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下午的火车回故乡,谨以这篇小文给诸位朋友提前拜个早年,祝大家假日平安、喜悦。在天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的喜悦平安归人。】

前些日子,《北京青年报》发表一篇小文,其中提及多年前些的拙文《跳出“周期率”——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点看法》,非常感谢刘曰建先生的指正,“周期律”要比“周期率”更准确,此文刚写成时,求教于长期研究自然科学史的许良英先生,他就指出了这一点。然而我经过斟酌,还是没有改,原因是此文从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说起,黄炎培当时使用的就是“周期率”: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204—205页)

回望1999年我在《读书》第12期发表第一篇文字《书生论政——我看罗隆基》,时光已流去足足10年,10多年来,我以写作为生,表达我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这条得寸进寸、每日供卒的道路是何等的寂寞,有时甚至会觉得十分的疲惫,它几乎耗尽了我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的全部精力,而今我仍在路上。要读的书实在太多,要做的事实在太多,要写的题目实在太多,穷我一生也许都不能完成。我深深地知道自身的有限,生命的有限、时间的有限、能力的有限、天赋的有限……。一次次地仰望星空,在神奇而伟大的创造主面前,我只有俯首,我只有谦卑。明白自身的限制,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间断,不放弃,温柔地坚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写自己力所能写的文字,以言报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始终不变地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个人如此,对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有个著名的保俶塔,我最在意的却是一块不知名的石头上镌刻的两句话:“在天有荣耀归【上】帝,在地有和平喜悦归人”。(原文出自圣经《路加福音》2章14节)每想到这两句话,我的心中就有平安。

1924年,西湖边雷峰塔的倒掉,因为鲁迅先生的几篇杂文而广为后人所知。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开篇,鲁迅说,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

迷信的善男信女不断地抽砖,多少年来矗立在西子湖边的“西湖十景”之一因此而倒塌。改变旧制度、旧文明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从张謇、孙中山到鲁迅、胡适,一直到殷海光、林昭,本民族的先行者一代代的努力,一代代的牺牲,都可以看做是抽砖的工作。只有把底座上的砖一块块抽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旧制度、旧文明的宝塔才会轰然坍塌。当然,我深知比抽旧砖更重要的是造新砖,因为新制度、新文明的通天塔同样是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不幻想一步登天,不指望天降馅饼,“可以十年不将军,不能一日不拱卒”,“得寸进寸,得尺进尺”,这就是我们当行的道,也许是今天可走的唯一的道。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命都当为此,我们的一生都当为此。目睹上百年来、几千年来我们祖祖辈辈走过的道路,我们不能不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积累,面对我们的历史包袱,同时,我们也不能不面对世界文明的来路与去向。虽然我更关心中国本土的历史演进脉络,我们先辈曾经的热血和思考,但在我的心中始终有一个世界文明的尺度,有一个世界文明的背景或者说坐标。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不再是处于世界之外的“天下”,而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当中来看待,我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才会有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有深切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才有可能早一天出“三峡”。

我深爱脚下这块土地,我生命中经受的一切苦难都于这块土地呼吸相关,我知道,我这一生都将与这块土地同在,无论悲欣荣辱、生死存亡,我都不可能超越这块土地。但是,这种爱从来不意味着我无条件地认同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我特别喜欢有人在概括西南联大精神时指出的8个字:“中华情结,世界胸怀”。我愿意把自己全部的生命融入这块祖祖辈辈的埋骨之地,这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我愿意与读者朋友一同见证中国每一天的变化,特别是公民社会的持续成长,我们都在历史中,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天都在参与创造历史。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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