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涂鸦涂成“反革命”的徐邦治同学

(一)1959年秋季开学伊始,我们进入了大四,室友徐邦治同学突然以“反革命”罪被捕

我们年级在1958年打了8名右派之后,1959年又打了徐邦治同学的“反革命”。最近听张毓熙同学说,徐邦治也走了,一年多了,急性心梗,在去银行取款时猝倒。我感到突然。人在无灾无难的时候,心理时间发生加速度快转。这几年我忙于照顾老伴,自己也得了肺癌,没有顾得这位遭遇比我或许更加不幸的老同学好同学。大概在两年前,我还受托,为一位同学探问他的电话,找到了,说了几句话,知道他退休后还在无锡,我想还有机会见见面,等南下的时候,到无锡下车,看看他,叙叙旧,哪里知道他竟然走到我前头了。人到了七老八十,想要做的事,不能拖,要做就快做,否则后悔莫及。

我和徐邦治都是1956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从入学开始,我和徐邦治就在一个小班(30余人,年级的三分之一),一个小组,一个寝室,所以交往比较多,相处比较融洽。他从入学起就担任小班的团支部书记,我起初担任过支部委员。1958年,我打了右派,但和他仍然往来,只是有所避讳。进入大四,1959年秋季开学伊始,有一天我吃过早饭回到寝室,突然看到徐邦治的被褥书籍被几个同学在急急地翻倒打捆。我惊讶地问:“怎么?怎么?”一个同学侧身对我耳语道:“已经被保卫科带走了。”虽然早几天耳闻他出了事,还开过批判会,不过是涂鸦不小心,被牵强附会,加上了罪名,估计只要解释清楚了,应该没有事,但没有料到这样。我们8个右派中只有3个送去劳教,他怎么会处理得这么重呢?这真是晴天霹雳,但也不奇怪,几年来这种故事即使在山大遇到听到太多了,布告栏里,开除、逮捕、劳教、判刑学生还不是隔三差五的家常便饭吗?

(二)涂鸦涂成的“反革命”

五十年来,徐邦治的冤案成了同学们关心的话题。据我所知,关于此事,至少有三个文字版本的说法,情境细节各有不同,但共同之处都是说把他随手涂鸦的文字串联成反标“毛泽东猪”而定罪。

三个版本中,凌南申同学写的《徐邦治同学的遭遇》(手稿)可能最接近事实,故录之如下: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与山大保卫处处长李文昌同志在校园偶然,闲聊中谈到徐邦治同学在1960年的遭遇。他说,徐邦治一案是他经手办的,他当时是山大保卫处的科长。

他说,1959年,徐邦治在一次小组学习会上学习毛主席关于“大养其猪“的号召时,在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的封面上乱写乱画。从他写的字中,可以看出有“毛主席养猪”五个字,但后两个字与前三个字不完全在一条直线上,其中“养”字略小,且有些模糊。山大将该杂志送有关部门鉴定。鉴定结论认为“养”字是故意弄模糊的,以此造成一条“反革命”标语。我对李文昌同志说:我和徐邦治同学当时在一个学习小组,学习毛主席的号召时,老徐有些心不在焉,在一本杂志上写些什么。我记得他用的是红蓝铅笔,那种笔是没有橡皮头的。小组会一结束他一甩手就走了。他那时没有所谓“作案”的条件,“故意弄模糊”字迹说纯属主观臆断。

原来,一字误解造成了一起冤案,致使邦治学兄蒙冤受屈,令人痛惜。

1962年初夏,邦治学兄结束“劳改”,他回到山大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中文系章主任接见了他,让他立即返校和应届毕业生一起分配工作。据曾在山大校务处工作的侯善本学兄回忆,章主任的许诺是经教育部批准的。这实际上是为邦治学兄彻底“平反”了。老徐当时要求再读一年书,故延至1963年被分配去了山西省,到山西长治当中学教师。他后来被调回江苏工作,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长江之滨。

这个版本的说法可能最接近事实,因为此说出自当时的全权经办者、山东大学的保卫科长,虽然是相隔二十年后的回忆,但不致太离谱,也和我听来的印象中的说法吻合。徐邦治的冤案,是因为随手涂鸦,写者无心,见者有意,把“毛主席”三个字和另外横竖不相关的字“猪”牵强附会在一起,解读成一条“反标”,于是以反革命罪锒铛入狱。

由于前期和我徐邦治关系较近,后期他从邯郸二中和无锡县报给我的来信,我还保存了1982——86年间的来信7封,并且1986年我和他还到常熟蒋炜家小聚过一次,我可能是能够较为准确说明他的情况的唯一知情人,因此我有责任与义务予以介绍。

关于徐邦治的复学,其原因可能是参照了处理右派的一种办法“保留学籍,劳动教养”3年,我们年级的王长亭打了右派就是这种处理办法,因而复读。此外,不排除校方系里也有同情他的人,对于那种穿凿附会、构陷成罪的处理有所保留,而不是表明“章主任的许诺是经教育部批准的。这实际上是为邦治学兄彻底‘平反’了”,因为他后来为平反还到北京上访过,最后还是山大正式宣布平反的。再说,这件事未必需要经过教育部批准。

(三)伟大而可怕的历史惯性

徐邦治有一个习惯:好涂鸦。他只要开会,就在手边的报纸杂志的边边角角上,信马由缰地随手乱涂乱抹,下意识地写字,写的大多是一些时下流行的熟字熟词,写过之后就随手弃置,并不收拾保藏。我从来不以之为然,但是写者无心,看者有意,看在眼里,疑在心里。发现并举报徐邦治的人,据说是一位已经去世的同学。作为历史教训,无论这位同学是否在世,我们总应该追究一点原因吧。

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勋就是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苏联依靠专政机关肃反的中共特色:党委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肃反镇反。这种广泛发动群众肃反镇反的模式,草创于江西苏区,继承于延安“抢救运动”,发扬光大于解放后,形成了历史惯性。从镇反开始,经过反胡风、肃反、反右这些政治运动,人们的政治警惕性越来越高,越来越绷紧了阶级斗争的神经之弦,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到处都可能敏锐地嗅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阶级敌人。不过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的还是少数人。这位我们朝夕相处于宿舍的同学,自视出身好政治好,确实是一位左味很足的同学,具有高出一般同学的嗅觉听觉视觉,尽管口齿内内,专业平平,但是批判别人的时候,却是善于上纲上线,气势凌人。他成了有心人,竟然去检查、辨识徐邦治留下的涂鸦字迹,从中拼接出一条“反标”,锻炼周纳、罗织成罪。而接受了他的举报的人员、部门,宁左无右,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即使其中可能也有正直的人,起码也表示了某种怀疑,但是为“犯罪嫌疑人”辩白那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原则问题。再说,那时实行的是有罪推定,不存在什么“犯罪嫌疑人”。先定罪,后收集整理材料。你整过来,我整过去,最后,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一位整起人来也不手软的人,后来竟然也被整到劳改队里去了。

落井下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央整高岗、整彭德怀、整刘少奇的时候,那些高干,高高干,他们的战友,大多也是争先恐后地扔石头,批判徐邦治的时候,同学们都不见其然,不知其然,谁也没有见到那个“反标”实物,所以,后来谁说不准“案情”,但因为党支部一号召也是纷纷砸石头,人人添砖加瓦,把徐邦治日常的言语上纲上线加罪,更加证明徐邦治是“反革命”了。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氛围,人人都成为义务线人,人人都成为光荣的告密者!可怕不可怕?我们告别了那样的时代吗?“隔墙有耳”、“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些古训都寿终正寝了吗?历史的惯性是否乔装打扮成了高铁上西装革履或袒胸露臂的乘客呢?

(四)年轻人,火热的心

1956年,是我们记忆年轮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党中央谆谆告诫全国: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毛泽东提出了繁荣艺术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号召全国全党“向现代科学进军”!

大学要大发展,事所必然。1956年大学扩招,生源不足招生需要。我们这些解放后初期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原来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此时年龄还不算太大,以读大学而言,耽误只有几年,遇到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呢?这就是我们那个年级的108个同学中,有三分之二是调干生的原因。

我们108个同学来自华东地区五省一市,年龄从17岁到30岁,调干生来自党政军学,工农经文,各行各业都有,级别高低参差。这样一个大杂烩的集体,各人的阅历、知识、志趣差异很大,有的同学在入学之前就确定了做作家、诗人、戏剧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志向,而且做了较好的业务铺垫,因此大家努力求知上进的大志愿、大方向、大目的是大体一致的。如果处在一个包容性强的学习环境里,不搞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同学们之间是不难建立互谅互容的和谐关系,而且产生互补效应,促进人才的良性成长。

那时山东的教育还比较落后,高中生更不够高校招生的需要,因此有了大量南方同学。徐邦治原籍南京,在上海《青年报》当编辑,所以是从上海考来的,而我家在上海,却是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因此是从南京考来的。

徐邦治是团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所以和徐邦治在一起开会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讨论几位来自农村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经济困难的补助申请,全额助学金是12元,生活补助最高4元,可以解决最低生活需要。我们总是怀着深深的同情,建议系里给予最高的补助数额。

我们之所以报考山东大学中文系,除了向往避暑胜地青岛和山东大学的历史声誉之外,是因为这里出了两位受到毛泽东夸奖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他们因为批评一位北京大学老教授俞平伯写的《红楼梦研究》被伟大领袖赏识,一时之间成了全国的风云人物。一文成名,风流云散,惠及莘莘学子。许多青年成了他们的“粉丝”。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才华洋溢的女生程海果取笔名“林希翎”,就是合并了他们名字中的两个字。不幸的是林希翎后来成了大学生中最著名的右派,而蓝翎自己也成了右派。这是后话。

虽然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样充满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精神的经典名言,但进了山大中文系想当李希凡、想当蓝翎的心愿是隐然在胸。

那时,我们心中几乎可以说,人人都有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就是成名成家的理想。所以入学以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虚掷光阴,浪费时间。虽然我们之间有年龄、地域、出身、阅历等等的差别,但这在求知方面反而具有互补的优点,形成为一个团结、友爱、宽容、和谐的团队,互相之间绝无拉拉扯扯、说长道短的毛病。谁有心思去观察、检举、揭发、构陷同班、同组、同室的同学呢?

徐邦治作为当时最受青年欢迎的《青年报》的“资深”编辑,已有较好的文字功底,进入中文系学习那是志得意满,如鱼得水,如愿以偿。

(五)人生得意须尽欢

徐邦治原来在华东团工委的机关报《青年报》做编辑,是骨干人员,因为执意要进修,领导不得不放行。入学后,正遇到调整工资。报社给他调高了一级,到20级,转来学校。这说明领导和同事对他的器重,人已走,茶还热。调干助学金是按照原级别的4个等级合并为一级。17—20为一个等级,21—24为一个等级。这一调使他的调干助学金提高了一级,每个月多了4元钱,为29元。我们班上能够享受这一级助学金的调干生只有寥寥几人,所以他忽然成了调干生中的“高干”等级。那时买一部精装本《红楼梦》为4.7元,平装本《关汉卿戏曲选》1•1元。因此,徐邦治既有经济条件,又有广泛求知的兴趣,因此遇到文学名著即买。他被逮捕的时候,藏书装了好几箱。

徐邦治原来的21级就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20级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了两三级,在当时就很令人羡慕了。我说你这是白读了大学。他说:“钱这玩意,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知识却是买不来的。那两级工资算个什么。”

那个周末,我们几个南方同学聚餐,菜钱依然AA制,每人1元,酒钱徐邦治掏。我们祝贺他晋升一级,互相祝酒,互相勉励:千万不能虚度光阴,要对得起这四年啊!一个同学举杯,念诵了李白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晚上我们沿着栈桥海滨踱步回校,雾霭充满了天空,路灯在雾气中闪烁,听得见轻轻的浪花拍击岩岸,在朦胧的胶州湾海水深处,传来低沉而神秘的“海牛”呜咽声。虽然据说这是德国人建立的气象装置,但青岛人却把它当做了城市的特殊景观,海牛叫,喜鹊闹,财神到,象征着吉祥。我们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青岛的海滨具有永恒的魅力,特别在此时此地!

(六)徐邦治具有新闻人的感悟力

因为徐邦治来自《青年报》,我有了别样的亲切感。

我于1949年11月入团,入团后就读到《青年报》。《青年报》是4开小报,每周两期。1950年初我偷偷地给《青年报》投了一稿,幸运地是我的“处女作”得到发表。对于一个初三学生来说,自己的一篇三四百字的习作,冠上自己的姓名,能够变成铅字,那是无上的安慰和激励!

后来,1951年7月,我作为华东军区后勤干校的学员代表回上海做汇报宣传工作,在记者招待会上,《青年报》的记者拍了我发言的照片,马上就冲出给了我。大概因为我在上海和军内,都做过报纸通讯员,说话比较符合新闻特点,所以记者对我特有好感。我的发言被刊登在第一条,加上醒目的提示。摄影记者也给我拍了照片,我一直保存至今。因为记者招待会是在上海大厦的22楼举行,摄影记者在卫生间安设了暗房,所以很快就冲出胶卷、印出照片。因此,我心里对《青年报》多了一分熟悉,多了一分亲切。这样和徐邦治的话题就多了一点。

再者,那时,华东团工委书记是李昌,李昌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四川人。他召集过我所在中学的团干部去开会,因此我有机会近距离见到他。他是我参军之前直接见到过的最高级别干部,印象中,他是一位非常亲切朴素和蔼、热情精力充沛的干部。徐邦治见到李昌的机会当然多了,我也听到他对李昌的赞扬,说他很具有民主作风,凡事循循善诱,说理商量,不轻易批评下级。

那时,《青年报》报社只有十几个人,是一个精干的班子,在《解放日报》社的四楼办公,吃一口锅的饭。因此,徐邦治对于新闻界的内情知道较多,常常说一些内部故事给我们听。

我呢,做过《解放日报》的学生通讯员,写过豆腐块的小文章,所以对于报社的事情,比起别的同学,可能更加关心,兴趣更浓。据徐邦治说,《解放日报》每天印出的报纸,第一张第二张立刻要送到市委书记和总编辑的手上。他们首先审读头版头条,如果出了政治错误,哪怕只是一字之差,却谬以千里,那么,他们会立刻电话指示停印,所有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全部作废,发出去的立刻追回销毁。这样的事,几十万份报纸作废的事,出过不止一回,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说这些故事,我是第一听众,听得几乎目瞪口呆。

徐邦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了六七年,以他特有的新闻职业敏感性,具有远远高出我们一筹的政治领悟力感悟力,有些新闻,他读了能见我们之所未见,读出弦外之意,画外之音,而我只能照本宣读。那年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到我们入学,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大肆鼓吹双百方针,整风鸣放,我觉得一口怨气可以发泄了。原来在肃反运动中,我成了华东军区后勤部第一个点名的小集团头目。我给我的小集团中的唯一成员顾和宝——所谓小集团,其实就是我们两个人——写了一封尽情发泄怨毒的私信。这位“活宝”老兄,又把我的信给他的朋友黄金科看了,黄金科又传给别人看,造成了影响。结果,顾和宝做了转业处理,黄金科打了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我主要也因为这封信打了右派。

徐邦治对我说:“你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呀!你以为胡风之后再不会拿信件整人了?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下你一腔怨气发泄完了,过瘾了吧!你看,我们班上的某某,肃反被整,不叫冤,还要感谢党,结果怎么样?小不忍,乱大谋。你还想成名成家。这真是自作自受!”在大鸣大放的日子里,徐邦治任凭风浪起,专心读书,除了随大流,随声附和几句,几乎没有发表什么高见,引人注意,所以算是平安过关。

反右中,新闻界吊了一条一条的大鱼,许多名记、报人打了右派,有的人他很熟悉,很敬佩,忽然一夜之间成了右派。他说,自己没有打右派实在是侥幸,当初坚决离开报社倒没有想得这么深远,只是想多读点书,做个有学问的人,现在看来这条路没有走错。他最庆幸的是自己进了大学,逃避了一场大灾大难,也因此他就麻痹大意,被人盯上了。

(七)徐邦治极为服膺高亨先生的才气

山东大学中文系以教授实力雄厚著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方面有全国著名的学者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黄公渚等五位,被称为“五岳”。当时,陆冯是夫妇,二级教授,后三位是三级教授。对于我们来说,最最幸运的是赶上了末班车,听这些大师级的教授给我们上基础课,从此以后他们就只带助教、研究生了。

当时好像没有“大师”的称谓,但我们确实视之为偶像。所谓“大师”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我们幸运地听了高亨和黄公渚两位先生的授课,他们确实是不同凡响,是用语言文字难以描摹的传道授业魅力。原来大师就是大师,不同凡响。如果你读了大学,却从来没有听过大师讲课,那应当说是难以弥补的重大缺憾。陆侃如先是因为当副校长,后来打了右派,没有上课。冯萧二位,因为大炼钢铁劳动、学生编写文学史等等原因,只给我们喂了几块压缩饼干。尽管如此,高黄二位的讲课使我们受益匪浅,永远铭记在心。听他们的课,是一种享受!

我们第一学年学习先秦文学史,由高亨先生主讲。开始我们并不知道高先生的来路,仅仅只凭了他那胸有成竹、气势澎湃的风格,就一下子被镇住了。原来高亨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吴宓做院长的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二位至今仍然空前绝后、不可再造的国学祖师爷。名师出高徒。高先生在先秦国学研究方面那是叫人拍案叫绝。他熟悉先秦典籍,可以倒背如流,再加上金文甲骨、说文段注、训诂版本等等,叫我们目不暇接,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讲到要紧处,一句“据我考证”就暂停,镜片后的两眼一瞪,瞅着我们,右手拿着粉笔指向我们,设下几秒钟的悬念,之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据我考证”的结果。引起我们最最好奇的是《诗经•陈风•月出》这首爱情诗,古今已有定论是情诗。可是经过高夫子的“据我考证”,变成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火把熊熊映照之中,“陈国的统治者,杀害了一位英俊人物。作者目睹这幕惨剧,唱出这首短歌,来哀悼被害者。”

高先生承认,古往今来,注家都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但“据我考证”,“佼人僚兮”、“ 佼人燎兮”的“僚”、“燎”字,不是形容女子的娇美,而是假借为“缭”,束缚缠绕,一个奴隶被“五花大绑”,“燎”则是火烧“佼人”。他说,这首诗是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活生生证明。我们这些第一次学习《诗经》的学生,听了这番高见,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你们想要登我之堂入我之室吗?好,我给你开个书目,先读10年再说。乖乖龙的龙!

徐邦治极为服膺高亨先生的才气,但他并不盲从。有些同学对比了各家说法,议论纷纷。徐邦治却能一言中的。他说,这是庸俗社会学。一句话把我们镇住了。但是他说,高亨先生发表谬论也与众不同。他太有才气了。虽然穿凿附会,但那种理未必直,气却雄壮的气魄,谁能学得来?

《诗经》是我们入学之后第一学期的课。我们许多同学根本不知道何谓“庸俗社会学”。如果就知识准备来说,我们年级的同学可谓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调干生社会知识较强,如徐邦治者,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文艺政治知识较多,就能说出什么“庸俗社会学”这样的专门术语。

徐邦治佩服黄公渚先生的文气。他说,黄先生自己就是魏晋风度的化身。你到他家看看吧,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成天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连(山东大学的)房副书记他都不认得,实在难得。他成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大隐隐于市。艺术成了他的身家性命。徐邦治追求的向往的是那种超然、散淡、潇洒、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好涂鸦也是源于这种性格。

(八) 八千里路云和月

徐邦治出狱后,在山大完成了最后一年学业,不是去了山西长治,而是去了河北邯郸,在邯郸二中做教师,那应当是1963年。三年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我现在保存着他1982—1986年给我的7封信。

从1982年6月5日给我的第一封来信看,应该是我先给他去信,他很快给我的回信。二十多年的分离,我们经历了沧桑之变,感慨良多,不胜惆怅。我们“平反”、“改正”之后都急迫地希望离开原地。所以主题都是谋求调动,说了许多难以调动的情况。他说:“从报上得知,同窗中成才者比比皆是,(李)逸涛、(佘)树森、朱迪、(潘)仁山、(牟)世金、(王)兴志之辈均蜚声文坛,著作丰盈,如今我已两鬓斑白,过去的抱负已成过眼烟云!真是‘往事已成空,还如梦中’,确已不堪回首了。”

1983年6月5日的信道:“目前全国改革之风颇盛,知识分子处境日益改善,我辈可余时光不多,却不能为国报效,下面关卡太多,实有寸步难行之感。”

1984年3月12日的信道:“我的处境诚如你所说,迄今毫无改变。对于我辈调动之控制封锁极为严密,若非有关系,只能望洋兴叹。……我期待有机会能与你相唔,届时畅谈,亦一乐事!”

1985年1月22日信道:“昨天我从无锡回来,拿了无锡县人事局调令,同意接受我去无锡县报社报到。报社就在市内,人较少,规模是县报,但由于离南京近,故我也就确定了。”

1985年5月6日信:“我和爱人及孩子于四月下旬来无锡,爱人分配在县医院工作,两个孩子在市内中学读书。我在报社新闻组工作,因情况不熟,目前主要是在家编辑稿子,很少下去采访。……如你来山大,见到老同学均请代问好。蒋炜兄在常熟何处,亦盼告之,俾有机会去看望。你如南下亦望来找我。”

1986年1月1日信:“报纸工作比教育轻松些。半年来我对外发稿数篇,有五篇在中央一级报纸上刊出,只感笔力不健,写了不少废品。”

1986年6月2日信——这时我已调进山东大学附中——道:“我来无锡已近一年,工作尚可,惟系小报,仅限于一县之内,加之住房尚未解决,故处境与兄相比,尚略逊一筹。……齐鲁老友想来均无恙。时光匆匆,吾侪均入老境,再能聚首亦复不易,以我在锡之地,江苏校友亦有十人之多,然亦未能见面。只有再看机缘吧!”

摘录了徐邦治的信,叫我又回眸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我们从十几岁“参加革命”的翩翩少年,忽然变成了革命对象,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经革命之风雨,见斗争之世面”,历经坎坷,九死一生,总算成了幸存者。一句古诗涌上我的心头:“八千里路云和月。”

(九)三十功名尘与土

1996年夏天我和徐邦治邀约到常熟蒋炜家相聚了一次。我从上海去,徐邦治从无锡去,当天往返。入学开始,我们都在一个班,相处也比较融洽。我们三个人,大难不死,得以相聚,也算是人生不幸之中的大幸。

蒋炜这时已经成了县政协委员,入了党,工作上也是重点骨干。常熟本来是鱼米之乡,沙家浜所在地,此时入全国百强县前5名,老百姓富得一塌糊涂,普遍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蒋炜介绍起来眉飞色舞。蒋炜的一些老同事不少已身居县里高位,他本人在县里也可以属于“元老辈”的干部,所以人脉很通广,办点私事也很灵光。女儿在苏州大学做团委书记。他有点志得意满,心宽体胖。蒋炜已经不是那个精瘦精瘦的小伙子了。蒋炜对于回常熟甚为满意,非常注意研究饮食,对于招待我们的菜肴每一道都有讲究,鱼虾蟹肉,从选料到烹调,都能讲得出名堂,夫人掌锅也很有门道,他成了一位美食家,我们美美地享受了一顿地地道道的常熟风味的美食。

酒酣耳热中,徐邦治徐徐述说了他的一些经历。文革中他被学生斗得死去活来,打折了手指,全家人被撵到教室楼梯的底下栖身。为了平反他到北京上访,晚上就摊开报纸睡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平反后,几经周折,终于调到《无锡县报》。无锡是全国百强县之首,经济状况较好,所以也还有施展新闻才能的余地。但是,离开新闻工作已经30年了,社会情况,人际关系,大为改观,县报和青年报的对象任务也截然不同,所以这一年多也才熟悉过来。他后来去上海遇到早先的同事,已经做了《解放日报》的领导,自然欢迎他去,但是重新安排家属工作,孩子上学,以及住房,也不容易,自己已经年过五十,所以也就放弃了再进上海的诱惑,庸庸碌碌,了此残生算了。

提到庸庸碌碌,蒋炜说,我们从进山大到现在,30年了。你们那时想到了今天吗?这30年,我们岂止是庸庸碌碌?我们学习保尔的话,人的一生要怎样怎样度过,可是真正安于庸庸碌碌的人倒是可以太平,就像文革中的逍遥派。不想庸碌的人,大多遭遇不幸,凭了几句话,就把你戴上什么帽子,打进地狱,这就叫革命?这样的革命算什么?这30年我从学习做牛鬼蛇神开始,一方面是人模狗样地做老师,一方面是低三下四地做右派,双重人格,双重心理,慢慢地学会乐天安命,逆来顺受,笑在脸上,痛在心里。现在似乎回到了人世间,但是黄金时代已经付诸东流!

我说,蒋炜呀,你别不知足了。多少人打了右派之后,老婆离婚,恋人吹灯。王寅仙和你不吹不弃,也就难得了。

我请蒋嫂过来,共同为她和他们的幸福干杯!

蒋炜说,你们二位也算幸福的了。多少人家破人亡之后,至今孑然一身。寅仙,来,我们也祝福他们!

徐邦治说,虽然三十功名尘与土,但是我们终于熬过来了,还有了一个家。大家共同祝福吧!

我说,蒋炜,你三十年前的一个许诺今天没有兑现?

他睁大了红丝丝的眼睛,问,什么?我许诺过什么?

我说,那时,你总是吹你们常熟有一家叫花鸡,多么有名,多么味美,要请我来品尝。忘了吧?

啊,啊,真是忘了,下一回,留有余地吧。

吃完饭,我们还到照相馆拍了照片纪念,然后高高兴兴地告别。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下一回。

(2010-7-1于山东大学附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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