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訪印尼客家


曾建元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



印度尼西亞為海外客家移民聚集的第一大國,華人移民當地的歷史久遠,至少宋元之後,泉州港已為全球最大商港,時中國人船楫活躍於南海之上,可以想見,當有許多中國人到達印尼經商或落地發展。據非正式之統計,印尼一萬七千多個島上的華人人口總數現約有一千五百萬,客家人則約有六百到八百萬。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之間,我率領了二零一三走訪國際客家──印度尼西亞華人客家文化參訪團前往印尼訪問。這一活動係由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與臺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協辦,為二零一三年臺灣國際客家移地學習營的第一梯隊,成員有臺師大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臺大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邱榮裕、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客家學碩士徐靜蘭、研究生廖錦梅、臺灣知識庫海外服務貿易部經理陳瑪琍、顧問黃佩玲,隨隊攝影為臺師大美術學研究所西洋美術史組碩士曾懷慧。


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為臺大客家研究中心執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印尼客家研究》從事當地資料的蒐集和初步的客家社群田野調查。但在此背後,我們其實有著一個更為宏大的企圖,也就是希望能為臺灣與全球客家社群建立更為密切的以知識為基礎的聯繫,擴大臺灣客家研究學界的國際網絡和影響力,以及為臺灣的文化教育事業開拓海外服務貿易市場。行前的七月五日,我和陳瑪琍便共同接受了中央廣播電臺《我們在這裡──臺北客家人》節目的專訪,暢談我們對於此行的期待。 在臺灣知識庫周詳的行前聯絡和行程規劃安排下,我們受到印尼各地客家社團和客家僑領的熱忱接待,深入到印尼客家社團網絡當中做第一手的觀察,並且能夠實地參觀印尼客家在各地的發展和奮鬥成果。以下先記述我們的行程,最後則綜合提出心得。


7.15-16 雅加達(Jakarta)


華工開發雅加達



我們係搭乘印尼航空公司班機,由臺北桃園國際機場直抵位於印尼爪哇(Java)島的首都雅加達蘇卡諾哈達(Soekarno-Hatta)國際機場,蘇南留臺校友聯誼會會長林一心特地自蘇門答臘(Sumatera)的巨港(巴鄰邦、巴領旁、渤林邦;Palembang)飛來會合,而梅州會館創會會長黃德新則著其祕書建國大學(Bina Nusantara University)中文系兼任講師黃俊霖在雅加達全程陪同並協助聯絡工作。黃俊霖原是馬來西亞客家華人,馬來西亞工藝大學運動科學教育學系畢業後先後在馬來西亞和柬埔寨任教,因到《印尼星洲日報》服務而移居雅加達,在歷任新聞部和採訪部主任後,為黃德新所網羅。他和臺灣歌手伍百/吳俊霖同名,所以綽號伍百。黃俊霖言語風趣幽默,細心體貼,我們在雅加達得到他的許多照顧。


雅加達意為勝利之城,原名巽他格拉巴(Sunda Kalapa),華人時稱之為噶喇叭,因一五二七年萬丹(Bantam)的淡目(Demak)國王法塔西拉(Fatahillah)征服該地,而命名為雅加達。一六一九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總督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擊敗英國,進而佔領雅加達,而於一六二一年將之再改為巴達維亞(Batavia),此為荷蘭的羅馬名,而以巴達維亞為東印度首府,華人稱之吧城或巴城,直到印尼獨立,才又改回雅加達。當年科恩雄才大略,覬覦中國市場,派軍北上,攻打澳門不成,欲與福建互市亦未果,乃先佔澎湖,後經明朝官員建議,方於一九二四年經略臺灣。科恩為了開發巴達維亞和臺灣,從中國引進大量華工作為勞動力,惟時日一久,華人人數上升,導致主客易勢。在臺灣,華人反客為主,最大的華工仲介集團主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宣稱臺灣是他父親拓墾之地,而於一六六四年揮軍把荷蘭趕了出去;在巴達維亞,荷蘭對於華人日增的恐懼,則引發華洋間激烈的血腥衝突,荷蘭終以對華人的種族屠殺和華人與馬來原住民間的種族隔離,來維持其統治上的優勢。


荷蘭人對於華人和馬來人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使華人喪失了學習如何融入當地社會的機會,荷蘭人又將道路收稅和鴉片館兩種令馬來人普遍討厭的特許經營權委託於華人,也因而造成馬來人社會對於華人的隔閡和敵意,這一問題在印尼獨立之後隨即爆發,印尼人對華人忠誠的懷疑,在蘇哈托(Haji·Mohammad Suharto)新秩序(New Order)時代的排華政策中徹底表現出來,所有的華校、華人社團和華文文獻檔案遭到無情的摧毀,華人的生命及其產業甚至遭到殘酷的剝奪,華族的官方名稱由「中國」(Tiongkok)或「中華」(Tionghoa)改為「支那」(Cina)。直到蘇哈托垮臺,這一種訴求和縱容馬來種族主義的國家暴力才逐漸解除,帶有歧視性的「支那」一詞被廢止,而代之以「中華」。現任民選大雅加達專區副省長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就是客家人,在省長佐科威(Joko Widodo)競選印尼總統期間,鍾萬學更代理主持首都市政。這正是印尼民主化後,華人與土著重新摸索族群共處之道的一大成就。過去誰能想像,華人從政,能得到馬來人的民意支持?但民主政治,就是讓華人必須要向多數的馬來人爭取選票,就是這一機制,開始改變了華人與印尼腳下土地的關係。


黃德新印象


和幾乎所有的華人社團一樣,梅州會館也是蘇哈托下臺後才成立的新興社團。梅州會館成立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以聯絡梅州客家鄉親為其宗旨,但則以近現代的移民為其對象。黃德新邀請我們先到他位於一處華人別墅區的公館小憩,其間的建築形式皆為洋樓,但在主屋之外,則為子孫之後排住宅圍攏,一看便知是圍龍屋的格局。黃德新為人謙和,用印尼的點心千層蛋糕(bolu lapis)與香蕉糕(kwe pisang)等甜食和爪哇咖啡招待我們,剎時,餐廳間充滿了南洋的風味。


黃德新是梅縣桃堯鎮人,他的祖父於清代在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行醫,那裡便是一七七七年客家人羅芳伯建立蘭芳共和國之地,黃德新即出生在雅加達,童年則在家鄉度過,中國抗戰期間再由家人攜來印尼避禍。黃德新是印尼係黃氏企業集團的創辦人,由水泥經銷發跡,這一行業主要由客家人在經營,黃德新與掌握進出口的福建人合作,取得價格優勢和穩定貨源,加上個人的服務和信譽,終於成為印尼的水泥經銷大王。印尼一九九八年黑色五月排華暴動期間,他曾考慮出走,但他的子孫反對,他始憬悟到他家族的命運已經與印尼無法分開。他對於印尼排華所造成的華人文化斷層十分痛心,因而將事業交棒,自身則積極投入華人社團工作與華人文化教育活動,並關心華族如何與印尼各馬來族群和諧共處的問題。在一九九八年,他參與創辦了後蘇哈托時代印尼第一全國性華人社團印華百家姓協會。


黃德新才剛從臺灣訪問回來,他此行是為了由他擔任籌備委員會主席的第二十六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印尼雅加達的舉辦,而專程赴臺邀請行政院客委會主任委員黃玉振和臺灣客家領袖世界客屬榮譽總會長吳伯雄、理事長邱鏡淳等與會。本屆的世客會主題為「千島風情.合諧民族」,也正是展現印尼民主化後族群和解和國家發展成就的絕佳機會。黃德新對於臺灣客家文化復興感到欣羨,對於臺灣客家教材的引進和推廣頗有興趣,他也非常感念臺灣人對於印尼華人的關懷和付出。一九九八年印尼蘇哈托政權倒臺後,印尼走向民主與改革開放,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總統為泉州陳姓後裔,斷然取消排華法案,方才恢復華人文化。二零零六年印尼通過〈國籍法〉,二零零八年通過〈反歧視法〉,主要都是針對華人歧視待遇的改革而來。


現任總統蘇西洛.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十分重視華人,表達願意親自出席致詞,懇親大會乃配合其訪問俄羅斯行程而調整,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又邀請其於回程訪問中國,只能放棄與會。儘管如此,蘇西洛總統仍然將指派副總統布迪奧諾(Boediono)代表與會,表達國家對於印尼客家人的重視。黃德新也談到印尼客家僑界對於與兩岸交往的態度,他說中國是他們父母祖先的國家,臺灣則是至親的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們最不願見兩岸爭端,然後夾在中間,左右為難。我提醒他臺灣客委會主委出席,恐怕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有意見,黃德新也坦然以告,印尼承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兩岸官員在場,如果中方有意見,他們可能會採取印尼官方的立場。爾後黃玉振果然未出席印尼世客會,我想應當與儀軌和禮遇上未能達成協議有關。


拜訪臺灣客家人創辦的《國際日報》


在黃德新的聯繫下,我們旋即前往印尼最大的華文報紙《國際日報》拜會,受到董事長熊德龍與總經理黃國棟的接見。《國際日報》其實本為前高雄市議員、國際商業工業職業學校和國際商業專科學校董事長李亞頻一九八一年創辦於美國洛杉磯(Los Angels)的報紙,因言論不見容於中國國民黨政府,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乃於一九八五年九月以叛亂罪嫌逮捕李亞頻下獄。李亞頻本人即為梅縣客家人。李亞頻出事之後,《國際日報》經營陷入長期困境,一九九三年為印尼客商熊氏集團主席熊德龍買下,印尼民主化後,熊德龍回到印尼,也將《國際日報》帶回印尼發展,現已成為印尼第一大中文報,並設有網站和電子報的發行。


熊德龍是印度人,從小為梅縣三角鎮泮坑(現屬梅州市梅江區)客家人熊如淡、黃鳳嬌所收養,在養母懷裡聽客家山歌和《增廣賢文》故事長大,養父母對於梅縣父母極為孝順,這一身教讓熊德龍非常感動,也進而使他對中華文化滿懷孺慕之情。他最早投身海綿(泡沫塑膠)業,十八歲即自營商行,而後闖出一片天。一九八零年代移民到美國南加利福尼亞(South California)打拼。熊德龍有非常根深蒂固的中原正統意識,所以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度認同,在中國大陸各地尤其梅州地區造橋鋪路和賑濟興學,也使其事業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政府的支持。一九八四年嘉應學院升格,熊德龍即慷慨解囊捐資,我住過該校的招待所,就叫德龍樓,熊德龍也在梅州各地造橋鋪路,引資招商。他的事業版圖擴及煙酒製造、金融、房地產、國際貿易、酒店、旅遊、新聞媒體等方面,遍佈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印尼、新加坡、柬埔寨、百里斯等國家和地區,他現在仍擔任美國中華團體工商聯合會總主席,不過已常年住在雅加達。因為對臺灣獨立問題有意見,所以熊德龍並未在臺灣投資。但二零零九年莫拉克八八風災之時,他感念臺灣人對於印尼歷次天災的愛心,也樂捐了鉅資賑災。


熊德龍坦言印尼中文報業表面榮景所蘊藏的危機,也就是讀者群年歲日高,中年以下的華人許多並無法讀寫中文,而《國際日報》的編輯和記者也面臨了後繼無人的窘境,大部份都是自當代的中國移民中借將。熊德龍在《國際日報》裡闢有專版報導華人商界和社團動態,他也為《人民日報》和《文匯報》在印尼代印和發行,並且也為中國各地政府在印尼出版專刊,報紙又提供了大量的中港臺和印尼新聞,既成為熊德龍在中國官方和印尼華商間經營公共關係的重要平臺,多元的內容也大大滿足了印尼各類中文讀者的資訊需求,雖然中文報業已近黃昏,當前卻仍是夕陽無限好的一片燦爛景致。


我們請教了印尼客家華人研究文獻材料的問題,黃俊霖提醒道,《國際日報》前總編輯李卓輝出版有數本有關印尼和印尼華人的文集,黃國棟同意為我們蒐集,我們乃約定回國前途經雅加達再來回訪。離去前,熊德龍交代採訪主任劉議華留意對我們的報導。接下來在雅加達的每一天,我們都見報,一下子全印尼華人社區都知道我們來了。


晚上由黃德新在大家福餐廳宴請我們,是地點在梅州會館同一地點的客家餐廳。黃德新等創會者十分聰明,他們捐建了梅州會館,然後將部份樓層出租給餐廳或其他商家,於是便可藉由租金收入維持會館的日常營運。飯後入宿位於市中心的千禧雅加達大飯店(Millennium Hotel Sirih Jakarta)。


參觀印尼客家博物館工程


次日上午,我們前往雅加達東方的美麗印尼縮影公園(Taman Mini Indonesia Indah)參觀印尼客家博物館的建館工程。美麗印尼世界縮影公園落成於一九七五年,佔地一百五十公頃,氣勢恢宏磅礡,由蘇哈托夫人天娘西蒂‧哈迪娜(Siti Hartinah)倡議興建,將印尼原二十六省區(現為三十三省區)和各個民族的代表建築和文化服飾展示於此,園中人工湖、島,即挖掘成印尼國土的形狀。由於早到,我們則抽空參觀了兩處,西蘇門答臘(Sumatera Barat)和峇里(Bali)。西蘇門答臘以卡堂屋(Rumah Gadang)為代表建築,這種幹闌式的大房子有著有如牛角般高聳入雲的屋簷,園區內的卡堂屋則是一座特色文化展覽館,向遊客介紹西蘇門答臘原住民族岷(米南佳保Minnangkabau)族人的文化和宋格特(Songket)式的華麗金絲多彩服飾。傳說岷族人祖先曾以一隻飢餓的小牛犢去應戰入侵者派出的巨牛,結果小牛犢讓對方開腸破肚,解決了岷族人的危機。此後岷族便以象徵牛角的屋簷和頭巾來紀念此事;峇里是最受臺灣人喜歡的海外渡假勝地,以精緻的海邊別墅和紓壓按摩聞名。峇里是印尼絕無僅有的印度教地區,園區即以當地印度教佩納塔蘭阿貢神廟(Pura Penataran Agung)之造型規劃。


我們按時抵達美麗印尼縮影公園內的印尼華人文化公園。公園入口就是一座中國牌樓。穿過牌樓,會經過一排蘇州建築造型的唐人街商店區,雅加達一些華人社團會所則設置於二樓。印尼華人文化公園由印尼退役最高華人將領熊德怡准將創辦並擔任總主席之印華百家姓協會主持,於二零零二年提出申請,二零零六年動工興建,預計二零一五年全部完工。印尼華人文化公園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廈門市建築設計院資深總設計師李文明設計,廈門市人民政府亦提供贊助資金。一九九八年蘇哈托倒臺後,熊德怡率先申請成立第一個全國性華人社團印華百家姓協會,帶動了華人社團復興的熱潮,他又為了表達華人作為印尼第三大族群的意義,積極爭取在美麗印尼縮影公園內建立華人區,終於獲得縮影公園管理機構吾人希望基金會(Our Hope Foundation)總主席前總統蘇哈托的首肯,並得到廈門市的資金支持,才得以全面啟動。

  
熊德怡是熊德龍的遠親堂弟,他的父親梁如厚是梁如淡的堂弟,皆出於梅江區三角鎮泮坑,少年時代由親友帶來印尼發展,經營皮箱製作生意而致富,熊德怡意識到印尼人對於華人的異己感,所以決定投身軍旅,為華人爭取認同。他考入印尼陸軍軍官學院,力爭上游,成為第一個華人將軍。一九九九年退役,便投身華人文化工作,創辦印華百家姓協會,以其在軍政界的影響力,爭取春節成為印尼國定假日。而基於對於客家文化的尊敬,熊德怡則再與印尼客屬聯誼總會合作,興建印尼客家博物館。 印尼客家博物館緊鄰著七層寶華塔和鄭和紀念館,外觀仿照福建省龍巖市永定縣湖坑鎮振成樓圓樓造型,由梅州客家設計院設計。該館工作委員會主席李世鐮坦言,該館最大的問題是軟體,排華期間,許多客家文物遭到毀損,客家移民集體記憶不再,導致具有印尼客家特色的館藏搜羅不易,再者,這一完全憑藉民間捐資的博物館日後如何維持其營運,開發紀念文化創意產品或活動以吸引遊客,亦有待考驗。在展館的規劃上,我看到該館預留了呈現客家過蕃歷史以及各個客家原鄉風土文化的展館空間,非常佩服。作為移民,客家博物館本應紀念和發揚祖先飄洋過海異鄉拓墾奮鬥的精神,因此除了文物特產的陳列之外,移民的故事,也應當是重要的元素。


熊德怡、李世鐮和在座的世客會主席團主席李尚菲,都不約而同讚賞臺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活力,也對於臺灣博物館的蓬勃發展表示羨慕,他們也到臺灣考察過幾個客家文化園區的經營,希望這些經驗能引進印尼。臺灣客家文化園區或博物館的經營,有國家政策上的助力,同時又有客家學術研究和文史調查在支撐,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當然是印尼民辦的博物館較難以企及的。不過,我則建議這些印尼客家僑領應鼓勵印尼客家子弟到臺灣留學,特別是學習臺灣客家研究在歷史文化、文化創意產業等方面的成果,印尼客家有數百年的歷史和文化積澱,未來需要大量的人才投入發掘整理,這終究要依賴印尼本地的人力資源。但就短期需求而言,我則坦言以告,臺灣已出現客家研究人才過剩的情況,所以印尼客家博物館不妨在建館之後,招聘臺灣的研究人員,藉由讓他們的接枝移植,來直接帶動印尼的客家研究。


李世鐮對於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前委員長張富美到訪時捐款支持客博館表示謝忱,希望我們有機會能代為轉達。我想著,印尼客博館可預見將來會是東南亞客家文化的重要視窗,我國客委會、僑委會乃至於原住民族委員會都當義不容辭,協調國內相關資源,對其提供海外客家華人及其與南島文化互動上所需的知識和觀念上的協助,使之成為臺灣客家的海外節點,而得以延伸和擴大臺灣對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影響力,反之,印尼客家和華人,也可因為在經濟力之外,文化力和知識力上的提升和貢獻,獲得當地社會的尊重和認同,而得以安居樂業,不再離散。相對於廈門,我們臺灣似乎還可以再多貢獻一點力量。


見識印尼客家社會力


中午拜會梅州會館會長陳志明,陳志明祖籍梅州市蕉嶺縣新鋪鎮塘福嶺,祖父一代於二十世紀初來印尼謀生,從事薯粉行業,父親一代涉足石油化學工業原料進口銷售,成為巨富。陳志明為第三代,目前主持印尼化學集團(Indochemicl citra kimia),是第二十六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我們在龜速的車上,經歷了雅加達著名的塞車。原來雅加達一千萬人口的這麼大的都會,沒有大眾捷運系統,也嚴重缺乏立體高架道路,所有的車子幾乎都擠在平面道路上。我們到達陳志明位於雅加達北區卡布美濱新村(Pantai Indah Kapuk)的公司總部時,執委會已在開會討論懇親大會事宜,因此我們亦有幸能一次與印尼許多客家領袖會面,黃德新也在場,另有梅州會館的理事長江淼成、聯絡部主任古秀芳、雅加達客屬聯誼會教育委員會主席田錦堂等。相對於中國大陸或臺灣舉辦而有各級政府支持的世客會,印尼世客會完全由民間發起、籌資和主辦,他們將要接待八千個海內外的與會鄉親,如此巨大規模的國際盛會,有許多細膩的行政工作要做,這都不得不令人敬佩印尼客家華人雄厚的社會動員力和執行力,由此可以想見,其企業經營上的成功,並非偶然。


這次還在現場有幸遇見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饒淦中,他是梅州市大埔縣西河鎮人,擔任梅州《僑鄉月報》主編長達十二年,所以對於印尼僑情非常熟稔。退休後則應印尼客家社團邀請,為其編寫刊物或籌辦文化學術活動,而經常往來於中國和印尼之間。我跟他提起我們正在從事印尼客家研究,希望此行能帶回印尼客家人物和社團的在地資料,他熱心而大方地告訴我們,他主編過許多社團專刊,都可以提供給我們,他於是囑託黃俊霖找個時間幫我們去跟他搬書。

本屆大會設有客家論壇,由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祕書長兼印華寫作者協會主席葉麗珍(商霓)組稿,目前已有二十多篇論文送到,亦持續在徵稿當中,十分歡迎臺灣學者能提供有關臺灣客家發展經驗之論文。其實國際客家研究近年已有一定成果,每一屆的世客會如能分撥一點資源,提供一個舞臺,就可以鼓勵更多的人投入客家研究。我原本想,如果世客會有此需要,至少臺大和臺師大都可以來協助客家學術研討會的籌辦,不過,印尼世客會的收稿作業已順利開展,我們樂觀其成即可。第二十七屆世客會將在臺灣舉辦,希望屆時臺灣的客家學界能夠組織起來,把臺灣客家研究的成果介紹給全球客家社會,而學者也能夠在客家論壇中找到新的客家比較研究課題。


中午則由陳志明在公司宴請與會者享用印尼簡餐,有印尼沙拉加多加多、西蘇門答臘的巴東(Padang)咖哩牛肉和蝦餅等。餐間田錦堂提及後天是印尼客聯主辦的崇德三語學校開學,邀請我們去參觀華校復興的成果。


陳志明公司對面就是雅加達慈濟園區,全球最大的靜思堂就座落其間。這些僑領們幾乎都參與過證嚴法師臺灣佛教慈濟基金會的社會救助和賑災工作,見識到慈濟比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有效率的社會動員網絡和大愛的力量。


拜會印尼客聯


下午與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副代表葉非比和組長汪樹華共同拜會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總主席葉聯禮,副總主席曾季瑾、副執行主席湯新元,以及李尚菲、李世鐮等人亦在座。葉聯禮日理萬機,原本無意接見我們,陳瑪琍在聯繫過程中一度急得落淚。葉聯禮祖籍梅縣,現任葉氏國際集團董事會主席,領導風格具霸氣而有決斷力,和黃德新正好兩種典型。葉非比到任數月以來,都還沒有機會和客聯領袖認識,這一次竟然是依靠我們而在對印尼的民間外交上有了突破。


印尼客屬總會原成立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葉聯禮當選為創會主席,是印尼後蘇哈托時期第一個獲准成立的華人社團,二零零八年五月,與其他八個印尼客家社團共同改組為全國性組織,原雅加達會員則另行成雅加達客屬聯誼會,發展至今,已下轄有四十三個分會,躍升為印尼最大的民間社團,在民主化後的印尼社會裡,對於華人與客家民意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曾數度獲得印尼總統蘇西洛的接見。


二零零二年七月,印尼客屬總會發起成立崇德三語學校,培養中、印、英三語人才,隨著該校學生的長大,現該校已有高級中學部的設立,未來還想設立大學部,然而當前發展的瓶頸就在於師資不易網羅,葉聯禮乃表示希望臺灣能支援印尼各級民辦三語學校的中文和客家語師資,我們則向他們介紹臺大、臺師大和臺灣高等教育發展的現況,說明臺灣擁有豐富的華語和客家語教學人才,但臺灣教育市場胃納有限,因此只要條件合適,相信會有許多人願意到印尼來任教,而長遠之計,在印尼本地傳承培養中文師資,才是中華文化在印尼永續發展的治本之道,惟在此一過渡階段,我們則非常歡迎印尼華人子弟到臺灣留學深造。再者,關於印尼客家文史之整理調查,乃至於客家博物館的永續經營,我們也向客聯介紹了臺灣社區總體營造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建議他們可以自臺灣引進人才和經驗。


在座的印尼客家鄉親又告訴我們,他們都是臺灣客家電視臺的觀眾,但他們希望臺灣客家電視臺有更多關於海外客家的節目,他們都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電視臺和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攝製海外客家記錄片四十集《下南洋》和一百集《華人世界──客家人足跡》之事,在拍攝過程中,得到印尼各地客家鄉親的熱烈歡迎和幫忙,而可預期播出時在僑界將引起重大迴響。《下南洋》由周兵和祝捷總導演,製作歷時三年,遍訪南洋九國華人社會而完成,《客家人足跡》則由王東總導演,足跡遍佈全球各洲客家社區,包括臺灣。以編劇和研究能力來說,臺灣絲毫不比北京遜色,問題就在客委會和客視當局的遠見和魄力,是否願意推動和實現客家史詩規模的影視製作。目前客視是有一常態節目《作客他鄉》,是輕薄短小的製作,專門介紹海外客家人的生活,調性比較合乎一般大眾口味,因而在歷史和空間的縱深上,都有可以再加提升之處。


葉聯禮非常期待黃玉振到訪,葉非比則表示未收到國內相關訊息。然而黃玉振的官方身分,是否會為同樣受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員所杯葛或矮化,確實也為印尼客僑所感到棘手。曾季瑾是梅縣人,當代第一代移民,他在發言時便一再強調他們是客家華人,也是印尼公民,對於兩岸客家鄉親是平等對待、平行交往。他們歷經華人的文化浩劫,對於客家和中華文化的瓢零皆有一份遺憾,中國崛起給了他們心裡上很大的屏障,但未必代表他們在兩岸之間具有政治立場或傾向。他們都愷切地指出,臺灣在保存和發揚中華與客家文化、以及在自由化和民主化上的成就,也都讓他們海外客家華人感到與有榮焉。 曾季瑾自云輩字為「昭」,為曾子第七十三派,我輩字為「祥」,為曾子第七十七派,足足晚了四代,我和曾懷慧當場尊稱他曾太叔公,並且敬送他我所編寫的《臺灣曾氏亮寅公派下世次源流》族譜。曾姓在曾參為明世宗尊封為宗聖公曾子之後,與孔、孟、顏同列為聖裔,得蠲免錢糧差役,為避免冒姓僥倖者,乃在國家監督下,有嚴謹的族譜建立。清穆宗同治年間,因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之功,又由曾毓郯主持重修了全國族譜《武城曾氏重修族譜》,我的來臺祖曾亮寅於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移民臺灣新竹,在《武城曾氏重修族譜》中有記載,我即依此建立了完整的家族譜系。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助理研究員曾德宜是蕉嶺印尼客家歸僑,低我兩代,其家族在民國初年移民爪哇雅加達從事菸業,就是在我協助下重建了其印尼家譜。我一位印尼客家歸僑友人曾祥群,與我同輩,來自亞齊(Aceh)農村,也是蕉嶺縣籍,則因移民印尼祖先名字遺失,而無法查考其家族史。總之,凡是能上溯至同治年以前在中國的譜系的曾姓族人,只要能補齊光緒、宣統到民國年間的族譜,就必定能建立其家族史。《武城曾氏重修族譜》中明清歷代都有許多人下南洋後而後世不再有記載的情形,當中許多人想必是印尼曾氏的祖先。 會後我們到附近的太陽百貨公司(PT Matahari Department Store)逛逛,趁此空檔,黃俊霖陪廖錦梅到梅州會館蒐集論文寫作資料。我和邱榮裕則都買了印尼花襯衫(Batik)作紀念。我索性就直接換上了。印尼花襯衫作用和唐衫、臺灣衫一樣,都可以作為正式場合中的輕便禮服使用,較之西裝更適合在夏天穿著.


遙想巴中風華

  
晚間我們在黃德新的安排下,出席了在太陽城酒樓舉行的巴中合唱團A團成立十二週年《音樂──和諧人生》音樂紀念晚會。會場可謂衣香鬢影,冠蓋雲集。我和林一心則被安排與廣肇總會總主席譚柏葉同席。


巴城中學為印尼一九六零年代排華之前最好的華文中學,一九四五年由教育家司徒贊創辦,臺灣著名的政論家林保華就是巴中高級中學部校友。一九九九年巴中校友友誼歌詠團成立,二零零三年因應巴中校友會成立改組為巴中合唱團,在印尼公開活動。因參加者踴躍,而分成A、B兩團,聘任內蒙古歌唱家于紅和本地合唱指揮泰迪.希曼駿達(Teddy Simanjuntak)指導。大概因為於紅的關係,所以演出節目中有蒙古歌舞。團長徐銳華和徐旺華、徐美華三兄弟的連唱水準頗高,中、英、印三語歌曲都來,頗有日本黑鴨子合唱團幾個老男人美聲合唱的味道,十分精彩和動聽。演出曲目中尚有林杏真和廖奕榮領唱的〈我是客家人〉,這首歌是中國大陸製作的五十集電視劇《客家人》的主題曲,由劉志文作詞,徐東蔚作曲。比較令人詫異的是他們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制服演出了喬羽填詞、劉熾譜曲的中國大陸電影《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此刻舞臺上的電視銀幕投影裡,亮現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壯盛軍容和在風中、驕陽下冉冉上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臺上的合唱團員整齊一致地轉身向著五星旗致敬,雖然是舞臺演出的效果,也或許是自然的感情流露,但這一來豈不是坐實了印尼當地社會對於華人國家忠誠問題的質疑嗎?對比黃德新、曾季瑾有關印尼華人國家認同的談話,不禁令人感到觸目驚心。

  
巴中校友有意促成巴中復校,這一個美麗的願望能夠實現成真。


晚會結束後,遇見印尼蕉嶺同鄉會主席湯崇源,我對於蕉嶺移民的事自然感到興趣,湯也希望與我們再交流,我們約了我們再回雅加达时 见。


7.17 雅加達、萬隆(Bandung)


華校復興,百年樹人


上午前往崇德三語學校參觀,受到該校主事雅加達客屬聯誼會執行主席曾季瑾、教育委員會主席田錦堂、副主席楊健昌、委員池美萍和總校長Liestiawaty Omas等人的熱誠接待。


座談的時候,田錦堂介紹了崇德的創校經過,一九九九年八月印尼客聯成立後,於二零零一年收購一所學校作為客聯會所,為了更有效地弘揚文化,發展教育,決定開辦一所與時俱進的三語學校,即崇德三語學校。該校於二零零二年七月開學,當時學生只有三百多名,如今已發展到一千三百多名,因此校舍已經不敷使用。所幸已有鄉親於附近捐地,將再擴增校區。曾季瑾的發言則針為客家文化教育,印尼客家華人子弟在三語學校裡所學的華語皆為以北京語為原型的國語,而母語使用又有先天環境的限制,因而使客家話和客家文化的傳承和推廣倍感困難。希望未來臺灣的客家語師資能對印尼的客家母語教育提供支援。客家語在臺灣的整體發展環境也不佳,如我祖父移居苗栗縣竹南鎮中港福佬莊,與福佬人成家,子孫失去客家語使用環境,便成了亮寅公派下少數的福佬客。所幸基於多元文化基本國策,國家必須維護各族語言的平等使用權利,才讓客家語還有機會受到客家人的使用並且還能夠培養語言教育人才。崇德學校為因應未來學生升學需要,已經和廣東省嘉應學院簽訂學術協議,我建議崇德也可將眼光投向臺灣設有客家科系的幾個大學,尋求建立合作關係,而表現傑出的學生,也可鼓勵他們到臺大、臺師大等臺灣的頂尖大學留學。邱榮裕則介紹了臺師大的學生海外實習或是通過客語認證的華語師資,認為只要清楚的訊息和引介管道,印尼是他們可以考慮提供服務的對象。


在座談會之前,幼兒園裡的教師帶領華人與印尼人學童在課間為我們演唱三語童謠,在座的田錦堂、曾季瑾、印尼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胡原青等老人極為動容,眼眶泛紅,再三表示能聽到華語在印尼的孫輩裡公開響起,是他們過去不敢想像的,他們這一輩的華文人才現在是在與時間賽跑,能多活一天就多做一天,等待崇德的學生成長接棒。我心裡則想,未來真有三語人才培養出來,印尼華人的國際活動半徑可以輻射歐美、東南亞、大中華和伊斯蘭世界,實力絕對強過臺灣和中國,這真是印尼國家的資產。崇德學校的學費十分低廉,學生來源主要為華人中下階層家庭,這也都是他們家族向上社會流動的捷徑。創校的印尼客家前輩們都是苦過來的,在華人客家子弟的培養上,他們沒有門第之見地廣開大門,真是人間菩薩,功德無量。我又想著,我們臺灣的教育能讓移民臺灣的印尼人或印尼華僑的第二代,也對於未來有如同崇德學校一樣的想像嗎?


萬隆──見證華人對印尼的歷史貢獻


隨後我們驅車前往西爪哇省首府萬隆。中午在皇后餐廳接受萬隆客屬聯誼會的宴請,出席者有輔導主席黃裕琴、主席吳元昌、副主席李惠元、李漢芳、監察楊萬鴻等人。萬隆本意為山連山,地在巽他(Sunda)高原,氣候涼爽,兼有火山溫泉,宜於養生和美容,荷蘭殖民時期是東印度的休閒之都,而有爪哇巴黎之稱。一九四五年印尼建國後,荷蘭曾經出兵一度俘虜總統蘇卡諾和副總統哈達,即拘禁於此。萬隆客聯成立於二零零零年,黃裕琴為首任主席,當年即設立華文補習班,草創之初,僅有四名學生。但經過十四年,他們已有有宏偉校舍的崇仁三語學校和三百名學生了。


午後在吳元昌等人陪同下先到萬隆亞非會議紀念館參觀。印尼於一九五四年廢除一九四九年於荷蘭簽訂之〈荷印圓桌會議協定〉(Round Table Conference Agreement),終結荷蘭印度尼西亞聯邦,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一九五五年四月在萬隆獨立大廈邀集了亞非二十八國領袖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反殖民主義和促進亞非國家團結的萬隆十項原則,展現了印尼的外交能力。當時,印尼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Ali Sastroamidjojo Kedua)曾經宣讀臺灣民主獨立黨主席廖文毅致大會函,廖文毅略謂:「臺灣受蔣氏政權非法佔領,國民黨為了維護政權,在臺灣施行獨裁統治,製造臺海危機,擾亂亞洲和平,唯有臺灣獨立,亞洲才能真正和平」。廖文毅是臺灣雲林縣客家人,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府南靖縣。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會議,在當中樹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地位,在此之後,掀起亞非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波高潮。周恩來亦趁便與印尼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尼共和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規定印尼華人只能擁有單一國籍,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亦遵此修正〈國籍法〉。而早在前一年,印尼即已修正〈國籍法〉,規定華人入籍必須主動申請並滿足特定條件,此即主動制,並有溯及既往之效力。蓋一九四六年印尼〈國籍法〉係採被動制,直接賦與華人國籍,該法乃由泗水(蘇拉巴雅Surabaya)華人陳粦如所起草。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總統警衛營營長翁東(Letkol Untung)兵變,指控美國支持印尼部份軍隊將對蘇卡諾發動政變而展開軍中鎮壓清洗,反共與排華的軍人蘇哈托乃起兵反制,發展為實質政變,全國爆發反共鎮壓和排華暴動,蘇哈托藉平亂而政治崛起,終結蘇卡諾統治,此,是為九三零事件。一九六七年蘇哈托逼迫蘇卡諾下野,由自己繼任總統。在此之後,印尼政府停止華人入籍許可,未入籍的華人始終被視為外國人,在印尼備受不平等待遇,而已入籍者,則又被印尼以非原住民而排除一般公民待遇,此一情形直到蘇哈托垮臺始得到改善。


萬隆亞非會議紀念館就是當年的會議場所獨立大廈(Gedung Merdeka),興建於一八七九年(清德宗光緒五年),原名協和館,是荷蘭官商的聚會所,現為一座以萬隆會議為主題的博物館,重現當年萬隆會議的場景,所以遊客可以在展覽廳看到部份國家領袖蠟像在開會的樣子,聽到他們開會發言的錄音,以及與會議有關的當年文獻資料,會議大廳則保留著當年二十八國會議時的原貌,臺上兩側旗杆上掛著的,是二十八國國旗。周恩來無疑是最受遊客矚目的外國領袖。一九二五年十月國民政府命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蔣中正為東征軍總指揮平定救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勝利後,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被任命為廣東省東江各屬行政專員,下轄粵東二十五縣,周恩來在東江的治理和深耕,使粵東客家人被深深嵌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鬥爭的中國近代史中,這一鬥爭甚至延伸到印尼僑界。


接著我們則參觀了渤良安福利基金會(Yayasan Dana Sosial Priangan)的相關機構。楊萬鴻是該基金會副主席。渤良安為萬隆的古名,意為仙人之國。渤良安福利基金會創辦主席李湘生,廣東省梅縣丙村鎮人,本為國軍低階軍官,抗戰軍興,在母親的要求下,避亂南洋,日本佔領印尼期間曾遭迫害,印尼獨立戰爭期間,印尼國軍於一九五四年為抵抗荷蘭,對萬隆進行焦土政策,是為萬隆大火,華人產業幾乎付之一炬,但李湘生仍在此之後於艱苦中經營紡織和毛巾業致富。一九七六年,在李湘生倡議下,客家和福建、廣肇、潮州等華族族裔,聯合成立萬隆渤良安福利基金會,為華人設立公共殯儀館和火葬場,進而以殯儀館名義設立各姓聯合宗祠百氏祠。李湘生於一九八四年過世,但在後蘇哈托時期,其福利事業又進一步開展,繼任基金會主席的李湘生長子李振健身兼臺灣慈濟功德會印尼分會萬隆分會會長,二零一一年渤良安福利基金會大樓落成,與慈濟合作設立醫院,並在大樓內設立華族歷史紀念館。

  
我們在百氏祠找到各自的姓氏牌位致祭,我則留下一本《臺灣曾氏亮寅公派下世次源流》提供當地曾氏族人參考。華族歷史紀念館小而精緻,有圖文、實物和影片,以印尼文向印尼社會介紹中華文化和華人在印尼的貢獻,其中最有價值也最用心的,是他們蒐集了華族在印尼獨立和民主化中的諸多人物與事蹟,向印尼證明華族在此生息繁衍,早已是印尼國家的一部份。蓋印尼獨立建國之初,即有許多華人參與其間,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爪哇佔領軍政府成立印尼獨立準備調查委員會(Badan Penyelidik Usaha-usaha Persiapan Kemerdekaan Indonesia)籌備制憲建國,即有林群賢、黃長水、黃宗孝、陳英華、葉全明等華人受任為委員,其中,林群賢為出身東加里曼丹的土生客家華人,首倡「印尼人」(Indonesier)的概念,主張同化主義,土生華人應認同與效忠於印尼,他在一九二九年於泗水創辦了印尼文《新直報》(Sin Tit Po)宣揚該一理念,並進而在一九三二年基於此一宗旨創立了以土生華人為對象的印尼中華黨(Partai Tionghoa Indonesia)。一九五零年林群賢入籍印尼,積極號召華人投入印尼建國,但印尼政府卻以涉嫌參與印尼共產黨顛覆國家而於一九五一年八月的全國大逮捕中入獄,雖然兩個月後即獲得釋放。林群賢自此對印尼政治心灰意冷,並感到愧對華人,宣佈放棄印尼國籍,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籍,一九五二年在棉蘭(Medan)悒鬱而終。林群賢的轉身拒絕印尼,被稱為「林群賢現象」,這是印尼華人在印尼土地上的自我放逐。在印尼建國之初即出任第一屆內閣少數民族事務國務部長的蕭玉燦(Siauw Giok Tjhan),是祖籍福建省興化縣的泗水土生華人,母族客家。蕭玉燦是林群賢路線的追隨者,印尼中華黨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印尼建國後,他受蘇卡諾遴聘為印尼中央國民委員會(Komite Nasional Indonesia Pusat)委員,這是印尼的過渡國會,並於一九四六年受總理蘇丹沙里爾(Sutan Sjahrir)之邀,與華人律師陳寶源同時入閣。一九四六年〈國籍法〉通過後,他和陳寶源受命向華人社會宣講,但反應冷淡,原因在於獨立戰爭八月革命期間,印尼排華事件蜂起,以致許多華人轉而支持荷蘭,然蕭玉燦仍獨排眾議,堅定支持印尼獨立。印尼一九五一年八月全國大逮捕,蕭玉燦因為與左派的關係密切受到懷疑而被捕入獄,但他卻未因此而對印尼灰心,出獄後,他邀請全印尼華社成立印尼國籍協商會(Badan Permusjawaratan Kewarganegaraan Indonesia),鼓吹同一民族論,即華族與馬來人俱為印尼國族成員,不應對華族給以歧視待遇,其主張則被稱為蕭玉燦主義。一九五五年蕭玉燦向周恩來建議單一國籍制,遂有〈中印單一國籍條約〉的訂定。但所謂「我本有心託明月,無奈明月照溝渠」,一九六五年九三零事件,蘇哈托崛起,印尼爆發排華,〈中印單一國籍條約〉廢止,蕭玉燦和陳粦如等遭軍方逮捕入獄,一九七八年獲釋,流亡荷蘭,蕭玉燦最終走向林群賢同樣的選擇,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齎志以歿。


晚間則到萬隆客屬聯誼會所拜會,經過華人社區時,一路上坑坑洞洞,沒有照明。問了才知印尼政府只修大馬路,社區路面由社區自理。這裡的華人社區豪宅別墅林立,卻被泥石路的揚灰飛沙搞得灰頭土臉。萬隆客聯輔導主席黃裕琴、主席吳元昌、祕書長李惠元等人在會所等候我們,渤良安福利基金會主席李振健亦出席,黃德新和陳志明則自雅加達過來會合。萬隆客聯在二零一零年創辦崇仁三語國民學校,比鄰會所,校舍為自有建物,並有廣大校地,現有幼兒園和小學部,並準備設立初中部,發展條件極佳,目前較困擾的,仍是華文師資的問題。我們介紹了臺師大和臺灣知識庫在華語乃至於客家語師資和教材上可以提供的支援,我則介紹了臺大和臺灣整體的升學環境。隨後我們一同出席了在會所舉辦的勁松基金會二十周年暨僑中勁松教育銀會聯歡晚會。


勁松基金會係主要由萬隆華僑中學校友捐資於一九九三年十月成立者,其實就是僑中校友會。僑中創立於一九四七年,是由萬隆華僑總會創辦的一所左派學校,畢業校友大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升學,卻在中國大陸歷年的政治運動受盡劫難,許多人後來則出逃至香港。早年為該校所津津樂道的,是在亞非會議期間主動組織師生保護周恩來。原來周恩來所要乘坐的印度航空克什米爾公主號(Kashmir Princess)專機,在取道香港飛往萬隆途中遭我國國防部保密局香港情報站特工人員設置炸彈炸毀,周恩來早已獲得密報,不動聲色,臨時改變飛行計劃,由昆明取道緬甸前往萬隆,始倖免於難,但卻刻意犧牲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上的所有人員。周恩來抵達萬隆以後,受到華僑熱烈歡迎,僑中師生鑑於情勢緊張,深怕周恩來再生意外,便動員師生協助保衛工作。僑中在九三零事件後遭到印尼政府取締。日後校友會成立,不敢公開使用僑中名義,乃以昔日僑中大禮堂前的兩棵青松,象徵歷經風霜、堅韌不拔的僑中精神,而以「勁松」命名之。


勁松基金會現任主席為梁順朝,是前僑中教員,在晚會上介紹了當前主要的工作與成果。該基金會正致力於萬隆華文教育的復育,除了協助崇仁學校辦學,亦在籌辦勁松三語國民學校,此外則是全力經營該基金會於二零零四年創辦的萬隆國際外語學院。由於師資嚴重不足,該校目前相當依賴於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的支援,廈大也與該校合作開設網絡遠程教育課程,宣稱兩年可以取得學士學位。我和萬隆國際外語學院院長吳漢偉交換了名片,他說該校與臺灣的交往尚未展開,相當期待。我認為其與臺灣高等教育的合作空間有無限可能,而臺灣的流浪博士也不妨將眼光放到諸如萬隆學院這類新興的僑辦大學,也許檯面薪水不如臺灣,但總比在臺灣沒收入、坐以待斃的好,何況在此課餘還可以憑藉臺灣和華社的人際網絡開展各類產學合作,成就一番事業。


在餐會場上,我們見到了李湘生的女兒李慧珠,她也是渤良安福利基金會副主席,《萬隆快報》採訪主任,也是印尼知名的水粉畫家,並擔任瑪拉拿達基督教大學(Maranatha Christian University)藝術與設計學系展示廳主任。能寫能畫,是一代才女。我們也見到了華裔文化藝術研究中心院長邱崇義。


今天黃俊霖小露一手,客串記者,在我們用餐和欣賞節目的時候,很快完成新聞稿,發給了《國際日報》。為了趕路,我們提前離席,萬隆客聯的領導們非常客氣地放下正在進行中的晚會為我們送行,早先未見到的總務部主任陳奕炫亦在列。


7.18-20邦加(Bangka)


世界錫都,華人八港


邦加北濱南海,地扼邦加海峽,四世紀時法顯即經此海域返回中國。本地盛產錫礦,昔日統治當地的巴鄰邦蘇丹為開採供應荷蘭,乃自中國引進大量客家勞工,中國移民日多,則在此逐漸形成所謂「八港」的八大華人聚落,即今邦加八市檳港(Pangkalpinang)、烈港(Sungailiat)、文島(蒙托克Muntok)、勿里洋(Belinyu)、高木(Koba)、沙橫(Sabang)、流石(Baturusa)、楠榜(Jebus),總人口數約八十萬,華人人口最初一度超出土著,現則占百分之四十五。


巴鄰邦蘇丹之所以引進華工至邦加,和該國王室與華人的淵源有關。邦加原屬巴鄰邦蘇丹國,該國蘇丹馬哈茂德.巴達魯丁(Mahmud Badaruddin)的王妃是華人,他的岳父翁.阿布杜勒.賈巴爾(Wan Abdul Jabar)是柔佛王國(Kesultanan Johor)暹旦(Siantan)太守阿布杜勒.哈亞特(Abdul Hayat)的次子,阿布杜勒.哈亞特原名Lin Tau Kian(林道建(音)),據說原是明朝官員,因事逃亡至柔佛,並皈依伊斯蘭教,受柔佛蘇丹賞識,被派到暹旦擔任太守。馬哈茂德.巴達魯丁因叔父拉圖.阿努姆.卡馬魯丁(Ratu Anum Kamaruddin)篡位,出逃暹旦,而與林道建家族相交,林道建家族於第二代移住邦加。馬哈茂德.巴達魯丁在柔佛軍隊的幫助下,於一七二四年(清世宗雍正二年)重返巴鄰邦,惟其華人王妃不習慣住在巴鄰邦,仍長居邦加。


邦加錫礦的發現,係於一七零九年(清聖祖康熙四十八年)馬哈茂德.巴達魯丁父王莫哈邁德.曼蘇爾(Muhammad Mansur)在位之時,一七一七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拉圖.阿努姆.卡馬魯丁與荷屬東印度公司簽訂協議,由荷屬東印度公司保證採購,以滿足錫礦對歐洲與東亞的出口需要,到了馬哈茂德.巴達魯丁,為了增加產量,乃派人到華南地區招工,許多客家人因此而來到邦加。


荷蘭在當地殖民掠奪礦產,儘管邦加為荷蘭賺取了大量財富,公共建設卻極為落後。一七九五年(清高宗乾隆六十年)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軍佔領荷蘭,東印度也併入法國,一八一一年(清仁宗嘉慶十六年)英國攻佔巴達維亞,東印度改隸英國,而為英屬印度之一省。英國東印度總督,就是開發新加坡而聞名的柔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一八一六年(清嘉慶二十一年)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戰敗,歐洲召開維也納會議,英國與荷蘭協議歸還東印度,東印度才又屬於荷蘭所有。一八一二年(清嘉慶十七年)邦加因而一度為英國殖民,直到一八二四年(清宣宗道光四年)英荷簽訂〈荷蘭條約〉(Treaty of Holland),劃分東南亞勢力範圍,邦加島才與荷蘭在印度擁有的柯枝(Cochin)對換。邦加人許多人為此感到遺憾,因為英國殖民過的馬來亞、新加坡、汶萊、香港發展得都還不錯,不像荷蘭人強取豪奪。


排華時印尼政府頒布第十號總統令,禁止華人在縣級以下地區經商,以致邦加資產階級華人許多被迫遷移,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年即曾派遣船艦撤僑,沒想到印尼歸僑一回國便倒楣遇上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邦加歸僑許多日後設法輾轉移民香港,這些香港邦加客僑遂成為邦加復興華教的重要資助來源。但邦加本地並無排華衝突,主要是地處偏遠,未受到雅加達排華的太多情緒感染,加以華商為邦加人自外島進口食米,為邦加民生經濟的重要支柱。


海外客鄉,時光倒流


在檳港得帕提.阿米爾(Depati Amir)機場為我們接機的是邦加客屬公會主席兼邦加勿里洞省孔教協會主席鄒霖財和邦加勿里洞省檳港市印華百家姓協會主席林金圖。林金圖是福建省金門縣人,因家貧而來邦加,排華前為華校中文教師;鄒霖財則為梅縣石坑第二代客家移民,他的父親為中華民國遺民,為避秦而流亡南洋。我們由鄒霖財的公子開車載到巴斯爾海灘(Pasir Padi)的船型餐廳,享用了一頓帶有客家色彩的豐盛邦加海鮮料理。


餐後先到鄒霖財開設的米特拉花園酒店(Mitra Garden Hotel)入住。酒店地近占米清真寺(Masjid Jamik Pangkalpinang),此際正值伊斯蘭教回曆九月齋戒月,伊斯蘭教徒只能在日落後進食,整日寺院裡都傳出誦經聲。在酒店稍做休息後,鄒霖財即載我們到檳港市長官邸大王屋(Thai Bong Buk)參觀。這是一座白色的洋宅,有著廣闊的前庭,坐落在蓮霧林中,昔日是荷蘭邦加總督官邸。市長官邸庭園可以任由遊人進出,正說明瞭印尼在民主化以後社會的安定和諧。


接著前往唐人區的大伯公廟(關帝廟)。該廟廟址原為華人豬仔移工宿舍,一七九七年(清嘉慶二年)華人即將隨身帶來的關帝金身置於該處奉祀,一八四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始由地主溫庚武捐地建廟。一九九八年大火,幾乎付之一炬,現為火後重建者。邦加關帝廟形制較為簡陋,還保留著原來宿舍的格局和外觀。客家人稱福德正神為大伯公,是客家人普遍的民間信仰,在印尼和南洋各地,關帝信仰亦十分普遍,反倒不見臺灣常見的三山國王。關帝信仰恐怕和華人秘密會黨如天地會之類的有關,因為人在異域,加以清朝外交交涉能力孱弱,華人權益無法他求,生活問題的處理和公共秩序的維護,只能憑靠義氣相結和一己之力來解決。客家與民間信仰的關係是邱榮裕的研究專長,徐靜蘭是他的指導學生,碩士論文《清代臺灣北部霄裡地區客家七姓移墾之研究》,即從桃園霄裡當地玉元宮的相關資料采集中發掘出許多客家移民歷史。他們的研究方法,同樣也可以運用在印尼客家移民的研究上。陳瑪琍帶著黃佩玲和曾懷慧到附近的魚巴剎(Pasar Ikan)市場買涼茶和沙嗲燒烤,這一帶的店家和攤販,果然幾乎為客家人。晚間鄒霖財招呼我們到城市海洋(City Ocean)海鮮餐廳用餐,林金圖和鄒霖財的妹夫亦在座。飽餐後便回米特拉休息。


次日上午,鄒霖財帶著我們出檳港,先到流石。流石是華人的傳統聚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街上許多混合了南洋和中國風格的舊式洋樓,因不合現代使用需要,或者年輕一代外移,年久失修而荒置。老人、小孩、老屋和停滯的時間,是我此處的感覺。我們在街上亂逛,陳瑪琍走進了一家雜貨店買魚餅,年長的老闆是金門人,還能用閩南語和我們交談。我們又跟著鄒霖財走進了阿賢(Ahyan)西服店,老闆是陳新賢、陳新強客家兄弟,客家話已不大會說,但你看到的是親切而熟悉的華人面孔和舉止。這是一家祖傳的手工西服店,店裡英國布料一應俱全,價錢便宜實在,邱榮裕和我原都有意當場量身定作一套,可惜知道沒時間隔日來取而作罷。沿著大街漫行,一座南洋大院映現眼前,一對客家老夫婦和他們的小孫女在庭院乘涼,我們上前問候,老夫婦熱心地打開中門讓我們到大廳參觀。原來這棟建築為李七和故居。李七和是廣西博白縣雙風人,在當地頗富名望,曾與廣西客家同鄉葉亞旺等人揭竿而起,組織三點會,參與一九零零年(清光緒二十六年)邦加華人反抗荷蘭殖民者的劉義戰爭。李七和曾回鄉與邦加客家僑領李光前等共同於一九二四年捐資博白圖書館興學,是一位俠義的華商。李七和家族現已不住流石故居,我們見到的客家老夫婦係承租戶。


離開流石,鄒霖財帶我們回檳港繞了一圈邦加勿里洞大學(University of Bangka Belitung)。這是合併三所學院而於二零零六年成立的新學校,二零零九年新校園落成,學生僅有一千七百人。該校並未設立中國語文學系,但設有社會學系。就當地華人社會史的挖掘和研究,顯然需要精通中文的教師。目前這一條件還未具足。


接著我們直奔烈港。烈港為邦加縣首府。沿途可見許多村落,家家戶戶前則皆建一土地公祠,對大伯公的如此熱愛,一望可知他們是華人,而且是客家人,但則多已土著化,不會說華語,甚至也沒有中文姓名了。全邦加華人村就有八十多個。


鄒霖財把車子開到位於中興村的新中興學校。這是成立於一九二九年中興學校,在歷經禁華後,於二零零八年改名重新出發的三語學校,由黃士輝等在雅加達發展的鄉親們組織之中興團結聯誼會出資,接受不分種族的學生。在印尼恢復華文教育後,鄉親與宗長們捐資興學,傳承文化,令人感動,在我腦海中再又浮現雅加達和萬隆那些長老們慈愛的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華僑教育上用力至深,我聽該校劉姓女教師和鄭姓教師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海外交流協會每年都提供該校教師短期進修和舉辦學生夏令營,費用低廉,甚至免費,亦推薦僑教學生來此實習或支教,這些措施,很受該校師生歡迎。該校教師和學生對於臺灣也相當嚮往,直問我臺灣有沒有同樣的優惠政策。這裡的華人都是客家人,臺灣的客家語教師和教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的,如何讓臺灣的客家學生來此實習,也幫臺商在此未來的發展,培養一批與臺灣人價值相同的華人工作夥伴呢?


當地惹波(Rebo)村新建的三聖寶殿(三教殿),位於山丘的大岩盤上,背發興山(Bukit Fathin),山腳為老鼠灘(Jl. Pantai Tikus),奇石嶙峋,但又有著大片的岩灘,面對著南海。海的那一邊,看不見的盡頭,就是中國。三聖寶殿是集佛教、道教、孔教三教於一的廟寺。但因缺乏傳統工匠,建築的雕刻和壁畫皆相當粗糙,當地喜用粉紅色油漆,亦讓人感到俗豔。全世界最好的中國傳統建築工匠和設計師,都在臺灣哪。接著來到嘉烈示村的萬德殿,該寺主祀關聖帝君、觀世音菩薩和大伯公,鄉人們正在用竹架紙紮大士爺,大士爺是傳說中被觀世音菩薩收伏的鬼王,在陰間則領導眾好兄弟。在臺灣或邦加這種移民社會,在移墾的過程中許多人不幸一生孑然,客死異鄉,客家人則請出大士爺日常照顧好兄弟,在中元普渡的時候,再好好一起感謝保佑和犒賞祂們一番。寺旁是一家雜貨店,店主姓陳,已不會祖宗言也看不懂中文了。


中午則到梁記(Liongki)菜館吃邦加客家菜。


午後路過一座華人華洋合壁大院,我們眼光被吸引而停車下來採訪。主人姓陳,年逾七十,在家含飴弄孫。陳先生讓我們攀上二樓陽臺的祠堂,上面奉祀的是他們的第一代來印祖、宅院的起造人陳光道,也就是陳先生的祖父。陳光道是福建省思明縣沙塘人。我用閩南語告訴陳老先生,思明縣早已在一九三零年代改名為廈門市了。陳先生的兒媳婦是印尼人,他的兒孫輩中文每下愈況,最終將融入印尼主流社會,儘管如此,他們是幸福的。


下午來到了勿里洋的福德祠。該祠始建於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標準的南方廟宇形制,保存情況良好,香火不墜。廟旁廂房設有義塾,乃成立於一九零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隨後則轉到位於摩天嶺(Bukit Mo Thian Liang)山腳下的天主教聖地聖母瑪麗亞聖洞(Gua Maria)。聖洞內有一塊奇石,就是瑪麗亞的形象。但信徒則又在外面豎立了瑪麗亞的雕像。聖洞外則整理成一個天主教主題公園,林木青蔥,沿著石徑,豎立著耶穌和瑪麗亞事蹟的介紹看板和相關的雕像,公園內是勿里洋天主教堂,主殿有一座耶穌的石雕睡像,不同於中國廟宇的人聲鼎沸,鐘鼓聲與誦經聲交響,時間彷彿在此凝結。教堂外的公園涼亭閒坐著兩位客家少女,祖籍廣東省揭西縣河婆鎮。一位黃姓女孩用客家話說,她有親戚嫁到臺灣桃園。遠處的操場上則是一群在踢足球的華人少年。


傍晚鄒霖財帶我們去吃著名的邦加點心烤蕉葉魚茸(Otak-otak)。魚茸是魚漿和樹薯粉打成小條塊狀,用竹籤包在蕉葉中以文火烤熟,沾著南洋甜辣醬食用,一次一口,魚香和蕉葉香充滿頭腔,十分過癮。這一家烤蕉葉魚茸小攤就位於一座關門的華校旁邊,離去之前,走來一位客家老婦人,聽到我們說華語,激動地過來探問。原來她曾是華校教師,禁華的社會衝突和文化壓迫,在她的教學生活中烙下極深的傷痕。聽到我們流暢的華語,就像是她遙遠的年輕記憶裡傳來的回音,勾起了她的心事。 回到檳港,時間已晚,經過一天的長途旅行,在阿財(Achai)豆腐角麵攤用完晚餐,便回到米特拉休息。


戰爭與和平


在邦加的第二天上午,睡到自然醒,才到錫礦博物館(Pewter Museum)參觀。這一個精緻的博物館,用實物、照片和模型介紹了錫礦的開採過程,具體呈現了當年華工悲慘的遭遇。早期邦加華工多係由巴鄰邦蘇丹招募而來,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太平天國徹底覆亡之後,許多遺民流亡海外,而清廷也利用工人出口,將太平天國俘虜遣送出國,以減少善後處置的負擔。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中國與英法簽訂〈外國招工章程條約〉,允許外國招募中國勞工,荷蘭於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加入上該條約,邦加錫礦務局(Banka Tin Wining)即通過香港好時洋行在廣州、廈門、福州和海口等地招募華工,來到南洋打工的華人如潮湧一般一波波到來。荷蘭人管理華工的方式,是以華制華,即將華工數人編成一班挖錫井,每班有固定工作份量,而為逼迫華工達到進度,華人工頭(吧叻頭)輒不惜鞭打工人,每致血流肉爛。而又為苛扣剝削工人,又有經營賭場和販售煙毒者,並對周轉賭本或深陷毒癮的工人放高利貸,工人還不起錢,只好不斷延長僱傭契約期限,而形同淪為奴工。體弱多病的工人往往不堪操勞而客死異鄉,更有許多人索性棄職逃亡,匿居於熱帶雨林之中。不耐饑餓而偶爾外出覓食者,一旦被發現蹤影,經常被荷蘭軍警視同盜匪而擊斃。


錫礦博物館有件鎮館之寶值得一提,是馬來古國三佛齊(Samboja;室利佛逝Srivijaya)王國的科達.卡布林(Kota Kapur)碑銘。這是三佛齊哥拉洞(Kadatuan)王朝開國女王悉莫(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六八六年(唐睿宗垂拱二年)征討爪哇時所立,內容在祈神助威並降災厄於爪哇。三佛齊古代無信史,這是罕見的碑銘,可以印證其存在。


在我們後面,來了一批新加坡華人遊客。其中有一位老先生,聽到我們是臺灣來的,就問道,你們是支持統一還是獨立的。我回答臺灣本來就是獨立的國家,那老先生不高興,竟然拒絕再與我們交談和合照。華人的中原意識和大中國情結,是華人移民與當地社會衝突的根本原因,在這一點上,周恩來當年採行單一國籍政策,迫使印尼華人放棄中國國籍,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也就是使印尼華人的文化和國家認同分開。但是華人根深蒂固的我族意識並沒有真正翻轉和反省,印尼的排華和禁華在一定的主流社會支持基礎之上,遂成為難以避免的悲劇。新加坡華人選擇自成一個國家,臺灣人為何不行,那位新加坡老先生自己都不願回去中國,又有什麼立場反對臺灣獨立。


中午在檳港著名的阿水(Asui)海鮮餐廳用餐,費勁吃完了咖哩螃蟹。在離 開檳港的路上,途經華語廣播電臺。鄒霖財打開了車上的收音機,盪漾出來的是鄧麗君的歌曲〈甜蜜蜜〉,這本是印尼三寶壟(Semarang)音樂家奧斯曼(Osman Ahmad)一九五零年為電影《阿羅哈》(Aloha)所創作的主題曲〈划舢板〉(Dayung Sapan),由莊奴填上中文歌詞,主持人講的則是印尼話。鄒霖財經常上華語廣播電臺接受訪問,華語廣播電臺能說完整華語的播音員沒有,全部以華語播音,聽眾也聽不懂。


鄒霖財開車將我們直送往邦加華人歷史的起點,文島。站在文島港邊,鄒霖財說,印尼排華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了兩艘軍艦到港外撤僑,許多邦加華人就在此和家人和僑鄉告別,自此生死兩茫茫。回去中國的,並不是送回原鄉,而是送到全國各地的華僑農場,擺明就是被當成廉價勞力,可說是現代的豬仔。文革時期,大部份華僑都被懷疑是外國間諜,而備嘗艱辛,因為大陸鄉民不解,中國這麼悽慘,為什麼還要回中國?豈不別具用心?而留在印尼的華人,則又受到蘇哈托政權的壓迫,那段過去,造成許多華人家族的再度離散,真是不堪回首。


文島由港口進入市區的道路上豎立著印尼文「世界錫都」的牌樓,入口處的一座深宅大院,就是第一任瑪腰(Mayor)鍾阿添(Tjoeng A Tiam)的官邸瑪腰大屋(Rumah Mayor)。荷蘭東印度的華人官員,分為雷珍南(Letnan)、瑪腰和甲必丹(Captain)各級,以甲必丹地位最高,相當於今之行政長官,主管華人戶籍、稅賦和爭訟等事項,而以雷珍南和瑪腰輔佐之。鍾阿添是首任邦加文島瑪腰,是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今梅州市蕉嶺縣)新鋪鎮徐溪村人氏,其故居猶在,因家族發達海外而捐官,清朝為其樹立旗杆。文島歷任瑪腰、甲必丹皆由其家族世襲,直到一九三一年始為荷蘭政府廢止。當年華人自文島上岸後,例由瑪腰、甲必丹先行安置管理,而由邦加錫礦務局派醫師進行檢疫,再由各個礦場在此將人領走。


一九零零年(清光緒二十六年)邦加爆發華工抗荷的劉義戰爭,領導者為化名劉義的粵西客家人鄭十六。鄭十六為會黨三點會俠義中人,化名劉義,與黑旗軍大將軍劉永福原名相同,以此為暗示,號召徒眾,活躍於粵西地方,因無法見容於官府,於是投身海外,來到中邦加縣首府高木鎮擔任錫礦工人。 鄭十六因不忍見同胞受難,登高一呼,率眾亡命山中,劫富濟貧,出入無時,像流寇一般,投奔之追隨者聚集至三百人,鄭十六乃率眾劫掠檳港和流石各地,李七和等僑領出而響應,文島總監乃佈告懸賞捉拿,鄭十六終於在流石山中之雙興村經人密報而為數十名軍警圍捕落網。在庭訊過程中,鄭十六慷慨痛訴華工被虐狀況,最後被判處吊刑。行刑前,鄭十六告訴監刑的文島甲必丹鍾懷薰說:「君為甲必丹,素愛同胞,使九港中為甲必丹者,盡如君,劉固視如兄弟,又何至擾亂地方如此?今日之變,皆某甲酷虐工人之所致也。故某甲欲見我,我大罵其為吸同胞血之臭人,我固深惡痛絕而不之見。」鄭十六自陳其為官逼民反,而誠懇建議荷蘭改善華工管理辦法。鍾懷薰將鄭十六遺言悉數記錄,呈之文島總監,再上聞巴達維亞總督,荷蘭當局乃基於人道改良對於華工之管理,並特赦劉義戰爭中的起義華工,蠲免其一切欠款。此之甲必丹鍾懷薰即為鍾阿添之後人,並為清朝授與同知職銜。


位於文島市區甘榜丹絨(Kampung Tanjung)的大清真寺(Grand Mosque)和廣福廟(福民公廟Kung Fuk Min Temple),是邦加島的華人文化遺産,也象徵著邦加島上不同文化和民族間的和睦共處。廣福廟初建於一八二零年(清嘉慶二十五年),比檳港的關帝廟還久,因為文島是邦加進出的口岸,華人最早的落腳地。隔街相鄰的大清真寺,則建於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是鍾阿添、華社富豪及皈依伊斯蘭教的華人資助興建者,聘請廣福廟的建築師Fu Kien Kuan(傅建觀)設計起造,因此建築風格上帶有明顯的中國色彩,如運用了中國的重簷和綠瓦。我信步走到甘榜丹絨市區的一座石橋,橋上看去,河岸兩邊人家一面面河,互以舟船代步,另一面則面向大街,很像江南的格局。可惜的是河水漆黑如墨,熏臭不堪,大街上塞滿摩托車,人車爭道,秩序大亂。河岸的華人古建築群則多已傾圯或改建。 傍晚時分,我們來了文島丹絨卡利阿(Tanjung Kalian)海岸,這裡保留了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荷蘭建造的白色燈塔白火塔,現仍在使用之中。全團只有徐靜蘭登上塔頂。海上飄浮著幾艘沉船殘骸。我們坐在海岸邊,平靜的海面上滿佈血紅的落日。岸邊立著一塊一九九三年三月的石碑,記載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一片海面上的屠殺事件。日本在一九四一年佔領了邦加。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六十五名澳大利亞護士由新加坡搭乘維耐爾.布魯克(Vyner Brooke)號軍艦行經邦加海峽,遭到日本軍的猛烈攻擊而沉沒,有五十三人竭力遊到丹絨卡利阿海岸的拉吉海灘(Raji Beach),當中的二十一人當場遭到日本軍的機槍屠殺,最後只餘三十二人在邦加人的協助下倖存上岸,卻仍淪為日本的戰俘,在邦加文島歷經了三年半的集中營生活,以有限的醫療資源和無限的愛心,在生死交界照顧無數的戰俘,直到日本戰敗才重獲自由。五十年後,仍在人間的七位當年護士重臨丹絨卡利阿憑弔往事與難友,在最接近維耐爾.布魯克號的海邊,泐石立碑紀念這一群不幸而又偉大的護士。


晚餐在Tuah Palapa 3餐廳用蘇門答臘的巴東菜。晚間則入住於帕薩迪納(Pasadena)飯店。待安頓妥當,才與鄒霖財別過。


7.21-23巨港


海上霸業,華人巨港


巴領旁,即巴鄰邦,或譯巴林邦,古譯渤林邦,位於蘇門答臘島和馬六甲海峽南端,地控太平洋與印度洋通道,為三佛齊王國故都。其地肥沃,有「一年種穀,三年生金」之古諺傳世。三佛齊以巴領旁為據點,作為東亞與南亞海上貿易的中轉站。唐朝黃巢之亂時,有許多華人逃難至此進行墾殖,南宋致力於開拓海上貿易,本地與中國往來更加密切。一三七六年(明太祖洪武九年),三佛齊國王麻那者巫里(Maharaja Mauli)向中國稱藩,引起原宗主國爪哇滿者伯夷(麻喏巴歇Majapahit)王國的不滿,遂誘殺麻那者巫里,盡滅其國,華人追念故國港都京華煙雲,乃將渤林邦稱為舊港,舊港閩南語音同「巨港」,華人以渤林邦繁華依舊,盛況更勝從前,乃又將舊港改書為巨港。三佛齊亡國後,爪哇鞭長莫及,不能盡有其地,當地華人乃擁廣州南海縣人梁道明稱王。梁道明受明成祖招撫而返中國,其餘眾由副手施進卿領之。惟另有潮州人陳祖義繼起稱雄。施進卿為穆斯林,俟鄭和一四零七年(明成祖永樂四年)南來,陳請收勦陳祖義,鄭和乃發動舊港之戰,破敵五千,生擒陳祖義,親自解送南京獻俘斬決,施進卿則受命為舊港宣慰使。鄭和本為雲南穆斯林,對於施進卿非常支持,二十八年間七次下南洋,船隊四次在此靠岸,留下許多工匠協助舊港建設,巨港市區裡無數的中國式古代建築以及清真寺,見證了明初穆斯林華人在此經略的滄桑過往。


話說三佛齊國王麻那者巫里死後,太子拜里米蘇拉(Parameswara)被滿者伯夷收為駙馬,他胸懷大志,一心復國,日後利用機會出走,奪取淡馬錫(Temasik)而稱王,但旋即為暹邏所敗,出亡馬六甲(滿剌加Melaka)而於一四零二年(明惠帝建文四年)在此建國,次年(明永樂元年)朝覲中國,受封為滿剌加國王,為中國打通馬六甲海峽,從此在中國和鄭和的支持下逐漸壯大。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東侵,滿剌加蘇丹馬末沙(Mahmud Shah)不敵,在一五四零年(明嘉靖十九年)出奔柔佛,其國即為柔佛王國。二十年後的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在中國粵東地區,爆發了以客家人為主體的農民起義,廣東省饒平縣人張璉、大埔縣人蕭雪峰、程鄉縣(今梅州市梅江區與梅縣)人林朝曦領軍侵越閩粵潮、漳、汀各州,並於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零年)四月建國號飛龍,擁立張璉為皇帝,稱飛龍人主,建元造曆。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明朝任命抗倭名將俞大猷、戚繼光為福建省正副總兵官,偕同廣東省總兵官劉顯,歸福建省巡撫譚綸節制平亂,劉顯私下縱放飛龍國殘部由雲霄河接漳江出洋,另以人頭冒功。在張璉兵敗出亡之後,林朝曦以程鄉為據點,還獨自抵抗了三年。明穆宗隆慶年間(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年),飛龍國殘部張璉、林朝曦、黃啓薦等人率眾陸續抵達柔佛國治下的巨港,憑藉軍力從事海上貿易。明神宗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年)張璉被柔佛蘇丹任命為蕃舶長,約即港務大臣,主管海上貿易與關稅,飛龍國遺民特別是饒平客家人聞風大量前來巨港投靠。張璉在投靠柔佛之前,仍以飛龍人主號令海上,因此在東南亞留下許多使用飛龍年號的史跡和遺物,梁啟超即稱讚張璉為中國海上殖民第一人。前已言之,在邦加引進客家人開錫礦的巴鄰邦蘇丹馬哈茂德.巴達魯丁王妃的祖父阿布杜勒.哈亞特,來自中國,在萬曆年間被柔佛王國蘇丹任命為暹旦太守,和張璉出任蕃舶長約當同時,印尼傳說阿布杜勒.哈亞特原名Lin Tau Kian,是中國明朝官員,我大膽猜測,Lin Tau Kian就是林朝曦的轉音,或者因同一時期的海盜林道乾名氣甚盛,論者乃誤將林道乾與林朝曦混為一談,總之,他不是明朝官員,是飛龍國的官員。飛龍國這一客家帝國的流亡巨港,並且融入當地社會,獲得巨港蘇丹信任,或許正是客家移工最初引進邦加的重要原因。


我們在文島碼頭上認識一位華人老人許榮權,他祖籍廣東省電白縣,住在巨港,在邦加投資,經常來往兩地。知道我們從臺灣來,一見如故,協助我們登船,並和我們談起排華種種。我們搭乘的海峽號渡輪跨越邦加海峽,由穆西河(Musi River)進入巨港,我們走的河道也正是當年鄭和和張璉的船隊進入巨港的同一航線。河岸處處是水上人家,這些窮人家會指使他們的小孩游泳到河道向船員或遊客索取財物,他們的泳技當然十分優異,但不小心仍然常會發生撞船意外,所以船上一再廣播呼籲旅客不要投擲財物給他們。


到岸後,蘇南留臺校友聯誼會會長林一心率副會長陳瑞成和尚在臺灣留學的林振勇、劉世勇兩位同學前來迎接。和許榮權道別,他竟流下淚來。排華與禁華的歷史,不知在他心中烙下多麼深的傷痕,讓他一聽到華語,多少往事浮現心頭。林一心是建築師,畢業於中原大學建築學系,是巨港活躍的僑領,他先帶我們到大祖日巨港酒店(Grand Zuri Palembang)安置行李,然後午餐的安排,就是帶我們巨港街上安樂乾麵吃麵,這家傳統麵店是當地華人喜愛的小吃,接著又帶我們去吃華人發明的魚餅(pempek)和南洋冰品摩摩喳喳。在巨港的街上巷內逡巡尋找美食小吃,跨越穆西河兩岸的安培拉大橋(Ampera Bridge),成為重要的地標。安培拉大橋橋頭坐落的雄偉中國式清真寺,中間高聳翠綠色的圓頂,上飾星月標誌,兩邊各有一座中國寶塔式的五層宣禮塔,就是華人回教徒協會巨港分會興建而於二零零八年落成啟用的穆罕默德‧鄭和清真寺。事實上,伊斯蘭教在印尼的傳入,鄭和正是關鍵,他帶來了中國的穆斯林,另一方面,他則扶持了巨港王子拜里米蘇拉建國馬六甲,受明朝封王之後即皈依伊斯蘭教,使之成為國教。


從安培拉大橋和穆罕默德‧鄭和清真寺迤邐而下的筆直大道蘇門答臘快速道路(Jalan-Raya-Lintas Sumatera),直抵阿貢大清真寺(Palembang Great Mosque)。阿貢大清真寺的建造者就是客家女婿馬哈茂德.巴達魯丁蘇丹,他請了中國穆斯林工匠為他設計施工,所以在清真寺的標準形制之外,於細部的雕樑畫棟中顯示了中國工藝藻飾的風格和技巧。過了阿貢大清真寺和寺前圓環,就是蘇迪曼將軍路(Jalan Jend Sudirman)了。這條熱鬧而繁華的大街,恰似臺北的中華路,新舊建築交雜,帶著時代的韻致和況味。廖錦梅本身就是巨港出生的,當年她家就在蘇迪曼將軍路上。


廖錦梅是祖籍梅縣客家人,她的父親是巨港南華中小學校理事廖棣傳,廖錦梅的祖父一代則是自中國移民於印尼者。南華中小學校係一九四零年由巨港客屬公會創辦者,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印尼政府接管與印尼無邦交華僑學校,廖錦梅父母便決意離開,在一九六零年九月搭乘興安丸投奔臺灣,參與了印尼歸僑聯誼會的創立。林一心就南華學校相關使史事打電話給蘇南客家同鄉會主席曹裕光求證時,當年就讀於南華中學的曹裕光說他認識廖棣傳,也明確告訴林一心,廖錦梅的家還在。曹裕光和廖錦梅一樣,祖籍都是梅縣。林一心回憶道,當年巨港還有一個華僑學校,巨港中學,是左派的,受中國政情的影響,南華中學和巨港中學的學生常常在街頭打來打去。一九六六年三月起,印尼各地政府依蘇哈托總統命令接收所有華校,兩校都被接管,改為印尼伊斯蘭教會學校,自此再也看不到華校學生街頭打架了。巨港中學創校更早,源自一九零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創立的巨港中華學堂,一九一二年改為巨港中華學校,一九五一年巨港總商會捐地,巨港中華學校改制為巨港中學。這些華校歷史與人物,俱往矣。廖棣傳已經過去,南華學校風流散盡,巨港客屬公會早於排華時解散,如今巨港當地,除了老人,已經沒有幾個人知道客家人以前曾經在巨港辦學了。


傍晚我們應曹裕光之邀,出席華人基督教會印尼基督耶穌教會巨港會堂成立二十九週年禮拜。曹裕光也是巨港華人基督教會聯會主席。陳瑪琍是基督徒,非常高興有此一機會到印尼華人教會禮拜。我們一進會場,主持牧師便為大家介紹了我們。禮拜係穿插著宣教的戲劇和歌舞演出,曹裕光夫人梁月嬌和女兒都上臺參與表演,曹裕光則在進行見證前絆到舞台台階而摔跤,全場都擔心以他的年紀他的身體是否堪受這一摔,只見他從容不迫地站了起來,若無其事地展開演講。這正是神蹟的最好見證不是嗎? 會後晚餐,曹裕光則宴請我們吃印尼巴東菜。


蘇南客家,世界一家


二十二日上午,林一心首先安排我們到巨港開心三語學校參觀。該校係由臺灣彌勒大道彌勒佛堂捐資興建,林一心為該校董事。彌勒大道總部在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大自然文化世界,以世界一家為開教宗旨。在此,我們又繼看見慈濟在雅加達和萬隆的發展之後,再次看到臺灣人間佛教理念無遠弗屆的召喚力。開心學校由小學向高級中學一貫學制發展,在林一心的穿針引線下,該校提供了臺灣學生實習教學的名額,也使得該校得以臺灣特色作為號召。我們來到的時候,該校正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生和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在此實習和支援教學。彌勒大道巨港彌勒佛堂還設有佛學文化班,其中針對學生的,實際上就是中文的加強班,林一心安排中教大的研究生負責補救教學和課後輔導,並對於有心要到臺灣升學的協助準備事宜。林一心期待有更多的臺灣學生來此實習教學或來此任教。


第二個行程則來到華人福利基金會老人院。曹裕光本人亦身兼巨港華人福利基金會主席。該基金會於一九六八年由僑領林青山創立,老人院原名難民所,一九八三年之後成為老人院,主要免費幫助六十歲以上沒有工作能力、沒有家庭的、被社會遺忘的華人在此食宿。七十年代基金會曾遭印尼政府接管,後來交由巨港市長接管,現則交還巨港華人自行經營,在老人院之外,基金會的服務對象則雖以華人為主但不限於華人,亦對巨港社會提供救助。院方由曹裕光和老人院民梁日煥接待,《巨港興報》總編輯潘振勝亦親自前來採訪報導。老人院設施齊備一應俱全,環境清幽而整潔明亮,院後則有靈堂萬靈閣,也為華人送終安排了去處。林一心的父親和弟弟都長眠於此。我們和院裡老人們簡單寒暄問候,基金會為他們在這個地方安排了尊嚴的晚年生活,曹裕光在這些細微處十分貼心。離去前我則在簽名簿上題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祝福他們。


中午在金龍餐廳(Golden Dragon Abalone Restaurant)用餐後,則先到巨港穆西河畔華人區的水月宮參觀。該廟俗稱觀音亭,建於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元年),主祀觀音,附祀玉皇大帝、釋迦牟尼佛、保生大帝、彌勒佛祖、媽祖和金花娘娘等。水月宮一帶都是中國建築、街景和來往的面孔。隨後再到甲必丹(Kapitan)村參觀。甲必丹村共有十五間古厝,而以首任巨港甲必丹蔡巨川故居為中心。蔡巨川為漳州人,其故居大院佔地廣闊,惜年久失修,目前由其後人與黃姓女婿居住其中。蔡家後人已不懂中文,黃姓女婿則還能說上幾句,他們對於蔡家歷史所知有限,蔡家後人因曾受雇於林一心的建築師事務所,因而開門歡迎我們入內參觀。林一心告訴他我們的來歷,蔡先生立即拿出蔡家手鈔家譜給我們看,我想,他也應當非常期待重振家族的光榮,但當地缺乏華人文史人才,當地政府可能也比較缺乏財力來協助整理,這一工作也就根本難以展開。蔡巨川故居前有二零零二年漳州市人民政府贈送的寶塔模型。離開蔡巨川故居,林一心則帶我們到郊區第五任也是最後一任甲必丹蔡咸興的墓園參觀。蔡咸興在一九三一年為荷蘭所解職。墓園藏於荒煙蔓草之中,地理冷僻。


在回到巨港市區的路上,我們特地繞經安培拉大橋,居高臨下鳥瞰穆西河兩岸。接著,便依著曹裕光的電話指示,找到蘇迪曼將軍路四十七之A號的廖家舊居,目前為一家咖啡館。建築依舊,人事已非。廖錦梅的母親已高齡九十,一九五八年離開巨港六十年來,未再回到此一傷心地,沒想到女兒廖錦梅竟然尋根至此,找到當年她曾經辛苦經營過的家園。廖錦梅的碩士論文《1930年代梅州客家人移民海外歷史印記--以印尼客屬華僑華人際遇為例》,由邱榮裕和中大客家學院院長羅肇錦教授共同指導,寫的其實是普遍化了的她的家族故事。


傍晚到蘇南客家同鄉會拜會,主席曹裕光、副主席文衍華,以及鍾玉錦等耆老,以及祕書長曹鴻恩在場接待。該會成立於二零零三年。雖然華人移民巨港已有六百年歷史,過去也有巨港客屬公會的組織,但排華之後,資料文獻慘遭回祿,領袖人物凋零,歷史煙滅,一切只能從頭來過。我看到理事名單中有曾繁幹,惜其已年邁,不便外出。曾繁幹出生於邦加檳港,祖籍蕉嶺,排華前曾擔任巨港市華人聯絡主管,地位相當於甲必丹了。我留了一本《臺灣曾氏亮寅公派下世次源流》下來,希望蘇南曾姓客家宗親有機會看到。蘇南客家同鄉會的領導階層大多逐漸年老,我看到他們對於林一心青壯一輩充滿期待。我在發言中表示,華人在巨港的六百年歷史中必定留下許多豐富的文化資產,雖然經歷排華的文化浩劫,只要有心尋訪和採集,一定可以重建歷史,讓世人認識到華人對於巨港乃至於印尼的具體貢獻,而這些文化資產也可以轉化為巨港觀光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資源。像在臺灣,我們就不可想像類似甲必丹村遭到荒廢的情形。巨港的室利佛逝大學(Sriwijaya University)並未設立中文系,所以華人子弟中文和文史人才的培養,一定要靠到臺灣或中國升學的途徑來完成。臺灣的大學在社區總體營造和文史工作上有很豐富的社區合作經驗,也可以提供絕佳的學術專業訓練,希望今後我們在臺灣能有機會在巨港和印尼的客家與華人研究提供服務。


結束蘇南客家同鄉會的拜會,再跟著林一心去彌勒佛堂佛學文化班,他要去提醒臺灣中教大和南臺的實習教師們晚上留下來餐敘。這一晚,我們在名人(Selebriti)餐廳接受蘇南留臺校友聯誼會設宴歡送,會長林一心更準備了從臺灣帶回來的玉山陳年高粱金箔酒以饗大家。一晚賓主盡歡,曹裕光特別跟廖錦梅說,歡迎她常回巨港,就把他家當成她家,吃住都不成問題。當年傷心遠離巨港的廖棣傳,半個世紀後,她的女兒把他的名字帶回巨港,而且拍了照片,要在回去臺灣後,和廖棣傳的妻子,她的母親,交換關於蘇迪曼將軍路的往事。


7.23-24雅加達


黑色五月,黑色紅溪


我們上午在林一心陪同下搭乘印尼航空班機由巨港返抵雅加達,黃德新再次用他的車和司機讓黃俊霖來接我們進行在此間所有的行程。湯崇源有事去了外省,確定不會與他再見面。在離開雅加達這段期間,饒淦中交給了黃俊凌他參與主編的僑社書刊,要轉交我們帶回臺灣。


在往雅加達諾富特曼加達廣場飯店(Novotel Jakarta Mangga Dua Square Hotel)的路上,黃俊霖指著遠方的雙塔米特拉巴哈里(Mitra Bahari)大廈,告訴我們黑色五月暴動期間在那裡發生的事。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印尼特種部隊鎮壓雅加達特里薩底大學(Trisakti University)一萬名反蘇哈托示威學生與群眾,四名大學生遭當場射殺,憤怒的印尼民眾衝上街頭抗議,卻演變成為排華暴動,傳說蘇哈托女婿特種部隊總司令帕拉波沃.蘇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是幕後主腦,放縱特種部隊便裝與暴徒攻擊華人以圍魏救趙,讓政府取得治安上的理由對反對者進行鎮壓。帕拉波沃在二零一四年參選總統,被佐科威擊敗。當時許多人就擔心帕拉波沃當選後,印尼會收縮已對華人開放的政策。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雅加達、棉蘭、巨港、梭羅(Solo)和泗水等大城爆發一系列針對華人的屠殺事件,但以雅加達最為嚴重,雅加達二十七個地區、全市五千多家華人商店和房屋被燒燬,一千兩百五十名華人死亡,四百六十八名華人婦女遭強姦,最小的年僅九歲。米特拉巴哈里大廈正是一座華人聚集的大廈,在暴動期間,暴徒封鎖了大廈的進入,然後逐層進行劫掠,男性就殺,女性則姦。而直到現在,印尼政府對於追捕暴徒毫無進展,兇手們仍逍遙法外。在黑色五月暴動中喪生的華人,許多被埋葬在東雅加達的龐鐸(Pondok Ranggon)公墓萬人塚裡,印尼全國婦女受暴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建議在彼處設立紀念碑,此議則已獲得佐科威和鍾萬學主持的雅加達專區政府的支持與推動。黑色九月暴動是種族滅絕的反人類行為,但真相為何,印尼政府有無可能不惜動搖國本,追查到底,我認為可能性不大,因為排華根植於印尼深層的社會不平等,是國家縱容而用以轉移馬來人內部重大政治或社會矛盾的結構性暴力,我們只能祈求民主轉型後的印尼日後不再發生。


曼加達是雅加達由香港人投資開發的中國城,當地華人稱之為香港城。中午我們到曼加達廣場吃印尼簡餐。下午邱榮裕和曾懷慧先行回國。送走他們之後,我們餘下的再去國際日報社拜會,該社由趙金川總裁和黃國棟總經理出面接待。我們向他們介紹了此行的目的和成果,趙金川則送給我們李卓輝的著作。他也提到,為加強對讀者的服務,他們剛在臺北派駐記者。


傍晚來到西雅加達的紅溪(Kali Angke)。雖然在慘案之前即名紅溪,卻因為當年堆滿華人屍體、溪水被血流染紅而聞名,現在是一條污濁惡臭的黑水溝,沿岸的貧民區,被稱為雅加達的黑色心臟。一七四零年(清乾隆五年),為了解決巴達維亞華人過多形成荷蘭統治上的問題,荷蘭東印度大總督俄甘里爾(Adriaan Valckenier)下令清除逮捕無居留權(大字)華人,強制遣送錫蘭擔任苦力,又以治安為由,逮捕穿著黑色唐裝之華人。一部分華人不願坐以待斃,逃至城外,公推黃班為首領,武裝自衛。黃班身形高大,爪哇人稱之阿長(Sipangjang)。華人起義因叛徒林楚向荷蘭當局告密而破局,荷蘭當局於十月九日,於黃班攻城之際,以華人內應為藉口,在城內對華人大開殺戒三天,華人約一萬人死難,以致紅溪為之染紅。黃班攻城不下,退走中爪哇,與墨爾達布拉(Merta Pura)、孟溫諾囊(Mangunonang)共同擁護馬打藍(Mataram)國王巴布古武諾二世(Pakubuwana II.)為黃帝(蘇南古寧Sunan Kuning),意為「黃皮膚的帝王」,共同抗荷。由紅溪慘案引爆的爪哇戰爭,最後以華爪聯軍潰敗、馬打藍淪為荷屬東印度公司附庸國的結果告終。我望著紅溪黑色的溪水,想著這段華人與爪哇人聯合抗敵的歷史,想著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尼,怎麼以多元文化主義接納華族為印尼國族的一份子,華族怎麼樣重建自己在印尼發展的歷史,而在此一基礎上建立對於印尼的國家認同,心裡不免感到焦急。我國慈濟功德會在二零零二年曾經與印尼分會和印尼金光集團創辦人黃奕聰共同整治紅溪和規劃遷村,不過在市區紅溪慘案發生的這一段河岸,情況還是有待改善。我們跨過紅溪,到沿岸的舊社區閒步逛逛,機車如群狼出獵呼嘯而過,傳統中國與南洋混合風格的老街屋蒙著厚厚歷史的灰塵,無盡的心事哽住不說。作為一個外國人,也許我多事了,紅溪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以及豐富歷史積澱的地方,佐科威和鍾萬學似乎可以以紅溪整治和歷史散步區的規劃,來作為華印族群和解的社會工程。


金色印尼,金磚印尼


日暮之後,夜色低垂,獨立廣場(Merdeka Square)中央印尼國家紀念碑(Monumen Nasional)頂端的金色火燄雕塑越來越燦爛。國家紀念碑是埃及式的方尖碑造型,以大理石為材料一塊一塊堆疊而成。在古埃及,方尖碑是戰爭的記功碑,一九六一年蘇卡諾下令建造此碑時,乃意以方尖碑象徵著印尼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火焰則象徵著印尼人民永不熄滅的精神。我們車行過獨立廣場側面則看到了印尼民族英雄迪波內哥羅(Diponegoro)騎馬塑像,英姿煥發地站立在噴泉之上。迪波內哥羅是日惹(Jogjakarta)王子,一八二五年(清道光五年)發動抗荷起義,是為爪哇戰爭,一八二八年(清道光八年)十月建立瓜哇王國,一八三零年(清道光十年)三月為荷蘭生擒、放逐。我們最後駐足於獨立廣場東北部的塔曼維加亞庫蘇瑪公園(Taman Wijayakusumah-Jakarta),瞻仰公園內印尼最大的清真寺獨立大清真寺(伊斯蒂赫拉爾清真寺Masjid Istiqlal)。這寺是國家為永久紀念獨立解放戰爭犧牲的烈士所建者,於一九七八年落成啟用,可容納十二萬人聚集禮拜。一九九九年印尼舉辦民主轉型的奠基性全國大選當年,地庫曾遭到激進份子爆炸,目的是為了嫁禍基督教。當時,獨立清真寺對面的聖母升天主教座堂(Gereja Santa Maria Pelindung Diangkat Ke Surga)便遭到報復的恐嚇,虛驚一場。七月夏季晚風習習,公園內的公共廣播系統隨風同步放送寺內道長講經聲,在都會下班時間的交通巔峰中,這裡卻四野一片祥和寧靜。


印尼是一個民族與宗教文化極其多元與複雜的國家,又歷經帝國主義長期殖民,民族自尊極強,但另一方面又由於長期在權貴資本主義宰制下,社會貧富差距極大,因而社會潛藏著宗教有時難以平撫的結構性衝突。要將這一遍布海上的千島之國整合為一體,確實不易。但令人欣慰的是,在新秩序崩潰之後,多元的政治競爭和政治菁英的努力,為印尼創造出憲政民主的制度基礎,以往的分裂主義和種族衝突,已經趨於緩和,顯見現代的印尼,已經慢慢找出內部族群和解共生和國家發展的方向。近幾年,印尼在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全球國家自由度評比中,於亞洲國家中穩居最自由國家之列,緊追臺灣、日本、韓國等傳統自由國家,這是印尼人民的偉大成就。在這一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中,印尼這一人口兩億的大國,乃被視為第五塊金磚國家,是全球矚目的新興市場。


晚餐在碧麗宮餐廳接受印尼地區臺大校友會的宴請。出席者有副會長劉禮華,以及江斯漢、黃鳳瑾、Josus Andress等人。他們笑談當年赴臺升學時言語不通的糗態。他們的父母之所以將他們送到千里之外的臺灣讀書,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臺灣的自由學術環境中,兼有中文和專業知能上的增進,相對而言,他們的家庭對於中國大陸的自由學習環境,則有更多的疑慮。而印尼支撐金磚第五國發展所需的人才培育不足,特別是在公共建設和公共行政、企業與工業管理、觀光旅遊和文化創意產業,以及對華貿易等方面,臺灣的高等教育,對當地華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臺灣的客家高等教育,更有助於印尼客家文史工作人才的養成。


次日上午到曼加達廣場買了一支行李箱,以便帶回黃俊霖搬來的珍貴印尼客家社團書刊與臺大客家中心收藏。廖錦梅決定和陳瑪琍、黃佩玲繼續留下,回巨港住曹裕光家進行更進一步的論文寫作資料採集,陳瑪琍、黃佩玲則要為臺灣知識庫尋求開拓印尼文化教育市場的各種機會。我則和徐靜蘭一同搭乘計程車到蘇卡諾哈達國際機場,再搭乘印尼航空班機返回臺灣。


8.2 苗栗


印尼客家在臺灣──羅福星


林一心因來臺出席中原大學全球校友會議,我邀他來苗栗縣走走。中午在苗栗市鄉園客家小館請他嚐嚐臺灣的客家菜,也請了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暨客家中心特約助理研究員薛雲峰和新竹縣峨嵋社區發展協會《峨嵋樂活休閒產業發展計畫》專案經理人邱盈滋作為陪客,我們點了薑絲炒大腸、客家小炒、梅干扣肉等傳統菜色,飽食一頓,餐後到銅鑼鄉客家大院走走消食,與薛雲峰和邱盈滋於茲作別,我則帶著林一心來到大湖鄉昭忠祠和羅福星烈士紀念館。

  
羅福星,原籍廣東省鎮平縣(蕉嶺縣)高思鄉大地村,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生於巴達維亞,十歲時隨祖父羅耀南經商來臺,寄籍於苗栗,入學於新竹州立苗栗公學校,過四年返巴達維亞,十八歲畢業於巴城中華學校,而於一九零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再來臺灣,一九零七年(清光緒十二年)後返回蕉嶺,在大地村學校擔任體育教員,並結識原住苗栗銅鑼的前臺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 。丘逢甲當時擔任廣東省教育總會會長,對羅福星極為賞識,遂派他到南洋視察僑校。一九一零年(清宣統元年),羅福星出任巴城中華學校校長,時與胡漢民往來南洋各地,鼓吹中國革命。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二年),羅福星赴廣州參加黃花崗起義,十月,奉黃興之命赴南洋爪哇招募兩千華僑民軍,親自率領乘船抵安南西貢與胡漢民會合,再同赴廣州增援。廣州光復後,羅福星再奉胡漢民之命,與朱玉廷率南洋僑軍經上海入蘇州馳援革命黨。年底,南北和議成功,於是解甲歸田,回蕉嶺執教。 

     
一九一二年,羅福星受革命黨人劉士明之邀來臺灣籌畫反日起義,組織華民聯絡會館。因羅福星為客家人,負責苗栗、臺北的準備工作。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事蹟不幸敗露,羅福星於淡水被捕,日本隨之大舉掃蕩苗栗,並設立苗栗臨時法院進行審理,史稱苗栗事件。羅福星在臺北法院被依〈違反匪徒刑罰令〉判處絞刑,於一九一四年三月於臺北刑務所就義,年僅三十一,葬於臺北叛民公墓。

  
臺灣光復後,大湖鄉民改建日本神社為義民宮,合祀開墾大湖先人和當地歷年抗日起事義士,而將羅福星由臺北改葬於此,一九五三年,進而將義民宮改名昭忠祠,並在廟後建立昭忠塔,存放羅福星等義士遺骸。一九九零年,羅福星烈士紀念館在昭忠祠旁落成。

  
我問林一心以前在印尼可曾知道羅福星,他說未曾聽過。對羅福星當年居然可在爪哇招募華僑組織民軍開返中國參加革命,更感不可思議,嘖嘖稱奇。羅福星就讀與主持的巴城中華學校,係巴城中華會館於一九零一年設立於巴達維亞八帝貫區(Patekoan),後為與其他中華學校區隔,校名再改為八華學校。印尼排華後關閉,二零零八年復校。

 
印尼客家與臺灣客家文學

  
稍後我開車載著林一心在大湖一帶名勝遊覽之後,再到大湖鄉境內的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這一天,新北市大河文化協會在此舉辦《寒夜》文學營。廖錦梅是學員。我們一起上山去探望她。

  
《寒夜》文學營是以苗栗客家文學家李喬(李能棋)為主題的文學營隊,《寒夜》是李喬以苗栗為場景的著名大河小說。李喬的第一部話劇劇本即為一九七二年發表的《羅福星》。他還有一部客家戲劇本《羅芳伯傳奇》,描寫梅縣石扇堡人羅芳伯於一七七二年(清乾隆三十七年)率一百零二人前往西加里曼丹,而於一七七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在坤甸(Pantianak)建立蘭芳大總制共和國的傳奇故事。該國規定總長必須為梅縣人,共傳十三任,於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亡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羅芳伯傳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由苗栗榮興客家採茶劇團搬上臺北國家戲劇院舞台,當年則亦巡迴全國各客家地區演出。

  
林一心對於《寒夜》文學營和李喬的客家主題文學亦感到相當新奇,他說有機會一定要買李喬的小說回去看看。


後話

  
二零一三年臺灣國際客家移地學習營的第二梯隊因為旅行成本過高,受制於價格,學生市場之接受度無法突破,而導致胎死腹中。九月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的第二十六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客家論壇,我們因與商霓在電子郵件的聯繫上不順利,因此也就未特別組織學者前去發表論文。但就我們的研究而言,此行過程中對於印尼客家社群的理解以及對印尼客家領袖的近身認識,都是彌足珍貴、旁人難以取代的體會,從而使我們對於印尼客家油然而生更多的溫情與敬意。二零一四年七月三日我出席了廖錦梅的碩士學位論文口試,那是我們此行最令人感動的餘韻,一位出生印尼巨港的客家女子,在中國、印尼和臺灣的歷史架構下,找到關於自己家族命運的解答,她的存在和幸福,就是在她的論文書寫之外,不可言詮的,關於其父母生命奮鬥歷程的最好說明。


印尼客家的命運和印尼華人整體的命運是密不可分的,對於印尼客家與華人的研究,則使我們對於客家的海外飄零──包括臺灣移民,形成更為具體的輪廓 。然而,有關印尼客家最好的研究,還是應當醞釀自印尼當地就地取材的田野調查當中,我們在臺灣能做的,也只是拋磚引玉的工作而已。


民國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四時半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職務宿舍初稿



2014/11/2 20: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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