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遭遇卡斯托羅:“反民主”成為新的意識形態

楊 建 利



  前不久,有「中國版諾貝爾和平獎之稱」的「孔子和平獎」的主持人把今年度該獎頒給了古巴的獨裁者卡斯托羅。這則沒有引起太多人關注和熱議的消息卻讓我琢磨起「孔子」和「卡斯托羅」疊加在一起所傳遞的信息和意義。

  孔子和平獎創辦于2010年,在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得該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儀式的頭一天成立,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因為受到劉曉波獲獎的刺激,一些國人為對抗代表「西方價值」的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的圍堵而創辦了該獎。在那些抵禦民主自由的國人的眼裡,人權的普世價值就是所謂的西方價值。

  其實,以對抗諾貝爾和平獎而抵禦世界文明主流的做法並非中國人首創,這樣的事,代表上個世紀人類兩大惡魔的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都幹過。1936年諾貝爾委員會宣佈把1935年度(當年的決策過程有些延遲)的和平獎頒給納粹德國的良心犯Carl von Ossietzky,他的調查報告揭露了納粹秘密重整軍備。被激怒的希特勒立刻宣佈:「為了防止今後發生此類羞恥事件,今天我創立德國藝術與科學國家獎基金會。今後德國人不准接受諾貝爾獎(不僅僅是和平獎:作者注)。」 希特勒設定獎項獎金為10萬馬克(孔子和平獎的獎金是10萬元,驚人的類似,看來,這些國人一點嫌都不避)。

  為了跟西方抗衡,斯大林創辦了蘇聯版本的諾貝爾和平獎--斯大林和平獎,後來被赫魯曉夫更名為列寧和平獎。

  專制政權的相似性固然常常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細琢磨起來,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與目前的中國還是有許多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講,最大的不同可能是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徵,所以在此行文我可以給德國冠以明顯的意識形態符號「納粹」,而給蘇聯冠以「共產」,而當前的中國卻無以冠名。納粹德國和共產 蘇聯以某一意識形態作為其專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主義」、「理想」貫穿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統治者用一套具有相當洗腦力的冠冕堂皇的理論掩蓋其所有的罪惡。而當今的中國,無論當政者如何高叫理論自信,「六四」的一聲槍響為中國送走了馬列主義,自此後,中共已經沒有一套像樣的可以為其罪惡解脫的意識形態理論。今天,習近平可以任意解釋他的「中國夢」,但作為統治中國的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絕不敢堅持共產黨的信仰向國人宣稱他的中國夢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

  沒有意識形態支撐的中共政權一方面迅速滑向無底線實用主義,另一方面心裡總是不踏實,一直試圖尋找一套新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來重建自己不接受民意檢驗(民 主)而長期統治的合法性。於是乎,在中共當政者操縱下,民族主義應運成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替代品,他們相當成功地把民主主義打成民族主義的敵人--西方 試圖顛覆中國的意識形態,以此抵禦世界民主潮流對中國的影響。然而,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是不夠格的,因為它不能作為一種世界觀解釋人生和社會,而且中共又急需新的意識形態幫其在世界上尋找信仰同道,民族主義的排他性顯然不利於它在國際上建立政治同盟,於是,統治者又抬出了命運多舛的「孔子」,一方面在國內建立正統性,另一方面向國際社會輸出中華文化符號,樹立與普世價值不一樣的拯救世界的思想體系形象。就這樣,「反民主」成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中國的當政者試圖用這個新的意識形態「不動聲色」地填補共產主義留下的真空,而孔子和平獎正是為服務于這個目的而生。

  人們會說「反民主」聽起來無論如何也不像是一種意識形態。是的,雖然人們對意識形態的定義有眾多分歧,但是無論如何,它起碼應該是一套關於理想社會的政治信 仰系統,從這一嚴格意義上講,「反民主」作為意識形態是不夠格的,因為它充其量只告訴了它反對什麼,卻沒有明確它的理想社會的目標是什麼更沒有實現政治信仰的實踐理論系統。其實,這正反映了當今中共政權沒有信仰、政治理論上捉襟見肘的匱乏狀態。

  「六四」後,共產國際老大蘇聯以及東歐共產政權接踵垮臺,在事實上宣告了共產主義理想的破產,中共再也無法用共產主義的說教欺騙人民、用其冠冕堂皇的信仰和不可挑戰的真理性掩蓋罪惡維持統治的正當性了,與此同時,國內民眾人權意識逐步覺醒和世界民主版圖的強勁擴展,使得中共政權在政治上處於了守勢,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再到科學發展觀,雖然由於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讓中共政權喘息過來並變得十分張狂,但這種政治上的守勢其實一直都沒有本質改變。

  習近平接班上臺時所面臨的政治形勢與他的前任胡錦濤初掌政時並沒有什麼實質性差異,所差別者是人們的普遍心態:各界人士包括體制內的人都似乎感覺,習近平可能是中共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也就是「亡(党)國之君」。這種普遍的心態以及由此引發的政治危機感客觀上強化了習近平既有的救党保江山的使命感:守,一定 要守住;不僅要守住,還要做中共王朝的中興明主。

  像所有具有強烈使命感和領袖欲、又大權在握的政治人物一樣,習近平自覺不自覺地要把他的使命迅速意識形態化,也就是說,他的政治姿態使他亟需一套致力於正當化自己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為模式以及「用來解釋複雜社會現象,並指導個人或集團簡單化地從事社會政治抉擇的概念和信念模式」 (Harry Johnson在「Ideology and the Social System」中對意識形態的定義),而不幸的是,他的選擇在實質內容上延續了他的從鄧小平以降的所有前任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地抵禦民主化,只不過從形式上他更加著力地進行了意識形態式的強化而已。

  習近平在政治語言和姿態上傾心模仿的毛澤東在1962年中共「十八屆十中全會」上說到「意識型態」的部分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府,先要製造輿論,搞意識型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正是在這個會議上被打倒的,一直到1978年才複出,習近平自然對毛澤東在這次中央全會的講話會字字銘記並領悟:意識形態工作攸關「保衛和推翻一個政權(權力)」,「失去了政權(權力)比什麼都可怕」。無怪乎,以救党保江山為使命立志做中共王朝的中興明主的習近平一上臺就收緊意識形態的 控制對自由言論進行全面打壓了。

  為了守住江山必須抵禦民主化,這是中共政權的內部共識。近年來,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概念越來越站領中國的話語中心,中共必須尋找新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以便與強勁的自由化話語加以抗衡。當然,中共不會愚蠢地直截了當地把他們新的反民主的意識形態冠以「反民主」,相反的,在習近平提出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民主」二字豁然在列,然而,反民主的實質卻蘊含在中共近來一系列歷史化、儀式化、道德化、符號化、國際化的意識形態話語構建和具體的剛性維穩的實踐中。

  中共的「反民主」意識形態和所有的意識形態一樣首先要祈靈于超驗的歷史道德助其合法化。對既無宗教信仰歷史紀錄又劣跡斑斑的中共來講,歷史道德資源是非常匱乏的,情急之下,只有綁架「孔子」,讓「孔夫子」入黨按照中共的劇本粉末登場,為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統治的正統性和歷史道德化背書,同時試圖用一個 「中國夢」的虛幻紅綢帶拴住中國歷史上所有可能的正面符號,似乎要向世人展現一個歷史秘密:自孔子以降的中國先賢數千年來都在做同一個「中國夢」,而美夢 成真就在今天。

  習近平通過高調祭孔,強調「不忘歷史善於繼承」,文藝座談會講話,在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廠礦、公司、學校以群眾大會、演出、比賽、考試、街頭標語等形式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儀式化政治活動,試圖將這一套新的意識形態話語佔據主流定于一尊。

  「反民主」意識形態和所有的意識形態一樣需要在國際上尋找敵人和同志。不消說,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國家當然是「反民主」意識形態的天然敵人,有著抵禦民主化同樣需要的普京、卡斯托羅等老同志(共產主義)自然變成了新同志(反民主)。普京對內壓制反對派,對外抗起反美反自由世界的大旗,在國際上中俄兩國的行為讓 「反民主」意識形態化,世界因此陷於新的意識形態冷戰。俄國把冷戰前線推進到烏克蘭而中國把冷戰前線推到香港和臺灣,由於美古關係「正常化」,豬羅灣不可避免地成為新的意識形態冷戰的又一個前線。

  反自由世界、反「顏色革命」是中、俄的共同需求。2014年11月,俄國國防副部長安東諾夫在俄中兩國防長會晤後表示:我們注意到不久前香港發生的事件, 「顏色革命」威脅俄羅斯和中國,因此兩國應聯合對抗這一挑戰,並向中方提出解決香港占中運動的方案。當俄國經濟在西方國家的制裁下出現危機的時候,代表中國官方觀點的《環球時報》在2014年12月18日的社評 裡說:「必須指出,今天的中國社會如果蔑視中俄關係,是很’二’的。面對來自美國越來越沉重的綜合壓力,中俄彼此是對方極其寶貴的戰略資源,雙方誰都沒資本削弱這一資源。所謂中國應當以中美友好代替中俄友好的主張是莫名其妙的,堪稱’二’中的’極二’。”

  上個月,美國總統突然宣佈與古巴關係「正常化」,中國的當政者肯定竊喜:美國又一次走入「貿易換民主」的誤區,毫無疑問,古巴會做中國的學生,放棄共產主義說教擁抱「反民主」意識形態與美國所代表的自由世界長期周旋下去。中國政府在美古宣佈關係「正常化」後第一時間表態,亮出「反民主」同盟的旗幟:「中國和古巴兩國之間有著非常好的關係,我們珍視同古巴的傳統友誼。我們將一如既往地支援古巴選擇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支援古巴所採取的經濟社會調整政策。不管國際形勢如何變化,發展中古傳統友好這一方針不會變。”

  新的意識形態冷戰除了前線上的對峙,還有「敵後」的滲透,中共在國際上的意識形態滲透也是用「孔子」作為掩護的。近年來中國斥鉅資在美國等國家建立了440 所孔子學院。孔子學院總部總幹事、教育部對外漢語教學發展中心主任許琳,日前接受英國BBC訪問時,直認不諱她的部門就是要向外國的學術機構,無論是哥倫比亞或史丹福大學,甚至是社區的小學,輸出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中共的這種意識形態滲透已經開引起各國的警覺和抵制。

  中國孔子和平獎的背景雖然一直很撲簌迷離,但是不管它是否有中共官方在背後主導或支援,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樣高調的運作,假如不是配合了官方的「反民主」意識形態的需要而至少得到官方的默許,孔子和平獎是不可能這樣一年又一年地發下來的。普京、卡斯托羅都是中國孔子和平獎的獲得者,孔子、普京、卡斯托羅這些符號的疊加,恰好暗合了「反民主」意識形態的真實形象和內涵。在此不能不提該獎的第一屆獲得者、臺灣民主的失意政客連戰。連戰這一符號疊加可以說是「反民 主」意識形態絕佳陪襯,因為他不僅是華人社會中背叛民主投靠中共反民主「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加盟也提醒人們中共把新意識形態的冷戰前線推到民主臺灣的事實。

  中共「反民主」意識形態畢竟不可與傳統的意識形態同日而語,它是維護一個無底線實用主義專制政權、為在政治上進行防守而七拼八湊起來的話語體系,沒有信仰,沒有理想,不成體系。然而,它的實踐意義大大超過了它的理論意義,因為它在實踐上幾乎沒有拘束,非常實用和靈活,以致于馬克思主義、儒家還有中國夢都成了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辯證法唯物論成了「變著法為我論」,歷史唯物主義成了「歷史為我主義」,此實用性和靈活性正是中共抵禦民主化維護專制政權取得相當 成功的根本原因。

  中共政權的當政者心裡非常明白,他們不指望他們的支離破碎的「反民主」意識形態具有傳統意識形態的洗腦功能、可以成為社會大眾和黨員幹部唯一的政治生活語言、可以提供他們認識世界的唯一參考架構、能為他們標示出一個明確的未來。習近平們知道,讓人們明白權力的中心不一定等同真理中心但一定是利益中心(讓人們徹底實用)、讓人們明白不管用什麼意識形態確立合法性,權力的最終來源是軍隊和員警(讓人們害怕),比讓人們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重要。換句話說, 人們普遍的實用主義和道德墮落,將繼續是這個政權可以維持的根本。因此,力圖保江山的習近平雖高調反腐,假如他的官員忽然都不腐敗墮落了,他會感到心神不寧坐臥不安,假如無「腐」可反了,這個政權也就完蛋了。

  文章開頭說這一時期的中國,不像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可以冠以國家意識形態的名頭,中共政權的「反民主」意識形態沒有世界觀、沒有理想和真實信仰者、不成體系,背叛了共產主義,不配成為法西斯,也不是政教合一,如果硬要稱目前的中國一個什麼名頭的話,我們姑且稱它為「反民主化時期的中國」。


  2015年1月3日完成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5/1/4 23: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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