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反对的历史责任

赵楚



  随着中国执政党完成换届,习李接班体制正式登场,全球和国内时事评论的兴趣聚焦于接班体制下的新团队政策走向,或高论莫须有的新政,为最近的反腐口号与反浪费等提法敲边鼓,唱赞歌,或对新团队领导人个人履历与作风作显微镜式的检查,以寻找新变化的基因。这些来自冷战时期苏联_究的老方法都不能把握中国当代政治的真正脉搏,也无助于判断现实中国的未来走向与趋势,因为这种寻找圣君贤相的传统思维忽略了当代中国现实中最核心的问题:反对政治的兴起、发展、现状、趋势及其意义。

  执政党新任最高领导人最近关于听取“尖锐批评意见”的讲话引发了新一轮内外关注。然而,此话实际上没什么真正的新意。就历史而言,虚心听取批评,乃至错误的尖锐批评,是从孔子以来的古训,也是执政党历来的标志性口号之一,而就现实而论,在各种言论和媒体打压措施之下,这些话的真实含义表露无疑:一切批评和意见,都必须严格控制在不许讨论现行体制、制度、意识形态和官方权威的红线之内。简言之,这些谦逊的言论背后,真实语义是十分严酷和霸道的,只是借此消解和回避当代中国政治反对问题的策略而已。

  然而,笼统的姿态并不能掩饰震撼的现实。新年伊始,围绕《南方周末》新年献辞被删改事件,全国性的抗争运动引发了全球目光,据传被中共内部定性为“八九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一事件及其演化与此前各种公共抗争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在20 多年之后(实际是自1949 以来)第一次以明确的语言向执政者要求言论和新闻自由,对八九革命被镇压以来的意识形态专政说不,质言之,这是全国性第一次以政治权利诉求为目标和动力的社会运动,也以最清晰的信号昭告当局是世人:中国不是特殊国家,当代中国的社会和人民对政治与社会权利被强力剥夺的现状不会再忍受。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反对。

  回顾2012 年,各地风起云涌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权力版图。虽然制度化变革还被执政者有意回避,但这些被描述为经济性和民生诉求的大规模公共表达(往往借助社会化媒体实现社会动员)把现实空头的政治议题落实为具体而可感、地方性的公共议题,其背后更大的意义在于,现代宪政国家政治除需要个体权利的逻辑前提之外,其实现形式更必须筑基于清晰的中央与地方利益界分之上。不同的地区与人群有自然的利益差异,但长期以来,抽象的国家发展观念阉割了具体的地方利益,而地方经济发展甚至以本地的环境和居民利益为牺牲品,这些抗争运动开启了终结GDP为导向的中央吸血发展模式之门。

  长期以来,执政党秉承斯大林阶级- 政党专政的政治观念(实际上是红色革命贵族的家族专政),视来自社会的政策及政治反对为帝王社会造反式的大逆不道,采取不遗余力和惨无人道的暴力镇压措施。在文革特产的“反革命罪”改头换面为较时髦话语的“煽动和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敌对势力”这种文革意识反而加快了在执政党内部的复活步伐,并被肆意用来镇压任何公共反对意见的表达。但问题是,面对执政党贪腐横行、上下失序、政令不出都门的现状和今日中国内外丕变的环境,靠过去的内部整风、社会压制,能觅取走出执政党与国家危机的出路吗?所以,执政党如何学习和适应有反对的政治,并通过与政治反对党派对话和妥协来寻求社会共识,以获得解决危机的新社会支持,这不是政治反对者的要求,而是决定执政者自身前途的事务。

  就对执政者的批评策略而言,因为言论环境的恶劣,公众长期讨论的重点是批评的权利与正当性,但这种权利的奋斗有时会忽略很重要的维度:有反对的政治和政治反对党派不仅是一个社会政治得以健康运行的决定性条件,也是社会得以进步和克服危机的一种责任。最近国内宪政的呼声渐高,而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实践形式即是有反对的政治,无论执政者是否具备权力的正当性,合格、尽责、有原则的政治反对派都是必须的。

  从清末自强和维新的失败,到国共两党的崛起,革命成为塑造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工具。仔细分析这些革命的社会成因,执政者出于私利和无知,恐惧政治反对,不能理性对待政治反对者,试图以自欺欺人与暴力压制新兴的政治反对力量,是首要的原因。复兴民族和应对外来侵略的正当目标,与压制政治反对的不正当手段结合,因而既造成国家在应对外部威胁时的无力和无智,也同步造就了反对政治激进化与暴力化的基础,最终导致中国政治和社会从中古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被迟滞,最后造成迁延至于目前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怪胎。这一悲惨局面都可以在有序和合法的政治反对阙如这一基本现象中找到原因。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近代各国的现代社会与制度确立都不是统治者明智和仁慈的结果,而是社会觉醒和抗争的成就。这是对政治反对的历史责任之终极论证。现代公民政治最基本的特色之一就是反对的政治,多党制和反对党不过是这一特色的具体形式而已,无反对的政治既缺乏社会契约的支持,也将注定丧失法理和行政的效力。当代中国视野中日渐兴发的政治反对运动不仅是推动中国完成现代转型的运动,更是可能帮助执政党走出专政集权恶性循环漩涡的历史契机。

  说到底,宪政、法治、民主和自由,以及社会进步和公正,都不可能由任何力量赐予,这些现代政治的常规与常识,都需要悲壮的社会觉醒和公民抗争来换取。现代政治的转型对于中国人是一个持续百年奋斗的历史过程,今日人们如何根据自身的认知和良知站出来,通过明确的政治反对终结专政,不仅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向民族子孙应有的历史承诺:让专制的历史在我们手上结束,奠定与共和国国体匹配的宪政民主政体,让中国以现代政治文明国家的面貌与列国偕行,这是当代政治反对的特殊历史责任。

作者为政治和战略问题自由评论人,长期从事国际战略、全球军事和中国社会问题独立研究,现居上海

转载自《阳光时务周刊》第044期
http://www.isunaffairs.com/?p=1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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