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婴堂末日

作者:鸿路

上帝之托

1934年生于安东的丹麦女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16岁那年,随家回归。对于安东育婴堂,她曾有如下的说明(《丹麦传教会在东北传教历史简介》):

1916年在安东创立一所孤儿院,被叫做育婴堂。在育婴堂的丹麦“母亲”及护士双重身份的Karen Gormsen郭慕深女士,负责抚养了当时的几百个孤儿,其中主要是女孩。郭慕深女士被称为郭教士或者教士。育婴堂还拥有自己的小学……从那时起至今(1949)这所育婴堂一直被作为在东北孤儿院机构中的典范和例子。

1949年秋,工作组奉安东市府之命接收安东基督教育婴堂,出乎意料的是,却遭到该堂主任(院长)即丹麦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 1880—1960)小姐的拒绝。郭慕深小姐何许人也,如此怠慢新崛起的政权。

1880年,郭慕深生于丹麦王国偏僻的乡下,一个基督教农家,自幼受洗,少时便萌生了去海外传道的梦想。1906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从哥本哈根乘船,在海上漂泊了五十余天,来到了中国小城安东,投身于丹国医院。该院是两年前丹麦人所建,郭慕深来后,又在院内成立了女子产院,引入了西方的新法接生,极大的提高了新生儿的成活率。可是,她却经常见到墙角、树下以及草丛里有被抛弃的婴儿。她拾到的第一个婴儿,是在产院门口的台阶上。那时,没有育婴堂,她只好收养于宿舍。郭慕深的慈善行为,不胫而走,于是,女子产院几乎成“弃婴岛”。 

郭慕深(1880—1960),图片源于丹麦基督教会(DMS)

不久,安东爆发霍乱,灾难使许多孩子沦为孤儿,郭慕深为建立育婴堂而奔走呼号。终于,地方政府拨了青龙山荒地,而丹麦教会提供了建设资金,还有,本地商界慈善家和基督徒的捐献。于是,在郭慕深小姐的操持下,1916年,建起了安东基督教育婴堂。由此,风雨苍黄三十余年,育婴堂抚育了300余名孤儿,郭慕深棕色的头发染上了银霜。

69岁这年,郭慕深迎来了新政权的诞生,虽然,她不懂“马克思”,也不了解“共产党”,但与中国老百姓一样,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觉得战乱结束了,不再被贫困与饥饿所困扰了,可以过上平安、温饱的日子了,她和育婴堂孩子的生活也将翻开新的一页。可是,来了一个工作组,组长是一个中年女子,叫赵家凤(化名),曾是乡村小学教师,体态丰盈,梳着齐耳短发。她向郭慕深宣布代表市政府“接收”育婴堂,见郭的神色惊诧,便做了一下解释,所谓“接收”,直说就是“没收”,如剥夺地主的田地一样,所不同的是——“和平”。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她是无所畏惧的,因为,凡事以神的话语为依托。所以,郭慕深拒绝政府“接收”,她说,基督教育婴堂是教会的财产,一切都属于上帝,我不过是受上帝之托的一个管家而已。所以,我无权将上帝的东西去送人。而且,基督教育婴堂是在新政府登记在册的合法财产,不是敌伪财产。最后,她又补充说,圣经有训:觊觎别人的东西是有罪的。赵组长问,政府不能接收,那么,谁来接收呢?郭慕深说,可以让渡兄弟教会,也就是安东教会了。

两年前(1947)“刮大风”(宽甸县土改),赵家凤在村里领着几个妇女缠上绑腿,扛起红缨枪,名曰“妇女解放队”,跺一跺脚吓的地主浑身发抖。没想到,眼前这个丹麦老太让她吃了闭门羹。但上边讲了,要注意内外有别,讲究斗争方法,安东育婴堂在海内外颇有口碑。再说,“打扫龙庭坐天下”,屁股尚未坐稳,还不能到处树敌,四面出击。想到此,赵组长只好强装笑颜,告辞了

山雨欲来

赵组长碰了钉子后,重整旗鼓,又回到育婴堂。这次打出的旗号不再是“接收”了,而是“协助工作”。于是,郭慕深便安排工作组下榻在北楼。

听说,工作组来接收,要把丹麦人撵走,许多学童哭了,说没有丹麦人,“我们也不能活这么大,就像小树林子似的,没人抚养还能长吗?” (引自《关于接收育婴堂的情况报告》,下同)工人担心政府接收后,解雇原班人马,打掉了饭碗。尤其是保姆,“因为每个保姆都带几个孩子自己的孩子,在堂内享受孤儿待遇”,一旦被政府打发了,生活难以为继。总之,“普遍认为丹麦人好”,“大部分人不满意政府接受”,见到工作组的人敬而远之。

育婴堂人心浮动,对工作组产生了疑惧的心理,而和丹麦人仍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于是,工作组召开了群众大会,以便笼络民心,扭转形势,同时,敲山震虎,煽风点火,把运动搞起来。赵组长走上台,仿佛又回到了课堂——

秋天来了,树叶黄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了。丹麦人要回国了,洋人欺压中国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解放了,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来办。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政府要接收育婴堂,在这干活的中国人,全都留下来。但是,你们必须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站在政府这一边。到底是要走阳关道,还是走独木桥,由你们自己选择。说到此,她用眼睛扫视了一圈,又说,政府号召大家检举揭发“帝国主义”的罪行,有冤申冤,有仇报仇……

乡下有句谚语:蚂蚁搬家蛇过道,眼看大雨就来到。按照土改的套路,开会“大嗡大轰”,山雨欲来风满楼,蚂蚁、长虫(蛇)就要蠢蠢欲动了。于是,工作组便开始“扎根串联”,把“苦大仇深”的“穷棒子”组织起来,成为斗争的骨干力量。在一个乡村里谁穷谁富,一目了然。可是,一群被抛弃的孤儿,出身谁家,无人知道。这个秘密只有郭慕深一人知道,她手中有一本记录簿。

检举信

有了这个记录簿,不但可揭开大多孤儿的身世,而且,就此把他们装进政府的档案“口袋”里。同时,还是要密报公安局政保科(国保)的“特别任务”,因为,其中有个“假孤儿”,父亲是台湾的高级人物。至于是老蒋的嫡系,还是中共的卧底,那是秘不可宣的。所以,赵家凤一心要拿到手,这也是邀功领赏的机会。但和郭慕深第一次照面,这老人虽不动声色,却是柔中寓刚,颇感棘手。而且,和她“理论”简直是“南辕北辙”,不是上帝,就是圣经。所以,赵家凤要另辟蹊径。

人说育婴堂是三女一台戏,即主任郭慕深,下设正副总务员即丹麦人乐慕华(Kathrine Niesen)小姐和中国人郭爱德。赵组长认为,郭爱德毕竟是中国人,容易沟通,方便拿捏。于是,工作组围绕着郭爱德进行“深挖”,寻找与她有隔阂的人,特别是受过她打骂的孩子。这与在土改中煽动和地主有积怨的人,如出一辙。经过秘密谈话,运动骨干浮出了水面,在工作组的操纵下,开始兴风作浪了。于是,一封检举信从工赵组长的门缝底下塞了进来。这是一封“匿名”检举,矛头直指育婴堂“管事的”——郭爱德:

这个“帝国主义基督教信徒,一贯忠心为敌效劳,供敌役使”

 “为取得丹国教士欢心,依仗其势力,虐杀中国儿童”

 “毒打的孤儿计一百二十多人”

“孤儿高玉珠、高银珠等三人经其打伤致死”

并且,在土改时期,伙同郭教士“窝藏逃亡地主”。

这些煞有其事的文字,令人触目惊心。赵组长心中暗喜,这正是运动所需要的“弹药”。郭爱德和乐慕华可谓郭郭教士的左膀右臂,削掉其一,堡垒也就从内部攻破了。她要抛出这块“石头”,在育婴堂掀起波澜来。

绵里藏针

郭爱德,是郭教士最早收养的七名女孩之一。因为,不知姓名,所以,郭慕深便冠以“郭”字为姓,名曰爱德。此后,成为无名婴儿的通例。

爱德自幼聪颖,在堂里读完小学,又读中学。后来,被安东一家银行聘用,且受器重。1946年春,郭慕深聘任她为助手,时年26岁。重归儿时的天地,并非对以往的留恋,而是出于一个基督徒的虔诚,钟情于上帝的产业。

爱德长脸盘,前额没有刘海覆盖,亮出宽阔的脑门,戴着眼镜,目光若有所思。赵组长端量了一下,先聊家常,以显关怀,拉近距离:爱德,生活过的怎么样,听说你丈夫早逝,不幸啊,还是独身吗,这么年轻、漂亮,又有文化,大姐给你做媒——找个政府的小伙,你看怎样?爱德说,谢谢,但我要像郭教士那样……话未说完,被赵打断,哎呀,那可不行,人老了,不能动弹了,想喝碗水,身边连个人都没有,那怎么行啊。接着,转入了正题——

我查看了一下有关档案,对于育婴堂孩子的出身是有记载的。她翻开工作手册念道,根据《丹麦教会档案》记载:

“(安东)育婴堂的孩子有着不同的出身,有由于政治威胁被废黜的王公贵族的情妇生下的孩子,有妓院生下来的,还有被扔到街头的婴儿。有时婴儿送来还附带着衣服和名牌,但大多数送来的都没有名字的,用布或狗皮包裹着。”

但是,我还要知道的具体些,也是工作组应该掌握的情况。我想,你们育婴堂有记录的吧?爱德说,是的,有一本记录簿。赵说,你配合一下政府工作,拿来给我们看一看。爱德说,那是郭教士记载和保管的。赵说,这丹麦老太有点霸道了吧。爱德问,政府要做什么?赵说,这,你就不明白了,阶级成分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不管走到,都要分清敌我。育婴堂的孩子出身很复杂,可以说,草深虫子密,林大鸟儿多。简单地说,我们要摸清这些孩子的出身……

赵组长的“理论”,使郭爱德有些困惑,始终未置可否。也许是因为一把手的“内务”,副手不可“越俎代庖”。最后,赵组长扔下几句话,有点“绵里藏针”:工作组掌握你有些问题,但我看你孤苦伶仃的,给你机会,希望你配合政府工作,不要毁了自己的前途。丹麦人卷起铺盖就走了,别忘了你是中国人 ,你还要在这里生活下去……                                        

 

郭爱德(1919——1999),图片系育婴堂孤儿作家刘金银(1936-)提供。

“挖地道”

工作组在育婴堂上攻“堡垒”,下挖“地道”,可以说,“双管齐下”。所谓“挖地道”,是指在孩子堆里“从中进行政治工作,培养了一批儿童,这些儿童便是以后接收时的骨干”(《关于接收育婴堂的情况报告》)。

育婴堂的生活是有序而严格的,从早晨六时鸣钟到晚上九时就寝,这中间的活动都有具体的规定,每天都要唱赞美诗,或祷告。礼拜六大扫除,礼拜日的午前要在教堂做礼拜,下午休息,但所有的学童不许离开院子,每周的生活概莫如此。这种封闭式的生活,使天真烂漫的少儿感到了压抑,悄悄滋长了“叛逆”的情绪,仿佛一堆干柴在等待着火星的点燃。

赵组长当过“孩子头”,长于揣摩孩子的心理。上头对她说,派你去育婴堂,因为你有“哄孩子玩”的经验。她通过“摸底”,“物色”到了一个流浪儿,14岁的女孩,虽然瘦削矮小,却胆大机灵,和男孩子打仗也不怯阵,一头撞去,让对手跌个仰面朝天。孩子们都叫她“虎丫”,东北话“虎”有“傻”的意思。她在育婴堂保持着挨打的“最高纪录”,而那些名次紧随其后的“淘气包”,平时自然也都围绕在她的周围。去年春(1948)闹饥荒,郭慕深领着学童上山挖野菜时,虎丫偷着跑了,找回来后,露出臀部,受了藤条抽打之苦。但紧接着,又跑了。于是,又吃了“藤条”。赵组长喜欢这个女孩,“苦大仇深”,且有“反抗”精神。群众总是一盘散沙,需要“领头羊”,才能运动起来。所以,特意带她去看了一场电影,吃点零嘴。后来,又请她和几个学童看电影,然后,又带去参观七道沟孤儿院,这是政府开办的,从前是一所小学。然后,在食堂招待了一顿午餐:大米干饭,白菜肉片。去年以来,育婴堂的孩子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因为闹饥荒,而且,原来生产粮食和蔬菜的土地被没收了,捐助善款的富人被打倒了,变成了“穷鬼”。一个不能填饱肚皮的育婴堂,又能给孩子多少快乐呢?学童们一边吃着,一边议论影片。赵组长“趁热打铁”,问道,同学们,你们看——是育婴堂好,还是孤儿院好啊?大家齐声回答:孤儿院好——。赵说,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咱们一起从育婴堂搬过来。有学童问,那郭教士呢?赵说,老太太该回家了。啊,教士要走了,小鸟飞出了笼子,又有电影,又有肉吃,孩子们怎能不快乐呢。

由此,育婴堂的学童散学后,便翻过八道沟的小山,来到政府孤儿院,学唱《共产儿童团歌》,听“刮大风”(土改)的故事,尤其是校长、老师被学生用绳子捆起来,套上纸糊的高帽,牵着游街,令学童们感到惊奇而兴奋。

南辕北辙

赵组长和郭爱德谈话后,以为她会把记录簿送来。因为,一本花名册,又不是什么生死攸关。但一连几天,没有动静,她有些恼羞成怒。搞土改时,说要搜查什么,哪怕是祖宗的棺材,还是女人的裤裆,她都动手“翻”过。那年月,打死一个人,就像踩死一只小鸡,所以,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看来,人总是要有恐惧感的,一个老师若是学生谁也不怕,说话就没人听,不如放个屁。所以,她要向郭爱德施压。

仿佛老师在面对一个做错了事的学生,先是凝视着学生的面部表情,猜测其心理活动。然后,再发问——

郭爱德,我叫你配合政府的工作,你是怎么想的?

配合政府的工作,那是应该的。可是,你要育婴堂的记录簿,郭教士不同意。

她为什么不同意?

她说,孩子无论什么出身,没有贫富贵贱,都是上帝的孩子,不但有生存的权利,也享有人的尊严。所以,无论从哪里来,时间、地点、衣服的颜色,是否留有书信,我都有详细的记载。想的是,有一天,孩子长大了,恐怕要问起身世来,这是孩子们的隐私,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爱护孩子的心情,我理解,我也是当过教师的人。但是,交给政府来“保护”不更好吗?难道你们还不相信政府吗?

听说,“刮大风”时,政府不让地主家的小孩上学。

是的,不仅如此,有的小孩被摔死了,有的被扔进冰窟窿里,还有的被劈死了,说着,她便伸出两臂,要做“劈腿”的动作……

郭爱德眼含泪水,喃喃自语:上帝啊……

她听说过,打死了两千多人(《宽甸风雨录》),原来,孩子死的竟然这样惨,而这位“老师”仿佛在讲述一篇平常的课文。赵组长继续“讲课”:

那是革命的年代,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说到此,赵组长便拉开抽屉,拿出那封匿名信——

我这里有一封信,是检举你的。别的暂且不说,就说土改吧,我念给你听听——

那天夜晚上下大雪,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是从地主家里跑出来的,郭爱德和“老鬼子”(郭慕深)给藏在地下室……

赵组长蹦起面孔说,郭爱德,就凭“窝藏逃亡地主”这一条,我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

郭爱德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我想起念小学时,听郭教士讲过一个故事(雨果《悲惨世界》):一个从监狱放出的苦役犯,没有一个旅馆肯留他过夜。于是,他敲开了一个市民的家门,这是当地一个主教(一个地区教会的首领)的家,苦役犯说出了真实的身份,仍然受到了主教的热情款待。可是,他却半夜偷了主教家的银器,跳墙逃跑了。警察认出他身上的银器是主教的,便把他带回去了。可是,主教却说银器是赠送的,于是,警察放了苦役犯。主教低声对他说,我要把你的灵魂救出来,交还到上帝那里去。

后来,我亲眼看到——日本人端着刺刀逼迫教士交出窝藏的“反满抗日”分子。事后,才知道,原来日本人要抓的是王会长(安东商会长王建极,时为1936年11月)。还有,“老毛子”(东北人习称苏联)要她交出躲藏的日本女人。当时(1946),她把一位日本朋友的女儿藏在了育婴堂(《丹麦教会档案》)……

共产儿童团

郭爱德的“回敬”,使赵组长感到窘迫,无以言对。因为,也是“南辕北辙”,大概是“精神鸦片”的毒害吧。但“记录簿”拿到手只是迟早的事,郭慕深总不会把它带到丹麦去吧。况且,也无碍“接收”,只要把“挨打”的学童组织起来,何愁不成?宽甸土改打死了32名教师(《宽甸风雨录》),谁说没有“革命”学生的踊跃呢。工作组只要把学童都拉过来,使育婴堂变成一座空巢,接收,自然也就瓜熟蒂落了。

眼瞅着年根了,育婴堂孩子最盼望的是圣诞节。翠绿的圣诞树,点缀着彩色的小星星,头戴红帽子的圣诞老人,在欢乐的琴声中,手舞足蹈,送给每个孩子一份礼物,有花生、糖果以及本堂烤制的西式糕点。还有稀奇的玩具,捐赠来自丹麦王国,也有侨居东北的西国人。此外,每个孩子有一套崭新的毛衣毛裤,而每件的颜色和图案各有不同,这是平日大孩子们的作业。育婴堂的女孩除了唱歌、弹琴,织毛衣也是必学的艺业。育婴堂的快乐,吸引了周围的孩子,他们纷纷跑来,而这一天,育婴堂的门是敞开的,孩子们可以尽情地相拥在一起,唱啊跳啊,育婴堂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虽然,育婴堂仍然没有脱离饥饿和动荡,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一个快乐的圣诞,郭慕深和爱德依然煞费苦心地做了些筹备。然而,何曾料到,工作组对于抵制圣诞早有谋划了。

12月24日,白天,育婴堂的墙上出现了铅笔写的纸条(标语):

要求政府法办杀人凶手郭爱德

要求老鬼子交出花名册

郭爱德是老鬼子的忠实走狗

老鬼子必须交代虐杀中国儿童的罪行

这里骂的“老鬼子”,便是指郭慕深。

这些小标语,虽然字迹有些歪斜,却如突然刮起的旋风,令人惊骇,风是雨的拳头,育婴堂要天旋地转了。

晚上,礼堂内冷冷清清的,装饰好的圣诞树成了残枝败叶,圣坛上的木头十字架不见了,换上了人的头像。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忽然,墙外响起汽车的轰鸣声,学童们拥挤在卡车上,这是要去七道沟孤儿院,那边放映电影。有几个学童举着扎枪,迎着寒风,扯着嗓子唱了起来——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嘀嘀哒嘀嗒……

——《共产儿童团歌》

平安夜

一列北去沈阳的列车,缓缓驶出了安东站,明亮的灯火渐渐远去,列车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偶尔,远处有若明若暗的闪烁。北方之夜寒彻透骨,尤其在列车上。郭爱德从旅行袋里拿出一条毯子盖在腿上,这条黄中带绿的毯子是二战时的美国军毯,它是丹麦医学博士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1872—1956)送给郭慕深的。安先生是安东丹国医院(丹麦人于1904年所建)的首任院长,1912年,调往奉天(沈阳)医大(教授、校长)。在安东时,他曾向郭慕深求婚,但遭婉拒。中国同事问郭慕深是“有缘无份”吗,她说,中国人的孩子最害怕“后娘”,甚至是“虐待”的同义。我如果结婚了,就要生孩子,那样,育婴堂的孩子岂不是掉到“后娘”手里了吗?所以,我不喜欢做中国孤儿的“后娘”。于是,在这穷乡僻壤消磨了青春,直至背已微驼,两鬓如霜。在充塞着贫穷、饥饿、战乱和动荡的国度里,为了孤儿的生存和尊严,她抵抗着残暴与屈辱,忍受着悲哀和孤独,风霜雨雪三十四年。

爱德的眼前浮现出和教士分别的情景——

听爱德说十字架被拆掉了,却挂上了人像。教士吁了一口气,拉起爱德的手,说,孩子,圣经上说了,“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啊。可是,难道这就是报说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

爱德感觉教士的手有些发烫,从记事起,教士给她的印象是怜悯而平安,即便是日本人端着刺刀威逼她交出藏在育婴堂的“反满抗日”分子,她依然从容自若。此时,老人的心在颤抖,也许,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逼迫……

教士将一条叠成方块的毯子递给她,说,夜里火车上冷,你盖着这条毯子。说完,她把脸扭了过去,爱德的心仿佛被猛刺了一刀,她知道——教士哭了,她不愿意让孩子看到她脸上悲伤的泪水。

爱德说,教士,我不能离开你啊。

教士说,孩子啊,圣经有训:“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爱德说,可是,工作组要来找你麻烦的。

教士说,孩子,不要为我担忧,天父自有计划和安排。沈阳的姊妹会去接站的,等你安顿下来后,我再去看你。说罢,她站起身来,颤巍巍地点燃了烛台上的两支蜡烛,然后,伸出两只手说,来吧,孩子,让我们唱首《平安夜》吧。爱德扑在教士的怀里,泪如泉涌,教士搂着她,轻声地说,有神的同在就不惧怕。

窗外北风萧萧,屋内烛光摇曳,歌声平缓、安详,没有沮丧,没有忧伤,因为,一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为黑暗的世界带来了曙光——

平安夜,圣善夜

万暗中,光华射

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静享天赐安眠

静享天赐安眠……

郭慕深、乐慕华(后者)和最早收养的七个女孩,前右二系郭爱德,摄于1925年,图片源于DMS。

独守空巢

1950年1月1日,早饭后,育婴堂的男女学童都换上了一套新装,衣服是灰色的,裤子是灰色的,头上的帽子也是灰色的 ,帽檐儿很长,在帽子前端有两颗黑纽扣,时称“朱德帽”。上衣是夹克式的,西服领,双排扣,斜插的暗兜。据说,这是革命家列宁喜欢的行头。在工作组的组织下,学童们爬上了卡车,然后,卡车奔驰起来,车上响起了的歌声:“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共产儿童团歌》)

郭慕深迎着寒风,站在阳台上,天空灰沉沉的,车上的人灰蒙蒙的,路上翻滚的尘土也是灰蒙蒙的,她望着远去的卡车,心里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

终于,工作组向政府写出了圆满的“报告”:

“由于派去的干部教育,使儿童主动要求到孤儿院去。就在这情况下,将一部分大孩子转到孤儿院,剩下一部分小孩,由于当时经费不足(原该堂生产土地被没收以及无人捐献),迫使丹麦教士郭慕深主动交政府接管,至此,将该堂全部接受。”

“当时,有收容人员180余名,保姆10名,工人4名。”(摘自《关于接收育婴堂的情况报告》)

1950年8月1日,在盖有安东市人民政府红色印章的一纸文书上,郭慕深戴着花镜,写下了她在华的汉语名字:郭慕深。从此,安东基督教育婴堂落入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这年夏季,一江之隔的朝鲜爆发了战争。对岸的战火余烬随风刮过江面,散落在安东的街巷。空袭警报不时的响起,老百姓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政府孤儿院的孩子被疏散到了城外,一个地名套外的乡村,分散在农民家里。有几个孩子参加了志愿军, 包括15岁的虎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

孩子们离开了育婴堂,仿佛一群小鸟飞出林子,剩下了寂静的“空巢”,而郭慕深也就成了独守“空巢”的老人。由于,她变成了“披着宗教外衣”的“老鬼子”、“帝国主义分子”,并且,是“虐杀中国儿童”的罪人。所以,先前的朋友不翼而飞了,熟人也变成了陌生。但也有不速之客的造访,如背长枪的民兵或者便衣警察,他们是来搜查“深宅大院”是否隐藏了“特务”,因为,夜里发现山后有信号弹射入空中。

走出育婴堂顺坡而下,大约二百步的样子,便是丹国医院的后门,郭慕深有一把钥匙,可以独享这个“捷径”,省却了绕道而行。建立育婴堂之后,她仍没有脱离临床,因为,人手短缺,特别是妇产科,常有应急的情况。战争爆发之后,这里成了志愿军的“后方医院”,郭慕深也投入了抢救伤员之中。这天,她照常穿起白大衣,顺坡而下,刚走到医院后门,忽然,出现了一个持枪的士兵,把枪一横说,禁止你走这个门。她问为什么,回答是,跑出特务来呢?为了首长的安全(附近辽东省府)。

沈阳站

由于,战争的恐怖,提升了在中国的西方人的地位,虽然,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16个国家中并无丹麦王国,但是,郭慕深也接到了“逐客令”:为了保护外籍人的安全,请离安回国。郭慕深的院子门口罗雀了,却也有来“话别”的,她是赵家凤。此时,她的身份是孤儿院院长。因为,记录簿尚未拿到手,没能交差,这是块心病。但是,最早承认新政的寥寥无几的国家之一(1950年1月),丹麦却是其一。所以,投鼠忌器,不可惹恼了这个丹麦老太。再者,恐怕“东西”已转给郭爱德了。所以,她要打探郭慕深何时启程,窥测时机,张网以待。

12月6日,中朝军队收复了沦陷49天的平壤(10月19日),扭转了朝鲜的战局。于是,安东的紧张气氛缓和了,疏散山区的政府机关返城了,逃难的百姓也回家了。郭慕深又接到了通知,若暂不回国,即疏散内地。

有位作家说过,“故乡是我的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然而,对于基督徒而言,“流浪的最后一站”恐怕就是“魂归天家”——上帝的身边了。所以,无论是菲英岛(故乡),还是安东,都是郭慕深人生的驿站。因为,她不过是寄居地上的客旅,“叶落归根”那只是汉文化的观念而已。

12月18日上午,郭慕深坐在列车厢里,凭窗眺望,鸭绿江结冰了,一群野鸭子飞来飞去,这些活泼的小动物,越是严寒越是欢快,尤其雄鸭颈上的羽毛让冰水的洗涤的愈发碧绿如玉了,这就是“鸭绿”。

冰雪覆盖的鸭绿江,曾经是育婴堂孩子的乐园,还有坐爬犁(雪橇)来的朝鲜儿童......

三个女孩为教士送行,一个坐在教士身边(谢真林),两个坐在对面(叶丽娜、郭永林),她们都是高小卒业,恰逢花季,面临着升学或者就业。但这些“大孩子”不在政府的“接收”之列,所以,又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境地。

列车由缓而急,飞驰起来,瞬间,安东的山水、房屋被远远地抛弃了……

孩子们感觉了教士的心绪不宁,对面一个孩子(叶丽娜)拿一个苹果递到教士面前,但她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说,孩子,我的牙已经咬不动了。接着,唉声叹气的,叨咕着“虎丫”。她见三个孩子的眼神有点神秘,便蹙起眉头说,我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你们不要瞒着我。孩子们面面相觑了一会,便说虎丫牺牲了(育婴堂孤儿在朝鲜牺牲的有侯景云、女,崔景贤、郭天民、见于《安东育婴堂收养婴孩名单》)。教士痛苦地两手遮住脸庞,哽咽起来……

列车一阵轰鸣,驶入了黑暗的隧道。令人感觉是那么的窒息、烦闷和漫长。列车钻出了山洞,不知何时飘起了漫天的大雪……

送别是不愉快的,且有悲伤的压抑,所以,没有闲聊的兴致。三个女孩盼着快点到达沈阳,因为,流落此的郭爱德来为教士送行,约会于站台。然后,郭教士换乘去天津的列车,从塘沽港上船回丹麦。

终于,沈阳到了。孩子们搀扶着教士走出车厢,可是,没有见到爱德,络绎不绝的旅客渐渐散去,站台上显出空旷而凄凉,只有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12月24日,风雪弥漫的塘沽码头。郭慕深站在甲板上,四顾茫然,仿佛一叶孤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 ……

她担心爱德遭遇不幸,仰望被雪幔遮蔽了的夜空,默默地祷告——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平安之夜。

她哪里知道——爱德已被关进了牢房。但是,记录簿至今仍是个悬案。

写于2020年春寒

附记:

本篇历史纪实主要采访下列人员——

刘玉清,生于1941年,安东育婴堂孤儿,退休于本市某银行。多年来,参与有关回忆育婴堂的纪念活动。2006年,与他人整理出孤儿近300人的名单。

田方舟,生于1944年,安东育婴堂孤儿郭宝珍(1921年生)之子,退休于本市客运司机。自八十年代起,即收集有关育婴堂的历史。2014年,应邀赴丹麦参加为郭慕深立碑的纪念活动。

刘金银,生于1936年,安东育婴堂孤儿,退休于本市某企业,现为作家,2010年发表以安东育婴堂为素材的80余万字纪实作品《中国圣母院》。

参阅史料:

《丹麦传教士在东北传教历史简介》,丹麦女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1934年生于安东)于2007年提供与作者。

《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事业报告书》,刘玉清女士提供。

《关于接收育婴堂的情况报告》(丹东市档案馆藏)

《宽甸风雨录》(主编尚振生,吉林大学出版社)

附录一:《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79)刑监字第486号

申诉人(原审被告)郭爱德,别名夏悬生、夏伟钦,女,六十一岁,十一年文化。原籍辽宁省安东市,现住凤城县二台子硼矿,原系沈阳市皇姑区联合医院挂号员。

申诉人郭爱德因反革命一案,对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安东市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七年不服,提出申诉。

现经本院查明:申诉人解放初期在安东基督教孤儿院任管理员期间,打骂、体罚孤儿多人事实属实。原判认定高玉珠等三名孤儿被其打后致死一节事实失实;利用教会窝藏地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至于不让儿童接近解放军属于思想落后,构不成犯罪。据此,原以反革命定罪科刑均不当。故判决如下:

撤销原安东市人民法院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判决;

对申诉人郭爱德宣告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

一九八0年一月二十三日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法院(印章)

第三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刘鹏志

代理审判员 李洪祥

代理审判员 梁勇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杨宁宁

附录二:《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事业报告书》

名称 安东基督教育婴堂

创立年月日 公历一千九百十六年

所在地 安东省安东县元宝山中学胡同门牌十四号

宗旨 救济孤苦之婴儿养成有用之人才授以生活上必要之知识为宗旨

代表者姓名 郭慕深

堂内设备

房屋共有四座,内计儿童宿舍二十一室,室内安设床榻或火炕、光室一、总务员室一、副总务员室一、礼堂一、祈祷室一、膳堂一、缝纫室一、工人宿舍二、厨房一、储藏室一、沐浴室一、厕所二。院庭三,系为儿童游戏之场所,并有自备水井一口。

每一儿童按其年龄配有合宜之玩物,五至八岁之儿童即入幼稚园,本堂自备幼稚园一,设有教室一,保姆一,保姆助手一,风琴桌椅等幼稚园应有之物品亦无不备。八岁以上儿童即入学校,每人备有收藏衣履书籍之柜箱。本堂自饲乳羊三十余只、乳牛三头、家豕三头、驴二头,并有自备之磨房一所。

内容组织

主任一人,主理本堂一切事宜。总务员及副总务员各一名,以监视保姆及乳母之工作。保姆二十六名,每保姆负责本组所有儿童养育之责,乳母十三名以乳哺婴儿。此外尚有保姆助手十名、工人十名。

按婴儿之年龄分为十八组,第一二三组系十四岁以上之儿童,该等多半入校读书或就职业。十五至十八组系乳母组,在一岁以下之婴儿,每人有一乳母。其余每组有一保姆并一二名助手助理之。

本堂自设之幼稚园,聘有保姆一名,及助手一名,五至八岁之儿童皆入幼稚园,八岁以上之儿童即入小学,高小卒业后,依各人之天资或升学或艺业。

入堂之手续,凡经人介绍,或本堂确知系无人照顾之婴儿,本堂一律收容,但有家族或亲戚能负养育之责者,本堂概不收留。

沿革及历年业绩

本堂成立于公历1916年,原系丹麦传教士郭慕深创设,该时有孤儿七名,无人教养,遂由地方名人王筱东先生之援助,及一切热心基督教信徒诚恳之捐助而成立。历年经费由丹麦国汇来之资金达万余元,复蒙安东县公署,安东总商会及满铁地方事务所,并一般慈善家之捐助,经济方面尚无困难。嗣后逐渐扩充,增添房舍及用具。至今收容儿童已达二百余名,查自成立以来收容之儿童,已能独立谋生出堂任职者有二十余名,在初小读书者二名,高校就读者二名,中学肄业者三名

溯自成立至康德四年虽收容儿童渐多,但赖上帝之恩惠及关心育婴堂者之辅助,仍能维持前进。斯年代十一月间蒙满洲帝国恩赐团授予将近三百元对于本堂精神方面及经济方面,得益匪浅。年终结算亏欠约及千元,至康德五年,儿童数目日益增多,物价亦昂贵,因此费用浩繁,经济方面颇感艰窘,但处此困难情形中,愈见上帝之恩助,官府及各界人士亦屡惠顾,施以援助,年终结算不足千余元。赖亲友之借助弥补,仍得继续进展。至康德六年欧洲战事骤起,以至丹国捐助资金之来源断绝,百货之价格又日渐昂腾,虽有侨居满洲各国基督教信徒及各界人士之捐助及官府方面之辅助,但对于本年之用度,深恐难以维持,唯求我们所依赖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感动关心社会事业及本堂工作者之衷怀,使能协力援助本堂之事工,使本堂进展不能因此等困难而稍辍。

康德六年末现在儿童数目与年龄

现共有儿童二百一十三名。男儿九十二名,女儿一百二十一名,以年龄区分之,则男儿一至五岁二十六名,六至十岁三十五名,十一至十五岁二十五名,十六岁以上者六名。女童一至五岁三十二名。六至十岁三十四名,十一至十五岁三十九名,十六岁以上者十六名。

占地面积与房屋数目

占地面积 共占地面积四亩六分三厘

房屋数目 共四座,一、两层楼八间 二、两层楼房十六间 三、两层楼房十间 四、瓦房四间。

育婴堂经济之支配法

本堂感觉所得之金钱,皆系爱护本堂之人士爱心之捐助,故对于经济方面力求节俭,亦欲使本堂之儿童自由养成殷勤节俭之美德,今举对衣食住方面之一斑,作为一例。

对于衣服方面,因有丹国国内信徒、亲友及侨居满洲之西国朋友,屡寄赠新旧衣服等物,即可用其新者直接为儿童穿着,旧者可以改作小之衣服,稍破者仍可补缀以应用。虽系破旧片者,但亦洗濯清洁收拾整齐,一方面可以保守卫生原则,一方面亦使儿童有整洁之习惯。近来满洲各教会及日满朋友,亦曾寄来衣服鞋履等,实裨益不鲜,去岁有人热心捐助旧胶皮车轮,本堂即利用之为儿童做鞋底,有人捐助旧袜,即利用未破之上端为婴儿做成小衣服,柔软而合用。总之,本堂利用一切物品即不堪用之破衣亦用之作拭地帚或粘在一起以为鞋之衬布。盖自本堂视之无一物不可利用之造成有用之才。

对于饮食一方面,务使儿童获得够用之营养,再一方面还得力求少费金钱。故本堂自饲乳羊三十只,乳牛三只,较幼或软弱之儿童,每日可得鲜纯之乳饮用。并赁八道沟内菜园一处,其中可猜栽种若干菜蔬,较大之男孩课余后亦可至园内辅助工作,此外本堂亦自备磨驴等,较大之儿童亦可辅助工人自备米及面粉等,如此可省却若干之费用,更利用儿童残余之食物及皮康等物饲豕七只,遇年节时可谓儿童备肉食,以助其兴致,以上种种不过举数例尔,详情实难枚举。至于所住之房屋系逐渐备置,室内虽无精美之陈设,但较大之儿童及各室之保姆分担房内清洁之责,故地板窗壁每日务令收拾整洁,儿童入室另着软布鞋,可保地板木质之完整,亦可维持终日清洁。总之本堂消耗较小之费用,取得较大之收获力,求其经济得适宜支配,以副捐者之热心。

每日生活概况

每日午前六时鸣钟,共同起床,梳洗毕扫除卧室,七时早餐学童等均入食堂,幼儿与乳母均食于寝室内,餐毕学童入学校,幼儿于室内幼儿园授课,并有入各人工作者,九时有工人共同礼拜,乳儿各有乳母照顾,十二时学童散学归来,共同午餐,一点幼儿与乳儿休息,学童仍入学,晚四时学童散学即与幼儿等均聚于庭前各自游戏,六时晚餐,七时学童幼儿各有分班礼拜,八时幼儿和乳儿休息,学童自习,九时就寝,每礼拜六学童与工人负责大扫除一次,礼拜日除午前赴礼拜堂外均休息,每周生活如是。

经济收入与支出(略)

封底(18页)

昭和十五年七月十日印刷

昭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发行

育婴堂事业报告书

安东元宝山中学胡同四十四号

编辑人 郭慕深

发行人 贾恩膏

印刷人 耿立德

印刷所 农业进步社印刷部

发行所 基督教信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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