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了民主是一种公平的政治制度,可是,为什么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就这么难呢?有的人说中国人丑陋的人性是独裁政治造成的,可是有的人反驳说,中国人的人性本身就是丑陋的,正是丑陋的人性才造成了这种丑陋的政治,因为,如果中国人的人性本身不是丑陋的话,独裁政治怎么会在中国长期存在呢?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谁都说不清楚。今天,笔者就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思,来谈谈这个问题,希望能解开这个死循环。

众所周知,人类是从地球上几个孤立的点逐渐发展起来的。远古时候,地球相对于当时的人口来说,是广阔无垠的,各部落的人群都在属于自己的狭小区域内活动。当时没有什么科学技术,人类的劳动生产力十分低下,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因此,人和人之间必然发生激烈的争夺。这就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描绘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就像动物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情况一样。人为了自身的安全,以及战胜大型猛兽的需要,自愿结成组织。这种组织的建立,满足了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的五层次学说的最基本的两个需求,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最初的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因此组织权威的确立也必然带有明显的自然特征,部落的酋长往往就是这个人群中德高望重的长者。组织成员之间的矛盾,因为存在血缘关系的缘故,基本上可以得到公平的解决。解决矛盾的需求,属于“尊严的需求”,它处于第四层次,是一种比较高级的需求。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的活动范围变得越来越大,不同人种必然发生接触。在不同的人种有了接触以后,人类就有了种族的概念。为了争夺生活资料,不同的种族之间必然发生战争。战争的胜利者就成了统治者,战争的失败者就成了被统治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组织,这种新的组织与旧组织相比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差别:1.这种组织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2.组织权威的确立是靠战争决定的;3.统治者并不是成员中德高望重的人。随着征服和被征服的反复进行,人类不断进行着种族融合,新组织的人口也变得越来越多了,这样,靠血缘关系已经不可能公平地解决成员之间发生的矛盾了,这就严重阻碍了人的“尊严需求”的满足。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部落式统治方式,运用到扩大了的非血缘关系的社会,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独裁政治。由此可见,独裁政治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来源于人的动物性,是达尔文丛林规则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国家都经历了独裁政治的原因。独裁政治是以统治者个人(或个别团体)的意志为根据实行统治的,统治者的意志就是法律,统治者的行为除了受到“成王败寇”的丛林规则约束以外,不受任何其它规则约束。因此独裁政治不可能满足社会成员对尊严的需求。我们今天见诸于媒体的各种社会冲突,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不到满足引起的,而是社会成员的“尊严需求”得不到满足引起的。即使人民的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也不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而是为了保障安全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政府自己造成的,承诺提供安全保障的人自己变成了掠夺者。因此,限制政府的权力成了人民迫切的需求。参与、自由、平等是满足人的尊严需求的本质内容,人民不需要“被服务”,他们要求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即使必须为公共事务作出牺牲,也应该是平等地作出牺牲,而不是一部分人作出牺牲,另一部分人占尽便宜。

通过破网软件,前几天在国外的中文网站上,又看到“拒绝当局强拆,北京广州一天三起自焚案”的新闻。该新闻报道了2010年2月3日一天之内,因为政府和居民就住房拆迁的赔偿金额未达成一致意见,居民不肯自行搬离,政府就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拆除。居民为了表达自己的悲愤感情,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然后点火自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像这种用自焚或其它自杀方式,与政府野蛮执政行为进行抗争的案例,在中国屡屡发生,让人唏嘘不已。独裁政府这种无视人民尊严的行为,已经引起人民群众强烈的愤慨。

我不相信国家领导人看不到这样的新闻,因为没有人会对他们的网络进行封锁,因此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破网软件,他们要想通过国外网络了解社情民意的话,比一般的人要容易得多。就算他们很忙,但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花上半小时浏览一下网络头版新闻的时间总还是有的。可是,为什么政府的这种黑社会行为却一直没有人制止?因为国家领导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国家这么大,他们不可能什么事都亲自去做,他们要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就必须授权别人,对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实行层级管理。能得到他们授权的人,当然是他们非常信任的。权力的每一层次,都是这个相同的道理:上级授权自己信任的人为自己办事,下级接受了权力以后就尽力为上级工作。为了让下级的工作卓有成效,上级对下级不仅要信任,还应该从各方面给予支持,不应该对下级的行为进行过多干涉。这是管理学的基本常识。当下级的行政行为与老百姓发生冲突的时候,上级一般是不会去过问的,除非老百姓主动告到了上级这里。因为上级本来就信任下级,而且为了让下级继续为自己卖力,上级总是会站在自己人的立场上说话,因此,对老百姓的痛苦不闻不问本身就是上级支持下级工作的方式之一。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下,下级那些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本来就是上级指使的,所以老百姓通过上访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这就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官官相护之所以形成的原因。

有没有办法解决官官相护的问题?当然有。西方的民主政治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政治模式把立法和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执行行政任务的人不能同时又是审判自己行为合法性的法官。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如果觉得自己受到了政府的侵害,他不用去向侵害自己的政府官员的上级去告状,而是到法院去告状,法院会根据以前既定的法律或曾经发生过的类似判例公平判决。这样,行政机关中上级要想包庇下级就不可能了。他们在执行行政任务的时候,就不敢对老百姓横行霸道了,他们要想让老百姓搬走,就必须给老百姓高于市场价的补偿,否则老百姓就有权不理睬他们。哪个政府官员敢下令断别人家的水、电,指挥挖掘机强拆别人的房子,他就违法了,轻则引咎辞职,重则锒铛入狱。而独裁政治就不同,它把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都交给统治者掌握,没有任何力量约束统治者的行为,比如在中国,法院在审理强拆这样的行政诉讼案件时,常常把政府自己制定的文件当作审判的是非标准,这样,政府随便怎么干都是合法的,老百姓怎么可能胜诉呢?

民主政治的原则是平等,不管是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利益,都是平等的。除非是战时的特殊情况,政府绝对没有权力以所谓的国家利益为借口,来侵害个人的利益。即使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政府需要个人利益作一定的让步时,也必须给予个人足够的补偿并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否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规定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点自私自利,但却是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政府就会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肆无忌惮地侵害老百姓的个人利益,就像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情况一样。

一个社会怎样确定公平的原则?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其所著的《正义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原初状态”的假设。他认为现在的人们之所以争执不休,是因为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引起的,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现实利益,在确定社会的行为规范时,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力争有利于自己的规则。这样制定出来的规则肯定是不公平的。假设现在争执不休的人们返回到一种原初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组织还没有形成,每个人都没有政治权力、没有财产,也不知道自己所属的族群与其他人相比有没有优势。总之,处在原初状态下的人被一种“无知之幕”所笼罩,每个人都害怕别人侵害自己,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战胜别人的力量,因此就必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然法则来商定大家共同的行为规则。这样确定的规则才是公平的。比如,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不会掌握政府权力,所以都会担心政府权力被别人掌握时,将对自己造成危害,因此就会达成限制政府权力的条款。凡是在原初状态下可能制定的规则,就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1〕用这种标准来检查,我们就可以知道,民主政治是原初状态下人们可能达成的规则,而专制政治的规则不可能在原初状态下达成,因此民主政治是公平的,专制政治是不公平的。

民主政治有利于约束政府的权力,化解国内各种利益群体的矛盾,实现长久的和平,她的科学性既在理论上得到了证明,也在实践中经受了检验。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推行民主政治呢?就是因为现实社会中,中国人不是处在一种原初状态,不存在所谓的“无知之幕”,每个人或者组织都明确知道自己在现实社会所处的地位。共产党知道自己是这个社会中的强者,它知道政权牢牢掌握在它的手里,用不着害怕别人会侵犯它的利益,相反,它需要的是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规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因此它就反对党派平等,反对实行多党政治,反对军队国家化,反对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这与60年前大不相同,60年前,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共产党还没有掌握国家的政权,也没有一定能够打败国民党的必胜信心,那时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还是个弱者,它害怕国民党伤害它,因此,它就要求党派平等,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然而那个时候,作为强者的国民党,自以为可以“三个月”就打败共产党,因此它就反对党派平等,反对军队国家化,反对民主政治。

独裁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必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但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历史的永远,当国内民族融合进行得比较彻底,因而国内民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矛盾从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成次要矛盾的时候,民主政治就是一种更加公平也更加合理的政治制度。但是,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说的那样,公平原则要求返回到一种原初状态才能确定,可是现实社会已经不是原初状态了,也没有什么“无知之幕”清除人们在确定社会规则时可能存在的私心。拥有财产的人当然会赞同低税收政策,掌握权力的人决不希望别人来对他实行监督。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继续维持独裁政治。可是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是没有人可以否定的,即使是独裁者也不敢公开反对民主政治。为了掩饰自己,他们“最有效的技巧,就是仍然使用旧的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2〕150英国学者哈耶克说,为了欺骗人民,独裁政府把人类常用的词语,比如民主、平等、自由、法律、权力等词语的含义,都歪曲得面目全非,把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混为一谈,以至于“如果两个兄弟中的一个接受了(极权主义)这个新信仰,过了不久,他就好像在说另一种语言似的,以致他们相互之间要进行任何真正的沟通都成为不可能了。”〔2〕151当然,要达到这种效果,必须对舆论进行严格的控制,“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2〕153

独裁政府用以代替公平和法制的,是统治者的个人道德。他们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制度,只要政权掌握在好人手里,这个制度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专制政治产生过什么好的领导人。即使面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几千万无辜死去的冤魂,他们也还是偏执地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错,他们对受到独裁政府残害的可怜人的痛苦和呻吟总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以德治国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孔孟之道的核心就是以德治国,几千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以德治国根本就约束不了独裁者的暴行。独裁者的暴行,归根结底是动物的兽性还没有受到约束。哈耶克说得好,“从动物到人的决定性变化,要归因于由文化决定的对本能反应的限制。”〔3〕14民主政治就是限制独裁者动物兽性本能反应的政治文化。

在无法返回原初状态的今天,除了良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促使一个现实社会中的独裁者与其他人平起平坐。不管是刘晓波念叨着“我没有敌人”的自白顺从地走进监狱,还是唐福珍、席新柱在烈火中无助的悲鸣,对一个没有良心的政党来说,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它还会依然故我,继续干那些伤天害理的勾当。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当美国人民打败英国殖民者的时候,马屁精们就劝他当美国的皇帝,被他拒绝了。因为他通晓历史,知道独裁政治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是何等的巨大,他带领美国的所有政府官员进入了原初状态,平等地创制了社会规则,因此这样的社会规则是公平的。这种公平,使美国社会避免了无数的战争和苦难,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

良心与知识是分不开的,没有知识的愚昧的人,即使做了伤害别人的坏事也会不以为然,就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些主教一样,因为他们总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独裁国家的统治者大多是些理工科出身的人,他们缺乏认识人类关系所必要的伦理学知识,不管他们在自己的科学领域有多么大的成就,包括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都是伦理学上的文盲,然而治理国家需要的恰恰是伦理学知识。人们对待科学和对待伦理学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科学,人们不敢轻易发表意见,尤其是在专家面前,人们严格奉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害怕别人嘲笑自己班门弄斧。可是对待伦理学却不是这样,任何人都认为自己是专家,哪怕是菜市场卖菜的农妇,也会和别人争个面红耳赤。因此,伦理学家一般不谈论科学,但是科学家却几乎没有不谈论伦理学的,要命的是,还往往把自己当作伦理学的专家,利用自己在科学上的地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因此科学家管理国家,和文盲管理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总是把国家当作科学实验室,他们关心的是试验结果,对试验过程的残酷视而不见。因为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没有伦理学知识,因而也就不会有良心上的不安。只有熟悉伦理学知识的国家领导人,才能够知道人民痛苦的根源,才知道三权分立的重要意义。当他们看到因为违背政治学基本原理,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承受着毫无尊严的痛苦的时候,他们心中就会泛起悲天悯人的慈悲,这时良心将发生作用。知识使英明的国家领导人知道怎样去改变社会,而良心会使高贵的国家领导人愿意承担起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然而,独裁政治有一套严格的领导人筛选机制,保证不让与老一辈独裁者意见不同的人走上领导岗位。一个有着伦理学素养的下层政府官员,很难长期掩盖自己的思想,他们难免会与上级政府官员产生矛盾,除非有人城府很深,完全蒙蔽了老一辈独裁者的眼睛,因此很难走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所以要在独裁国家产生有良心的国家领导人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知识的普及是不可抗拒的,20世纪下半页出现的戈尔巴乔夫、德克勒克、李登辉,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三个领导人与韩国的卢泰愚不同,前者是主动带领国家走向民主化的,后者是在人民的逼迫下被动地接受民主化的。

综上所述,独裁政治对人性的堕落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为生活其中的人设定了一个生存环境,为了生存,人们只能去适应它。但是这种适应,并不能说明人们就不向往有尊严的生活。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的五层次学说,同样适用于生活在独裁国家的人民。独裁政治是历史造成的,它与生活其中的人民的人性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独裁政治,所以那种把中国的独裁政治归咎于中国人的丑陋的人性,是没有根据的。独裁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变,是一种创化而不是进化的过程,它没有必然的规律可以遵循,所以表现出偶然性。政治民主化有赖于伦理学知识在国家领导人中间的普及,而独裁政治严格的领导人筛选机制,强烈地抗拒着伦理学知识的普及。没有知识就没有良心,独裁国家的领导人什么时候熟悉伦理学知识,从而使他们产生悲天悯人的感情,是不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民主是一种良心政治。因此,民主政治的成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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