有的罪名,就可以害死多少当地的百姓?

  内人党事件

  内人党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1967年下半年起至1969年5月,滕海清在中共中央授意下,于内蒙古自治区发起的肃反运动,通过刑讯逼供,将数十万人打成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

  文革序幕编辑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内蒙古主要党政领导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6月7日到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在会上被揭发批判。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等人受株连。

  1966年7月2日,当时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找乌兰夫谈话,指责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1]1966年8月初,改组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市委第一书记李贵被批判。成立内蒙古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四清领导小组和生产领导小组,取代原有的党政领导机构。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此后乌兰夫被软禁在北京,不得返回内蒙古。

  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指内蒙古领导人王铎、王逸伦等为保守派的后台予以批判。[2]

  1967年7月27日,中共华北局做出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的报告》,列举了其五大罪状。(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3]

  乌兰夫是在文革期间最早被罢黜的地方高级官员之一。他被逐出内蒙古的政治舞台后,“挖肃”运动也随之展开。

  事件经过编辑

  从“老内人党”到“新内人党”

  1967年5月,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6月18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1月1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吴涛、高锦明任副主任。

  1967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各地掀起了“揪叛徒”、“揪特务”之风。同年下半年该运动波及到了内蒙古,内蒙古造反派也成立了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由乌兰巴干负责领导。乌兰夫因为受中共高层保护,未能被抓回内蒙古,而哈丰阿于同年7月被“揪哈联络站”从北京押送回内蒙古;随之成立的“专案组”翻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历史,从而拉开了整肃内人党的序幕。除了哈丰阿之外,又将刚刚成为内蒙革委会委员、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绑架到呼和浩特郊外赛马场的办公室,进行连夜审讯。[4] 由于特古斯是经哈丰阿介绍参加过“内人党”,因此特古斯被作为“混入政府机关”的“另一套班子”的“现行分子”而被揪出整肃。[5] 这对当时在内蒙古不遗余力地推行文革整肃运动的滕海清来说,无异服了一剂强心剂。用他的话来说:“揪出特古斯打响了继续深入彻底地批判乌兰夫黑线的第一炮,把文革推向新阶段。”

  在以后批判特古斯的各种文章、大字报、发言稿中,一个含义模糊、内容广泛的一个新政党被炮制出来。它既指1946年哈丰阿组建的第二代“内人党”,又无中生有地编造出1960年代“复活”的内人党。“多年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内人党’的活动甚为猖狂,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发展了新党员。”[5] 从此,这个在人们想象中产生的“新内人党”成为了一个血腥绞肉机。

  在中央文革、中共中央支持下,迫害浪潮全面展开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和李树德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江青称“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康生表示“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楸的宽点,不要怕!”[6] 2月13日,成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2月18日内蒙古革委会召集各盟市革委会领导人,举行部署会议。4月13日,滕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命令向“新内人党”总攻。4月14日-26日,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在酷刑之下,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领导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些人随即被逮捕,并在受到酷刑逼供后又指认新的内人党成员。[7]

  1968年4月23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发动全面总攻,夺取决战决胜》社论。王再天、哈丰阿、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领导干部被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4月26日,李德臣起草、高锦明签发的《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康生向滕海清指示“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么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7月5日,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7月20日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意见认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老内人党”转入了地下,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下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成员限期自首,抗拒从严。该处理意见随后以“内革发351号文件”的形式传达全区,对内人党的迫害自上而下的开展起来了。滕海清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并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而被揪出来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则受到拘禁、刑讯;而承认了,又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题为《狠为基础》的社论,文中称“经过一年的扫荡战,斗争进入深挖深批打硬阶段,不狠是不行的。稳、准、狠三个字狠是个基础。”12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主任称,其公安厅内有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修情报部,挖出十二个内人党党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6] 之后在为时一年半的时间内,内蒙古挖肃内人党的迫害活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首府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了地方各盟、旗、县乡村。在整个文革所有的冤假错案中,“内人党”受迫害者所遭受的肉体酷刑以及精神上的凌辱都堪称登峰造极、令人发指。

  “五二二指示”

  主条目:五二二指示

  1968年11月以后至1969年的5月,内人党迫害事件达到了顶峰。到了1969年3月,遭受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带着墨写的、血写的汉文、蒙文的各种告状信、申诉书、亲人的遗书、血衣、刑具,纷纷以步行、骑马、扒火车等各种手段,历尽千辛万苦汇集到北京。北京站、中山公园、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中南海等地都坐满了来京申诉的内蒙古人。与此同时,经过急风暴雨的文革高潮后,为了顺利召开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认为应该给文革适当降温。在这个大背景下,内人党受迫害者来京上访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5月13日-19日,在政治局成员接见内蒙古领导人时,滕海清受到批评。5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内蒙古发出了24号文件(简称“五二二指示”),毛泽东在文件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文件要求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关押者除了重大嫌疑的,其他立即释放。而进京上访的人却源源不断,他们一致要求中共中央惩办滕海清;内蒙古社会局势的动荡使得中共高层担心内蒙古因“内人党事件”激发蒙古人的民族情绪而导致“苏修”(苏联)、“蒙修”(外蒙古)的介入。为此中共中央高层试图以抛弃滕海清来平息内蒙古局势,“五二二指示”使得内蒙古局势的风向标一夜逆转,滕海清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1969年6月至7月,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着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这个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内,一手制造了内人党事件这一特大冤案的始作俑者,也尝到了被整肃的滋味。

  更迭人马

  中共高层原先试图以牺牲一个滕海清来缓和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却没有料想内蒙古社会局势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文革动乱的反复无常,使得那些积极参与“挖肃”运动的人们不相信这个“五二二指示”是“最高指示”,视其为一张废纸。各级革委会对来自中共高层的指示强烈抵制,使得受迫害者再度进京上访。具有讽刺的是,“五二二指示”非但没有平息大众的情绪,反而使得参与挖肃的各级领导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他们指责中共中央的方针朝令暮改,过去不挖肃是右倾,现在挖肃了是左倾,基层领导成为了平反运动的替罪羊。因而使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批滕派”和“保滕派”这一势不两立,以武力相互攻击的两大派系阵营。更令中共高层担忧的是军队也几乎陷入瘫痪,地方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共高层反过来又对“批判滕海清”踩刹车[8]。

  与此同时196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兰州、沈阳三大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召开了一个分割内蒙古的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工作会议纪要》,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内蒙古部分的行政区域分别划入周围省份[註 1][9]。中共中央此举的目的在于,一是尽快结束内蒙古动乱的局势;二是考虑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曾经有过酝酿内外蒙古统一合并的历史背景,担心内人党事件重新燃起蒙古人的民族统一情绪,因而缩小了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的范围。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奏效,因内蒙古各级权力机构运作瘫痪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动乱局面依旧存在。1969年12月18日中共高层紧急将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等人召进北京,周恩来当面向他们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前来执行军管,郑维山与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统一领导内蒙古工作[9]。实行军管一方面是为了对苏联的备战,另一方面是中共高层为了解决内蒙古的尖锐社会矛盾而采取的应急手段。

  对内蒙古宣布实行军管,标志着自1967年11月1日产生,在近两年当中制造了内人党惨案的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退出了历史舞台。

  军管下继续进行的“挖肃”

  内蒙古的分区全面军管从1969年12月下旬开始。军管会原本应该执行“五二二指示”,以缓和激化的社会民族矛盾。然而郑维山主管下的军管会非但不安抚受害者,反而将提出这种要求的受害者看作是“破坏战备”、“破坏民族团结”的捣乱分子予以打压;同时又将那些民愤极大、犯有血案的官员调离出内蒙古。而军管会也并没有停止迫害“新内人党”,在军管会下的内蒙古,草菅人命的事情时有发生。

  1970年12月因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郑维山成为“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而被停职审查,接替他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1971年5月,内蒙古的全面军管宣布结束。

  中共屠杀维族人民

  上万维族人失踪 中共掩盖种族屠杀

  【人民报消息】今年7月5日上万名维吾尔族人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对韶关事件处理不公,结果遭到新疆当局的武力镇压,有消息说,上万维吾尔人被机枪扫射打死打伤。中共当局则称,只有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并极力封锁乌鲁木齐的网络通讯,阻止国际媒体进入当地采访。然而从7月5日到目前为止短短3个月来,不断有消息传出,有高达上万名的维族人遭到逮捕,而后被失踪。外界分析指出,中共极力掩盖伤亡人数并大肆拘捕和强迫失踪,是为了掩盖其对维吾尔族人犯下的种族屠杀罪行。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10月21日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国际社会独立调查维吾尔族人遭到中共军队拘捕后失踪的事件。这份报告标题为:“我们甚至不敢去找他们: 新疆暴乱结束后的强迫失踪”,在这份长达44页的报告中,记录了一些有详细时间和地点的证词。

  这份报告是基于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员在新疆7.5事件后收集的信息上做出的。这些调查员调查了数十名乌鲁木齐的居民,包括维吾尔族居民和汉族居民,以及一些现场目击者。

  据人权观察组织调查,在2009年7月6日到7日期间,中共警察、武警和军队进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搜查行动,地点在乌鲁木齐的两个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区:二道桥和赛马场。这些搜查行动至少持续到8月中旬。

  现场目击者说,安全部队封锁了整个居民区,寻找维吾尔族青年男子,并带走那些身上有伤口或瘀伤的人,或抗议时不在家的人。

  报告列举了7.5事件后,43名维吾尔族人遭到中共军队拘捕后,被“强迫失踪”的案例。报告同时表示,这些已经记录的人数可能只是失踪者总数的冰山一角。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24日说,“我们从各方反馈的消息,失踪人员是中共政府公布所逮捕的数倍,而且人权观察公布的也只是冰山一角,7.5事件发生的那天,至今为止,我们从境内,包括从境内7.5事件之后逃离中国,给我们进行投诉的,包括还有其他的特殊管道获取的信息,10月1日以前,也就是7.5之后这几个月,失踪的人员已经高达上万人,也就是近万人失踪。”

  他说,“当地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个官员当时就跟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就说过,中国政府在7月5日当天已经逮捕超过4千人,而且监狱无法安置,将这些被逮捕的人安置在当地的一个军用仓库,当天下午,中共政府开始用冲锋枪进行扫射,到底导致了多少人员死亡,多少人受伤,甚至有些受伤的人进去医院至今没有康复出来的现象。而且维吾尔人的伤员全部被强行送到军方医院医治,进去的维吾尔人根本没有一个人康复出来,至今为止。”

  旅居澳洲南澳省阿德雷德的维吾尔族学者雪合拉提17日在墨尔本“中共窃国60年研讨会”上,披露了新疆7.5 事件中鲜为人知的血腥事实。

  他说,“乌鲁木齐有一个叫赛马场,大概3万人的这么一个场所,7月5日晚上,关灯后就只能听到机关枪,只能听到轰炸,非常残忍,这个事件之后,3万人的场所被铲平,因为是关着灯打的,没有人知道多少人,可能这个数字永远也不会被知晓。所以这么多遗憾的中国人以报复打击为藉口,屠杀了无论女的,男的,老的,少的……目不忍睹。好多人都缺骼膊断腿的,不给治疗。半死不活的一边用卡车轧,把人堆上去,还有一种方式,把所有被关押的人,因为乌鲁木齐关不了那么多人,就把人员疏散到其他地方,到其他地方会出现什么问题,让当地兵团的关押人员上刑折磨,从那些地方出来的几个维吾尔人过几天就死了。”

  迪里夏提先生指出,中共在7.5事件中,不仅出动了国安公安武警,还有当地的驻军、兵团,以及大陆各地的援疆特警等国家机器,对维吾尔人的军事性镇压,包括地毯性搜捕和大量的逮捕行动。因此大量失踪人员的家属无法寻找7.5事件失踪的亲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被那个部门扣押的。

  人权观察组织在报告中提到,所有接受调查的维吾尔人都被中共官方的镇压行动吓坏了,他们甚至害怕与他们的邻居谈论拘捕的情况,到处都是便衣或穿制服的警察在巡逻,他们居住的周围还有监控器监视。

  世界维吾尔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对新疆7.5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人权观察组织也在10月21日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进行调查,同时敦促中共政府允许针对新疆事件及其后果的独立国际调查。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指出,中共对维吾尔人的屠杀,已经表明中共对维吾尔民族实行的正是恐怖的种族灭绝政策。

  中共各种方式殺害少數民族何止上千次。

  中國人有歷史以來,任何戰爭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總和,都沒有中國共產黨這六十幾年間害死的人數多。

  中共殺害自己同胞達八千萬至一億,這是比"天"更大的反人類罪行。




第二章~第一節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殺害中國人民殘忍程度之比較

  第一節 日本侵略軍殺害中國人民的殘忍程度

  日本侵略軍是人類史上,最邪惡丶最無良知丶無底線的族群。他們在侵略中國與亞洲多國期間,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在侵略中國時期,屠殺中國人民的手段多達百种以上,可謂集古今中外殘酷手段之大全。

  日本侵略軍犯下了對中國人民進行"殺人競賽"丶吃中國人的心臟丶腦漿丶奸殺婦女丶刺刀挑殺幼兒丶對放下武器的戰俘施行,砍頭丶刺殺丶槍殺丶開膛破肚丶刺刀挑捅丶鍘刀斷頭丶活埋丶水淹丶大卸八塊丶兩馬分屍丶刀刺肛門丶開膛破腹丶剮人剝皮丶電磨粉身丶火燒水煮丶冰凍活人丶鐵釘貫頂丶鐵鍋燜人丶四肢釘墙丶亂刀划面丶剖腹滅子丶以人作靶(練刺殺或射擊)丶摔布袋(人裝入麻袋反覆摔打致死)丶挖眼丶割耳丶割舌丶剁手丶剁腳丶割乳房丶刀刺陰戶丶竹簽釘陰莖丶點天燈丶坐飛機(人坐在手榴彈上引爆)丶烤活人丶滚釘筒丶軍犬咬死丶軍犬舞(群犬撕咬活人)丶槍刺挑殺嬰兒丶水煮嬰兒丶水田倒插嬰兒丶摔死嬰兒丶活劈孩童(用手分撕成兩半)丶等等,多不勝舉,日本侵略軍的魔性甚至在中國競殺人喝血丶吃心肝丶吃活人腦丶殺人祭軍馬丶殺人餵馬丶以活人填溝渠過軍車丶活摘器官丶活體生物丶細菌丶化學試驗等等。

  就算人類公敵,法西斯也只不過集體殘殺俘虜,也沒有把他們的心臟丶腦漿吃掉呀。所以,日本侵略軍是比法西斯都更邪惡丶更壞,是對中國人民犯下許多反人類罪行的群體。

  殺人當遊戲⋯⋯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東京日日新聞》報道,日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進軍南京途中相約 [殺人競賽]商定在殺進南京途中,誰先殺滿100個中國人者為勝,從句容到湯山,兩人分別殺死89個和77個中國人,到達南京紫京山下時,兩人各稱殺死106個和105個中國人,但是不知道誰先殺滿100個中國人,所以決定這次殺中國人的比賽不分勝負,重新開始比賽,以先殺死150個中國人,為勝利者。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30名日本侵略軍闖入,南京市門東新路口5號,夏淑琴家中,他們先殺死了房東夫妻和夏淑琴的父親,用刺刀殺死了夏淑琴母親懷里的一歲嬰兒,之後輪奸了她的母親和另一個房間裡16歲和14歲的兩個姐姐,她的祖父母試圖保護孫女的時候被殺死。之後他們殺死了慘遭奸淫的母女,並且在她們的陰道裡插進瓶子和木棍,當時7歲的夏淑琴和她4歲的妹妹,被刺刀扎傷,她們因為昏死過去而幸存下來。最後,日本侵略軍又殺死了房東的兩個小孩子,4歲的一個被刺刀殺死,2歲的那個被日本軍刀劈開腦殼。

  以下是日本戰犯的筆供,以此更能了解他們有多麼地邪惡。

  【分享腾讯新闻】日本战犯:烤中国人头吃脑浆

  日本战犯:烤中国人头吃脑浆

  环球时报 11-26 09:49 1935评论

  资料图:日军砍杀中国人

  原标题:日本战犯:承认受军国主义毒害烤中国人头吃

  大家还记得媒体曾经报道过的审讯,并残酷折磨中国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吗?

  一张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黑白照片上显示:1902年生于日本高知县的大野泰治身着狱服,五官端正、相貌堂堂,但若细加观察,顿感此人眼神冷峻,面色阴森无比。在日本侵华时期,大野泰治曾任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晋北政厅警务厅警务科长等职。日本投降后,他参加了阎锡山的军队,任“山西省产业技术研究社”少校编辑员等职,1950年12月12日被捕,羁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1956年移交抚顺战犯管理所。

  大野泰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犯有违反国际法准则与人道主义原则,操纵、指挥伪警察队残杀、酷刑我被捕人员,抢夺、焚烧、破坏我国人民财产,强征劳役等严重罪行。1936年2月,大野泰治在伪满洲国滨江省任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期间,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亲自刑讯已负重伤的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并以“赵一曼没有利用价值”为由上报上级,使赵一曼被杀害。

  据辽沈晚报报道,在1955年,大野泰治写下自己曾经审讯拷打赵一曼的笔供。这份笔供译文被媒体曝光后,不仅揭露了赵一曼在狱中受刑的真相,还披露了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在侵华期间的残忍行径,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毒害日本人的。

  大野竟吃过中国人头颅

  在笔供的第六页开头,大野泰治写下这样一段话:在两个月内,从以横道河子为中心的附近地区逮捕来许多中国人民,将其中的二十名拘禁于横道河子警察署,用殴打、灌凉水、捆吊等方法拷问,其中两名加上抗日思想浓厚的理由,由石田斩杀了,将头烤焦,兑用脑浆配药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的一个。

  令人发指的拷打细节在笔供中触目可见,如笔供第七页中的一段描述:选出四个好像工作员的人,我命警士将其中一个捆在门板上,手脚和头都捆得不能动,向鼻子和嘴里同时倒水,二三分钟后问他“说不说?”又继续灌水,反复拷问了二十来分钟。用同样的方法拷问了四个人,但一点也没有得到我所要求的事实。我想是拷问的手软了,就重新作第二次拷问,在这次灌水时命警士用布盖住口,从布上灌水,同时对胀起来的肚子用冷水浇,我又用脚踩他们的肚子。在停止拷问时,我又用皮鞭殴打已成半死状态、站不起来的被害者,然后拖出审讯室,这样对四名中的一名用麻绳吊起,我亲自用皮鞭在其背部、腰部殴打十来次。

  为战争胜利为借口犯下了杀人、放火、掠夺、强奸等灭绝人性的罪恶。

  日本战犯堀口正雄:将抗日军民送731部队做实验

  2014-08-11 11:02:00 来源:中国广播网 说两句 分享到:

  据堀口正雄1954年8月笔供,他1901年出生,日本东京都人。1937年起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曾先后任日本新京宪兵队敦化宪兵分队队长,锦州宪兵队中佐队长等职。

  1937年8月,将1名被俘抗日联军爱国分子“押到敦化县城西侧炮台山高地,命令部下宪兵军曹用日本刀进行砍头惨酷行为”。

  1938年末—1939年8月,将逮捕的爱国者8名进行拷问审讯后,其中“3名以特殊输送哈尔滨第731部队”。

  1939年6月,手下宪兵队的刑讯拷打致1名中国人死亡,“命令利用夜间把尸体送到山中埋上了”。1939年8月,部下在抓捕中枪击致1名中国人死亡,命令“利用黑夜把尸体投弃于牡丹江河中”。

  1942年8月—1943年8月,共逮捕抗日人员约80名,其中“经宪兵司令官的批准指令送哈尔滨第731部队约20名”。

  日本战犯今吉均笔供:捕杀大量抗日军民 好斩首

  2014-07-30 11:27:00 来源:中国广播网 说两句 分享到:

  央广网北京7月30日消息(记者庄胜春)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今天国家档案局网站公布了第28名日本战犯今吉均的笔供。今吉均曾任伪龙江省警务厅厅长。

  今吉均笔供显示,他1906年生于日本大分县。1932年在日本奉天自治指导部任职。1943年,任伪龙江省警务厅厅长。

  1932年8月,为镇压抗日运动,“动员了500名警察队员、800名自卫队员”,“在昌图县城西门外2公里的地方逮捕了6名爱国者”,并投入监狱,先后将其全部杀害。11月上旬,在昌图车站附近,命令日本警察“用日本刀将1名中国农民斩首”。

  1933年2月中旬,在亮中桥通江口一带抓捕抗日群众二十二、三名。3月上旬,对其中包括田振东司令的父亲田旺和其参谋长朱小飞等14人,命令“在昌图县城南空地上把他们枪杀了”。

  5月,赴伪热河代理公署任职。在此期间,“协助警务厅弹压人民及为民政厅生产鸦片而栽培罂粟”,毒害中国人民。

  1935年8月,参加日军肃清珠河县治安行动,在某村庄逮捕1名中国青年, “在大豆地里将他斩首了”。后在某村又逮捕5名青年,先后全部将其用军刀杀死。前后所烧民房达“540户人家,使3千数百名居民走投无路”。

  1943年,“在龙江省泰康设立矫正辅导院”,先后“将2100名左右的反满抗日分子至中国爱国者,送至矫正辅导院”。“强制使他们劳动,以致出现很多死亡者。”

  1943年9月,“秘密中逮捕了1名中国人”,使用酷刑拷问无果,将其注射致死,把尸体投入嫩江。

  1944年2月,抓捕抗日义士,“在景星县逮捕两名,在洮南县逮捕1名”;6月,“逮捕42名爱国者”,押送至齐齐哈尔收监,其中一人被酷刑拷问致死。

  编辑:任芳作者:

  本文采写于2005年,文中时间皆以2005年为准。

  原文编者按:2005年,我们曾走访200位亲历抗战者。今天,我们重新将这部口述实录呈现在读者面前。曾经向我们讲述过这段历史的老人中,如今已有很多人业已辞世。但他们讲述的这些血与火的故事、他们经历的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不容我们遗忘。

  日军滇西兽行:逼中国人行奸自己的亲人

  日本侵略軍竟逼中国人行奸自己的亲人采访时间:2005年4月28日采访地点:云南省腾冲县见证人:周光永 1931年生,云南腾冲县人,在滇西抗战时加入便衣队,俗称“娃娃兵”,经常深入沦陷区搞情报和侦察。

  ■两个日本兵竟然当着母亲的面将女儿强奸丶我今年76岁,日本人占领腾冲的时候,我只有12岁。我的舅舅叫刘仲伦,就是被日本人绑在树上用刺刀捅死的。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去逃难,在小溪乡碰上了中央军的部队,一个长官模样的人问我:“小鬼,你是不是本地的人?”我说是,他就很高兴,说:“参加我们的便衣队吧,我们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小家伙。”我就当兵了。

  我的任务,就是利用自己年龄小又是本地人的优势,在腾冲为远征军搞情报。那会儿我小,什么都不怕,穿上身烂衣服,哪里都敢闯。在腾冲,鬼子把以前的英国领事馆搞成了自己的司令部,把文庙搞成了宪兵队,文庙里还搞了鬼子的慰安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里有慰安所,但经常见些穿得像妖精似的女人出出进进,那些女人每次出来,老百姓都躲哟。后来知道,这些女人大多都是朝鲜人,日本女人很少。

  说起日本人在滇西干的坏事,可真是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日军强奸妇女了。我记得逃难的时候,大媳妇小姑娘的,都要往自己的脸上抺把锅渣,把头发理光,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当时我还小觉得很奇怪,干吗要把自己搞成那个丑八怪的样子?

  后来我当了“娃娃兵”,回到沦陷区为中国远征军搞情报,见的多了听的也多了,才逐渐知道原因。下面,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说说。

  龙陵黑坡的一对母女,在大山里逃难时遇到了搜山日军,母女两人都裹着小脚根本跑不快被日军抓获。两个日本兵当即兽性大发,竟然当着母亲的面将女儿强奸,后又强迫他们抓来的另一个百姓去强奸自己的同胞,这个人跪在地上求日本人不要让他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结果被日军一枪打死。

  1942年6月,龙山卡新婚妇女杨美英,被日军用卡车强行拖至大垭口,被近百名日军轮奸,次日浑身不适,而后暴毙。就这样,野兽般的日军还是不肯放过,对尸体又进行了轮奸,然后剖开其下身“观察”。

  倒淌水村的杨石英、王美玉两妇女,被日军当着她们丈夫、家人的面进行轮奸,发泄后捅死。

  1942年11月14日,镇安阎家寨的妇女段召坤,已经年过4旬,给驻当地日军送马草,结果被日军诬陷说偷了一只竹篮,两名日军当即把她的衣服扒光,用锋利的竹竿从她的阴部插入其肚子,然后拖着竹竿走,段召坤一面惨叫一面呼唤着自己孩子的名字。敌人见她没死,又挖坑将她活埋。两个鬼子还轻松在坑顶的浮土上蹦跳、小便取乐并狂笑不止。

  松山寨子李广的妻子当时已经40岁了,日军准备抓其做慰安妇。此时,她怀里抱着个5岁左右的女儿,肩上背着1岁的小儿子。两个孩子见妈妈要被带走,又哭又闹,不肯让日军把母亲带走。日军不耐烦了,当下就开枪射击,子弹穿过母子二人的胸口,再穿到小姑娘的脚下,母子当场死亡,小姑娘受伤被遗弃在地,后被好心人收留。

  日军在发泄后,竟要其亲人也去行奸或要他们牵来牲畜兽奸丶在腾冲,日军同样作恶累累。1943年2 月,几百名日军扫荡保家乡,一路走一路奸,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甚至为了强奸,先用鞋底把老人的阴部打肿、把孩子的阴道撕裂再行奸。仅这一次他们就奸污妇女128人。更残忍的是,鬼子在奸污后觉得不过瘾,竟用刺刀捅死两人,又用气枪插入妇女阴道打气胀死3人。

  还有一次,22名日军轮奸了一名陈姓少女,使其小腹胀如腰鼓,后被老人们用擀面杖压着肚皮才把污液一摊一摊地排泄出来,她疼得满地打滚;腾冲县城里的一位妇女被日军抓住后,竟当着其一家人的面强奸,强奸后又强迫其亲人打水清洗,再把污水顶在脑袋上端出去倒掉。还有的日军在发泄后,竟要其亲人也去行奸或要他们牵来牲畜兽奸,稍有不从,立即就用刺刀捅死射杀。

  日军真是干尽了难以想象的丑恶勾当!

  “支那猪,好吃!”

  采访时间:2005年4月28日采访地点:云南省腾冲县见证人:段培东 1934年生,腾冲县小溪乡人,8岁时亲眼目睹日军占领腾冲,目击日军烧杀抢掠。现为腾冲作家协会会员,被誉为“滇西抗战的‘活资料’”。

  腾冲陷落的历史,就是腾冲百姓的受难史———从1942年5月到1944年9、10月间,滇西百姓吃了太多苦,受了太多罪。下面我就说说日军占领腾冲后的十种主要杀人方法。

  ■用刺刀戳死丶这是日兵最喜欢的一种杀人方式,最能“显示”出日本兵的“武士道精神”。1941年5月,我在逃难时就亲眼看到一群日兵用刺刀向一位手无寸铁的年轻人戳去,直到把那个人戳得没有声息,才又狂笑着走了。1942年8月21日,日本侵略军往腾北进行扫荡。当晚,进驻碗窑乡茶子园。他们抓了13位老弱妇孺,然后用刺刀一一把他们戳死,有的刀眼多达11处。同一天在碗窑村的红木树园、三元宫,日军把34名尚未来得及逃难的老百姓全部抓起来,统统用刺刀捅死。

  ■用排枪射死丶1942年5月,日军沿界头翻越高黎贡山追击我军护路营,至怒江栗柴坝渡口,将正在撤退的海关人员和难民100多人拦住去路,强迫他们跪在江岸上,用多挺机枪扫射,全部死亡。1942年7月13日,日军到中和扫荡,这一天里就杀害群众39人。其中,在屈家营抓住的9人,全部让他们在樊家坡前一字站好,用排枪射死。日军在扫荡途中,看见村民屈在福在山上挖野菜“有伤风化”,樊有福回村背粮食是“抢皇军口粮”,均开枪射杀。类似情况在滇西不计其数。

  ■喝人血、吃人心肝丶和顺人寸长宝到中和探亲,被日军抓去带路。宿营时,日军要寸长宝去找葱姜,找来后,日军突然把寸绑在树上,封死其嘴,用刺刀在他的肚脐上下猛地划开一刀,肠子全部落地,心肝全部被日军掏出来和着葱姜炒吃。日军吃着寸的炒心肝时,寸长宝身上的肉还在跳动。李光华刚从山上回来,路过日军烧火做饭处,日军意犹未尽,追上去把李打死,掏出其心肝炒吃,并称赞说:“支那猪,好吃!”

  ■活埋丶马站街的群众4人和腾冲北门何家寨的两名青年被日军抓住后,让他们自己挖坑,然后自己填埋,直到只有头露在外面时放野狗撕咬,当看到这4人脸上的肉被野狗撕扯分食,日军兴奋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

  ■上绷杆中和乡农民郭汝兴被扫荡的日军抓获,绑在绷杆上,每天用小刀从他的身上割下一些肉,然后任由蚊虫、蚂蝗叮咬,直到被活活地折磨死。

  ■上甩杆丶在保家乡,扫荡的日军把抓获的老百姓脱掉裤子,从肛门里拉出大肠头,拴在甩杆尖,一放甩杆,一整串肠子被拉出来致死。随后,围观日军兴高采烈地相互切磋拉出大肠头和使用甩杆的技巧。

  ■灌盐水、灌开水中国远征军情报员王树荣在县城詹宅被日寇抓获,先是用皮鞭抽打逼其招供,未遂。后改用盐水灌、开水灌致死。

  ■油锅烹炸丶上北乡保长戴广仁、张德纯是中国远征军第71军军长钟彬委任的老山岗电台谍报,被日军发现后捕获,严刑不招,于是以滚油将其烹饪,锅内还撒上盐巴,人肉被日军分食。

  ■开水煮死丶1942年5月,龙陵百姓逃难进山,由于吃的东西带得少,夜晚悄悄潜回村子附近的一个原远征军白糖仓库拿白糖充饥。谁知有5个村民不慎被日军巡逻队抓获。日军大骂:“支那猪,良心大大的坏啦!”一面在大汽油桶底下生起火,随即将5人扔入桶里活活煮死,这5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彭祖兴、彭明辉、范复宝、邵开应、杨细老。

  蒲川乡乡长杨炳云坚持与日军打游击,在中国远征军反攻前夕,在勐柳和勐福之间的路上被日军抓捕,解往龙陵宪兵队队部,绑于铜锅之中,下烧烈火,滚水沸腾,杨炳云怒斥日军,至骨肉煮得分离而死。

  ■锯子锯解丶日军攻击向阳桥不利,退返公坡,逼迫下北乡第4保甲长张启福带路出小回街,启福即把日军带入中国远征军第36师的伏兵处,日军被歼30余人退至海口。日军遂在三官庙用锯子解下张启福的首级,悬示村外。

  1944年6月,在曲石徐家寨旁的紫薇花树林里,日军将俘获的6名中国远征军分别用铁丝捆绑在树上,用3把大解锯肢解,有两个被日军从两眉中间锯成两半,一半瘫在树下,一半还被铁丝捆着手膀粘在树上。有一个从头顶锯到脖根,脑壳一分为二耷拉在肩膀上,脑浆流了一地,和血浆在一起,分不清红白来。另两个被锯到大胯,也是血肉模糊的在树下瘫成一堆。另外一个则是用刺刀从太阳穴扎进去,树上钉着人头,而尸体却在两丈以外被剁成了肉泥。

  以上所述,是日军在滇西使用的比较典型的杀人方法,实际上他们还有许多其他方法,比如将活人直接上架烧烤,再用步枪通条串烤肉吃;再比如将初生婴儿用刺刀挑上天空,在刺刀尖上扔来扔去“练传球”,若没接住罚做俯卧撑30个……随手砍下一颗人头当垫石采访时间:2005年4月30日采访地点:腾冲县人民政府办公楼见证人:卢彩文 云南省腾冲人,1925年11月出生,现为云南省黄埔同学会腾冲分会负责人。滇西抗战中,在第11集团军参谋处第二科别动队任少尉情报员。

  日军在滇西都干了些啥? 当时,我在滇西沦陷区搞侦察和情报,了解一些,我给你们说说。其实就一句话———没人性!

  日本人入侵滇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百姓都在惊慌失措中争相往大山里逃难。为了不让已经占领乡镇的日本人发现,白天不敢露面,更不敢生火做饭,只有夜里才敢跑出大山找点吃的。如果碰上日军,经常被打死或者抓去做苦力。在山里也不安全,日军也经常搜山,一旦发现有人,男的立即抓去当苦力,如怀疑是抗日军则立即杀掉。见到妇女则要行奸,稍有不从立即杀掉。

  ■放火丶腾冲在沦陷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寇放火烧毁民房、学校、公所共24000多间,还把40多个自然村寨全部夷为平地,致使数万人无家可归。日寇还放火烧了县图书馆,毁灭藏书10多万册,学校80多所,桥梁9座。

  我在逃难的时候就亲眼见过日军烧村子,没有一点人性!1943年3月22日,日军56师团的“黑风”部队,在一个叫金刚惠次郎的军官带领下,扫荡了马站乡的中村。他们在抢完了所有能抢的东西以后,就点火把村民赵盛春、杨正明等19户人家的房子统统烧毁,当村民请求他们手下留情的时候,日军就把这些村民也扔进了火里。当日军看着全村都烈火熊熊、浓烟冲天的时候,高兴极了,用力鼓掌、哈哈大笑。

  ■抢掠丶日寇在腾冲从四乡八寨抢夺粮食6000多万斤,牛、羊、骡马等牲畜5万多头,日寇吃鸡鸭不吃内脏,猪牛羊只吃肉不吃腿,头脚和内脏全部扔弃。日寇还强制使用“军票”,掠夺其他财物无法统计。日寇到乡下扫荡时,不仅抢夺光所有食物、财物,还要在老百姓的锅、碗、水桶里拉屎撒尿。

  1942年8月22日,日军的148联队杀到腾冲县固东镇杨家寨。他们把杨家寨里的6户姓杨的人家全部杀光,东西全部抢光。当时,他们把一头抢来的黄牛杀死后,就在还烧得发烫的瓦砾上剥牛皮,因黄牛一晃一晃地不好剥皮,日军顺手就把身边一位刚刚从别的村子抓到的、名叫李茂启的人拽过来,一刀将其脑壳砍下来,一脚就把眼睛都没闭上的脑壳踢到牛中脊背下当石头,垫着剥牛皮。日军走后,他们家人才从一堆剥剩的牛皮中找到了李茂启的人头。

  ■狂轰滥炸丶两年多来,受阻于怒江西岸的日寇先后出动128架 (次) 飞机,对人口密集的保山城、板桥、由旺镇进行狂轰滥炸。1942年5月4日下午,敌人先后出动两批54架敌机对保山城赶集的人群投掷大量炸弹并凌空扫射,前后仅半个小时就夺走了1万多人的生命,炸毁房屋2300多栋。当时保山满街都是尸体,汽车都是轧着尸体过的,尸体血肉模糊,头破腹开,缺胳膊少腿,实在是惨呀!

  ■放细菌丶日寇还在梁河、腾冲、保山等地施放鼠疫、霍乱等细菌。1943年,南甸克家巷突然发生鼠疫,一天中1户人家全部死亡,不到半月死了11人。鼠疫后来进一步蔓延,仅在腾冲被鼠疫害死的就有1.4万多人。

  1942年5月4日,日军对保山轰炸后,于次日又来轰炸,还放了霍乱、鼠疫等细菌。保山城乡一时间成了恐怖的人间地狱,6万多人在几个月之内死于非命。更为可恶的是,日军对受尽酷刑的中国远征军俘虏、民夫注射病毒细菌后再放回来,这些人不仅数日后病发身亡,而且病毒在健康人群中迅速蔓延……话外音即使是最专业的学者,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调查而得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也仅仅记录了所有暴行的一部分。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的一本书籍共收录了1937年至1945年1340篇日军暴行资料,有4000多起惨案与暴行,而这八年总共才2920天。记住,平均每天都有日军在中国国土上施暴。

  在湖南桂阳一日军士兵,杀人后用鲜血在板壁上写道:“吃的中国鸡,睡的中国妻,杀的中国蠢东西。”(刘昕 陆纯)

  日本侵略軍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比海洋都更深的反人類罪行。




第二章~第二節


  中共暴政殺害中國人民殘忍程度

  中共暴政從建黨起,就開始施行其邪惡的本質,他們的酷刑和殺人手段之狠毒殘忍堪稱世界第一壞。

  中共在瑞金蘇維埃時期,毛澤東借清洗AB團之名,就指使李九韶施用,打地雷公燒香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等多種刑法,被打者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段,滿身燒爛行動不得。

  中共在延安時期對共產黨內部,托派的處死方式有集體被刺刀捅死,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體槍殺,集體活埋,任憑狗咬,用木榔頭把腦殼砸爛,令人髮指的還有,延安和平醫院竟將三個活生生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做活體解剖。

  中共在土改鎮反時期,中共發明了切西瓜(用鍘刀切腦袋),烤紅薯(將人赤身懸空在烈火上烘烤致死),點天燈(油浸棉花用鉛絲緊扎頭顱,點火燒至焦頭爛額),拜城隍(逼人赤身裸體在碎玻玻璃上爬行,至遍體鱗傷而死),栽大蒜(將人倒捆頭埋泥中,縛在木椿上,使之風吹雨淋慢慢窒息而死),牽黃牛(用鐵絲鈎住舌頭,一邊鞭打一邊逼供),拖地雷(將人反捆吊在馬後,火燒馬尾趕馬亂奔,將人活生生拖死),貼廣告(將女人強行剝光,釘在牆上示眾,直到痛死)等60余種酷刑。

  中共抗戰期間在華北的暴行

  美國總統胡佛向全世界推薦雷震遠神父的著作《內在的敵人》時說「在這本書里揭露出 共產主義在行動上赤裸裸的恐怖真象。我願向那些希望切實明瞭瀰漫在全世界上的這個 魔鬼勢力的全國人士們,推薦這本書。」

  雷震遠神父在書中講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嚇民眾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 人都到村子的廣場上去,小孩子們則由他們的老師領著,目的是讓他們觀看 13個愛國 青年是如何被砍頭的。在宣讀了一些莫須有的罪狀後,中共命令已經嚇得臉色發白的教 師領著小孩子們高唱愛國歌曲。在歌聲中出場的不是舞蹈演員,而是一個手持鋼刀的劊 子手。「劊子手是一個凶狠結實的年輕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來到第一個犧牲者後面 ,雙手舉起寬大銳利的大刀快如閃電般的砍下,第一顆頭應聲落地,在地下滾滾轉,鮮 血像湧泉般噴出。孩子們近於歇斯底里的歌聲,變成了不協調雜亂的啼叫聲。教員們想 打著拍子將喧囂的音調領上秩序,雜亂中我又聽到鐘聲。」

  劊子手連續揮動了13次鋼刀,砍下了13顆人頭,隨後中共的士兵們一起動手,對死者剖 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這一切暴行都是當著孩子們的面。「小孩子們嚇得面孔灰白, 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責罵著他們,一面集合列隊返校。」

  從此之後,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們被迫去看殺人。直到孩子們已經習慣於這種血腥場面,他們變得麻木,甚至能夠從中獲得刺激的快感。

  當中共覺得殺人已經不夠恐怖刺激的時候,他們開始發明各種各樣的酷刑,比如強迫人吞食大量食鹽卻不給一點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為止,或者強迫一個人脫光衣服,在碎玻璃上滾來滾去。或者在冬天冰凍的河上打洞,把犯人從洞口拋下,直到凍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產黨發明瞭一個可怕的刑罰。有一天他在一個城裡閒逛,在一家飯館 門口停住,注視著煮飯的大鍋。於是他定購了幾只大鍋,並立時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 舉行審判,同時令苦力把鍋里注水煮沸。審判一完,立即把三個判死刑的犯人脫光擲進 鍋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個人的父親被活活剝皮至死。兒子被共產黨 逼著親眼看這慘刑的執行,親身聽到父親在哀號中死去。共產黨在他父親的身上倒上醋 和酸類,一張人皮便很快地剝下。先從脊背開始,然後剝到雙肩,全身皮都剝下後,只 剩下一顆頭皮存在。他的父親在全身皮被剝下後幾分鐘便死掉了。」

  作家沙青在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中寫道,中國歷史上饑荒最嚴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統治時期卻出現了這樣的故事:活著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還將外面來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殺了吃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里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里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本文來源:http://dafahao.com/great-leap-forward-30-million-starve-death.html

  中共在文革中殺害百姓的手段除了傳統的槍決,砍頭,沉溺,繩勒,火燒,活埋,摔死,丟岩洞,割喉管,用竹筒插入喉嚨,棍棒打死,電擊乳頭,機槍掃射,火箸插陰道,榴彈砲轟平整座村莊,挖死者心肝炒下酒菜,割人肉烘烤聚餐,活體取腎等等,滅絕人性的獸行,到鎮壓法輪功和人權活動家時,《中共統治下的百種酷刑》又創造了強制長期洗腦,強行用精神病藥物摧殘人的大腦,強行將拖把插入陰道,用牙刷刷陰道,將女性學員集體剝光強行投入男性牢房,用高壓電棍電擊頭面,乳房,陰道,陰莖,及插入肛門電擊,黨政軍醫公檢法司緊密配合大規模活體割除盜賣心丶肝丶腎丶眼角膜等人體器官。等等魔鬼行徑。

  共產黨的邪惡,不只是把一個人從肉體上消滅,還要包括對迫害對象的親人,從精神上殘酷的來折磨。把一個人冤枉致死,卻還要歹毒地向她母親,索取5分錢的子彈費用,可憐天下父母親啊,自己的子女被冤枉殺死,卻要為殺死子女的兇器付錢,天底下有那一位父母不會被,殘忍丶決絕的中共從精神上摧殘致死呢?中共這幾十年間,有多少家庭,類似於林昭這樣被中共迫害致家破人亡。

  受中共殘酷迫害的易見份子有許許多多,其中包括:林昭(彭令昭)1957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份子,1960年因參與編輯《星火雜誌》被以反革命集團罪名判處20年徒刑,1968年4月29日被判死刑立即執行,她的母親還被要求支付5分人民幣的子彈費用,迫使她母親精神崩潰,變成瘋子,之後痛苦地自殺而亡。她的父親也被逼服藥自殺。

  中共暴政下的中國,任何人不能有正義丶良知。有頭腦不能有思想!有口不能說實話!有心不能有正義······只能牲畜都不如地被"和諧"。不然他就是榜樣。

  遇羅克,因《出身論》1970年3月5日被周恩來親自下令以反革命罪槍殺。

  中共可以把任何人逼瘋,對女性強奸暴虐,只要他們願意,沒有什麼不敢做的,乃至槍斃前還可以把人的喉嚨割開。早就有先例了。

  張志新1975年被中共惡警故意唆使重刑犯人強暴後逼瘋,仍然被喪盡天良的中共處死,于1975年4月4日處死,刑前還被殘暴地割喉嚨.

  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

  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她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中共的邪惡勝魔鬼,死前都不讓你哼一聲。死後拋屍於荒野。致使屍骨被魔割。人間殘忍致極至。

  李九蓮1977年12月14日,被定為反革命罪行,在贛州召開公判大會,中共為防止她在公開場合呼喊口號,將她的下顎與舌頭用一根竹簽刺成一體,李九蓮死後,無人收屍,後被贛南機械廠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賢把她的乳房和陰部割下來並帶回家猥褻。

  如此邪恶的行徑,只有魔鬼才能做的出来!




第三章~第一節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對中國經濟造成的破壞之比較

  日本侵略軍對中國經濟造成的破壞

  日本侵略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資源掠奪,包括自然資源丶人力資源丶文化資源等等,要把中國包括台灣在內變成他們的殖民地。所以日本人根本𣎴管中國人民的死活,他們的目的是,如何把資源掠奪回去來繼續擴張他們的軍事力量,然後再接連對外侵略擴張。

  日本是從早期,通過戰爭勒索中國來的到巨額賠款,第一笔具有战争“赔偿”性质的赔款是一八七四年琉球事件的赔款,折合银元65万元。第二次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失敗後,日本政府逼迫清政府在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掠奪我國遼東半島丶及台灣丶澎湖列島,從此開始掠奪台灣及澎湖的自然資源如,阿里山森林公園裡的原木丶礦產資源等等,要知道阿里山火車的建成目的是能快捷的運送這些物資回去日本而已,可想而知台灣的日據時代50年間掠奪了多少資源回日本去。還敲詐白銀二萬萬兩,後來因俄丶德丶法國干涉,日本才不得不放棄遼東半島,但是又勒索"贖遼費"三仟萬兩白銀,這一筆相當于清朝政府三年財政收入,或者是日本政府當時四年半的財政總收入,(折合總計銀元為2.6513億元)其中的90%被用來發展軍需工業,並且建立了大機器生產的工業體系。

  一八九六年日本伊虅博文內閣制定了十年擴軍計劃,40%的經費,直接來自于中國的賠款,為日本之後侵略中國打好了基礎。

  中国对日本第三次战争“赔款”是庚子赔款,支付额为银元9154万元。据以上统计,中国在近代战争中向日本“赔款”总计折合银元7.0259亿元。

  從此以後,日本侵略軍就開始了更加直接的瘋狂掠奪。

  日本侵略軍對中國文化資源的掠奪

  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那个国家。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民族。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

  日軍全面侵華時期,對中國文物的摧毀更是影響深遠,日軍甚至於1939年將雍和宮前3座牌樓的金絲楠木大柱更換成水泥柱,導致牌樓光輝頓減,而將換下的楠木柱運到日本,據說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幾座居室,由此可見日軍對中國文物掠奪的一斑。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 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000 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在日本的就有三分之一。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代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代 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日本侵略軍對中國人力資源的掠奪與傷害

  日本对中國人力资源的掠夺是以对数以千万的中国工人劳力的榨取和几百万中国劳工 的生命为代价的取得的。在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与日人的残酷折磨下,大批劳工死于非命,这些死难者的尸体日积月累,形成骇人听闻的万人坑。仅东北地区被残害致死的劳工就有二百多万人。如在阜新矿区,日人掠走煤二千六百万吨,留下万人坑四处,死难矿工十三万人,平均每采集两百吨煤,就留下一具矿工的尸 体。日本从抚顺取煤二亿多吨,造成万人坑三十多个,死亡矿工近三十万人。在鸡西煤矿,日本侵略軍制造万人坑七处,修建炼人炉五座,残害矿工十万余人。

   日本侵略軍对中国的经济压榨与资源掠夺

  日本到底欠了我中华民族多少呢?远的就不说了,只说说近百多年来的三笔大账吧:

   1,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签訂<马关条约>,从中国割去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近岛屿澎湖列岛,并规定这些土地上的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同时强迫赔款二亿两白银;连同后来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共折合日元三亿六千五百万(当时日本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八千万日元,清政府全年的收入仅三千万两多一点点)!

   从此,占我台湾极其附近岛屿五十年,榨取掠夺了多少财物就算不清了!

   2,自1931年9.18事变后,占我东北14年,榨取掠夺的财物也是无法计算!

   3,自1937年开始的八年全面侵华战争中,除了瘋狂大量地虐殺中國人民(这是一笔最令中华民族永远无法忘却,也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账),先后攻占我930余座城市,和大半的国土,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仅就这三笔账而言,日本侵略軍到底欠下中华民族多少经济账,我想大家都难以估算了!!!

  日本对东北资源的疯狂掠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其后又占我华北、中原、华南大半领土,将我大好 河山作为其进一步侵华的军事基地和资源供应基地。在东北,日本占领煤矿四十多处,以及多处铁矿、金矿、镁矿、油矿等。在华北、华中、华南,日军控制了几 乎所有的工矿企业。

  以一九四三年一年中日本对我国铁砂、生铁、煤炭三种矿产的 掠夺量为例,即分别为一千零六十五万吨、一百八十一万吨、五千零七万吨。一 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间,日本从东北即掠走煤二亿二千三百万吨,生铁一千一百万吨,钢五百八十万吨。从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关东军从东北农民手 中强征出荷粮三千六百万吨,其中一千一百三十万吨运回日本。

  在抗日战争中,除了直接造成中國人民重大傷亡之外。直接经济损失達1000亿美元左右,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不唯如此,从1931年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算起,这场长达14年的对华侵略战争,还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推迟了数十年,这种损失更是难以估量的。

  0。大清赔款:白银:75000吨。

  1。八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丢失黄金21000吨!

  2。民间丢失黄金:10000吨!

  3。东南亚华人:4000吨!

  4。开采金矿:10000吨!

  5。白金:1000吨!

  6。文物:400多万件。其中:书画类:约300多万件。石类,玉类,金属类,木类约100多万件,以青铜类最多,以北京人化石最贵。

  7。铜矿:1500000吨

  8。铝矿:100000吨

  9。煤矿:1000000000吨

  10。镁矿:50000吨

  11。石油:100000吨

  12。铁矿:180000000吨。

  13。粮食:300000000吨。

  14。银矿:20000吨。

  15。银元:250000000块。

  16。玉石:其中:白玉,黄玉,绿玉,紫玉,蓝宝石,红宝石,绿宝石,玛瑙:20000000块;珍珠:10000000颗;钻石:500吨。

  17。棉纱:1000000000锭。

  18。耕畜:牛,马,驴:20000000头。

  19。家畜:猪,羊,鸡,鸭:480000000只。

  20。粮食:500000000吨。

  21。房屋:300000000间

   以上1---17项是日本直接从中国运回日本本土的;18--21项是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直接消耗掉的。

   以上所列数据只是日本从中国掠夺财富的部分,其它部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了!

  另外,日军每攻占我城市,除了毁灭屠杀中國人民之外,便是将中國人民的公私财物洗劫一空,包括对中国民间财富的掠夺

  例如,抗战八年期间,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苏 皖、中原七个根据地,共有 一千九百五十二万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一千一百四十九亿斤、耕畜六百三十 一万头、猪羊四千八百万只,损失农具、家俱二亿二千二百七十万件,被服二亿 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件。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造成南京市财物损失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再以内蒙王爱召古 庙为例,此庙占地五十亩,有正殿四十九间,副殿八十一间,内有佛像宝珠金器 文物无数,为蒙古族宗教文化中心。一九四一年正月,包头市日军对王爱召洗劫 三日,将所有珍宝文物抢走后,在各建筑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大火持续半个多月。一座宏伟壮丽的圣殿化为灰烬。

  光计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十四年间日本掠夺的资源、财物、粮食、榨取的劳动和蓄意破坏等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总值即在当时的二千亿美元以上。如果这一笔巨额资金用于建设 投资,假定8%的年增长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即使不计通货膨胀,也将形成至少九万三千多亿美元的资本。退一万步,即使单计日本掠走的矿物与粮食,也足已用 来买上千个大工厂。

  在无锡、芜湖、南京、武汉、上海等地,日军 将民间所有设备钱财等尽数掠走。日军侵入无锡,对全城进行有组织的洗劫。 将各商店、机关抢掠一空,纱厂、铁厂的设备及产品全部抢走封存,运回日本。再以南京为例,新书《黄金武士》作者一对美国学者夫妇的调查显示:南京大屠 杀期间日军执行日本皇室参与的“金百合计划”掠走中国光是一个城市南京的民间宝藏就 6 千吨黄金! 据英记者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记载,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被占领的还是未被占领的,大的小的,中国人或外侨的,都被日军劫掠一空,即使美国、英国、德国的使馆和大使住宅也 未能幸免。在市民邓志陆家,日兵抢获银元三百块,金镯两副,金戒指四只,现 钞九千元, 然后将其幼子与母亲杀害。 在一些史料中也有记载, 在南京鼓楼附近, 一位日军看中了一具女尸手上的金手镯,立即用屠刀将该手剁下。 专门调遣来 的宪兵特别行动小队四处搜查,在南京的宪兵队炸开银行库房、抢劫富裕人家的 黄金、珠宝、艺术品和货币,甚至把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来。被抢劫后的财宝由 上海直接船运日本,或由火车、汽车运往中国东北处理,将稀有金属进行分等, 其他的首饰被融化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回日本。 日本军方还专门派遣黑社会老大儿玉誉义夫到中国, 专门打劫中国黑社会的不义 之财。儿玉在中国时,出没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无防的农村,到城镇和村庄,召集 地方士绅,强迫地方把财产“捐献”给天皇。在战争初期,儿玉在飞往日本的飞 机上装了太多黄金白银,起飞前起落架曾被压垮。后来,他只搜集最大粒、最优 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 还有日本在中国许多城市强行发行的日本债券; 在中国强征总计过百万的劳工奴 隶。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剩下的只有两样东西,即土地与劳动力。中国的民间已彻底破产,再也无钱财可供榨取了!

  日本侵略軍的掠奪,完全是地址強盜的方式。




第三章~第二節


  中共暴政對中國經濟造成的破壞

  中共暴政從一九四九年武力奪取政權以來,一直不顧人民的死活。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中國就初步建成了工業化的基礎"。但是卻以餓死四千萬同胞的生命為代價。眾所周知,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是資本,中共是依靠農業產品來供應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他們卻不顧百姓的死活,從他們的飯碗里搶奪糧食,致使全國到處殍浮遍野,百分之九左右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有這必要嗎?世界上還有第二個國家為了達到初步建成工業化的基礎,餓死同胞四千萬?

  更多人說:"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經濟都在迅速地發展。但是,代價卻是:中國大陸的癌症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名列全球第一,特別是肝癌丶食道癌丶胃癌丶肺癌死亡之病例最多,為什麼呢?

  北京首都醫科大學肺癌診療中心主任支修益說:"長期的空氣污染是肺癌風險增加的主要原因。基因改造食品丶毒食品丶水污染丶農田重金屬污染等等是造成食道癌丶胃癌丶肝癌的重要原因"。

  中國的許多地方,早就不適宜人類居住了,很快中國就要產生眾多的生態難民了。

   更加嚴重的是,中共暴政集團與國際上,以孟山都為首的基因改造集團勾結,完全不負責任地大規模引進基因改造食品,從而把中國人民至於亡國滅種,斷子絕孫的巨大危害之中。(關於轉基因食品的危害,將另文詳細分析)

  短期的經濟發展,卻造成無法長期發展的生態,都無法生存了,經濟有一點發展,又有何意義呢?

  現在的經濟發展並沒有給人民帶來普遍的幸福。因為他們兩極分化,多數的貪官污吏,把大量的不義之財,轉移到海外,中國正在大出血。

  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奇蹟很快就要奔潰。

  2014年悉尼中文報子刊登抬頭為"曾慶紅之子曾偉的豪宅曝光,六年前就斥資3240萬澳幣(約兩億多人民幣)買下臨悉尼歌劇院,的歷史名宅。現在竟然要全部推倒重建,一個貪官的兒子在海外買一套房子都可以花上幾億人民幣。那麼,他的車子又值得多少人民幣?他們的珠寶古玩又值得多少人民幣?他們一個月的吃喝玩樂又要花費多少人民幣?一個貪官的子女總共要糟蹋多少人民幣?那麼他們的父母,一個貪官又該糟蹋多少人民幣呢?中國有多少這類的貪官?他們要浪費多少中國人民的財富呀?

  另外,中國遍地的大小貪官污吏,對中國經濟的破壞,以達到觸目驚心的地步,以下是中國人民網的報導。

  最新中國貪腐10億以上的官員排名 張曙光髮妻存28億美元

  時間: 2014-7-30 15:16| 來源: 人民論壇|查看: 6192| 評論: 0 發表評論

  摘要: 第一名:劉志軍的鐵桿兄弟、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鐵道部運輸局局長、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張曙光髮妻在美國洛杉磯有三處豪宅,價值人民幣2億元,在美國和瑞士有存款28億美元。價值人民幣184億3716,總計財富184.3716+2=186億3千716萬; 第二 ...

  第一名:劉志軍的鐵桿兄弟、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鐵道部運輸局局長、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張曙光髮妻在美國洛杉磯有三處豪宅,價值人民幣2億元,在美國和瑞士有存款28億美元。價值人民幣184億3716,總計財富184.3716+2=186億3千716萬;

  第二名:原鐵道部長劉志軍,存丁書苖帳上20億,買別墅玩女人等另貪20億,總計貪40多億;

  第三名:原深圳市長許宗衡總計貪財物合計28億;

  第四名:原中山市長李啟紅,總計貪腐財富達26億。

  十八大以來落馬省部及以上官員一覽

  2014年

  張田欣:2014年07月,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1955年7月生,曾任省委宣傳部長)

  韓先聰:2014年07月,安徽省政協副主席(1955年11月生,曾任滁州市委書記,省政府秘書長)

  譚 力:2014年07月,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長(1955年10月生,長期在四川工作)

  徐才厚▲▲:2014年06月,原局委、軍委副主席(副國級,1943年6月生,第六位副國)

  萬慶良:2014年06月,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候補中委,曾任廣州市長,1964年2月生)

  令政策:2014年06月,山西省政協副主席(曾任省發改委主任,1952年5月生)

  杜善學:2014年06月,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曾任省委秘書長,1956年2月生)

  蘇 榮▲▲:2014年06月,全國政協副主席(副國級,曾任江西省委書記,1948年生,第五位副國)

  趙智勇:2014年06月,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1955年4月生)

  陽寶華:2014年05月,湖南省政協原黨組副書記、副主席(1947年9月生)

  譚棲偉:2014年05月,重慶市人大副主任(曾任重慶市副市長,三峽移民工委書記,1954年8月生)

  毛小兵:2014年04月,青海省委常委,西寧市委書記(1965年4月生)

  宋 林:2014年04月,華潤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副部級,1963年)

  申維辰▲:2014年04月,中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正部級,曾任中宣部副部長、太原書記,1956年5月生)

  姚木根:2014年03月,江西省副省長(曾任省發改委主任,1957年11月生)

  沈培平:2014年03月,雲南省副省長(曾任普洱市委書記,1962年2月生)

  金道銘:2014年02月,山西省委副書記,省人大副主任,黨校校長(1953年12月生)

  祝作利:2014年02月,陜西省政協副主席(曾任省發改委主任,1955年1月生)

  冀文林:2014年02月,海南省副省長(1966年7月生)

  谷俊山(中將):2014年1月,解放軍總後勤部原副部長(1956年10月)

  2013年

  李崇禧▲:2013年12月,原四川省政協主席。(正部級,1951年1月生)

  楊 剛:2013年12月,原質監總局副書記、副局長。(1953年1月生)

  李東生▲:2013年12月,原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副部長。(1955年12月生,中委,正部級)

  童名謙:2013年12月,原湖南省政協副主席。(1958年6月生)

  陳安眾:2013年12月,原江西省人大副主任、省總工會主席。(1954年1月生)

  郭有明:2013年11月,原湖北省副省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1956年12月生)

  陳柏槐:2013年11月,原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1950年8月生)

  廖少華:2013年10月,原貴州省委常委、遵義市委書記,被免職。(1960年11月生)

  季建業:2013年10月,原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被免職。(1957年1月生)

  蔣潔敏▲:2013年09月,原國資委主任,黨組副書記,曾任中石油董事長(1955年10月生,中委,正部)

  李達球:2013年07月,原廣西政協副主席、區總工會主席。(1953年10月生)

  王素毅:2013年06月,原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長。(1961年6月生)

  郭永祥:2013年06月,原四川省人大副主任(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1949年2月生)

  倪發科:2013年06月,原安徽省副省長。(1954年1月生)

  劉鐵男:2013年05月,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1954年10月生)

  衣俊卿:2013年01月,原中央編譯局局長,因生活作風問題,被免職。(1958)

  (注:▲▲:副國級,▲:正省部級)

  2012年

  李春城:2012年12月,原四川省委副書記。(中候補,1956年4月生)

  十八以前

  周鎮宏:原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長,涉嫌嚴重違紀,2012年1月落馬,現正接受組織審查。

  薄熙來:原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涉嫌嚴重違紀,2012年3月落馬,2012年9月被雙開。

  一个16亿贪官被捕,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2014-06-28 微信 华人生活网

  折射: 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双规,查出贪污受贿16亿人民币。在调查期间,罗荫国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你们凭什么专整我?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

  “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中国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你们?

  “查办我的人,难道你们就清白吗?你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看看你们的穿戴,看看你们抽的烟,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哪位一年抽烟不得几十万,你们的工资够你们一年抽烟的吗?”

  “像我这样的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你们为什么抓我,要抓一起抓,从村长开始,一直抓到“中国长”(注意,新词儿,中国长,我说的),谁比谁更清白吗?”

  “我是小虾米,真正的大贪官,你们有本事抓吗?今天你们抓我,明天你们自己又得被自己人抓进去,等着吧杂种们!今天你打黑,不怕明天人家黑打你吗?看看真正反腐败的有几个有好下场的?那些高叫反腐败的才是真正的大腐败分子!”

  “谁他妈的说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叫他站出来,公布公布财产。我不信,谁不会吹牛逼,说的好听,为国家奉献几十年,不谋私利。好哇,既然这样说,你先公布财产吧,带头。行不?”

  “都腐败,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心里知道都算了。你不讲我,我不讲你;你要讲我,我必讲你;你讲死我,我讲死你。这就是现在的官场。这就是新三讲教育。”

  据《南方日报》11年3月29日报道,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自2月10日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拘之后,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不但其“裸官”的身份真相大白,而且他还供出了同伙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包括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瑛、市长助理雷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运容、建设局局长朱裕锦、电白县委书记李日添等。

  这位茂名市的原“一把手”罗荫国,不仅大腐特腐,仅在其办公室和家中就搜出现金上千万元,还有近100幅名贵字画,10多块劳力士表,是个十足的大“贪官”;罗用传销方法睡情妇100余人,从其办公室搜出的与其他女人的大量出国合影照以及58条沾有女性阴液的内裤,是一个大“淫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裸官”,其子女早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并在国外有产业,到底有多少国家财产已被其卷走?

  可就是这样一位三重身份的地级市“一把手”,还于2008年在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上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当时的《茂名日报》等媒体报道,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罗荫国还坚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遍佈全中國的黨政軍大貪官至小污吏,如同白蟻群一樣,每天侵蝕著由十幾億中下層老百姓的血汗結果。致使老百姓苦難遍野,民不聊生。

  中國號稱近三十年從,經濟飛速發展。外匯儲備占全球第一,為什麼中國的老百姓平均生活依舊那麼艱難呢?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十幾億中國老百姓在这幾十年裡,辛辛苦苦的拼搏,包括對全國環境的污染,資源的破壞,換來的外匯儲備,中共卻用二萬億左右的外匯買下美國的國債,但是,在這幾年間,美國卻用美元貶值的政策,使得這三份之一價值縮水了,而且,這美國的國債,不是想拿就可以拿回來的,因為,這國債是要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買賣的,如果沒有別國要賣,這些是拿不回現金來的。美國反過來又用這些錢拿來中國買國營企業,房地產等等。至使中國損失慘重。比如,

  我们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布局中国已经有接近三十年时间了,那么在三十年的时间里究竟有多少资本进入中国呢?有网友发帖声称中国倒欠美国7500亿美元,那么加上中国的外汇储备4万亿美元,就接近了5万亿美元(当然数据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游资的规模巨大是一定的),那么这些钱去哪了呢?大部分都进了股市和楼市,而由于房地产的暴利和股市的不景气,所以楼市就是大头!

  中国发生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丑闻:震惊国际经济界!X

  来源:中国发生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丑闻:震惊国际经济界! 中华网论坛

  私人微信:中国发生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丑闻:震惊国际经济界! ypweditor3

  近期,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撰写《我为人民鼓与呼》一文,在香港三家媒体以整版篇幅发表,引发震撼,各界关注。刘梦熊疾言厉色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麼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3763亿美元美国“两房”公司债券。现在“两房”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常委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

  犹如闹市中引爆炸弹,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金融乃至经济界强烈反响。不过都是在高层经济圈内,大陆平面主流媒体完全回避和沉默,网站也大量删除评论帖。详细情况是这样: 次贷危机下,美国的两家房贷抵押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行将崩盘破产,荣登美国“两房”公司外国债权人之榜首的居然是中国,一共持有涉及该两间公司高达3763亿美元债券,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21/100。国际经济界称为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丑闻。

  其中大狗官與外界金融巨鱷,又聯合一起來侵吞中國人民的血汗財富,那真是會讓"太陽"看到也會流淚的。

  請看數據

  更大的危机是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扫荡,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价格之低完全如同抢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两次摘桃子运动。第一次摘桃子就是国企产权的私有化改革,把全体中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改革到少数人手里;第二次摘桃子就是今天的外资化,外资勾结中国买办集团,用廉价购并方式把中国建国以来58年创造积累的财富席卷而去,请大家看一下屏幕上的统计资料:

  贱卖银行资产而造成的损失统计如下: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 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 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赚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20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约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股价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200多亿,加上下面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股。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20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元,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这是我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买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中共對中國經濟的摧毀是比"喜馬拉雅山"更高的罪孽。




第四章~第一節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對中國傳統文化摧毀程度之比較

  第一節 日本侵略軍對中國文化的摧毁

  第一节,日本帝國主義在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中,對占領區的中國人民實行殘酷的軍事鎮壓和瘋狂的政治迫害與貪婪地掠奪中國的經濟資源。同時為了配合軍事丶政治丶和經濟侵略,還在文化領域強制推行奴化教育,實行法西斯的殖民文化,肆無忌憚地洗劫和毀滅中國文化,對中國人民欠下了無法償還的巨債。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永遠奴役中國人民,並先在思想文化領域,強制推行奴化教育,實行法西斯的殖民文化,有目的地從意識形態等方面腐蝕中國人民。

  其目的是,教育華人各安其分,涵養國民各安其業,不許反對日本人。

   伪满洲国出笼伊始,日本统治集团便为其设计了“王道政治”的统治思想,声称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是近代起死回生的良药”,溥仪及其身边的遗老遗少们也把它奉作至宝。其实,“王道政治”并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统治思想,而是体现所谓“日本精神”的法西斯皇道。其中心是“必须显现天皇大御心的意义”,其目的是“教育国民各安其分,涵养国民各安其业”,其内容有诸如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一体”、“日满融和”、“建国精神”之类。显而易见,把“王道政治”的招牌冠在伪满洲国的头上,无非是在政权统治思想上确立以日本天皇“圣意”为宗旨的原则,即凡事要依凭日本宗主国的旨意行事,不得有丝毫怀疑和违背,这便是“日满融和”、“日满一德一心”的实质内容。

  青少年是日寇施行奴化教育的首要對象,為了把中國的青少年思想禁錮在王道政治的思想枷鎖中,使之忘記自己是炎黃子孫,伏伏貼貼地聽從擺布,日寇在東北的各級學校中強制推們,愚民教育。

   几乎不遗余力地把充满和体现法西斯皇道的货色塞进各级学校的课本中,称之“精神教育”课,恬不知耻地兜售“中国文化东来论”,宣扬什么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规定这些课的课时要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并强迫小学生每天早晨都要面朝东,分别给日本国家神道之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三鞠躬,背诵所谓《国民训》。

  日寇还从强制占领区人民学日语入手, 来为加深奴化教育服务。1933年,伪满文教部在日本人的主持下开始新编中小学教材,至1935年已编成22种39本,不但规定日语为必修课,还要在学校的总课时中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学校甚至规定,中小学日语考试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不能升学,迫使学生努力学日语。此外,日伪还在社会上设立大批日语专修班、夜校,并以派遣、保送留日为诱饵,积极推行学日语。日寇深知,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强制中国人学日语,这是一项带有毁灭中华文化,泯灭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要措施。所以这一措施的推行,都是以刺刀棍棒为后盾的,稍有异议就实行暴力镇压。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将法西斯的殖民统治思想、意识、观念、道德强加在占领区人民身上,日寇还对一切文化事业实行严厉的统制政策,新闻、出版、电影与广播诸业统由日伪当局控制,其头目均由日籍文人或汉奸学者充任,并美其名曰“官制文化”。

   表现在新闻业上,除绝对禁止民众办报外,日伪创办了许多报纸。日军攻占平津后,为它狂吠多年的天津《庸报》更为蠢动,成为日伪在华北销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北支派遣军报导部”及伪“治安总署”又在北平创办《武德报》作为机关报,伪“新民会”还创办了《新民报》。在上海出版《新申报》、《新中国报》。这些报纸为维护侵略者的统治服务,连篇累牍地宣传“和平反共”、“王道乐土”、“建设东亚新秩序”,当然遭到民众的抵制,销路很窄。但日伪依然可以强制“派销”或“赠阅”以及用“给奖”等方式,少则推销二三千份,多则四五万份,扩散出去,毒害人民。

  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基於徹底毀滅中華文化的圖謀,還肆意破壞中國的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瘋狂地毀壞中國歷史文化遺址,和掠奪稀世之物,有計畫丶有組織地進行"文化大屠殺",給中國乃至世界文化事業造成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日本侵略軍對中國的傳播和弘揚文化的教育系統丶文化系統進行過瘋狂的破壞,日本侵略軍在向中國大舉進兵時,每到一處都要掀起一次毀滅大丶中丶小學校的狂潮,天津失陷前,日本侵略軍曾對這座名城進行了持續4個小時的轟炸,但是重點卻是南開大學,這次轟炸把南開大學變成礫場。淞滬會戰期間,日本侵略軍對中國的61座大城市進行轟炸,其中,特別有意識地以大學等文化教育設施為主要破壞目標。南京的中央大學,曾遭到連續3次大轟炸,浙江大學也是日本侵略軍重要的破壞目標。為堅持辦學,整個學校向西南遷移,日本侵略軍機竟然跟蹤轟炸,浙江大學在3年中被迫5次遷移。全國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同教育系統一樣,受到嚴重破壞。1946年國民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遞交的一份題為《1937年以來的中國教育》的檔案指出,日本侵華期間,對各地的圖書館破壞級其嚴重,影響巨大。戰前全國圖書館有1848所,戰後只存940所,其中大部分已破爛不堪。

  日本侵略軍帶來的動蕩,使中國的科學研究機構也無法正常工作,許多科研機構被迫南遷至大西南丶大西北,自然科學的研究基本停滯,如聞名于世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也內遷至四川,因此無法開展工作。與此同時,歐美國家的科學事業卻在快速發展,因此,日本的侵略,是戰後中國的自然科學等方面落後于別國的原因之一。

  其次,對文化名城丶歷史古跡的毀滅也令人發指,日本侵略軍每到一處都要進行殘酷的燒殺掠奪,許多歷史文化名城,只要被日本侵略軍攻掠,立即遭受火焚,無數名城古蹟毀于戰火。數百處舉世聞名的古建築群被夷為平地,其損失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在古都北京,日本侵略軍的炮火轟毀了宛平古城,被譽為"馬可波羅橋"的盧溝橋,遭到嚴重損壞,京西房山有一座建于隋代的古剎云居寺,是五層院落,六進殿宇的龐大古建築群,被日本侵略軍整個摧毀。就連故宮,也成了日本侵略軍操練的場所。

  山西古建築如林的地方,當日本侵略軍戰火燃遍了三晉大地,太原市郊的晉祠,始建于北魏前,興盛于北宋,日本侵略軍對其進行了嚴重的破壞。佛教名勝五台山,屬晉察冀根據地,這裡隋唐以來的建築鱗次櫛比,但在日本侵略軍多次地進行掃蕩之後,古建築大面積地被焚毀,造成了有史以來的空前浩劫。

  六朝古都南京,在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中,成为一片废墟。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夫子庙,公元前6世纪留存的石刻艺术瑰宝-陈武帝万安陵前的石麒麟,明初建造的世界第一砖石南京城墙,中山陵陵寝、寺庙、殿宇,中华门西街年代久远的清真寺,南京牛首山佛教寺院等均横遭破坏。从东北直抵广州,大批名城名胜被毁。国民政府1946年提交的《文物损失估价表》中指出,被洗动的著名历史古迹达741处。这一统计还很不全面。

   再次,毁灭和劫夺稀世文物,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有组织地劫夺中国文物,许多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被劫往日本,抢不走的就毁。受损和被劫文物的确切数字,已无法彻底查清。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后曾编一本《被日劫掠文物目录》,内中列举的查有实据的被劫文物,包括古籍、字画、碑贴、古物、艺术品等共360.7万件另1870箱。内中上自史前下至两汉、唐宋元明清的珍稀文物一应俱全,其价无法估量。

  日军侵占南京后,设立了专门抢劫图书文物的机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与日军事机关密切配合,对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央研究院等70多个单位进行了调查。1938年3月6日起,日军又动用

   军队、特工对上述单位的图书文献进行掠夺。1986年8月17日,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青木实在日本《赤旗报》刊登的《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史屠杀”》文章,披露了这次他奉命参与的文化掠夺内情。指出参与此次掠夺的人员有特工3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车辆310辆次,劫夺图书、文献达88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极为珍贵,不仅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公报,还有3000余册清朝历代皇帝的《大清实录》写本。至于南京文物的损失,仅战后初步调查所作的《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就有:书籍类,公方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字画类,公方464件,私家7256件另6箱;碑贴,公方损失无法计算,私家3851件;古物类,公方24491件,私家2093件;仪器,公方979件另63箱,私家11种;标本,公方13414件另1165箱,私家7200件;杂件,公方648368件。中央研究院殷墟所报古籍、古物、拓片损失单未列损失详细件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标本1052箱,内有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其价值不可估算。此外,民间古物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日本侵略軍對中國文化的摧毀和對中國人民的奴役,完全是惡魔行徑。




第四章~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

  中共滅絕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有三方

  一 丶思想上徹底摧毀中國的傳統文化。

  二 丶 從現實中破壞中國的傳統文化。

  三 丶殘忍地殺害中國的文學藝術大師。

  思想上徹底摧毀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前的"五四"運動中的口號就是,"砸碎孔家店"也就是要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徹底滅絕,這就是中共的建黨初衷。從那以後至今,他們就按此方針,堅決實施。從小學丶中學到大學所有的思想教育中都是用西方的馬克思集權主義的文化為教材。

  從現實中破壞中國的傳統文化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提倡"破四舊"來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性的摧毀丶破壞。

  其中主要*被破坏珍贵文物一部份清单*

  2005-07-28 10:51:52 中华网文史

  文革破坏的部分文物如下: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 颐和园佛香阁被砸, 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 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 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净。

  22.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乾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 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在十年“文革”中,中国的有无数珍贵文物遭遇灭顶之灾。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中國如果沒有~孔子,中國人民還在渾沌之中。

  他們把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使他爆屍骨于荒野。中國如果沒有~倉頡造字,中國人還只是文盲。

  殘忍地殺害中國的文學藝術大師

  痛心!因文革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的文学艺术大师竟达155名!

  近年来,不少文革时期“红卫兵”公开向被害人和公众道歉,让这段十年浩荡的血腥往事再度浮现在世人面前。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对于文学艺术界而言,最沉痛的,莫过于在那十年里,有约155名文学、书画等艺术大师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

  他们,持文人高骨品格,坚持真理、据理力争,至死不渝。今天,让我们向这些为正义、为科学真理、为祖国文化事业献身的志士致敬!

  147名被迫害致死的文学艺术大师:

   著名书画艺术家:潘天寿、丰子恺、王式廓、董希文、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著名作家、诗人: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著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28名被迫害自杀身亡的文学艺术大师: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人。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日战争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1949年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1949年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加入中共,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1949年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1949年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1949年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6?1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1949年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

  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已: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1949年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着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49年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20位民國精英留在大陸以後的厄運

  

  

  

  更新時間: 2014-09-29 12:20 PM [紐約時間]

  *標簽* 民國精英

  

  | 大陸

   |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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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全家福

  *陳寅恪(1890-1969)*

  

  陳寅恪全家福

  

  一代大師陳寅恪,學貫中西,通曉十餘種語言,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稱為「中國最博學之人」。文革

  

  開始後,他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

  「革命者」將高音喇叭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每當「革命者」呼聲響起,整個陳宅如狂飆突至,風雷激盪。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髒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淒然。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淒風苦雨中溘然長逝。一個月後的

  11月21日,夫人唐篔撒手人寰,追隨陳寅恪而去。

  *曾昭掄(1899-1967)*

  

  曾國藩侄重孫,與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國知名學者,1949年兩人滯留於香港,蔣介石欲搶救二人去台灣,兩人斷然拒絕,歸來報國。文革時紅衛兵將俞大絪教授上衣剝除,用皮帶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憤難抑,是夜仰藥自盡。

  4個月後曾昭掄也被含冤折磨死。

  *葉企孫(1898-1977)*

  

  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春,北平解放,出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

  「文革」中因為他的學生熊大縝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悲慘死去。

  *吳宓(1894-1978)*

  

  1948年人文組院士,文革中,一次批判大會上,已經72歲的大師吳宓被勒令下跪,跪了兩個多小時。批鬥會結束後,有人偷偷問他身體可吃得消,他說「跪著比站著好些」。以種種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勞改,受盡苦難。

  76歲的老人幹不動重活,還被架上高台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來跌斷左腿。之後又遭斷水斷飯之折磨。腿傷稍好,即令打掃廁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內障嚴重,就只好讓他回重慶養病。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說「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1977年吳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陝西老家,終於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顧和溫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終年84歲。

  *饒毓泰(1891-1968)*

  

  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絕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灣的專機,繼續在北京大學任教,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擊和迫害,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上弔自殺身亡。

  *謝家榮(1898-1966)*

  

  地質礦床學家、地質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

  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開始即因是反動學術權威而受批鬥打擊。因不甘屈辱,夫妻雙雙飲恨自殺。

  *翁文灝(1889-1971)*

  

  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著名學者,輔仁大學教授,是中國最早期的地質學家之一。

  1948年更曾任擔行政院長,不過在任期間推出金圓券,引起金融混亂和惡性通脹,聲名大壞而下台,1948年12月被中共列為第12號戰犯。

  1951年從歐洲回到中國內地,後來在大陸

  曾經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1971年病逝北京。

  *馬寅初(1882-1982)*

  

  1949年後任過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校長,1957年因發表「新人口論」方面的學說被打成右派,1960年1月4日,

  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此後長期蟄居寓所,撰寫探索中國農業經濟規律的巨著——《農書》,至1965年完成初稿,約100萬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錢端升(1900-1990)*

  

  1949年後,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範」,錢端升於1951年發表了《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後被打成右派。

  1972年,好友費正清訪華,提出想與老友錢端升敘舊。在賓館客房裡,錢端升閉口不談自己這些年的經歷,即使單獨聊天時,依舊用一種「加強式」的語氣強調「中國將在今後5000年內遵循馬克思主義!」

  在「幾近空白的30多年中」,錢端升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沒人知道了。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夥人以紅衛兵的名義擠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擠在舊宅的一部分裡,也從未有人聽到錢端升一句抱怨。

  *胡思杜(1921—1957)*

  

  

  胡適全家合照,胡適(右一)、江冬秀、胡祖望(左一)、胡思杜

  

  胡適幼子。北京淪陷前夕,蔣介石派專機接胡適,胡思杜不願隨行,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他們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1950年,胡思杜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罵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

  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畏罪上弔自殺」。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劉盼遂(1896-1966)*

  

  北師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 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

  1928年畢業後執教於北京女師、清華大學、燕京、輔仁大學。 46年起任北師大教授。 1966年8月被紅衛兵打死。

  *豐子愷(1898-1975)*

  

  1975年9月15日,漫畫大師豐子愷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黑畫家」,遭嚴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一畫,被認為是歡迎蔣反攻大陸。

  「好風」者,好消息也。 《砲彈作花瓶,人世無戰爭》本倡導和平,結果被認為是迎合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

  *蕭光琰(1920—1968)*

  

  中共建國後最早從事石油化學研究的科學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國,讀了博士並工作。

  1949年,他花幾千美元購買翻印器材,花一年時間蒐集、翻印和整理他認為祖國需要的資料,然後幾經波折回到國內,在文革中被關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身亡。三天後,其妻子和15歲的女兒自殺。

  *董鐵寶(1917—1968)*

  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計算機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之一。抗日時曾冒著日軍轟炸參加搶修滇緬公路橋樑,1945年赴美獲博士學位,後參與第一代電子計算機eniac的設計編程。

  1956年放棄一切,繞道歐洲,花費三個月輾轉回國,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階運動中被指控為特務,隔離審查,上弔身亡。

  *周壽憲*

  1951年26歲時在美國獲博士學位,並留美從事研究工作,1955年沖破阻撓回國,任職於清華,參與籌建計算機專業,是中國計算機科學的創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鯉魚洲清華五七幹校,被長期摧殘後患上精神病,但軍宣隊員說他是裝的,常拳打腳踢謾罵侮辱,後因病情嚴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樓自殺。

  *虞光裕*

  

  中國航空科學元勳,曾在美國和英國飛機工廠從事設計工作。 1949年拒絕赴台,輾轉香港和南朝鮮,歷時三個月艱難回國。

  1956年成功主持研製中國第一台噴氣發動機,並主持建設中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試驗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車間勞改,拆卸舊鍋爐時被跌落的通風管道砸死。

  *詹安泰*

  

  古典文學家,書法家,詞學造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詞宗」稱譽,任教於中大。

  1957年被打為右派,文革遭批鬥,多年文稿被燒毀,其子曾每天偷藏幾張手稿帶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數心血。

  1967年4月淋巴癌復發,醫院不肯醫治,淒涼離世,家人隨後被中大趕至集體宿舍居住,其兩室藏書後被賤賣。

  *錢晉*

  1944年畢業於北大,領導研製成功多種高級炸藥、塑料粘結炸藥,為兩彈一星的研製作出巨大貢獻。文革時被打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虛烏有的「國民黨西北派遣軍」問題。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錢晉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結果被活活打死。

  *董堅毅*

  哈佛大學博士,52年回國,55年支援大西北。 57年被定為右派送夾邊溝勞教。

  60年飢荒襲來,董亦不能倖免。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探視,待尋得其遺體時,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之上。夾邊溝勞教人員2800多人,餓死2100多人,死難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綿延兩公里。

  *王榮璸*

  潛艇專家、船舶工程專家王榮璸,第一代潛艇研發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國學習,1949年積極參加「反搬運反疏散反破壞」鬥爭,留住了許多本想前往台灣的技術人員,1969年被打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美蘇雙重特務,關入牛棚,遭殘酷批鬥和抄家。

  1938年冒生命危險從德國帶回國的潛艇資料底片也被抄走遺失。

  來源:禁書網

  中國共產黨殘忍地殺害中國的文學藝術大師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滅絕,是比"地"還要广的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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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略軍與中共暴政比較之結論:

  近代史上,日本侵略軍與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兩個最凶惡的公敵!

  日本侵略軍殺害中國人民超過三仟萬,並且犯下了多重反人類罪行的血海深仇。時至今日,他們並没有對他們所犯的罪孽進行深刻反醒丶跪下道歉丶認真悔改。

  我做為一個華人,決對不會原諒他們的罪過。

   但是我同時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罪惡,他們殺害了自己同胞超過八仠萬,同樣犯下了多重反人類罪行,這樣的濤天罪行,此時此刻,他們依然沒有懺悔丶改過丶甚至,繼續殘害中國人民。如此邪惡,是不值得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民所原諒的。

  把這兩個魔鬼群體進行比較,現在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所有中國人都有資格也有義務去詛咒日本人的侵略,唯獨中國共產黨沒有資格。更加沒有資格來举办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活動。其一丶抗日戰争主要是國民黨完成的。其二丶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傷害,絲毫不亞於日本侵略軍,甚至更加殘忍丶更加兇惡!

  現在共產黨正想利用,中國人民對日本人的仇恨來興起,民族主義的情緒,來做出偽證,假裝他們是中國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所以,我要揭穿中國共產黨這虛偽丶邪惡的面具,打著是中國人民救星的幌子,卻對中國人民犯下魔鬼一樣的罪行,甚至比日本侵略軍更壞,中國共產黨完全是中國人民的大災星!誰能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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