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茶话》系列之二十


说明:退休之后住进老年公寓,交了两位大陆来的新朋友。张文友来自广州,原为高级工程师;李孟先来自上海,退休公务员,都是来美投靠子女的新移民。因属同代人,我们有许多共同经历跟共同语言。虽然有时观点有异,但心胸豁达,不伤和气。从春节开始,我们约好每周去当地粤菜馆茶叙一次,就国是说三道四。记得文革之初,邓拓先生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系列丢命。到文革中,台湾对大陆开播《自由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一个“三家村夜话”节目,模拟江青、王洪文、田家英等人对谈高层动态,尽管田早已自杀身亡。如今我们三个退休老人,也组成“三家村”,对谈中国动态,不是夜话,而是茶话。现把记录编成《三家村茶话》系列,不定期刊发,以抛砖引玉, 激发更多讨论。


                              ---- 作者 谨识



伪劣假冒不绝  根源在於制度



程惕洁



程:三周一轮,转得好快,又该我请客了。今天是元宵节,我们北方叫小年,咱们要吃元宵庆祝,我要了两份,芝麻馅跟豆沙馅。希望每个家庭团团圆圆,和和睦睦。座谈的题目是深挖造假,为什么中国伪劣假冒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究竟是咱们文化本身的劣根性?还是党国体制的弊端。为讨论方便,各位不妨把自己知道(或者经历)的造假案例,罗列归类,再分析原因。请李兄先开头,如何?


李:好,先说我知道的情况。众所周知,名牌产品的仿冒造假最为常见,小到街头地摊的服装鞋袜,大到超市的手机、电脑,甚至军方的武器装备,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敢造假。有些东西,人家的材料或零部件先进,中国造不出,就以次充好,浑水摸鱼,虽然也缺德,多少还有点不算理由的理由:为生存活命嘛。邪门的是有些仿冒,需要高超技术和复杂工艺,比方智能手机等,不是一般小厂商能干的活。既然有本事造到以假乱真程度,据说性能也差不多,我真不明白,何必不创个品牌,打上自己的商标,通过市场竞争而占有一席之地呢?



处处是谎言    无人不造假

张:这个问题我也琢磨不透,估计涉及两方面:一是投入成本问题。咱们同胞都有走捷径的偏好,与其从零开始打拼,不如冒充名牌容易快速致富;二是品牌需要登记注册,容易让人追踪控告,所以不敢露真容,打一枪换个地方。这等于偷窃别人已经积累起来的商业信用,在西方不但道德败坏,更属于严重犯罪,要承担两方面风险:一方面是法律制裁,赔款坐牢;另一方面是信誉损失,砸自己的招牌,甚至永远出局。


要说老祖宗也有造假传统,那得看在什么领域。就我所知,古人在书画方面确实有仿冒传统,俗称“雅贼”,就跟阿Q说“偷书不算偷”一样。坊间不但有齐白石等近代名家的赝品,也有宋元明清历代书画家的赝品。据说民国元老于佑任的书法值钱,有天手下告诉他有人仿他的书法,于老好奇,亲自去店里看究竟,发现的确有个青年仿他作品,署上他的大名出售。于老不但没生气,还夸奖该青年功夫不错,只要继续苦练,不必署“于佑任”也能卖好价钱。这种“鼓励造假”带有爱惜人才的因素,可以理解。


程:于老雅量真令人佩服,要是他较真一点,那个青年肯定倒霉。还有些名家被市场吹捧过度,无论作品好坏,只要有他的名字就值钱,最后懒得再去辛苦创作,干脆雇一帮小徒弟临摹他的作品,然后署上他的大名,批量生产,这等于作者本人参与造假。可能齐白石老先生也干过这活儿,所以,即使有人拿他的作品去请他鉴定,他也摇头叹息,说没法保证真假。不过,除了书画领域,古人其它方面的造假,我还真找不出多少。想反,今天中国所谓的“名优特产”,比方六必居酱菜、王致和腐乳、同仁堂中药、全聚德烤鸭、狗不理包子、福建片仔癀等等,都是百年老店,童叟无欺,才积累了良好声誉(非物质财富),只是后来被毛共当“四旧”铲除,财产充公,家人倒霉(好像只有茅台和五粮液除外,可能跟领导爱喝酒有关)。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又挖掘出来,变成党国牟利的摇钱树。


张:你们说了物质产品和文化造假,我要说的是政治和历史造假,其危害性比一般商品造假严重得多,也可以说是一切造假的根源。就说中共建党这件事,其中有三大造假之处:第一个是日期造假。究竟是七月一日还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今说不清楚。如今党史资料证实,第一次党代会是七月二十三日召开,但老毛硬是定成七月一日,这是严肃政党应有的行为吗?第二个是代表人数造假。明明15人,包括共产国际派去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又译尼科斯基、李克诺斯基),两个老毛子不但作为代表参会,还以祖师爷身份发号施令。那时候连经费都是毛子提供,敢不听他们指挥吗?估计后来觉得毛子建党不大光彩,于是改称13名代表。第三个是宗旨目标造假。明明受毛子指使,制造内乱,把中国变成俄国附庸,比方苏区纸币印列宁头像,红军称苏联为祖国,还要武装保卫。后来党史有意回避,改称宗旨是推翻“三座大山”,完全胡扯。由外国特务策划叛乱组织,在任何国家都是间谍行为,要判死罪。再考虑到马列主义歪理邪说,也是骗人假货,那就是四种造假。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了起点造假,往后徒子徒孙的造假,也就稀松平常了。


程:你们说了商品和政治造假,我来说说学术造假。刚好我在中美两边都读过研,在中国是社科院1978年首届硕士生。我们那一届考试严格,课程正规,一位导师名下不超过4名硕士生,上缴文章周内批改,论文答辩严肃,被外界称为“黄埔一期”。尽管学术自由和理论水平不如美国,但努力朝国际标准靠近。听说如今学制缩短,硕博批量招,大班上课,类似放羊,论文上缴半年也不见导师面。北外教授乔木,发文披露面试女研究生的标准是“一看胸、二看脸、三看屁股四看腿,”成世界超级丑闻,这究竟是选秀女,还是选人才?



造假成本低    劣币驱良币


李:难怪斯坦福大学最近宣布,鉴于北京大学课程混乱水准差 ,斯坦福终止与北大的交换学生计划。首善学府尚且如此,其它院校可想而知。如今的学术造假,已经发展到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不信上网搜搜,“代写、代刊论文”“各科代考”之类的广告非常火爆,所以冒名博士、骗子教授风行,也就不奇怪了。按说,国家教委和执法部门,要打击这些黑心生意并不难,可惜,他们精力主要放在思想控制和维稳上,对这些公然败坏学术风气的违法活动,没兴趣整治。


张:对比世界各国造假行为,我发现人性都一样,“趋利避害”。如果欺骗容易成功,风险小成本低,最终会导致所有人造假。即使道德修养高的人,慢慢也会感到诚实吃亏,不欺骗难以生存,就像鲁迅讽刺的那样“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让我想起集体化年代,农民普遍盗窃集体财产,流行的口头禅是“低指标瓜菜代,谁不偷谁带害”。“带害”是家乡方言,等同倒霉。正是官方对造假的容忍放纵,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称格雷欣法則,是说如果发行两种含金量(成色)不同的货币(比方金贵银贱),人们会用银币兑换金币,储存保值,导致市面银币趋多,金币趋少,也就是银币把金币逐出流通领域。这个规律或法则,也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比方咱们说的商品、政治和学术领域造假。联想到人才竞争市场,我们常说大陆人事制度有“倒筛选”机制,优汰劣胜,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平庸献媚之徒易受提拔重用,大胆敢言的真才实学者,往往被压制冷落,甚至淘汰出局,也是同一道理。


程:行政人才也好,专业人才也好,说来说去,优胜劣汰离不开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的正常机制,为什么正常机制成为文明主流?并不是欧美人聪明,而是人家遵循科学规律,是通过两三百年实践摸索出来的。1949年之前的中共,也相信这一套,否则不可能吸引知识份子投奔延安,帮中共夺天下。只不过老毛掌权之后,用共和之名行帝制之实,再不给国人选择机会,最终把国家引向灾难。老邓等人深受其害,幡然醒悟,大胆革新,才实现经济起飞。但开放不充分,改革不彻底,引发新的矛盾动荡,六四屠城之后,改革开放停顿。如今经济下滑,社会矛盾突出,似乎到了另一次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


李:归根结底,谎言治国难长久,在一个“无人不造假,个个受其害”的奇特社会,连当父母都很为难。作为家长,谁也愿意子女诚实可靠,不希望他们张口假话,撒谎不脸红;可要是处处讲真话,不会逢场作戏,在学校和社会上又吃不开,甚至上当受骗,被同学同事耻笑。我有个亲戚,亲口对我说他为什么砸锅卖铁,也要送独生子来美留学,主要原因是保护孩子独立而完整的健康人格。他说:“我倒不担心他未来的生活出路,咱要求不高,能自食其力就好,我最在乎的是他的心理健康。如果要孩子在家讲真话,出门讲假话,老得角色变换,活得太累,不易做到。久而久之,容易形成双重人格,甚至严重到精神分裂。所以我们老两口一致决定,还是去美国吧。美国虽然不是天堂,但基本属于一个正常社会,没有制度性的人格扭曲。”



刁民变公民    官员作表率


张:李兄说的情况我也碰到多次。咱们的孩子来美国留学就业,得感谢老邓的新政,是拿美国助学金出来的,跟程兄八十年代初一样。那时候国内穷,不可能自费送孩子留学。现在情况变化很大,许多家庭有条件供孩子留学,国内就业的条件也不错,出国的目的不单纯为经济,确实考虑到青年人的健康心理和正常人格。拜国门开放之福,人们对海外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容易跟国内对比。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老李亲戚说的“活得太累!”所谓太累,包含很多含义:比方人际关系难应付,官场职场乌烟瘴气,伪劣假冒防不胜防。更何况,这几年空气水源污染,毒食品毒奶粉,非典禽流感等传染病等等,不如在西方生活单纯省心。总之,“为了孩子身心健康,能走还是走吧”。


程:别说中外对比,就算海峡两岸对比,在人格特征方面,也有明显差距。许多港澳台人做不出来的事情,大陆同胞就能做出来。比方最近这两天,在温哥华飞北京的航班上,就有一对大陆夫妇(或情人),占用空乘人员座位睡觉,被叫醒之后装病耍赖,惊动机长,迫降在美国阿拉斯加的机场。当机场急救员让他们下机就医的时候,这对男女谎称病好了,拒绝下机。最后被保安强制就范,用担架抬下飞机。人家不听你胡搅蛮缠,只跟你讲规章制度。如果在中国,只要一亮后台多硬,机组人员也许不得不放你一马,因为碰上硬茬,连航空公司老板也发怵。但在西方社会,这套人情世故歪理邪说用不上。所以,中国造假文化的后果之一,是培养越来越多刁民。不仅国土生态越来越不适合生存,流氓刁民也越来越难以管理。清华教授孙立平称之为“社会溃败”,指整个社会机体慢性腐烂,分崩离析,它比个别器官的病变更难治愈。


李:中国人普遍讲假话,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孙子兵法适用范围无限扩大的结果。孙子在《谋攻篇》当中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所谓“上兵伐谋”就是谋略,包括造谣惑众,什么手段都使的“超限战”。如果真是两国交兵,你死我活,声东击西一下也能说过去。二战中盟国也用计谋大败过德军。问题是,咱们党国爱用战争意识处理内政外交,比方为应付尼克松访华,层层下达指示,“指导”大众如何造假。记得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美国记者问你家中是否有冰箱(文革年代冰箱未普及)?”,你要如下回答:“冰箱不是买不起,但我们习惯于新鲜食品,现吃现买,不喜欢冷藏,因为它破坏营养。”这就是孙子兵法,转弯抹角撒谎。问题是,如果老用孙子兵法对待朋友和同志(芦笛称为“龟孙子兵法”),习以为常,那结果不是培养刁民一代,又是什么?


张:如此说来,要真正彻底改变中国造假文化,还得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共同努力,系统改造。关键还是中央做表率:“说真话从我做起”,不但自己有胆量说真话,还要有胆量反驳别人的假话,包括恢复历史真实,反驳官方印在教科书上的种种谎言。当然,更要用立法保障,不许任何机构和个人,再用新谎言掩盖过去的旧谎言。只有这样从社会制度开始改,坚持数代,中国人的造假文化才有望根本改观,刁民才有可能逐渐被训练成新一代公民。


李:好了,造假文化的讨论到此为止。下周我请客,想就“红色高棉跟中国”这个话题侃一侃。这本是历史,我们都亲身经历过,没想到最近国内网友又在热炒,可能跟“中国领导世界”,“需要再次输出革命”的毛左舆论有关吧。


张:我也收到国内亲询问,许多青年人不知道那段历史,希望咱们给他们解解疑惑


程:好,我们回去多浏览些资料,下周好好聊。再见!





(2017年2月11日星期六茶叙,2月20日星期一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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