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亦仁:中国人的心声


1983年,我和家人一起首次去中国旅行了5个星期。那时离毛泽东之死和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十年,人们还是不敢与外国人攀谈。虽然我和小女儿吸引了满大街好奇的人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茫然地盯着我们。因为担心“老大哥”在背后盯梢,我与人只有过为数不多的低声交谈。
当我1989年4月重返中国时,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政治自由化亢奋时期。学生,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普通市民在餐馆,宿舍,公园,美发店等场所兴奋地展开辩论,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作家,记者,电影导演和纪录片制作人敢于触及自共产党1949年以来即列为禁忌的话题。当时颇有一些欣喜若狂的气氛。
5月,我再度回到北京,报道学生民主运动抗议示威;人们对政府公开表示的愤怒和批评,以及举着标语牌,高呼口号的示威者们在北京街头游行的场面令我感到震撼。
几个星期后,解放军士兵6月3夜间到4日凌晨对北京街头的人群开枪,击碎了这充溢着希望的气氛。午夜,我目睹了东长安街上运送伤亡人员的情景,人们用征来的公交车,人力车将他们从我身边运离现场,还有几个被扶靠在摇摇晃晃的自行车后座上运出。有人说至少1000人死于这次事件,还有人说死亡人数达数千人。
整个晚上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大街上的中国人央求我, “请让世界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话,也没有忘记那一夜他们脸上的愤怒和恐惧。
镇压是残暴的,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中国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我在酒店中和附近新近结识的人见我走来时会突然扭过头去。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偶尔有些我结识的学生打电话给我,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逃亡的恐惧。这些声音也渐渐地陷入了沉寂。我常常想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1994年,人们再次找回说真话的勇气,我作为一个记者搬到了北京。尽管奥威尔式的管控仍然无处不在,但每个星期,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与我接触,急于告诉我他们的故事。
在此后18年驻北京记者生涯中,我继续告诉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那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
我写的报道使我受到许多中外人士的批评,他们将我所写的文章视为“反华”;“反华”是在中国常常听到的一种指责。
我文章中涉及的大多数人绝对不会认为我的报道带有偏见。因为政府用恐吓迫使他们沉默,这些人没有发言权。虽然过去和现在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胆的中国记者,敢于为少数几家进步报纸和杂志撰写触及敏感话题的文章。但那怕最勇敢的中国记者也知道底线在哪里。即便他们忘了,总会有编辑会随时提醒他们。
其结果是,许多中国人开始转向国际媒体,期待他们的遭遇在国外发表出版会以某种方式为其伸张正义。或许,那怕只要看到有关自己的报道和照片刊登在报纸或杂志的页面上,即使是用他们不懂的语言所写,也会给他们带来希望的感觉。虽然我很沮丧,因为我的报道不能为他们提供实际帮助,但我所写的那些人似乎对自己声音能够在任何地方,甚至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被听到而感到满足。
我所报道的许多人因政府政策,腐败或疏忽而陷于巨大困境。

2009年的夏天,在撰写一篇关于染上艾滋病毒的农村孩子缺医少药的报道时,我认识了任智。这位 14岁的少女出生18个月后因腹泻送医治疗,医院使用被污染的血液对其输血而使她感染上艾滋病毒/艾滋病。20世纪90年代,这是医院轻而易举的生财之道。地方政府转而从其非法采血中心获得收益,这些中心购买贫困农民的血液,但它们对基本的卫生要求一无所知。这种做法使河南在90年代中期出现异常严重,肆虐全省的艾滋病疫情,受感染民众可能多达一百万人。
几个月后,我又回到了河南,这次是要报道遍布农村的臭名昭著的非法黑砖窑。据估计,1,000年轻人消失在这些黑窑里,他们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没有工资,只给很少的食物。我与9位寻找孩子的父母一起走访了农村的黑窑。头一个晚上,每位家长在饭桌上轮流告诉我他们儿子失踪的过程。在讲述时,他们拿出自己孩子的小幅照片,泪流满面。
我写过的最悲惨报道之一是冰洁的故事。冰洁是湖南马家河一个年仅6岁的小女孩。她死于狼疮和因一家电镀厂造成的镉中毒。当地村民指称,这家电镀厂买通当地环保官员,认证它有废水控制处理设备。实际上,工厂的重金属废水被直接泵入农田,造成用水,蔬菜和稻米的污染。她的父亲告诉我,他的小女孩在其怀里死去,还差一天就是她的6岁生日。
我所听到的一些故事苦乐参半。

多年来,我常在我家附近的建外地下通道处见到外号叫希福的于小龙 ,他和其他残疾人在那里出售其产品或靠乞讨为生。希福天生残障,行走困难,而且他的手几乎不能使用。
由于政府不能提供可行的帮助,希福靠卖他用脚趾夹着中国毛笔书写的书法作品为生。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在不同的地下通道拜访他。我去了他在北京的南河段的家,看看他如何用自己的双脚穿衬衫和裤子,刷牙,洗脸,甚至操作电视机的遥控器和手机。他用自己的脚趾灵巧地举起一大杯北京啤酒送到嘴边,熟练地挥动筷子夹起切得很细的蔬菜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倾听了他的诉说:北京臭名昭著的城管对他的骚扰(城管的工作就是不让他这样的人上街),拒绝搭载他的出租车司机,他不屑于领取的微不足道的政府残疾人补贴,以及因为他的残疾而粗鲁对待他的人们。
他拒绝接受对他的任何限制。“只要有人告诉我,什么事我不能做,”他曾对我说,“我便下决心一定要做。”
希福喜欢音乐。尽管行走困难,他酷爱舞蹈。我喜欢观看他与北京舞蹈学院的朋友在北京的几家剧院表演现代舞。我们经常见面去听音乐会,品尝啤酒,或只是在麦当劳喝杯咖啡;他在麦当劳谈及设立帮助残疾儿童的项目。
尽管希福自己生活中面临许多障碍,但他却不断地想方设法帮助别人。他向我介绍了一个年轻的四川工厂工人,她的宝宝女儿患有脑积水,需要钱就医。希福把自己几次舞蹈演出所得拿出,筹集资金,为其支付医疗费用。
希福还介绍我认识了张永红;张被中国人称之为玻璃娃娃。之所以称他为玻璃娃娃是因为他患有脆骨病,疾病使其残废,比正常人矮小。这种病的医学术语是成骨不全症。
我们见面当天,张永红非常沮丧。他的妻子刚刚与另一个男人私奔,扔下4岁的女儿让他照料。女儿也患有程度较轻的一种脆骨病。
“她认为我们走投无路,为女儿治病的的医药费开销太大,日子过于艰难,”他告诉我。
这位陕西农民的儿子从来没有机会上学,张永红靠在危险的北京街头贩卖剪纸为生。他跟警察不断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被拘留过一次,在派出所关押了一晚。一段时间,他住在街道上;因为没有轮椅,他只好拖着支离破碎的身体从一处爬到另一处。他告诉我在雪夜中露宿门道的情景,还有他辛苦赚来的钱被人持刀抢走的故事。

由于没有人帮他,他只好带着女儿田雨到他卖剪纸的地下通道,将小女孩拴在轮椅上,防止她走失迷路。在人们批评他这样的做法之后,他将女儿送回村,让自己年迈的父母照顾她。“但是老天爷!我能怎么办呢?“他为自己辩护说。
此后的12个月中,我在张永红居住过的不同公寓里,走访他几十次。房东似乎从来没有想要他在他们的公寓中逗留超过几个月。我们在北京宣武门天主堂令人舒心的庭院中长谈,他曾在这儿短暂地考虑过皈依天主教。保安们以为张永红来教堂乞讨,所以往往阻止他进入教堂,参加天主教课程,准备接受洗礼。
我不记得有多少次看他在北京街头卖艺。我会近距离在一旁观望;人们对其矮小身材看得目瞪口呆,有的停下来买他的手工艺品。很多人会默默站在那儿,看他铺在地上写有其身世的大块塑料纸片。展出的物品还有张永红近期离婚文件和小田雨躺在床上哭泣的照片,一条石膏胳膊和腿。标题宣称:“我用手艺救女儿。”
我特别记得非常寒冷的一天。张永红穿着一件儿童棉睡裤和几层毛衣,他的海绵鲍勃背包放在身旁。人们停下来观看他用锋利的刀刻出剪纸作品,有人买了几件,也有人向其红色捐款箱投放了几张小面额钞票。
一名约2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长着稀疏的胡须, 毛线帽子拉下来捂住头保暖,站在那儿盯着看张永红剪纸。然后,他弯下腰,拥抱了张永红,低声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我在他转过身来时,拍了拍这个年轻人的肩膀,感谢他的好意。他转向我,热泪盈眶,有点儿无奈地说,“这就是我的祖国。”
张永红邀请我回农村老家为田雨过4岁生日,我欣然接受了。
我希望看他如何设法四处走动的。中国几乎没有为残疾人设立的基础设施,坐轮椅从一地到另一地是一个挑战。我在北京西站忧心忡忡地等候他,因为他已经迟到,列车很快要离站。他赶到后,向我解释了迟到的缘故,说是因为把他那沉重的电动轮椅弄上公共汽车碰到麻烦。他请交通协警帮忙,反而受这位协警厉声地呵斥。
“你觉得这里还有雷锋精神是吗?”协警生气地问道。他是指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人大力宣传的一名解放军战士所做的好事。“雷锋没了,谁帮你?滚开吧。”
公共汽车上的3名乘客听到他和交通协警之间的对话,下了车,将轮椅抬上公车。
我们在延安下了火车,租了一辆汽车,开了3个小时抵达他的小山村。村里既没有铺设道路,也无自来水。张永红想给田雨一个惊喜,所以没有告诉田雨他要回来的消息。当他被推进家中窑洞(一种穴居住宅形式)时,看到田雨躺在炕(农家院户中用砖砌起的传统加热床)上,腿上包扎着绷带。看到父亲进来后,她喜笑颜开,当他大惊小怪询问她怎么回事时,田雨大哭起来。
“我很高兴回家,但是当我看到女儿这个样子,我又感到难过,”他悄悄对我说。“老天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田雨吮吸着张永红带回给她的棒棒糖,他靠过来,亲热地把他的小脸贴在女儿的脸上问道,“你想我吗?”她轻轻的把小手放在他的手上,兴奋地回答道,“过年放爆竹时我想你来着。
“明天是她的生日,我希望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他告诉我。“但是,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只能在心里哭泣,因为我不能让她看到我哭。”
话题转向田雨的教育。村里没有学校。如果延安的某所学校愿意不考虑她的残疾,接受她入学,还得有人搬到那里照顾她。
“如果我还活着,我保证送她上学,”田雨的祖母承诺说。“如果他们不接受她,我得想办法。”
张永红说,他非常想把女儿带到北京在他身边,但他不能照顾她。他只能勉强照顾自己。
“我非常喜爱女儿,”他告诉我。“每当感到忧虑时,我就想到她。我永远都不能失去她。如果没有女儿,我可能会自杀。”
“我的梦想是,她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生活,能上大学,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他说。 “如果能实现这些,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我可以平静地死去。”
2012年夏天的最后几星期,我周游了河南;那里的艾滋病危机仍然十分严重。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我得以进入艾滋病村,走进昏暗的乡镇卫生院2间艾滋病病房,也进入了数十名艾滋病患者寻求治疗的郑州传染病医院。
政府竭力阻止媒体报道这一不幸的消息。我刚走进一户有五六口艾滋病患者的村民家中不到几分钟,当地党政官员就接踵而至,把我赶了出去。我在其他村庄周围转悠,而没有去附近的餐馆与艾滋病受害者见面,因为有人警告我说,一大群警察在村里等候来访记者。一个安静的周日上午,院长意识到我与患者己经谈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要求我离开郑州医院。
我遇到了一个名叫小兰(不是她的真名)的少女。她出生时感染上艾滋病。她母亲因卖血受到感染和父亲吸毒感染——父母双双死去,她被抛下给老祖母照顾。

我在河北农村采访了麻贵红,她说,她一个星期得卖好几次血来支付基本生活开支。我注意到她的手臂上有一个粗燥的纹身图样。这是一个中国字“忍”,即忍受的意思。她说,在其自杀未遂后,她将此字纹在手臂上提醒自己永不放弃。
2012年的夏天,我最后一次见到任智,她现在已经18岁了。我们在一个为她免费医检的美国人办的诊所见面,这样美国医生可以决定昂贵的新型肝病药物是否对她有帮助。她和她妈妈,我的妻子艾琳以及我一起合影留念。她更加成熟和自信,她反抗地说,她已经不再害怕使用自己的真名。医生告诉我,任智的艾滋病已经得到控制,但他很担心她的丙型肝炎;政府对患有肝炎的艾滋病受害者没有提供免费帮助。
2012年9月,我的记者签证到期后,我便离开了中国。今年初,我获得了一份新工作,于是在3月申请记者签证。通常审批签证只需一两个月,但我的签证审批拖了八个月。11月8日,在中国记者节的当日,外交部宣布,我被拒签入境。
他们没有告诉我被拒签的原因,但是基于今年4月在中国驻旧金山领馆90分钟的签证面谈所问及的问题,当局很明显对我所作的有关人权的报道不满。
我与在从事新闻报道过程中结识的许多人一直保持联系。
希福不能用脚趾在他小手机上打字,但我们会用跟Skype类似的微信交换语音邮件。他经常给我发送有关他的消息或最近表演的照片。
我采访张永红的报道在《邮政杂志》上刊登后,慷慨的香港人捐助了约1万美元,帮助他及其女儿。艾琳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住所和工作地点,所以他不再与恶劣的天气和警察拼斗。一位建筑师朋友捐赠了她的时间为张永红设计便利残疾人的环境,一些中外朋友帮助他推销其手工作品。张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能读书或写字,但他最近将微信下载到他的手机,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语音邮件保持联系。
小兰和我每周在QQ上至少聊天一次,QQ也跟Skype相似。几个月前,小兰辍学了,去了一家小旅馆做清洁工。她说同学取笑她说老师不喜欢她。村民向她与80岁老祖母居住的破旧房子投掷石块。这超过了一个羸弱的少女所能忍受的程度。
我经常听到有关艾滋病受害者前往北京上访要求政府赔偿的事,其中一人被警察骚扰,另一人受到监禁的威胁,并威胁不让其去医院就诊,治疗艾滋病引发的各种感染。最近,我和一位朋友聊天时,他告诉我,我去年在郑州采访过的一名患者,几个星期前去世,时年46岁。我难相信他已经走了。
在过去的一年,每天都有人问我何时返回中国。小兰邀请我去她家玩,拜访她的祖母。希福反复问我是否能回到中国赶上他即将来临的演出。
我会简单地回答道,“快了。”但等待签证获批时间越拖越长,我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当最终传来拒签消息时,我推迟了几天告诉朋友们;我对他们说,如果真能回到中国的话,大概也不会在近期内实现。
当我最后告诉他们被拒签的消息时,他们感到失望。他们觉得将他们遭遇讲述出来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反华令人匪夷所思。他们中有些人对我的拒签特别难以释怀,可能将其看作自己又一个挫折。
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拒绝发给我签证的最终目的并不是针对我,也与我报道的客观性无关。这只是政府力图压制不愿面对的中国人遭遇的结果,因为这些人的身世表明,共产党声称当今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只是谎言而已。
最近,一位朋友对我说,她在互联网上看到一幅中国漫画,上面画着一只被勒死的公鸡。漫画的标题宣告:“就算你杀光报晓的公鸡,天依然也会亮的。”
共产党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不许记者和博客作者讲话挡不住潮水般的新闻。只有当中国政府负起责任,承认其错误政策是造成中国大多数问题的真正原因,令人不安的报道才会消失。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4/4/24 6: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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