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困境、权利与责任(二) 

----拒绝公私合营式的温水煮青蛙命运

 

楊建利

 

 

在前篇同题目文章中笔者强调:“2017年,当习近平朝毛式政治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或者说资本者,需要静下心来想一下可能原本被忽视的某些东西:比如政治,比如自己的权利,比如社会责任!中国资本者要想摆脱悬在自己和子孙头上的红色共产魔咒,必须对这个政权与资本的关系有所了解,必须认识到中国资产者对于法治、自由应该承担的特殊的历史责任。

 

概言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再不能一味埋头数钱,也许他们从来就没能一味地埋头数钱。当王健林被边控的传言基本被证实,当刘强东声称共产主义将在这一代人实现,当马云的支付宝的网络支付被迫网联化,当“混合制经济”的锣鼓越敲越响,而各式各样的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遍地开花,即使是较为迟钝的民营企业家恐怕也开始意识到某种危机的临近,甚至有人预估第二次“公私合营”将是民营企业不可避免的厄运。

 

然而,身陷复杂的时代棋局,意识到危机的来临是一回事,正确地处理危机是另一回事。在李嘉诚敏捷地抽身而去的时候,王健林、吴晓辉却自投罗网,而肖建华以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也未能免除灭顶之灾。另一方面来说,尽管资金外逃势头不减,但民营企业家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跑路”出国,中国“资本家”的资产、权利保卫战的主战场只能是在中国国内。这就需要他们有更紧迫的危机意识和更强的行动能力。

 

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资产者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变化而寻求建立另外的社会同盟,在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关系走向破裂的时候,中国的资产者需要懂得与社会其他阶层结盟以及如何迅速结盟的重要性。

 

2011年起,中国经济无法继续2008年底开始的“刺激—扩张”模式而转向衰退,六年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不再,滑向熊途漫漫的衰退通道,而且,在这条漫漫“熊途”上,布满了各种凶险的明障暗礁,过去几年,中小企业步履蹒跚,很多行业哀鸿遍野,举步维艰,政府财政压力增加,这是规模性民企也被暗算和剥夺的近期背景。这样的衰退很明显不是某种周期性的反应,而是30年权贵经济走向末路的表现。

 

权贵资本主义模式走向末路这一事实,在政治、社会领域同样有清晰的表现。十八大前,上层权力的碎片化已达危及政权生存的程度,迫使江、胡不得不配合习近平的迅速集权;多年社会矛盾和观念冲突的累积,造成民间维权和群体性事件数量逐渐升高,而在网络空间,“党和政府”的声音,开始成为弱势,这些变化是结束“邓小平时代”的推动力量——你要么往前走,要么就往后退,遗憾的是,习近平以集权、意识形态左转和打压民间社会的手段,选择了后者,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习近平的政治左转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喜好,而是邓小平主义对中国的终极束缚,是自由与专制的原则性冲突的结果——专制政治的笼子终究容纳不下飞翔的雄鹰。

 

中国资产者在邓小平时代不得不选择成为权力的同盟——就连资产者的重新形成,也是邓小平主义的内容之一,但在过去三十年的同盟关系中,中国资产者虽与权力勾连,彼此的防范从未彻底消除,更重要的是,自由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那就是民间财富的整体增长、意识形态的弱化、社会自由度增加、多元化观念的传播……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资产者总体上有着某种自然的推动力。

 

但在法治、人权等领域,资产者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他们中的很多人赞成法治却又希望享有某些特权、厌恶意识形态宣教却又对普世价值缺少实质性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六四后形成的异议者、维权者大体上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任由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孤身奋战。

 

而在权力与资本的暂时的同盟关系开始走向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资产者们将不得不审视与原先视野之外的社会成员结盟的可能性。我不敢说每一个资产者都会认为这是恰当的时机,但这毕竟是历史唯一的方向。这一方向将重新梳理和界定中国企业家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这种结盟也是理性的选择。1949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19497月,毛泽东向中央团校毕业生讲话时说,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这段时间,毛泽东还派刘少奇到天津安抚资本家,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五年后,当中共开始准备对资本家采取“公私合营”的时候,刘少奇却在党内解释说:“在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经济还没有,就一下没收,会搞个稀烂,经济上不利,政治上也不利。资本家跟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愿意开工生产,我们说不要,一定要自己干,要把它没收,理由不那么充足。而且,那个时候农村里面土地改革没有完成,我们党的干部主要集中在农村,派不出更多的干部到城市里面来。一九五○年的时候,不是有同志主张对资本家要挤一下吗?毛泽东同志说,不要四面出击,农村里面地主还没有打倒,在城市里面就向资本家出击,这是很不利的,这是很危险的。”

 

也就是说,1949年的时候,中共对城市和农村的资产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进行隔离、分化,避免四面出击的危险,以从容不迫地对资产者一个一个接替收拾。

 

当趋势已经形成,宽慰的话就不过是缓兵之计。剥夺是需要时间的,再强大的独裁者也不敢对所有社会力量同时采取行动。那么,假设在1949年的时候,城市资产者、知识分子能够对中共在农村采取的非法剥夺行为进行抵制,联合起来的力量会让中共的“共产主义”雄心大大降低,从而为城市资产者形成一道保护屏障。但城市资产者被假象欺骗了。1953年,毛泽东指示:“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即将开始的时候,陈云还在说:“国家对待资本家与对待地主是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害无益。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工商界不要担心得不到安排。”最后的结果却是资产评估被大大压低、是连续十年5%的所谓定息、是一顶戴在全家头上的“资本家”的罪恶的帽子……

 

中共对待城市资产者和农村资产者的政策真的有什么不同吗?没有。当权力需要“割韭菜”的时候,企业会因规模不等而被分别对待吗?不会。

 

和今天非常类似的一点是,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正式开始前,中共就在很多私营企业“试点”建立党组织,并派驻党务官员,这些外来者让企业的所有者受尽侮辱,以至于1956年的“公私合营”时,遇罗克母亲觉得把自家财产交给国家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由于她地积极配合,甚至得到了一个政协委员的地位,但荣誉转瞬即逝,屈辱和歧视伴随一生,没有这种屈辱,可能就没有遇罗克的《出身论》,没有这种歧视,遇罗克可能会免除死刑的灭顶之灾。

 

如今,党组织再次在民企领域遍地开花,一个政治化、组织化的时代再次降临。要避免落入高度组织化的中共的圈套,资产者需要有全面的“反政治”意识。如果说个体凭着敏锐的嗅觉,可以通过出逃等手段来保护财产、人身安全,那么,阶层共同意识的形成,却是可以改变社会的力量,重要的是不能被“进二退一”、杀鸡骇猴、甜言蜜语等政治手段欺骗,在犹豫和观望中,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困境。

 

当代中国资产者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在没有法治的国家,你的财产从根本上说并不属于你自己。中共不需要修改任何法律,足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让你乖乖就范。1952年的“五反”运动,以“打击犯罪”的形式,就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整了个七荤八素,逐渐让资产者失去了保护资产的兴趣,很多人甚至希望赶紧把资产交出去。

 

今天的情况略微不同,要控制庞大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国际化的民营企业,中共组织化力量尚需时日。涵盖江、胡的邓小平时代,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因素的存在,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提供了一定土壤土壤,目前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倒退趋势已经形成,但资产者的资产犹在、民间反对人士和维权者仍在奋战、言论自由力量仍在对抗禁言封网,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对资产者也是相对有利的:195511月,刘少奇说:“现在我们就是有了这种条件,有了这种充分的条件。国际的条件,一个是苏联的存在,一个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跟国际资产阶级割断了联系……这样就完全把民族资产阶级包围起来了,要它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现在我们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优势,资本家不接受改造就要垮台,就要破产。”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中国要求外国驻华企业需建立党组织引起外商强烈不满,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德国驻华工商总会发表声明,对中方的要求表示担忧。强调如果事态进一步蔓延,德国企业不排除退出中国市场,或重新考虑对华投资策略。观察人士认为中方的做法,有可能因触发西方价值底线而引发制裁。

 

这都是中国资产者可以感知和寻求联合的力量。任何社会转向的完成都需要时间,这一点会误导被剥夺者,让他们身陷危局而不能清醒自知,却也会同样制约统治者,再强的统治者都不可能一夜间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他们总是走走停停,有时候甚至玩“退两步进一步”的把戏,让一些被剥夺者认为“狼来了”的警告不过是危言耸听。因此,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首先是对中国资产者阶层政治判断力的考验,然后才是与智慧和行动力有关的较量,中国资产者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和目标,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想告诉中国资产者应该具体做些什么,我不认为自己有指导他们的资格和能力,我相信,当他们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找新的社会同盟时,他们最终会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我也不认为在社会各阶层形成自由联盟的过程中,资产者要扮演的只是赞助商角色,民主革命中,资产者、民营企业家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就行动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活力的群体,而且他们在与权力结盟的过程中,对这个政权内部的了解也多于一般社会底层,因此,来自这个阶层的挑战,具有其它力量不能替代的价值。

 

我只是提醒他们时间的紧迫性,不要犹豫,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中共可能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从形式上再次消灭私营企业,但民营企业家对自身财产权的掌控将被逐渐削弱,“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则会逐渐吞噬民营企业的盈利空间,让它们走向慢性死亡。总之,习近平主义的趋势已经形成,这是一条单行线:原本糟糕的法治环境正趋于更加糟糕,权力和权力者对个人财产的剥夺正变得更为容易和肆无忌惮,中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将越来越趋于紧张——这几点是根本的,其它都是枝节。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结合了传统皇权统治和列宁主义的独裁手段,在切割和打压社会、维持统治上面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清醒的整体自我意识,而包括资产者在内的民间力量并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他们的力量并不弱小,却总是分散的,在中共长期致力于消除成熟政治反对派的情况下,民间抗争大都具有自发性和被动性,对统治者来说,这样的抗争可以被事先纳入有效的维稳模式的防范之下。要有效破除中共对各阶层利益的非法剥夺,就需要破除其对单独个体、各阶层抗争的分割,我认为,被动和自发的抗争,无论其方式有多勇敢悲壮,其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而带有清醒政治意识的联合行动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因此,所有的抗争者都需要做一些基本功课:首先增加对同盟者,增加对镇压者和镇压方式的了解……然后,大家会明白怎么做才能有效放大自己的力量。短视、懈怠和自我孤立意味着难以抵挡的死亡,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留给中国民营企业家观察和思考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紧迫了。

 

2018年元旦  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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