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看清华文革

 

清华文革是整个文革的缩影;就单位说,清华文革是文化大革命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

 

一位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三年级学生郑易生说:“与中央的政治斗争直接相连互动无疑是清华大学文革历史引人注目的原因。”(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又一位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一年级学生唐伟说:自王光美当了清华工作组的顾问,“从此清华文革就和中南海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295—296页)这话都很精辟,非常深刻和到位。

 

因此,研究清华文革,不仅对清华来说重要,而且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即是研究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可或缺的环节。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直接的目标就是打倒刘少奇。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的斗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位列第一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两个主席(从1959年开始,国庆时两个人的标准像并列在《人民日报》的头版)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顶级的斗争(按照传统习惯的说法:顶级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和刘少奇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就在清华。对清华文革,毛泽东和刘少奇都积极主动介入了,其表现也都非常突出和充分。因此,研究清华文革,不谈毛泽东、刘少奇的斗争即“中南海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亦即“中央的政治斗争”,就忽略了事物的根本,就不能透底和彻底。无数事实证明,整整十年清华文革,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清华所进行的所有大的斗争,基本上是“中南海两个司令部斗争”即“中央政治斗争”的反映——这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可以与之相比的。我不揣冒昧拟从这个角度谈谈对清华文革的看法。首先谈刘少奇和清华文革。

 

刘少奇和清华文革

 

刘少奇是怎样积极主动介入清华文革的?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即11月10日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而大家普遍认为,即人们的共识,文革从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始。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刘少奇主持的。当时,刘少奇的行动似乎表明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和想到《五一六通知》提出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指他。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他要履行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负责人的责任,其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毛泽东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因为这是他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报纸陆续纷纷转载,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轮大批判的浪潮。在北京由批判吴晗扩大到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人既合作又各自写的杂文“三家村札记”。全国各地积极仿效,到处批“三家村”、“四家店”。神州大地,烟雾弥漫,火药味很浓。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前一天,即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得到康生妻子曹轶欧支持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说北大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掀起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压制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大多数师生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派人严厉批评聂元梓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而正在南方“踏芳枝”的毛泽东看到康生报送的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兴奋异常,于6月1日在简报上批示(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第五卷第589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书名、卷数和页数):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时全国震惊,举世瞩目。这张大字报像一个火球投入干柴,引起铺天盖地的燎原大火,烧向中国各地一个又一个“反动堡垒”!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跟各大区负责人说:“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 8月4日康生在北大全校万人大会上讲:“伟大、英明的领袖接到大字报(指聂元梓的大字报),立即采取行动,一日下午四时通知我,要马上广播。我看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得到解放了。”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说:毛主席批发一张大字报,“把全国全发动起来了”。自不待言,北京大学的近邻清华大学听到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风生水起,波滚浪翻……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怎么办?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不能不应对,不能不立即应对。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派工作组。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出以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该工作组于6月1日进驻北京大学。6月3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6月8日(有说6月9日)起,一个528人的庞大工作组陆续进入拥有两万多人的清华大学。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当刘少奇等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时,毛泽东要刘少奇等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谈话,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参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5页、《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22、1417页)——看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是不主张派工作组的;但他也没说把已派的工作组撤出来。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派不派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和毛泽东是有不同主张和意见的。

 

毛泽东让刘少奇所谓“相机处理”,通俗地说,你看着办吧!这不是什么真正交心的话,而是深含玄机:看你(刘少奇)到底怎么办?我这里正等着呢!——对大政治家的话,实在不可以常人之思度之。

 

自从延安整风以来,在党内毛泽东的意志违拗不得。而在文革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的意见也表述得够明白了。不知为什么长期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没有认真听取毛泽东的意见,相反,固执己见,自行其是。虽然邓小平、陶铸等都支持他,其做派和行为,也实在令人难解。

 

工作组的使命就是到所在单位领导文革。6月8日陆续进入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很快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及各级党组织的大权。宣布从蒋南翔起一大批党政干部是“黑帮”,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

 

清华大学工作组不可小觑,那是庞然大物!它不仅人多,其成员更非寻常。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副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和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一个正部级干部,两个副部级干部,尤其有国家第一夫人王光美作为顾问,率领500多人,其声势和气魄,蔚为壮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光美担任这个工作组的顾问——这是什么意思?众所周知,1964年,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创造”了一个“桃园经验”供全国学习,这回是不是刘少奇要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创造”一个“清华经验”供全国学习呢?

 

刘少奇为什么选定清华工作组让王光美当顾问?其中原因,我认为大概是:北大,毛泽东已做过批示,显然他不会再选北大工作组,因为那是附和毛泽东。在当下他不愿那样做。他要独立创造经验。清华和北大齐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女儿在清华读书,因而清华工作组成为刘少奇所选择的让王光美当顾问的最理想目标。

 

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直言不讳地讲:“我代表少奇同志……”。(129页)可以说,王光美是刘少奇在清华的眼线,也是清华工作组幕后的实际操纵者,而清华工作组的人从组长到组员也都惟王光美之命是从。

 

清华工作组,在清华四五十天的时间里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打击蒯大富,批判所谓“蒯派”。

 

蒯大富,当时是三年级学生,21岁,入党积极分子,还上过《人民画报》。他热衷于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文革开始,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校不久,他就对工作组有意见。6月16日,即工作组进校第9天,就写了《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而在6月21日他又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都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这对清华工作组以及王光美无疑是一个严重挑战,“是可忍,孰不可忍?”蒯大富自然而然地成为王光美以及整个工作组的“眼中钉”、“肉中刺”和“心腹大患”,于是从“批蒋(南翔)”、“斗黑帮”转而采取1957年“反右派”的策略,倾全校之力对付蒯大富,“反蒋必先反蒯”——“反蒯”成为清华工作组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工作组把蒯大富定性为向工作组夺权的反革命分子。事实表明,在这场斗争中王光美和刘少奇起了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6月24日晚,贺鹏飞(贺龙元帅的儿子)等人受工作组指使,组织一批人和蒯大富辩论,实际上是批判。在辩论过程中,刘少奇之女,当时清华学生刘涛,曾给她继母王光美打电话,然后跑到台上说:“我妈妈说了,工作组是正确的。”(273页)

 

毋庸讳言,王光美(以及刘涛)肯定每天都会向刘少奇汇报清华的情况。1966年7月3日,刘少奇在听取了王光美和刘涛关于蒯大富情况的汇报后指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一派搞成少数,批判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389页注2)

 

王光美也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谈过蒯大富的问题和情况。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说:1966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我跟陈伯达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他不愿意张扬,在清华大学的大门外就下车了,步行进去。看大字报,一直看了好长时间。别人都不认识他,后来被派驻清华的工作组的成员发现了,就问我们工作人员说:“他是陈伯达同志吗?”我们说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工作组人员又来了,说:“伯达同志,光美同志请你,她出来不方便,所以让我来请你到休息室坐坐。”陈说:“不用,不用,我就是过来随便看看。”后来又来了一个人请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在会议室坐了没几个人,穆欣在我旁边坐着,他那边是王光美,还有请我们进来的那个人。王光美开始时对我有点怀疑,以为我是学生混进来的。她小声问穆欣,穆欣笑着说,他是王秘书。这个时候王光美才开始放开说话。她主要讲蒯大富,怎么“反革命”,怎么厉害。陈问,这个人是个什么人?——给蒯大富写的大字报很多呀。王光美说:哎呀,这个人,反革命气焰相当高!我们就组织一些人和他辩论,他很厉害,在台上我们几个人轮流上去和他辩论都辩不过他,毛主席著作和马列的书他知道的可多了,都是一段一段地引用。我们觉得他这个反革命一定是外面有人支持他,要不开会他怎么能一次一次和我们辩论呢?夜里我们派人守着他,清华大学四周的围墙我们都看住,看是不是有人翻墙过来,后来没有发现翻墙过来的。我们又怀疑他家里可能有问题,我们就派人到他家乡去调查,结果发现他家不是地主,是中农(按:实是贫农——笔者)。王光美说这些话,是我印象最深的。陈伯达始终没有表态。因为我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蒯”这个姓,印象也特别深。后来,王光美坐伏尔加到钓鱼台15楼找过陈伯达两次。来的时候她都没上楼,就在一楼会议室,他们两个人谈,不知道谈了什么。(参见王保春、王文耀《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第37—38页)王文耀说不知道王光美和陈伯达谈了什么,我分析恐怕主要也是谈蒯大富“反革命”的问题。

 

从王光美向陈伯达谈的这些情况看,清华工作组对他们所认定的“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是采取了严厉措施的,不仅和他辩论(实即批判),而且把他关押起来——蒯大富还采取绝食抗争。清华工作组不止对蒯大富这样,还把和蒯大富具有相同观点的人以及和蒯大富有这样或那样关系和联系的人,打成“蒯派”,进行批判和斗争。 从6月24日工作组组织人和蒯大富辩论以来,进行了近40天的反蒯斗争,把700多名师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还整死了一个人,另有数名受迫害者自杀未遂,清华园内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277页)十分清楚,这是一场和1957年清华“反右派”斗争难分伯仲的政治运动。

 

讨论到此,人们不禁要问,刘少奇是不是仅仅在清华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呢?不,绝不仅仅是这样。而这就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采取的基本的和普遍的方针和政策。我们放眼看看,刘少奇在其他单位以及整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做法。

 

举个北京师大一附中的例子。当时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并由他女儿向该校传达。 6月9日,第一批工作组进校。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刘超。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校长兼党总支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及老师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之间互相斗争,甚至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做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6月20日,该校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为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像)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关于北京师大一附中的材料,参见肖喜东《1966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华夏文摘·增刊》第273期,引用时改动了个别叙述文字;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4——1025页)

 

刘少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精神,不仅在北京贯彻执行,也在全国各系统和各地贯彻执行。刘少奇不断以中央名义批转文件,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

 

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中的批语全文为:“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除此以外,刘少奇在6月和7月还以中央名义批发或批转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央批转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对山东省委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若干问题的意见>》(1966年7月11日);《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21日)。

 

总起来说,清华文革就是刘少奇指导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最直接的“试验场”、“演练场”。清华工作组在王光美的“顾问”下也确实迅速地“创造”了在文革中“反右派”即“反蒯”的经验。因而,刘少奇的命运也就看毛泽东对他这套做法是持何态度了。

 

毛泽东和清华文革(上)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怎样积极介入清华文革。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直接目标就是要打倒刘少奇——这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这是我们讨论毛泽东怎样积极介入清华文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该清楚和明白,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并非始于文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们不必追述太远,就从“大跃进”失败后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说起吧。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关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借湖南农民之口,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对这些听起来颇有刺激性的话,毛泽东不会愉快。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我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指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5页)

 

1964年夏,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到许多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陪夫人做报告,这在中共党内还绝无仅有。毛泽东说: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57页)8月初,刘少奇在一次北京干部大会上讲话,其中讲到“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 。”江青听了这个报告很不满意,哭着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说“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了以后作报告反对斯大林,你还健在,人家就这样做了。”这是江青亲口跟我说的(时任江青秘书),她没告诉我毛泽东的反应;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他一定会把这件事牢牢地记在心里。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关于“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分歧公开化。刘少奇说:“四清”中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不赞成。他说,要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认定: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66—1384页)

 

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下决心把刘从政治上搞掉?毛说:1965年1月,《二十三条》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参见《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497页)——一年多以后,即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真地成了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又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18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92页)刚刚通过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已经把刘少奇比喻成“现在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里则进一步直白地把刘少奇说成伯恩斯坦、考茨基,或赫鲁晓夫了。由此足见,长期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之被取代、被打倒,——必然和必须之被取代、被打倒,已经只剩下一层没有被捅破的窗户纸了。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毛泽东如何看待刘少奇积极介入清华文革的态度与做法,亦即他们在清华文革问题上的斗争。

 

刘少奇在清华文革问题上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文革一开始,就向清华派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并让他的夫人王光美任该工作组的顾问,以便于他直接领导和指导清华工作组的工作,即直接领导和指导清华的文革运动。清华工作组在清华究竟干了些什么?从前面叙述中清楚地看出,他们在四五十天的时间内搞了一场简直比1957年清华“反右派”还严重的(换句话说,也是不分伯仲的)“反右派”运动。这,刘少奇负有直接和主要的责任。

 

欲擒故纵。刘少奇的“把柄”被毛泽东抓住了!清华工作组在清华批判蒯大富搞“反蒯”斗争,毛泽东虽然在外地,也是一清二楚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6月底7月初到清华所看到的无数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以及王光美向他反映的蒯大富的种种“反革命”情况,他能不立即向毛泽东汇报?还有《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的《文化革命简报》、文汇报的《情况反映》等等渠道。毛泽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要打倒刘少奇,因而对刘少奇一举一动,都不会放过。

 

毛泽东1966年7月18日从外地回到北京。刘少奇立即前去汇报,毛拒而不见。毛很快就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望蒯大富。王力文革后回忆说:他们去时,“蒯大富被隔离在宿舍,我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对他说: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我们没说要释放他,可是我们一走,他就恢复自由了。”(参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11页)

 

这里,插一下毛泽东对北大 “六一八事件”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根本不同:刘认为是反革命事件,毛认为是革命事件。王力回忆说:“北大六一八简报是刘少奇批的,康生、陈伯达都画了圈。简报说对‘反革命事件’要镇压,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国仿行。……六一八事件经过,大体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组,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经被坏人利用。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毛主席认为是革命事件。……他当时还不知道有少奇同志批语。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会开会以前,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来源于少奇同志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划了圈。他在文革小组里说:‘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毛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并马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当时不但骂刘少奇,还骂了康生。因为张春桥告了康生的状,说康生把简报揣在怀里很久没有拿出来。毛主席说,要康生这种人什么用处?……”王力对这件事发表议论说:“总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大字报和换接班人的决心来源于此。其他学校发生的类似事件并不重要。”(参见《王力反思录》第607—609页)——王力对“六一八事件”的叙述非常重要,但他的议论并不完全正确,这点只要看看毛泽东对清华工作组“反蒯”斗争的看法和处理就清楚了。

 

7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0页)

 

7月24、25日两天,毛泽东连续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话,说:“不要搞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工作组“阻碍群众运动”。“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22—1424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1—603页)不消说,清华工作组也在“撤销”之列。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据参加这次大会的陈小鲁后来回忆说:“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陈小鲁《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蒯大富也被通知(这是最高指示!)参加这次大会。——从“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蒯大富参加这个会,兴奋无比,欢呼雀跃,回清华后,就神速地贴出大字报,宣布:“我见到了毛主席!”——这在清华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消息。

 

在毛泽东和清华文革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这是毛泽东非常高超、无与伦比的一招!其作用重大,寓意深刻。

 

毛泽东为什么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是全国最忙的人。毛泽东之所以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一定是他发现了清华文革的问题——大问题,亦即刘少奇的大问题。委托其他任何人都压不住阵脚。而周恩来也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人之一。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动农系六年级学生杨继绳,在1966年7月30日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时,问周:“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周立即回答:“那可不能一分为二!他的讲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的。”(5—6页)周恩来还说过:“衡量真理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思想。”(周总理1966年10月3日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这两句话清楚明白地表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正如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的学生孙怒涛所说:“周恩来是个紧跟毛泽东,按党性原则办事的大人物。”(507页)

 

因此,在清华文革问题上能代表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非周恩来莫属。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他如果不得到林彪(军队)和周恩来的支持,是不会也不可能采取切实地打倒刘少奇的措施的。1964年底和1965年初,毛泽东一方面尖锐批评刘少奇,一方面高度称赞周恩来,他为1941年写的批判“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批语之“三”即“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的批语中说:“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总理的名字“应该删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5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1996年版第49—50页),有理由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行动中的一个带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部署。周恩来是政府系统的领头人——最有威信的领头人。周恩来所代表的是一个重要方面军。对此,毛泽东了然于胸。他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也就把周恩来推到了刘少奇的直接对立面。通过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毛泽东相信周恩来一定会站在他这一边。

 

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委托过问清华文革,他在“日理万机”中把这件事情作为最最重要的任务,即首位的任务,进行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

 

7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两个座谈会,一个“临时筹委会”(工作组临撤走前扶植的一个组织,其所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头头(3小时),一个是批评工作组的学生(3小时),了解清华文革的情况。

 

8月1日,周恩来两次两次接见蒯大富(一次凌晨,有说这次这次刘泉、刘才堂参加了;一次在晚上)谈话长达6小时。一开始,周就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蒯大富也向周恩来保证:“总理,我向毛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周第一次见蒯大富过程中,贺鹏飞两次进来要求听听,但都被周拒绝了。

 

第一次和蒯大富谈话时,周恩来只带了他的秘书孙岳,第二次却叫上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第二次谈话,周也让蒯带了三个人。因为蒯曾失去自由18天,这18天的情况可由他们补充。

 

谈话最后,蒯大富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

 

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机械系四年级学生胡鹏池,在叙述完周恩来两次和蒯大富的谈话后,无限感慨地说:“一个八亿人口的现职总理,竟然在24小时内花了整整6个小时听一个大学生的独白,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279—280页)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8月1日到3日,周恩来连续几天紧张地找王光美、叶林谈话,找工作组成员、找学生谈话,还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其内容无疑都是谈清华文革的问题。当周恩来摸清了清华文革的情况,向毛汇报并得到指示后,于8月4日晚带着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100多名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开文革现场会,亲自宣布为蒯大富平反。(281—285页)

 

我们看到,把蒯大富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是最高层领导(刘少奇),为蒯大富平反也是最高层领导(毛泽东)!也正因为毛泽东通过周恩来掌握了清华文革的情况,特别是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蒯大富这个典型——被贯彻执行刘少奇文革反右路线的王光美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典型,即蒯大富是与以王光美、刘少奇直接进行斗争的标志性人物,以及他了解和掌握的其他单位(如北大)的文革情况,还有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与毛泽东也有龃龉:8月1日,刘少奇对派工作组解释说:“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即刻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8月2日,刘少奇说到派工作组问题的责任:“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26—1427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6页)毛泽东认为,时机到了,成熟了,下定立即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并付诸行动。于是,8月5日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收网”,即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不难看出,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按照他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对刘少奇1962年以来,特别是文革中思想和行为的画像,是对刘少奇的政治死刑判决书。

 

8月6日,接回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毛泽东亲到林彪住处探望,嘱其接班。8月7日,毛泽东这张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印发。正是根据毛泽东这张大字报,改变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原来的议题和议程,增加了改选中央领导机构的议题和议程。通过“全会选举”,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也就是被拉下马,而林彪则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新的接班人。

 

这张大字报已指出,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云云,到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又把刘少奇在文革中派工作组的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就是提出和推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使用的指导文革的基本概念之一。它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刘少奇指导文革的方针和政策,其实就是毛泽东在十年前(即1957年5、6月开始)所提出和执行的“反右派”的一套。1957年毛泽东把“反右派”称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即“反右派”的方针政策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什么在1966年文革中刘少奇执行这一套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与时俱进”,他的政治需要变了,斗争的主要对象转移了,十年前他反的主要是党外的“敌人”;十年后,他发动文革,反的不仅是党外更主要地是党内的“敌人”——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明就里(用当时许多领导干部流行的话说,就是“不理解”),沿袭陈规,非但得不到毛的认可,反招毛泽东更加不满。十年前,反对党委,甚至反对某个支部和党员,中央高层都一致认为是反党,声称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十年后,毛泽东明确宣布,反对某个党委(包括省市委)并不就是反党,他甚至号召“向中央进攻”。“踢开党委闹革命”,没有考证出何人、何时提出,但作为文革初期造反运动中的口号,那是神州大地叫得最响,也是最符合当时毛泽东思想实际的口号!

 

谈到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居然有人说,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参见《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如果说,建国后,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有别,用路线的话语说,刘少奇的路线也许比毛泽东的路线有更多正确的地方,但就文革的路线来说,就很难做这样的区分了。三十多年前“拨乱反正”,为了平反冤假错案,为冤屈者恢复名誉,这样说——刘少奇的文革路线“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也许还情有可原。那时,文献资料鲜少公布,人们的认知也很有限。到了21世纪,随着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特别是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越来越趋于理性,还置基本史实于不顾,再做这样的粉饰,实在令人遗憾!

 

在文革中,毛泽东让刘少奇“相机处理”,实际上,这是一个“圈套”。面对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按照中国共产党传统的工作方式大派工作组,大抓“右派”,恰好陷入了毛泽东为他所设计的“圈套”,走进了死胡同。我们设想刘少奇不派工作组又怎样?难道毛泽东不会说他“放弃党的领导”——对党的领导人来说,这也是非常严重的致命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不就是一个更清楚、明白的证明?!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就“靠边站”了——不仅仅是“靠边站”,他虽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但都是名义上的了,他除了不停地检讨和接受批判、斗争,一直到1969年悲惨地死去,再没有做党和国家的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他作为常委没分工管什么工作,这点和邓小平不同,他连会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都被停止了。其实,1966年8月5日,即毛泽东写《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当天,也就是八届十一中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页)这就是说,刘少奇被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完全打倒了!这就是一个被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奉为第二号开国元勋的命运!

 

刘少奇作为依照宪法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被毛泽东仅仅200个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打倒了,这是文革中违背宪法破坏法制最严重最恶劣的案例。刘少奇是文革中被整,以致被整死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株连妻子、儿女,以及不计其数的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无疑是文革中天大的冤案。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刻骨铭心的,也是需要大家来共同反省和反思的。刘少奇这样一位开国元勋,遭此残酷迫害,太值得人们同情了,——为刘少奇平反,天公地道,天经地义!但是,如果因为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就否认或掩饰他在文革初期(我指的初期,是从1966年5月文革开始到1966年7月底)所实行的方针和政策的错误,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刘少奇在文革中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不小的加害者——并且首先是加害者。对由于刘少奇的错误造成的冤案涉案者也应该同情和平反,否则,同样不公道——对此,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文革史研究中,仿佛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蒯大富反复说:“刘少奇把我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把我解放了;她(指王光美)不向我做检讨,我为什么要向她做检讨?”这是他刻骨铭心的文革情结。文革后,王光美利用权力把本想在首都落户发展的蒯大富赶出北京,其襟怀和风格实不足道。

 

淸华是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与刘少奇的文革路线一个极为重要的交汇冲突点,再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和地方可以淸楚体现出这两条路线的具体分野和冲突了。

 

从刘少奇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文革路线根本就是他“四清”思路的重复。他一点没有从1964年底至1965年初,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甚至声言很容易地就可以把他“打倒”中省悟出什么,这是很令人奇怪的;相反,他在文革中放肆地沿用在“四清”中以及中国共产党1957年“反右派”的方法,矛头向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抓“右派”和“反革命”。毋庸置疑,按照刘少奇的路线去搞文革,对国家和民族同样是一场灾难和浩劫。对此,刘少奇指导清华文革的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了。

 

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刘少奇的文革路线,有一点极为相似,就是他们二人都搞“夫人参政”。刘少奇首开此恶例。本来是他指导夫人王光美在“四清”中所创造的所谓“桃园经验”,竭力宣传其普遍意义,大肆向全国推广。在文革中又想指导王光美创造“清华经验”——结果不妙,夭折胎中。刘少奇让夫人参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明目张胆地干过。在刘少奇之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初期搞的“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才是让夫人江青明目张胆参政的重要一招,和刘少奇指导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比刘少奇走得更远,他在文革中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排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前,实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掌权人),并让江青在“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还是刘少奇的文革路线,都是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

 

毛泽东和清华“文革”(下)

 

到此,刘少奇和清华文革的瓜葛就算完了,而毛泽东和清华文革的关系还在继续并且一直到他逝世。

 

1966年8月21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这无疑是刘涛受她爸爸在清华文革中犯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取消接班人资格影响表示拉开距离而写的一张大字报。

 

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授意下,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6000多人的队伍到天安门,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没法考证这件事情事前毛泽东是否知道,但确为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大业立了大功。

 

1966年12月30日,毛泽东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到清华大学接见刘涛,这是拉拢刘涛,教育她站稳立场,“大义灭亲”,揭发刘少奇,刘涛很乖,接着就写了《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1967年1月2日)的长篇大字报,表示“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大概就因为这件事(或这个原因),在文革后王光美不让刘涛参加刘少奇的追悼会。

 

1967年4月10日,以蒯大富为头头的清华造反派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还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许多领导干部陪斗。在这次批斗大会上,让王光美在还十分寒冷的初春身穿旗袍、头戴洋草帽、颈挂乒乓球做的项链(代替金项链),对她进行人身侮辱。让王光美以这种行头和面貌出现在批斗大会上,这是谁的主意?直到文革结束几十年以后才揭开谜底。据知情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在2008年写的《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披露,这是江青的“旨意”。江青把她这个主意告诉王力、关锋,而王力、关锋又告诉王广宇,让他向清华井冈山办公室主任潘剑虹传达,并嘱小潘一定“保密”,不要说这是谁(指中央文革)的意见。让小潘就以自己建议的名义向总部提出,小潘照做了,并被总部采纳。所以,连蒯大富都屡屡表示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鬼点子”。若问江青为什么要这样做?照我看,作为女人的江青,一则发泄她这个中国第一夫人对王光美这个中国第一夫人名扬世界“风光”的嫉恨;再则,也是反映她在文革中以“整人为乐”的阴暗心理。

 

古语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没有外“侮”,内阋就起了。古今中外的社会组织,莫不如此。细按1967年和1968年各地、各系统、各部门的武斗,有许多都是在造反派内部分化的两派中开展和进行的。清华也这样。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内部也逐渐分裂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

 

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十七年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的伟大成就。”

 

紧接着,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上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红旗》杂志《必须正确对待干部》这篇社论,特别是《红旗》杂志调查员这篇以清华大学为素材的干部问题的调查报告以及为此配发的评论员文章,犹如几枚重磅炸弹投落在清华上空,在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爆炸开来,使各纵队、各战斗组织之间早已存在的分歧和对立骤然加剧,他们迅速地分化组合,形成鲜明直接对立的两派。这两派在如何估计清华十七年和干部状况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核心认为对清华要“彻底砸烂”,以沈如槐为首的一派认为清华十七年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即“红线主导”。

 

到4月14日,以沈如槐为首的一派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简称“414串联会”。

 

414串联会,名义上还在井冈山兵团内,5月29日成立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简称“414派”或“四派”)公开分裂出去;以蒯大富为首的一派仍称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或“老团”。“团派”和“四派”,人数都很多,团派一万多人,四派七千多人,谁也不服谁,都自诩自己这一派符合和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两派斗争尖锐。比如解放干部,你要解放谁,我就抓谁、斗谁,从张三到李四,轮番进行,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谁也不懂得妥协。团派骂四派“右倾复辟”;四派骂团派“极左”。

 

团派和四派从小磨擦到大斗争,口诛笔伐,双方都采用断章取义、添枝加叶、上纲上线等手法,唇枪舌剑一年多,结果酿成了从1968年4月23日到7月27日大武斗,双方动用的武器不仅有石块、长矛,还有真枪实弹,这场武斗,双方死12人,伤难计其数,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

 

这场大武斗是清华文革史上的大事件,也是清华文革的转捩点:清华文革从此开始走向一个新阶段。

 

这场大武斗是怎样结束的?不是双方妥协停战。其结束是靠了外力。——这外力不是别的,而是毛泽东或者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数十个工厂企业调集工人、干部三万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清华人(包括蒯大富等人)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7月27日上午——也正是武斗还在进行的时候——进驻清华,“四派”热烈欢迎,“团派”认为有“黑手”,悍然开枪,打死5人,伤731人——清华大武斗居然是以这样的形式结束的。

 

7月28日凌晨2时多,……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严重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地)反了?”(参见619页)毛泽东立即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湖南厅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迟到)、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毛泽东以下党政军首脑(除极个别的如张春桥可能不在京以外)悉数出席。谈话时间长达五个半小时。

 

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造反派这在文革中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谈话内容非常广泛,召见时间长达5个半小时。这次召见因工宣队制止清华武斗的事引起,我们只谈与清华有关的事情。毛泽东对蒯大富说:“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又说:四一四认为“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蒯大富夺权只能交给四一四。”“蒯大富,你真蠢哪!”“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反对工人,还开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毛泽东也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但间接打了招呼。”当召见结束,毛泽东刚离开大厅,突然又回来,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反过来又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对蒯大富的护犊和宠爱之情殷殷。后来,蒯大富对毛不罪他开枪杀人之恩深深感激,没世不忘。蒯大富虽然受到毛泽东的悉心保护,但从“七二七事件”后,他的政治生命终究是完结了,“团派”和“四派”同归于尽。——这不仅是清华红卫兵造反派的末日,也是全国红卫兵造反派的末日。

 

毛泽东“七二八”召见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标志意义的大事。它标志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新阶段的含义有二:一是红卫兵造反派担纲的群众运动阶段结束了,开始了所谓工人阶级登上文革舞台和领导一切的阶段;二是这次接见发生在接近所谓“全国一片红”即文革势力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百分之八十(24个)都夺取和掌握了政权(剩下5个省、自治区正酝酿建立革委会,最后两个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成立革委会是1968年9月5日,距7月28日只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70页),这时毛泽东对近似全国内战的武斗局面再不能容忍了,文革全局马上就要由“乱”到“治”了,以后文革还在继续进行,那都是在文革建立的“新”政权即所谓“治”的条件下进行了。

 

到此,我们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清华文革问题上的斗争,抄录杨继绳给《良知的拷问》所作的《从清华大学看文革》的序中的几段话做为小结。

 

——“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争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最后毛泽东还是采取刘少奇的办法解决清华问题。’(1页)——这个概括,言简意赅。

 

——“不过,他派出的不是500多人的工作组,而是3万多人的‘工作组’。”(6—7页)——这个“工作组”就长期地留在了清华大学,成为清华文革新阶段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

 

——“造反派,当初作为毛整治官僚们的‘石头’,现在不仅没有作用,反而成了实现‘天下大治’绊脚石,成了‘新生政权’革委会的对立面。江青说:‘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毛泽东再次着重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10页;此话在过去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直接诉诸群众,需要“动乱”,而到所谓“全国一片红”即夺权在全国完成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动乱”了,要恢复秩序,清华的造反派,不,是全国的造反派,也就终其历史使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不仅如此,几乎所有造反派以后都逐渐成了弃儿、落难者,从“清理阶级队伍”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清查 “五一六”以及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造反派都是被整治的对象。历史捉弄人,在文革造反派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太突出,太惊人了!



毛泽东和清华文革的关系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一样长,一直持续了十年。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年土建系青年教师陶德坚在《风雨人生》(1997年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一书中说:“清华发生过多次牵动全国的事件”,在十年当中,清华“总是能创造出全国向他学习的经验”。(见该书第107、156页)此话一点不假。因为毛泽东派了他的机要员谢静宜和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迟群率领三万人的工宣队进驻清华,解决清华的大武斗,酿成了“七二七事件”,从此迟群、谢静宜也就成了大清华掌权者,因而清华的一举一动都和毛泽东息息相关。毛泽东声言:“谁反对小谢,就是反对我!”——“小谢”是毛泽东对谢静宜的昵称。所以,毛泽东和清华文革的关系,内容还很多很多。但我这次答问的主题和中心是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清华文革问题上的斗争,再罗列其他内容就冲淡这个主题了。所以到此打住。只再谈一件事情,这就是文革最后一年,即1976年毛泽东号召开展的维护和否定文革成果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即再次打倒邓小平的运动也是发源于清华大学。孙怒涛在《良知的拷问》中说:“自从工宣队进校以后,特别是迟群、谢静宜独揽清华大权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关怀下,清华出尽了风头。我常见到迟群在主席台上,挺着胸、昂着头、背着手,冬天的时候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地一副将军的模样。他专横霸道有时是无赖撒泼的作风让刘冰等党委班子都无法正常工作。于是通过邓小平向上‘参了一本’。这告状信被毛泽东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由此引发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刘冰等四位告状者,随即被打倒在地。”(664页)事实证明,谢静宜,特别是迟群,在清华文革中,在整个文革中,都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起了很坏、很坏的作用。

 

就回忆文革来讲,在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或者在清华大学工作过的干部(包括教师)是做得比较好的,同其他大学或单位相比,也许是最好的。他们两个造反派(所谓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414派”)的头头都写了回忆录。在这里我特别向大家推荐前面已经提到的“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即 “414派”)的第二把手孙怒涛写的《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在这本回忆录的扉页上,孙怒涛写了这样四句话:

 

文革是一个大劫难,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文革是一场大地震,撼动了国本也震醒了中国心

文革是一次大暴露,凸显一党极权体制严重弊端

文革是一座大炼狱,拷问着每个人的道德和良知

 

我读了这本回忆录很受感动,我主动地为这本回忆录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书评《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从<良知的拷问>这一书名谈起》,我这篇书评现在从网上大概还可以查到。

 

以上是我对清华文革的一些看法,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作者是求是杂志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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