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使立宪推动成为极权主义运动

陈永苗



  作为一门立宪的政治科学,其实可以丝毫不关心它说了什么,而是要关心它要干什么,做了什么。为了这个目的,当然要关心作为其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传播开来或启蒙,只有先启蒙开来,才能带动人们干什么。所以为什么那么说,比说了什么更加重要一些。

  如果来考察自由主义的政治使命,从共同体来说,不外于两个阶段,一个是奠基民族国家,另外一个是民族国家为支点,来形成世界帝国,蛊中之虫民族国家的互相竞争,最后达成一个帝国共同体,由小到大,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可能成为帝国中心,最后帝国中心也消除了。

  对于独立个体而言,是从心灵的解放到法律之下的自由,解除政治救赎的巫术,不把国家权力机构,当作超人智慧或者超人力量的载体。独立个体组成人民,可以由此表达其能在自身中发现,养成并训练的任何政治能力。其任务之一,有政教分离,也就是从政治本来的压迫中脱离出来(国体和政体的分离,就是后果之一)。

  百年来自由主义启蒙叙事,包括胡适在内,基本无关于自由主义。改革意识形态,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一些奴隶对自由和宪政的追求,在肉身之上,改革意识形态仅仅是奴隶精神,关于自由的身体激情和渴望,并不是自由精神。基督徒那里,信仰是以耶稣为主角降临于个体的叙事,而不是个体如何崇拜耶稣的叙事。

  自由主义是一种立宪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一种宗教或者道德哲学。要解决道德危机,只有从政治入手。台湾早先的自由主义抗争塑造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正当性。政治正当性赋予民众相信它的道德。现在大陆的维权运动,不是正是如此么?不介入政治,谈什么道德。

  在要求政改,或者与专制对抗性的语境中,自由主义已经蜕变为无政府主义和极权主义运动,这根源于采取道德性质,而不是律法性质。其经典体现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言论自由绝对化,性自由极端化。把自由主义置于道德之上,也就是将欲望架空激情,因为道德就是被特定群体合理化的欲望或者激情。这一些所描述的不过是前政治的条件,也就是宪政实行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不是政治本身。前政治的条件与立宪目的之间,因为前政治条件预备,在经济自由主义,绝对化言论自由,极端化性自由等路径的指导之下,进行“单线突破”,在抗争中成为前政治的政治,成为当前的目的,二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二者之间的因果性越来越模糊,处在黑暗之中。前政治的政治的偶然与任性就会支配。

  当沿着无政府主义的路径,就会出现大多数的道德暴政,乃至大多数人的暴政,关于自由的欲望和激情,已经成为需要无视任何条件和否认任何历史性现实的绝对价值。关于自由的欲望和激情,并不是自由本身,也不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而他仅仅是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激情,以及准备自由立宪的前政治条件的欲望和激情,后者可以包含进前者,以前者的面目出现。

  而将自由立宪目标本身内置于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激情之内,满足了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激情,就等于实现了自由立宪目标。“我即民主,民主即我”。如此反抗之士与立宪进程共荣共损。然而共荣必须强化,共损时必须切割开来。例如台湾之子陈水扁腐败被罚办,反而抬高了促进了台湾宪政。也就是“我即民主,民主即我”极有可能成为立宪的票房毒药。于宪政有益时也得警惕点,于宪政有害时,也必须会化腐朽腐败为神奇,反而于宪政有益。

  这时候对欲望的承认或者对激情的安慰,就成为反抗的唯一目的,也就是反抗不再是为立宪目标服务,不再是以为立宪目标作为总体来思考安排,而是为要求立宪的人内心不安,焦虑恐惧和希望服务,也就是反客为主,仅仅服务于反抗的身体渴望。成了一种极权主义运动。其身体渴望的平息,就是自由,其苦难得到缓解就是自由。而专制就是对自由的压制,必然带来整体性的饥渴与苦难,如此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激情,及其衍生物就会陷在专制的格局里面,沉湎在受害与获得承认安慰的永久格局中不可自拔,只能是寄生虫,不能跳出被界定的宿命,不能跳出专制的磁场,本身无法成为布局者。

  我在《迷信温家宝政改是一种极权主义心理》中说,对极权主义的对抗运动中,确实有一种称为新的极权主义的心理潜质。把政治问题转化为宗教人心道德,加以解决,就像巫师念咒一样,就摆平了。新的人心深处闹革命。改革成了希望工程,改革进程被简化为改革焦虑症得到安慰。期待开明君主也是精神病。

  改革方案被他们简化为了获得安慰和希望:只要能让其看到改革的希望,他们就组队唱起白色扭秧歌。红色扭秧歌的队伍,是中老年妇女,白色扭秧歌的队伍是中老年男人。不管什么颜色,其作用都是扭秧歌。

  例如经济自由主义总是将宪政之实现内置于私有财产的绝对保护,用“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来表征自由立宪的实现。他们预设自由立宪的状态中,“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他们就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实现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自由立宪就内在于这个路径之中,就自然而然的实现了。例如媒体人把政改问题简化为媒体人的道德问题或者言论自由问题,只要媒体人的道德只够高尚,言论自由足够绝对,政改问题就在其中实现。

  这种情况之下,自由主义就成了意识形态,成为政治神话,成为欲望或者激情的真理,而不再是关于立宪的政治科学。因此二十世纪民主民主的沦陷,知识分子集团应该付次要责任。而外来敌人应付主要责任。但是外来敌人是不可以指责和批判的,所以只要责任还在知识分子集团。


别相信改革派政客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上的任何变革,可以对抗全球经济危机泰山压顶覆巢之势么,已经不值得任何关注了。如果说能够不要死得那么惨,那么唯一有机会的,就是对官僚权贵集团做手术,对于不厚和汪洋来说,没有这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中共中央的政策,公共舆论或者思潮,已经对体制性问题,作用力等于零或者负数,更别提政改这样的根本性政治问题。思想革命引起不了政治革命,路线斗争早已终结,官僚权贵无左右,唯有掌权专政弹压和利益。

  并不一定是我们反对他,嘲笑他,他就落后了,给他们唱赞歌,他们就加大了力度,这个思维范式已经毁灭掉了。也就是进步与否,与我们无关,我们无能,一个把我们隔离在外面绝缘的进程。

  在我看来,其实对于汪洋和薄熙来面对是的是一样问题,那就是敢不敢对既得利益集团开刀,敢不敢对官僚体制开刀,如果能做这一些,不管以任何大义,左还是右,都是可以的。官僚体制是一个不断驱除政治理想和目标的机制。所以汪洋能做出什么,都比提出什么要强。汪洋不会有社會建設,也不会有相應的政治改革。他只会给你一个“讲话”,亮出舌头之后空荡荡。有幻想的那一代人,实际上就是官僚权贵的共青团和预备役。

  汪洋提出公民社会,如果有要利于利於公民社會的發展培育,那他要成为一种“圣旨”,也就是有政治权威和执行力的命令。不然都是在表面光滑的官僚制外层脂肪上瘙痒。把言论作为行动,有利于幻觉和政改渴望的抚平,也就是成为一种义和团求雨的希望工程。应该是这样的,可是提与不提,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利益。

  如果很大部分的人都说汪洋只会扯淡,那么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扯淡,好歹在任内做一些实事,如果他一嘴巴说说,就得到无数赞美,他以后死了全身僵硬就嘴巴还会自动唱歌。推动了改革者需要的改革没有?没有,反而糟蹋了时机。反对他否定他,对他的推动作用更大。那么当然这是我们的副产品,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也可以说成:关于改革的促成与促退,我们对此作壁上观。“体贴统治者的说法,是奴隶心灵的体现。”为了增加改革措施的威信,改革派迫使我们成为扭秧歌老太太,歌颂开明官员内衣外穿,感恩戴德,禁止我们批判他,甚至批判他更能促进改革他们也不要。

  一种要求改革渴望,无处落脚和依靠的权力意志,无法彻底的放弃对改革的最后依赖,并不是一种出路。对高官,污蔑妖魔化怀疑警惕是唯一正确的事情,吹捧支持是唯一错误的事情,即使立场和你一致,吹捧支持也只会其反面作用。如果不是广泛质疑,王胜俊就不会为司法独立努力,如果不是因为家门不幸被质疑,温家宝就不能成为影帝。

  政客只有做了才能相信,说了千万别相信。说了就相信,说明你就是一个动物,什么动物呢,“朝三暮四”故事中的猴子。这里涉及到宪政精神要求的公民主体性问题,或者主人公精神。专制的奴才,才沉湎各种各样美好许诺,这种人是猴子吧,完全具有动物性,没有人性。那是一种暧昧性的二奶。总之可能有益,但更有害。一个主人公的立场,必须站在自己可靠的屁股上,而不是别人的媚眼之上。没有知识分子的干扰,尤其是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干扰视线。

  不要看不清楚开明改革派政客和我们之间,不是我们。不是一家人,别说一家话,改革派政客永远是我们眼里的他们之一。开明的姿态,无法改变这个。  

  我觉得,可能需要在于评价标准的转化,那就是我树立一个,并不以他们的言论作为标准,而是把他的行为和结果是否有利,作为标准。标准的转化,导致立场的很大差距。我知道你说的情况,所以现在我们之间的争议变为:到底是支持汪洋还是反对汪洋,造成进步更大。当然这对与我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副产品。不反对的副产品,一个不屑于去努力去计较的结果。

  如果高官的开明性言论,把其言论当做行动,做了客观报道,在现有的社会精神状态框架之下,会被理所当然当做引申向政改的可能性,或者说进行了“欺诈”,是欺与瞒的深渊。所以我觉得评价体制的转化异常关键,也异常缺乏。过去改革的报道开明言论促进的方式,于今天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性。否定文革肯定改革,已经走向进步的反面,成为延续专制的花瓶,是阻碍中国的进步的绊脚石。

  只有否定改革,才能更大的推进。海内外媒体在内,都应该有一个报道范式的变革,也许更加苛刻的批评,更能推动温家宝谈政改,就像以前他是被骂出来的一样。苛求政客,包括改革派政客,这是西方自由世界的传媒得以推动的原因之一。赞美从来造成堕落与拖延。更加苛刻的批评,才是与世界新闻趋势接轨。

  奴才才把自己设想为主席台下就坐鼓掌的群众,主人公就会把自己当做罗马决斗场西班牙斗牛场上高高在上俯视掌权者狗咬狗的贵族。中国的进步,必须从官方或者改革派的尸体上跨过去。

  民众的政治诉求和理想,应该是高举,与执政者所行有着较大落差,如此造成民众对执政者总是不满意,勉强找一个,会容易换。塑造民众对执政者效忠,例如改良派,是有罪的。为什么说改革派降低了人类文明尺度。对政治家,包括对改革派政治家的警惕与怀疑,都是应有之义,只有见到真金白银,我们才会说,这物业公司干得不错,我们商量考虑是否续约。


不要呼吁改革,要维权

  批评政府的,就会把自己当作是权力的潜在享有者,体制的包括若有若无的自由化变革,都当作家事,把自己当作共青团。其发动变革,不外乎夺权掌权,并非直接为了自由民主。批评公知的,就会把它当作尚可以拯救的对象,而官员已是沉沦的敌人。与其批评政府,还不如批评公知,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一箭双雕。

  对文革的恐惧,对民众的恐惧,在未来,且不说是否成立,对一个还尚未存在的伤害恐惧,居然会成为为一个已经存在而且已经带来无限巨大伤害改革的辩护。另外这种辩护,同时也时代党国——人民同一质谎言的强化,把人民推到统治着一边。

  改革派会分化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一个是保皇党,一个是同情革命党。而且与晚清不同,晚清因为民族矛盾,同情革命党居多。当下会是保皇党居多,总是仇恨革命保守秩序。

  不要老是那种没有用的宽恕与和解的道德呼吁,与其呼吁宽恕,还不如呼吁将来的司法清算。在倒台之前,不会有任何来自官方让人感动的忏悔,道歉,没有这种提前的,道德呼吁没用。倒台之后,他们如此做有用没用不好说,人们也未必原谅他们。清算是必然的,但是不要政治清算,而要司法清算。

  当下中国,即使面向民主的高官,能转向的概率太小了,因为党纪和政治性,以最高强度捆住他们。且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在官民之间留下如此深的鸿沟,不可逾越。当下没有政治敏感型的民众维权他们都会参与,将来估计也用不着他们。如果说晚清的改革派,因为掌握地方权力,还能推动改革,在革命中还能获得尊重。那么当下的改革派,只有一张嘴巴,与民众最关心的事情毫无作为,且时时破坏,肯定将来会被耻笑清算。早在历史中出局。说成白色五毛,已经是很轻微的了。

  有天晚上我和一亿元参选郑州市长的曹天等一堆人吃饭,我说,与高官的关系可以用来做生意,用来搞民间政治就别想了。专政问题从来要碾碎一切,会把一切民主的火星浇灭了。我们永远进不了房间的,只能在门外储蓄积攒力量,用体制不熟悉的创新套路,例如维权运动,来凝聚政治秩序,以推土机的方式强拆之。

  现在自由右派们之所以还在继续弹“改革”的老调,不过是他们自身本来就属于即得利益集团的一员。怕的是现行制度倒踏会危极自身利益,所从尽力延缓现行制度的崩溃。宪政转型的动力这种说法自相矛盾自我背反,既然绝无半点政改的动力,那么民间力量的增长,并不是促进其政改,而是刺激其压制,例如维稳的提出,就是为了对付维权。所以民间力量的增长,只是为革命作准备,而不是“政改可能性的关键”。

  不管维权和异议上升到什么高度,在当局眼里,只有一个镇压的成本问题,没有理由他们也会创造理由,当你有了实力,当局只会给自己找台阶和妥协理由,当你没有实力,你的身上就有无数的罪过。这就是中共的逻辑,你有实力,你是有拳头,你就可以参与分脏。成王败寇,乃是中共政权最深层的准则。唯一的宗教信仰,就是掌权,就想立马到说,明朝官员的宗教信仰,就是当官。你有实力,你又不愿参加分赃,你就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除之而后快!统战,就是收买纳入体制内,扩大统治基础。

  民间已经很醒,只是不敢抵抗成本太大,就是知识精英糊涂。该是去帮助他们,降低抵抗的成本,提高收益。另外在道义高度上将改革派以及开明官员置于被将来清算的境地,迫使他们提前背水一战或者投奔民众阵营,这样民间有个类似于黑社会的,没有办法被灭掉的阵营存在。至少地方官员和维稳体系的眼里,网络世界的民间力量,如反腐败,等已经是一个嘿社会了。胡德平那句话“人民不陪我们玩,我们就玩完了”,干的就是不陪他们玩,而且开始玩他们,玩不动老虎,先玩苍蝇,玩不动大中央,先玩小地方。玩不动极力防守的维稳,先玩他们智力达到不了他们搞不懂的。

  用守望相助团结和统一战线,,来降低因为当局镇压名义而被迫采取规避策略的必要性。还有例如民运争老大等坏习性,也会在大规模的阵营或者人多中融化,归于无形。

  所有的激进,都是没法行动而憋出来的老男人“储蓄”。只要有办法行动,不同的主义能做的都差不多,就像谈恋爱有各种各样的情形,但结婚之后的事务和幸福都是那样,菜米油盐和生子。政治行动有限度,受制于现实条件,自己形成自己的保守和温和。主义与行动之间鸿沟甚大,甚至会南辕北辙。没行动,把压力集中争议主义差别上,鸡毛当令箭,让鸿毛重于泰山浪费时间。

  破碎独立的个体,去面对国家强大机器,这丝毫不能构成抵抗路径。把抵抗纳入个体良心的叙事,除了自我表扬之外,不能起任何作用。不需要个体良心的独立,而是需要守望相助。也不一定要开启民智,天天上学习班不搓麻将,也没法活。毛泽东才让全民学习,变为知识分子。民众就其基于正义感和朴素感受发表观点就好。不要让知识分子精英自己所应当的对抗权力的责任,转嫁到民众头上,把民众当做替罪羊就是当做救世主。

  只有维权,让公知加入维权大潮,帮众民众。在权贵官僚之外和民众之外,持有理性或者非理性立场,都没用,都是虚无。不进入政治,就没法进入历史。权贵官僚把公知当噪音污染要赶走,民众需要公知但公知不搭理他们。不管左右派,在权贵官僚体制面前,都是噪音污染,没有任何得势的可能。舆论,思潮甚至党章决议,政策对现实的推动力等于零或负数。

  整个世界包括美国俄国,都进入革命震动模式,何况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以来政治矛盾集中营,还幻想统治者自己调整修正主义改革。等权贵阵营能否推动改革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的肯定,地球都毁灭了一千零一次了。革命也未必导致独裁,例如英美革命。没有革命,却从来没有民主。台湾的宪政转型,是在辛亥革命之继续,也就是继续革命。另外要别人相信改良,好歹有改良行动,有实质性的成果在推进,而不是公知的嘴巴再说。

  公知都是被统治的,所以在更弱者身上,通过道德批判,找到坐稳奴隶的感觉。官僚统治的安全,来捆绑人民的安全,把自己当整体人民,肉身的代表性。他们认为不要惹火恐怖分子,否则整个飞机都完蛋了。推定人民不在场,没有行动能力。这是启蒙派的视野,基本推定人民群众没能够力,或者应该没能力。剥夺政治资格和能力。而维权运动让人民在场,有了抢回飞机的能力。

  改良的社会共识是需要建立在大部分人可以沉默的前提之上,他们可以沉默,是没有生存危机。如果大部分人不可以沉默了,那么就没有什么社会共识。民情是可塑的,如果知识分子是去帮助他们维权说话,那就变为民权运动,如果牛逼哄哄的高高在上,还要参与分赃,增加一重,那就会变为激愤的民粹。维权也可能带来秩序,也可能带来无序。不过维权带来的无序,总比极权带来的,要有秩序很多。

  迫使开明官员和知识精英提前站在民众一边,如为帮助民众维权,如此可以护住公民社会,减缓震荡。

2012年10月8日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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