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维:从民间到社会:消极自由之后的民主逻辑

 

当代社会之所以具备现代元素,是在于它是对保守形态下社会原型的重省,也是对唯社会的人类组织秩序的反对和批判,因为现代社会不会对罪恶进行袒护,也并非仍要对阶级实行政治承诺。因而要探讨大陆转型周期的整体性和现状,以及突破极权的所属策略,就必须要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性予以区分和重整,以避免混淆社会事件的边界和政治元素的内在实质,为转型的当代状态提供必要参数。更重要的是,它要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行动,提供真实的民主价值,触动基于意识形态的掩护而形成的极权式政治。尽管,当代社会正在陷入政治逻辑的失序时期,但毫无疑问,对消极自由的批判在实质上已成为抗击极权政治的首要问题,而无论消极的理由及时代背景。

 

民间升格为社会行动

 

保守主义在观念上实际已表现为对非民主形态宣誓拥护,但它以不触发社会动荡为由进行政治编造,以期在漠视社会苦难的层面上充当说客的手段已不再奏效。这是因为,当代社会已为动荡的覆盖场域做好了心理准备,否则也不会对越来越恐怖的中共高压予以社会民意的释放。这种理解的区别在于,沉默并非意味着对抗争的放弃,而是恰恰相反,沉默是为了确认在恰当的时机进行整体抗争,并且更重要的是,大陆社会要对抗争的幅度及深度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因此,当我们将民主视野中的民间抗争视为主体时,在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时期转变性的延续进程已经开始,也就是从民间升格为社会行为及行动的时期,要比一切基于稳定立场的理论更能反映大陆的本质现实。同时,这也明确了一个有关民主运动的新阶段的开始。

 

中共在政治领域内的表现,其实质是在用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来达到肢解当代的目的。其中,对宗教权力的窃取,呈现的是在政治属性中强化对宗教(权力)的模仿,以暗示共产主义的非人化特征。但是,中共仍然无法避免在形象上的侵略性,尤其是中共热衷于四处插手并干扰社会及学术事务时,这种侵入性的行为使得其成为自我粉碎的牺牲品。因此,无论是保守主义以“代价论”掩饰趋利意图,亦或鼓吹消极自由(大洪水预言的狂热信徒),或是一面大力抨击中共、却又对大陆社会抗争的真实性视而不见,高谈程序正义和理性抗争,却从不对身处抵抗一线者施以援手的虚无民主主义者,都忘记了社会作为当代秩序的容器,不存在被中共打破之后仍能苟活的可能。由此所导致的,则是对必然失败的结果的验证。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基于独裁强化形成的权力惯性将产生的危害,要远远大于社会本身能够吸纳的幅度。尤其是对于仍在口头上反对极权,但却用个人行为维护特权机制的机会主义者而言,这种灾难就会超出随机的场域,从而变成对消极自由施以暴力的权力方式。

 

要重省民间升格为社会抗争所形成的主体特质,是一种区别于旧民主意识的行为形态,是在于,民间作为体制外的属性在当代序列中已得到了改变,也就因此具有了超越体制分界的权力机制。民间仅意味着对权力中心的疏离和远距离考察,但却仍成为权力的附属之物,也就等于确认了在当下时代极权中共的权力约束。而当代政治之所以具备现代含义,则是在于它已将自身融合进了整个社会肌体的质量中,不再承认民间与权力体的附属关系,甚至也不再默认压迫和被压迫的单向契约。而当社会主体成为事实时,它首先要体现的是此一改变的行为方式,而并非仍要经权力批准以使之确定。从属关系的改变带来了整体视野的飞跃,唯其如此,讨论当代大陆的民主运动,以及其包含的社会性才具有现代民主的要素。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是站在当代秩序和政治逻辑的层面上,对大陆近代史中改良与革命的超越。

 

中共政治能源的枯竭

 

从另一层面而言,中共作为极权现实的本质受到了社会形态而非政治冲突的分化,它的主要表现在于,中共无法对现有极权产生任何性质的推动,因此,期望通过修改党式宪法产生效果如对社会形成政治压力,但仍解决不了因政治能源枯竭而导致的崩溃。所谓找不到“接班人”,并非仅暗示习近平的权力纵欲,而是明确了中共在政治领域内的更新难以应对超大体量的消耗。由此,修改任期即已作为中共自身的负资产,从而形成压垮中共的政治性结构力。然而,这只是稍作分析就能推导出的对混合型专制的判断,它在更高一级的体系中,仍要面对的是,在整体政治的边界内因未形成的文明政治所产生的歧义,就像“崛起”之于中共所带来的欺骗性假象一样,它构成了民主进程的抗争陷阱,并使得民主运动在社会中的分裂形成了退踞状态。

 

民主话语失控与现实抗争的开掘

 

不能从民间抗争上升为社会主体的实际意识,就必然意味着狭义上的民主运动出现了本质性分化。它主要表现为政治话语的失控,也就是永远只能停留在几个其实不那么重要、并且是翻来覆去的若干话题中,缺乏开拓政治领域的可能性,是导致思维固化的一个事实阴影。其二,从行为及行动的视野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对抗争形态的弱化,难以在较为明确的时期触动社会神经,并产生民意共振以导向抵抗的转折深入,无法凝聚抵抗资源,所拥有的社会比重呈减弱状态……这所有的一切,从社会学的内在而言,则以互相消弭的形态,为消极自由回避极权压制找到了诡辩式的借口,同时,也使得中共的崩溃僵持在一个看上去依然稳固的幻觉中。

 

现代民主对国家体制作为界限的改写,以及社会化的个人主体思潮的形成,使得共产主义陷入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中,同时,这也构成了摧毁极权基石的先决条件,并且在非平面静止的状况中,为当代民主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信息关联。这就是说,民主运动在依靠社会抵抗塑造可能性的同时,也通过对现实抗争手段和题材的多样开掘,使得仅处于反对立场的民运变更为社会领域内的主要话题。它与大陆历史中有关政治发展的断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是因为当代民主的抗争并非是对权力体系的一般斗争,它在政治化的图景中更注重对社会功能的整合,从而形成抵御极权控制的向心力,具有着可以持续卷入的群体意愿。而这一点,也会从策略性的运动层面,为大陆民主导向转型并进入社会肌体提供足够坚韧的动力来源。

 

协同世界民主浪潮

 

基于社会推动而并非递进的转型途径,在一方面是建立并依托于当代社会的纵深逻辑之上,它的最大作用即是对缺乏深度的极权予以批判性瓦解。因为极权是政治阴影的一种体现,不具备自我生殖的能力。其二,对中共而言,北京非法政权的崩溃是迟早的事,不仅是因为中共背叛民意,也因中共已陷入自身作为政治乱伦的生产者和分裂者的陷阱。换而言之,薄熙来和习近平是互为一体的,其个体差异仅是其中不重要的一面。中共的一切都是依附暴力而非人心的结果,但是,这和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更不会涉及到维护大陆族群的利益和生存价值。因此,所谓通向奴役之路,恰恰是中共作为黑暗政治的归宿而非中共所统治下的大陆民众。

 

改变对民主运动促进转型的现实层面的理解,意味着要遵循的就不是反对身份的坚守,而是对大陆民主进行创建和再造,以在最大程度上,缔造民间对社会运动的呈现,以及作为推动时代进入文明视野的源泉。又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消极自由的辩护已然缺乏充分理由,是因为消极自由的本质并非回避侵入和逃离压迫,而是在政治层面上对压迫的选择和默认,正如在此维权的后时期进程中对维权的理解一样,改变对社会和政治属性的识别,启用现代思维中多向角度的抵抗手段,才是在极权进入个人独裁的当下恢复抵抗意识的整体性策略。由此,从消极自由迈入积极抗争,从单向民运转至社会行动,不仅是对碎裂社会的现代性修复及重建,同时也在政治机制的领域内,对一切掠夺性权力予以了当代视野的重新考察。无论中共是个人独裁,或依然急于体现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残存的暴力代表,都将面临文明社会的检视和最终制裁。这也一样,在体现到大陆民主转型所要针对的一个非地区性现实时,协同世界民主浪潮,为民主的当代实质纳入全新的思想,以不仅要彰显政治肌体的制度程序,还要就人本身的政治属性及大陆未来的发展,给予现代性的书写和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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