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中国的“两种蛋糕论”

最近,主政重庆和广东的薄熙来和汪洋分别以蛋糕作喻谈及各地发展方向,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两种蛋糕论”。因这些可能关系中国未来,值得加以探讨。

两种有关蛋糕生产和分配的论述

据报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从去年底至今前后数次以蛋糕做喻强调重庆的发展路线是重视分配的公正,“分好蛋糕”(发展的果实)再来做大蛋糕。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一次谈话是胡锦涛“七一讲话“发表之后的7月3日。数日后,在有关薄熙来主持市常委会贯彻胡的讲话精神的报道中,除些官样说辞和在结尾时再次强调重庆模式的意义外,通篇不见薄对胡的讲话有一字评论。

相反,7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九次会议上,就布置学习胡锦涛“七一讲话”时却高调赞扬胡的讲话,提出要弘扬改革之初“ 杀出一条血路”的锐气,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路径依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直言“分蛋糕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要把蛋糕做大”。且意有所指地说“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汪薄二人发展理念以及政治归属上的分歧,再一次明显地暴露在公众面前。

把公民的权利做大

“两种蛋糕论”一出,即引起国内外人们的热议。一是因其中透露出一些围绕十八大的政治纷争的信息,二来更重要的,也是因这两位现任政治局委员未来都可能升级为国家领导人,在中国旧的发展模式面临瓶颈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时刻,这些有关地方发展路线的不同执政理念或许都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其实,两种蛋糕论各有道理,涉及发展的两个方面,且与各地方的具体发展情况有关,很难简单地说谁对错。但如果上升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一般路线,就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

在三十年效率优先的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的恶果日渐显示的今日,一味地强调将蛋糕做大而不注重分配的公正、不谈分配蛋糕的问题显然是不合理的;网上那些众多的对汪论的批评意见,明显表达出相当多民众对此论的不认可。但由此回到靠权力来推动平均分配,甚至搞不好掀起些"杀富济贫"民粹式波澜,也注定不会是中国的福音。许多人对薄论有所保留的原因也就在此。

且不谈靠权力、搞运动式地推行公正可能会带来负面的效果,即使收一时之效,如缺乏制度性的对公民权利的保证,这种因某种政治需要赐就的公正能否持久,是否会因薄熙来的高升,某李熙来的就任而偃旗息鼓?尤其是,即使多得到些蛋糕,但谁又能保证得到的不被一些权贵再次掠夺?这些显然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中国的历史包括国外的经验看,不确立人们的权利保障,对官权的真正约束,蛋糕做大,只会增加权贵的掠夺;蛋糕分配,也只会有短时的公正。从中国平均主义的过去到贫富差距悬殊的今天,以及想靠权力解决贫富悬殊的今日而走向一个更平均的明天,说到底本质上都是权力的逻辑,而不是权利的逻辑。因此,人民就可能不断地在这历史的周折里得到暂时的好处,却付出长远的代价。

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命题,恰恰是公民的权利增量的问题,是应该由公民们而不是由哪位领导来决定蛋糕如何做,怎样分的问题。这才是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重庆模式能以权利优先,允许人们自由决定是否唱红,甚至反对唱红,严格依法打黑,而不政治黑打,以公民的参与扩大来落实、保障社会分配的公正,那“重庆模式”或许就不仅能得到更广泛的赞赏和支持且具有长远的生命力。

而广东如能以“杀出血路”的勇气进行公民权利增量方面的探索,相信“广东道路”也会越走越宽;广式蛋糕越大,人们越会认同,越幸福。否则,实在看不出,广东所谓要杀出的血路到底指向何方?如何可能? 动员何人?意味什么?

改革丧失动力,恰是因为公民权利没有伴随改革增大的结果。做大蛋糕自己吃,做大蛋糕的动力自然大;分蛋糕由做蛋糕的人们按众人认可的规矩分,分配自然就会相对合理,矛盾少。由此,这两种蛋糕论就可以和二为一,剩下的,就只是些地方发展的具体差别。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