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矿难不断的中国,滑向何处?

最近,看到两张新闻照片,使我激愤,一张是报道关于中国西南干旱情况的,画面上仅有一个欲哭无泪的孩子,站在一片龟裂的农田里,无奈地思索;一张是关于山西矿难的,直击的是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抢险救援现场,有两个哭喊着的妇女,伸出求援的双手,向空中愤懑地抓去。由此我仿佛看到了中国正在倾斜,听到了她们撕心裂肺的拷问,这一切为何能够同时发生,二者之间有无必然的内在联系?如何避免类似灾难的降临?中国将滑向何处?

当稚气未脱的农家孩童,紧盯着干裂的土地之时,山西王家岭矿难现场,正被世界媒体所聚焦,官方说,现在抢救井下受困的矿工要紧,其它问题会在事后查清责任依法论处,不过,我认为,与以前每一次突发事件一样,矿难早已开始,始于平时官员对劳动人民生命价值的蔑视和冷漠。媒体报道说,有熟悉井下作业区的矿工透露,“其实,出事当天能出来的都出来了,目前仍然被困井下的153人生机渺茫。让矿工们愤怒的是,出了这么大的矿难,领导们却跑得无影无踪。”这一细节,似乎近似荒唐,担负领导责任的干部,却跑得不知去向,但这也符合现有管理体制的情理。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有多名矿工向记者表示,早在事故之前的3月25号,矿方人员就监测到了煤层有水,并将这一情况向上面作了汇报,但并未引起领导的重视。

这是因为,象这样职工众多的国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实质上是分离的,总经理名义上代表着国家在管理企业,并对工人的生命财产负责,但他究竟能否尽责到底,全凭个人的品质,形同虚设的党团工会等都是摆设,不能起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作用。我以前采访过黑龙江省许多类似煤矿企业,了解那里的情况。当然,有的矿业老板还是不错的,对事业是比较负责任的,但从整体上来看,缺乏制度上的监督,总经理往往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他只顾个人捞钱,大部分时间耗费在酒桌上,吃喝玩乐,招待上级,根本无视底层矿工的生存问题。结果就造成类似王家岭这样的矿难屡屡发生。

有关本次矿难的报道说,3月28号上午11点,当班矿工在掘进中再次发现煤层渗水,当时就向井上调度室报告,“但一个副经理说,你们干,没事”。到13点40分左右,透水事故终于发生了。据矿工们反映,一直到下午4点,不仅连一个救援队都没有赶来,而且,有升井后的工人赶到项目部和调度室去找矿领导时,却发现 “一个领导都找不到了”。矿工马文战说,大约下午3点左右,还是队友曲波借了他的手机拨打的120电话,当时从接警人员的反应看,还不知道矿上已经出事了。由此可见,有关矿业安全的厂内管理和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均已处于瘫痪状态。这正是制度上的巨大漏洞使然。

报道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却没有一个人管,领导全跑光了,所有的工人都被激怒了”。据悉,到28号下午3点多,100多名矿工聚集到一起,将项目部、调度室和会议室的门、桌子以及玻璃全给砸烂了,以此来泄愤。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平时,这几个地方随时都能找到领导”。马文战告诉南都记者,如果矿上重视,几次预报险情都能及时处理,尤其是28号上午发现险情之后,能够果断停工的话,可以说这次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一情节已充分说明,不光是总经理对突发事件失去了责任感和应变补救措施,而且管理层的各级干部均犯有渎职罪,实际上按道理讲,象煤矿这种产业,最重要的不是挖多少煤,创造多少效益,而是人的生命,只有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尽可能狠抓生产,故平时就要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前矿上的领导都是这样讲的,但可惜只停留在口头上,因为没有一套有效的劳动保障制度和体系以及忠于职守的人,社会上没有,厂里也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被上级任命的总经理的个人品质的推动操控下,辛勤劳作的。

笔者积十几年新闻采访经验,曾在不同的省市看过情节大同小异的矿难,总之,我摸清了两种矿难发生的原因,一种是国营企业,如上所析,它的主要弊端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前者是“空壳”,是“符号”,后者是“专制”,是“人祸”。另一种是个人承包或联营性质的,矿主以各种名目拿到采矿权,贿赂官员是“秘密武器”,一旦得到了支配工人劳动力的便利,他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赚钱,捞回成本,视工人们的生命为草芥,当媒碳生意看涨的时候,他们比传说中“半夜鸡叫”的地主周扒皮还厉害百倍,他们和主管矿业的政府官员相勾结,以各种蔑视和践踏生命的方法榨取工人的血汗,毫不在乎死人事件的发生。比如,在黑龙江省,由于民工大都没文化和技术,到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大量涌入矿业从事这种高风险的采煤业,而且有的世代相传。既便是这样低劣的所谓“煤黑子”工作,也竟争十分激烈,故矿主抓住职工别无选择,求职心切的心理,就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压低薪水,另一方面还尽可能长时间地拖欠工资,“打白条”。1997年我到黑龙江省鹤岗煤矿采访时,听到工人们愤恨地说,由于煤卖不出去,或卖得价格不高,矿上总是不开工资,工人生活无望,但煤照常挖,矿领导照吃照喝,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经理姓张,工人没办法,骂他“张不开”,我提出采访张总,他的办公室人员笑着对我说,他嘴都张不开了,咋见你啊?。。。。。。可见,矿业领导人对工人温饱和记者反应他们诉求的漠视,达到怎样一离谱的程度!我想,每一起矿难,都和工厂的所有制体系与上级任命的领导干部的个人品行堕落有关。

更为最悲哀的是,由于整个社会都已被官员们淡化了人权的重要性,人们一切都以经济利益为指标,特别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全看钱财占有多寡,具体落实到一个企业,就造成矿厂的总经理只抓生产,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矿工只顾养家糊口,不忧灾难的隐患,久而久之,他们对自已应有的生命权也相当淡然,再加上没有独立的工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大部分矿工一生只能随波逐流,过一天算一天,完全没有幸福感和安全感以及尊严。眼下受困井下的矿工就是这样,他们稀里糊涂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对此,许多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每一起矿难背后几乎都有“人祸”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成了一条反复被证明的规律。刚刚发生的山西乡宁县王家岭煤矿事故又是如此,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而“人祸”中的主体就在各级冠冕堂皇的领导者当中。当山西副省长李小鹏3月27日训斥下面的官员——吕良市安监局长张志刚,太原安监局长杨志凌等,参加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迟到早退,不负责任之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已也是其中权力欠缺合法性的一员,道理非常简单:中国如果官员是民众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象王家岭这样的矿难,难道辞职的仅仅应是地方基层官员吗?难道选民还会给李小鹏斥责它人,王君第二次流泪的机会吗?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西南干旱和山西矿难的内在联系,它的对接点都在现有的政治体制里,我们无法用僵化的体制去约束官员或老板真正地关心人民的生命,而打破它又无能为力。所以才出现了上述的100多个工人砸碎玻璃,捣毁工厂门窗的非理性举动,这是一个未来中国的缩影,它3月27日在云南昆明也刚刚发生过,即我所说的“中国的倾斜”。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醒世良药!中国如不尽快进行迫在眉睫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上的“龟裂”和政治上的“矿难”,将可能葬送中华民族的前途。到了那一天,中国龟裂的土地上只剩下一滴水,就是统治者的眼泪!

2010年4月2日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