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乃忠: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吗
——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之六(下)

 

综上所述,本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丁夫峡谷”,中国没有也不可以跨越。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马克思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本身了。

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本来是针对俄国的情况提出来的,但是,俄国的1989年的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一点大概无需再花费笔墨。这里,我又用中国的实践和中国保守派、自由派的逻辑观点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证明,马克思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也是错误的。俄国和中国是两个典型的东方大国,两个国家的实践和理论都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马克思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理论。那么,这样一个错误理论,究竟是怎样得以出笼的呢?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必须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谈起;而要讨论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必须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为前期和后期。

我认为,马克思的前期社会理论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这一点有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比如,在50年代,马克思虽然认为东方社会没有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阶段,但他并不由此认为东方社会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命运。相反,他认为东方社会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关于印度社会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于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马克思在这里对印度未来发展前途的分析是再明确不过的,而且这种分析已远远超出了印度本身,而涉及整个亚洲了。

的确,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前景也是这样认为的。1850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一)》中预测:“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2]无须多加一个字,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便是中国社会的未来命运。

1858年,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农村形势时认为,俄国的受压迫深重的农民由于相信沙皇在他们一边,必然要发生反对贵族的起义。他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它将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 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3]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俄国的资本主义前途不可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前期的历史发展单线论不仅表现在对东方国家前途的具体论述中,而且表现在对一般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4]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资本运动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还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5]这里马克思已经从历史观的高度做了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普世性。东方国家虽然在欧洲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段,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环境下,其特殊性将逐渐消失,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不可跨越,资本主义的前途不可避免。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前期社会形态理论主张的是历史发展单线论。

然而,在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由于村社制度的存在,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如前所述,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包含如下核心内容:资本主义制度只适合西欧各国;就是说,西欧各国在历史发展中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制度,俄国等东方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是明显的历史发展双线论。这时的马克思肯定意识到,按照他前期的社会历史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只能是单线的,即所有国家或早或晚都必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给历史发展双线论,即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留有存在的余地。那么,如何才能使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得以出笼,而又不受到人们对他前后不一致的质疑呢?我们看到,马克思采取了一个办法,即在他提出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文章——《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说,他早年的《资本论》明确地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它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6]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三个草稿以及该信的正文中,每一次都郑重地强调上述观点,而且从后文可以看到,早几年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已用相似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样一来,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从未主张过历史发展单线论,至迟从《资本论》开始就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这样,历史发展双线论,即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出笼就顺理成章了,也就不会受到人们的批评了。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效果也正是这样,很多不知就里的论者正是根据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支持马克思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理论的。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采取以攻为守的手法为他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辩护。在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中,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主张俄国超越资本主义的同时,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归结为主张各民族要走共同的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并加以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因此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评。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7]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明确地否定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存在,就是说,马克思不是在做一般的辩护,而是从历史观的高度为他的历史发展双线论,即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辩护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牵强附会地进行这一辩护,之所以在提出与民粹派完全一致的观点——在村社基础上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同时却又批评米海洛夫斯基,都是以他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一前提,这一辩护以及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批评都根本不能成立。

那么,作为马克思前期社会理论的代表作之一的《资本论》,究竟是不是真的将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呢?鉴于这个问题的至关重要,我将详细地考察《资本论》文本本身。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之嫌,我在这里将整段地甚至连续几段地援引《资本论》的原文。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8]马克思在这里借威德之口明确指出,美国在消灭奴隶制以后将同法国和德国一样,向英国学习,改变土地所有权关系,发展资本关系。尽管这不是一日之功,但是其趋势已不可避免。

在《资本论》第七篇《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马克思向我们记述了作为殖民地的美洲和澳洲如何在宗主国的刺激下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马克思在详细地描述了来自欧洲的移民浪潮如何迅速地向美洲的劳动市场涌进,美国的金融贵族如何把大片的公有土地送给投机家公司所造成的资本集中,以及澳洲的劳动市场过剩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后写道:“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9]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个秘密: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论》所揭示的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不仅存在于旧大陆,而且存在于新大陆,即不仅存在于西欧,而且存在于美洲和澳洲。

俄国这个典型的东方帝国与西欧相比,甚至与美洲和澳洲相比,都是一个原始共产主义因素保存得较晚的国家,以致晚年的马克思把它设想为共产主义的发源地。那么,《资本论》是不是认为俄国不具有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一番相当精彩的论述:

俄国的地主,由于所谓农民解放,现在用雇佣工人代替从事强制劳动的农奴来经营农业,他们抱怨两件事。第一,抱怨货币资本不足。例如,他们说,在出售农产品以前,必须对雇佣工人支付较大数量的金额,而这时缺少的正是现金这个首要的条件。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必须经常备有专供支付工资用的货币形式的资本。不过,地主们尽可以放心。时候一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到,那时,产业资本家不仅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且拥有别人的货币。

但是,更典型的是第二种怨言,这就是:即使有了货币,还是不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因为俄国的农业劳动者由于村社实行土地公有,还没有完全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还不是完全的“自由雇佣工人”。但是,后者的社会规模的存在,却是G—W即货币转化为商品能够表现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0]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同样存在于俄国,只不过俄国因为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得相对缓慢,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须的那些条件一时还不成熟。因此,马克思开导那些尚未完全转化为资本家的地主,叫他们不要急:不是花不开,只是时未到;“时候一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时也没有忘记亚洲。关于亚洲存在着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资本论》有很多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录一段。马克思在论述货币资本的循环时写道:“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着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1]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亚洲同样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所不同的是亚洲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在他的时代还处在一种潜在的状态而已。

读完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以后,我得到的是这样一个印象:《资本论》不仅没有把以资本集中和“剥夺”小生产者为内容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甚至根本上就没有做任何限定。相反,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世界上的有所地方,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发生这一运动的时间有所不同:英国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最典型的国家已经完成了这一运动;西欧的其它国家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而美洲、澳洲、俄国和亚洲诸国或者刚刚开始这一运动,或者即将开始这一运动。我想我的这一印象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资本论》在第七篇即《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就是这样言说的。马克思写道:“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12]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马克思之所以能在晚年提出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并振振有词地为历史发展双线论辩护,是因为他歪曲了事实,掩盖了《资本论》的真实内容,从而为他的这一理论提供了生存空间。其实,就《资本论》的真实内容而言,是没有给历史发展双线论即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留下任何生存余地的。如此说来,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出生就是非法的,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他歪曲事实,掩盖《资本论》的真实内容为前提的,因此压根就是错误的。

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对学界的一件沉冤公案进行重新审察,即究竟是否存在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或者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是否就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长期以来,学界根据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说的,他早年的《资本论》明确地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的话,以及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评米海洛夫斯基的那段话,大都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但是,我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所得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就是说,至少在前期的马克思看来,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存在的,或者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世界范围内表现的的概述本身就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之所以能戏剧般地在提出与民粹派完全一致的观点的同时却又批评米海洛夫斯基,也是因为他歪曲了事实,掩盖了《资本论》的真实内容,从而为他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提供了理由。其实,就《资本论》的真实内容而言,也没有为他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提供任何理由。如此说来,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给马克思过多荣誉的,还是给他过多侮辱的都不是米海洛夫斯基,而是马克思本人;米海洛夫斯基所做的只不过是原原本本地归纳了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思想而已。

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马克思前期的历史发展单线论明明给他带来了很多的荣誉,他在晚年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地提出以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内容的历史发展双线论呢?这个问题很大,限于篇幅,只能点到为止。简单地说,是因为马克思晚年的历史观发生了变化,即由前期的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变成了晚年的人道主义的历史观。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虽然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从头到尾地深蕴于他的思想中,以致L.J.宾克莱说,“我们(西方世界)越来越倾向于把马克思看作一位道德家、或许甚至看作一位宗教道德家”。[13]但是,就马克思著述的内容本身而言,前期的历史主义倾向和晚期的人道主义倾向的对立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十分全面,以致我们可以将二者分别称之为历史主义的马克思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我们看到,历史主义的马克思认为,印度的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14],因此,英国人对这种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的破坏,“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15];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则认为,英国人对印度公社制度的破坏,将很快在印度社会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其结果“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16]。历史主义的马克思认为,在对印度公社制度的破坏中,“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7];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则认为,印度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不是这种制度本身发展的结果,“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18]。同样,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上,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不同意民粹派的俄国公社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观点,说“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19];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却认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20]就是说,俄国的农村公社可以直接与共产主义相连。总之,当马克思从历史主义出发的时候,他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虽然会带来痛苦,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而且“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21]然而,当马克思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时候,“他又发现自己日益慑于这种制度的残酷性”[22],千方百计地要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于是,在这种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主导下,马克思终于在晚年提出了以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内容的历史发展双线论。[23]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前期社会理论主张单线论,马克思的后期社会理论主张双线论;历史发展单线论和历史发展双线论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不仅不能统一,而且我们只能在二者之中择其一。然而,在学术界,我们常常见到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不能简单的将马克思前期的社会理论归结为单线论,也不能简单的将马克思后期的社会理论归结为双线论,马克思的前期社会理论和后期社会理论是统一的,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前期侧重于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后期侧重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种折衷主义的观点要么是在为尊者讳,要么是在做宣传,或者兼而有之,根本不值得一驳。其实,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错误[24],并且在很多场合对之做了虽然很不情愿、很不彻底,但还算理性、还算大胆的纠正。1893年10月17日,恩格斯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分析了俄国农业公社的性质和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后指出:“因而,俄国就只能二者择一:或者把公社发展成这样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和公社相隔许多中间历史阶段,而且实现这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当时甚至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向资本主义发展。试问,除了这后一条路,它还有什么办法呢?”[25]1894年1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针对当时俄国普遍存在的民粹主义,从历史观的高度指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26]至少在这里,恩格斯告诉我们,所谓社会形态的不同,本质上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之分,根本不是如某些论者所说的什么历史发展的所谓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而把社会形态的不同,从本质上看成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的区别,这种观点就是历史发展单线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纠正表明,恩格斯力图使人们从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发展双线论的错误中折返回来,继续沿着其前期的历史发展单线论的道路前进。

然而,恩格斯的努力终究未能成功;这不仅因为俄国的民粹主义根深蒂固,而且因为马克思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在俄国的影响巨大,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发生。有些论者以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在马克思生前从未公开,在40多年内不为世界所知为由,否定马克思在该信及其草稿中提出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对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种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的民粹主义思想不是产生于给查苏利奇写信的1881年,从公开的资料看,至迟可以追溯到1877年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在该信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了成熟的、且与《致给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完全一样的民粹主义主张。《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虽然在马克思身前没有寄出,也未发表,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但是,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将其副本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而且根据恩格斯介绍,这封信在被发现以后、发表之前,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曾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杂志第6期上发表,1888年10月,又在俄国的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恩格斯说:“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27]不难想象,马克思的这封信在俄国产生了多么广泛的影响。这就是马克思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与十月革命之间的联系。至于是谁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把马克思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变成俄国实践的,将在第七章第三节中讨论。

总之,现实和理论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错误理论。马克思早年所谓的“四种生产方式”在空间上是具有普遍性的,其证据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自然历史阶段,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既不可取消,也不可跨越。

(未完待续)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2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2、1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42—84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4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4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84页。
[13] [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马元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2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5—43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68页。
[22] [英]E.霍布斯保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导言》,张书生等译,载于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5页。
[23] 本节对马克思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批评,采用了拙文《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化学提问》中的部分材料,该文载于《学海》2004年,第1期。
[24] 所谓恩格斯也参与了马克思所犯的错误,所指的事实之一是:1882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48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2页。
[2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4、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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