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论:谁令香江第一健笔也要搁笔

卢峰



  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是非常资深的报人及政论家,四十年来撰写了近三千万字的政经评论,跟读者及香港人一起经历了各种起跌风浪,从股灾到金融海啸,从港元大贬值到楼市崩溃,从中英谈判到九七回归。可连这位一直关心港事国事,笔耕不辍的政论家也被近一年多以来香港的政情变化弄的意兴阑珊,萌生封笔的念头,写出了“搁笔不写也许是眼前的选择”这样灰心丧志的话。

  林行止先生之所以抛下这句话,导火线是他批评反占中团体“帮港出声”形同打手集团,光以打击“占中”行动为任务,对“占中”行动提出的理念以及争取真普选的诉求却全不理会。有关文章刊出后立时引来强烈回应,“帮港出声”成员固然力陈林先生批评不公道及偏颇,也有人在信报刊登广告,强烈反驳林先生的说法,明示暗示林先生不负责任,又指“负责任之论政者应提出香港在中国发展中寻找共生共存之路,将中华民族带向稳定光明之大道。”林行止先生认为,这样的说法形同要文人报人爱国家而放弃忠于自己的识见,要为了跟从形势打倒昨日之我,他自问转不过来,只好考虑搁笔。林先生又认为“帮港出声”的做法形同以“斯文人斗斯文人”,跟梁振英上场后不断制造敌我矛盾,撕裂社会的做法一脉相承。

  当然不希望林行止先生因各种各样的压力而搁笔噤声,但他对香港现况的忧虑、无奈与愤慨却很值得重视,却很值得北京及香港当权者反思。事实上梁振英出任特首一年多以来,香港真的变成一个处处分敌我、讲斗争的战场,议会内建制派跟泛民主派之间的隔阂固然前所未见,社会上的不同意见更往往被激化为敌我矛盾。小学教师林慧思在街头不过说一些稍为不恰当的话,就被一些人有组织的围剿,并上纲上线为撑警察大行动,身为特首的梁振英更不顾身份介入事件要教育局提交报告,令争议停不了,令学校、林慧思老师备受压力。近几十年来,几曾见过香港社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更令人震惊的是连原来该保持政治中立,避开政治争议的纪律部队都免不了要分敌我,都免不了被卷进政治斗争中。刚退休警务人员固然不避嫌参加撑警队的政治集会,现役警员同样有参与这些活动,跟主办团体同声同气。另一方面,自从梁振英提出有人拿廉署当政治工具论后,廉署这个向来不偏不倚的机构也蒙上了阴影,有廉署前高层立时公开站出来附和梁振英的说法,令廉署以至想向廉署举报的人备受压力。不管是在前港英政府时代或上两任特首管治期间,执法部门都能持守中立原则,都能维持政治中立形象。梁振英上任才一年多,这个优良传统就被严重削弱,纪律部队都被卷入敌我斗争中。这怎能不令人心寒与齿冷呢?

  至于“占中”行动更成为众矢之的,更成为被斗争的主要对象。“爱港之声”之类的团体就曾刻意踩场扰乱集会及讨论。近期出现的“帮港出声”则开宗明义不问理念,不问“占中”宗旨,只是一味反对有关行动,可是,谁都知道,占中行动并不仅有行动,它的目标是争取真普选,它会花大量精力及时间酝酿及商讨一个合乎国际人权公约的普选方案,它会大力推动市民就政改及真普选作认真讨论。“帮港出声”对这些工作视而不见,只是不住把违法、搞动乱的帽子往占中运动的头上扣,这不是在搞“学者斗学者”或林先生所说的“斯文人与斯文人对决”又是甚么呢?


2013年8月29日
原载于香港《苹果日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829/1839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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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论政负责当如何 怕乱怎能防害生

林行止



  一、拜读郑赤琰教授八月二十三日在本报的大作〈沉默大多数是安定最大能量─回应“打手”论〉(下称〈回应打手论〉)与早一天署名“一宝”、以广告形式在本报刊出的〈致《信报》林行止先生公开信〉,笔者不能不说几句话;以时序分先后,先从一宝的公开信谈起。

  “公开信”认为笔者有关“帮港出声”的论述,有五点“有商榷的余地”,对于前四点,笔者只能“无词以对”,所以如此,皆因不愿介入不尽不实、无益无建设性的“语言艺术”漩涡。关于“公开信”的第五点,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无关重要的高滔之论,夸夸其谈;不过,笔者却心生感触,有几句不吐不快的话要说。

  “第五点”的“重中之重”是这两句话:“负责任之论政者应提出香港在中国发展中寻求共生共存之路,将中华民族带向稳定光荣之大道。”

  笔者从《信报》开办之日,可说“全年无休”地撰写代社论的“政经短评”,到数年前开始每周三篇的“林行止专栏”,前后超过四十年,篇数不止上万,字数当在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之间,除了不成比例的少数近似读书札记和生活趣味的庞杂文字(不算是“杂文”),其余十之八九,均为议论本地及海内外政经的文字。有此“资历”,笔者固然自视、相信读者亦视笔者为时事评论者或论政者。不过,扪心自问,写了数十年“政论”,却从来想不出有像一宝那种对“负责任的论政者”的看法!

  笔者不会妄自菲薄,把论政文字视为游戏笔墨,断事论人,因而从不“随便道来,妄加月旦”;另一方面,更不敢狂妄自大,以为政论真有足以兴邦、丧邦的威力。作为写政论的文工,笔者力求务实理性,勤读勤思考,不懈追求深阔的人文知识,且以之作为立言的根基,条陈事理、认识表里兼顾分析,无论是引中外前人所见或是一己所得,发而为文,从来不以其为个人的“主张”,仅是一些经推敲后以为可供读者参详、思索、比较和取舍的见解。一宝建议“负责任的政论者”需“将中华民族带向稳定光荣之大道……”,占据“爱国爱港”的高地,可是在笔者看来,全是大话荒唐、不及理性的废话!过往数十年,尤其是在内地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和本报大部分作者一样,笔者有关中国政经的论述,有哪一篇哪一段的用意是与之反其道而写?

  未被“爱国爱港”这句识时务者十分中听的口号“污染”前,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看到这句口号式的“指引”会失笑,且会感到当中的虚妄;但是九七回归之后,尤其是在梁振英上台这一年多来,这种也算是人家自掏腰包、也许受到“赞助”而又可能是报社免费“纳言”的广告,两句看来不经意甚或是好意的提点,却令笔者意识到,香港已与“过去”渐行渐远,现在的香港已和笔者这一二代人成长、发展的生态不大相同了。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主任及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铨教授近着《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中文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年)的代序说“王芸生(《大公报》创办人)目睹国民党大势已去,担心共产党不要他这种人,很快就跟上时代,对自己和对《大公报》都是上纲上线,骂得一文不值,既自谴、又自贱……”,又说“很多『民主』报人(如徐铸成、萧乾、储安平)也都经历这种扭曲”。王芸生为求存为报毛泽东“特殊关照”之恩而“扭曲”自己和他代表的报纸,李教授因此质问:“难道这是一般自由知识人共同的归宿?”笔者可算是“自由知识人”,但绝不希望追随上述诸位报界先进般无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会把所创报纸及同事拖落水!

  一宝的“共生共存”,要不是共产党的“生”、共产党的“存”还罢了,若是党八股般如“经济要为政治服务”的余绪,文人要为国家而非忠于自己的识见,这样的转变,笔者“转”不过来,自己已过了“迎难而上”的年龄,搁笔不写也许是眼前的选择。

  二、“打手”论“中伤”了“发声”帮,看来还伤得真不轻,否则不会有那么多“驳斥”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列序上报;虽然反驳声杂,却完全无法说服笔者对其坠入“打手”角色的观感。

  不打算就没什么论点的“反攻”再添笔墨,只有郑赤琰教授的回应,具有进一步探索、讨论的意义。郑教授用心解释,让笔者理解更多有关他为什么会站到人前“发声”的用意。

  〈回应打手论〉分段解说“发声”不是打手集团、不是“打手”层次,其不论政、不组党、不游行,为的是希望藉公开呼吁,发动沉默的大多数齐声叫停“占中”。换句话说,他们“发声”,是因为他们害怕香港会因此而动乱!

  笔者无意研究“发声”的真身是否打手,但是他们的亮相,确实予人以不堪的印象,主要原因,恐怕是受环境烘托所“累”。当前香港最令人吃惊、愤怒、担忧的歪风,就是在不同层面的不同意见人士之间,涌现了经过刻意“分流”并加组织而拉开的敌我对阵式战线!从权力核心的“梁营”、“官办”,盯着泛民党派而抬头的爱护香港力量、爱港之声……。媒体固然有两种意见的穿插,就连学生家长,也在声援和反对教育政策上,变成对头人!

  笔者无法确定歪风的缘起,究竟是北京的意旨还是港英的策动,反正他们全在梁振英掌权之后才现身,那是彻头彻尾破坏香港的和谐、必将生乱的祸害之尤。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并不害怕共产主义,却实在不能不怕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为了执政、为了稳固权位,往往会把一些原属形而上的、应当凭理性化解的思想斗争或阶级矛盾,全部从意识理念层次,化为具体的、形而下不人道的残暴斗争和政治运动,对社会和经济必然造成灾难性破坏。当年的“前途谈判”,香港人被北京“铁定收回主权”吓得魂飞魄散,就是惊惧共党治下那些有理说不清的血腥斗争和昨非今是、今非昨是的政治斗争和人性改造运动。

  中英谈判,两国各有立场,却能同样体恤港人的忧虑,出了《联合声明》、出了港人日后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法》。顺利过渡说明香港人相信一国两制的承诺、接纳中国是共产党专政并为香港“宗主”的政治现实。港人深切明白,香港只不过是个统属共产中国及获北京保证一定期限内自由开放的特别行政区。

  回归以来,无论董建华还是曾荫权,他们作为特区领导的表现,纵有不足、招人话柄、受到罪诟,却总不致好像今天的梁振英般把香港变成一个处处要分敌我的战场般可怕。突出矛盾、硬分敌我、失去“和衷”,哪来“共济”?港人害怕共产党管治下的人人斗、处处斗、天天斗,梁振英的管治,却予人以港共(?)治港、高度“共”治的印象,那是因为社会现实反映了共党管治不离斗争的特色!

  《基本法》是否仍然可倚靠?北京会否继二○○七年双普选的一再拖延后,再次在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方面迟疑?怎样的选举制度才足以体现中国绝对拥有香港主权的威仪、同时切合香港的实情?由于梁振英在政改事务上蹉跎岁月,一再避而不谈,港人的焦急,又岂止于一班泛民党人和学者?

  正因为“发声”中人不乏“不是没脑的论述”,他们站出来却劈头便说不论政、不组党、不游行,只是对准未必出现、或会出现的“占领中环”行动,而那行动的计划根本不是什么阴谋造反、武力对抗,只不过是强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秀才(秀才领导牵头的公民)抗命!“发声”却针对“占中”可能出现的行动,饱以重拳,极尽鞭挞,那岂是笔者所认识所尊重的其中数位学者的气度?真难相信那是他们自发的组合和思路。除非“主谋”心存忌惮,为了避免不是没脑的读书人意见参差、在未经拍板的政改上说三道四、添烦添乱,于是在号召斯文人与斯文人“对决”的同时,刻意点明他们不会介入政治讨论,亦不争取怎样的真假选举,光以打击“占中”行动为唯一的单薄任务!

  对于郑教授对后殖民者管治的想法,下周─天天谈政治,笔者亦有点腻的感觉─再议。

2013年8月28日
原载香港《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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