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历史终结或不终结论?



历史终结与否,在福山提出他的终结论以后,似乎被人们重新解释和理解了。而福山自己同样修正了他的诠释,认为所谓的观念论结束,也已被实际论挑战代替了。内地学人说,他的修正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这个问题,在《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沿着韦伯对国家的定义,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的能力。

 

客观地说,在《起源》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具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他使用‘问责’一词,以囊括在民主制发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态,但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整本书中,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格外强调是清晰可见的。

 

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而言,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对其政治源头“国家建构”成败与早晚的分析。由于将‘国家建构’视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相反,他在书中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们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于是,福山的观念论和实际论,大体上可以以看清楚说明白了。但是,问题是,这样的观念论和实际论,是不是符合历史发展和历史结束论的内涵呢?我们认为,这既不符合观念论,也不符合实际论的历史表述。因为,所谓耶那战役以后,拿破仑主义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之,都没有符合这个世界形态的基本轮廓和本质。因为,问题的提法并非如此。从观念论上说,民主自由本来就是公元前以希腊之人,之神提出的,一种可以跨越世纪的观念——且是德莫村治的,一种多形态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实际及其观念。这个观念是,德莫,不会永远生存于单位自治的小而完美之区域,之权政,之地域——随着雅典自治的延伸,提洛联盟战胜波斯乃及以后的各种战争,联盟,联盟战争……希腊价值,随着希腊,走出地域(就像犹太教,走出以色列,后成彼得保罗之天主教……),伯罗奔尼撒联盟随之与其对立者,开始联盟之役。雅典,不单是和伯罗奔尼撒较力,更是在科林斯战争和留科特拉战争中与所谓价值之敌结盟(四国联盟勾结波斯,抑或,雅典和底比斯民主与民主结盟……)。这是所谓自由、民主与帝国、联盟最早的同构关系。这个关系,在以后的喀罗尼亚战争中,被同样是希腊人的马其顿人,战胜了雅典和底比斯;而之后,与埃及和马其顿勾结的克里奥米尼和阿拉托斯,乃及和罗马勾结的菲洛波门,又称为雅典的价值支持者和背叛者。这是他们的三国或多国演义。在此关注的观念理论和他们的人员错动与之,也是一个道路和道理图像——前此,雅典人物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尔希庇亚德,乃及,斯巴达之波桑尼阿斯,底比斯之伊巴密浓达,和后来的希腊之阿拉托斯,菲洛波门等等,都是可以把自由主义转移到国际政治之与敌为友,与友为敌之阿尔西比亚德主义者类——就是后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个主义的开山鼻祖就是阿尔氏。这是最起码的尝试和常识:民主之域和民主价值从来不是单纯的存在和发展的,从史至今概莫如此。我们就此首先要说的是,就是所谓自由民主历史发展的单一主义和单纯主义之虚拟。这个单一和单纯发展观,其实对于福山的日本,也是可以如法炮制的。日本民主按照大隈重信观点说成是“日本无革命”。(见其《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日本革命,或者无革命,就是一种保守主义双向操作——而这个皇室权位复归和幕府和平权退,随之演化成为大陆政策之变局;就是一种皇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的例证。在此一点上,所谓的单纯主义革命并不存在,民主和自由都是:现实就是理性,理性就是现实(而无多少“合理”与否的价值判断)。这与西方世界“民主—帝国论”演绎绝无二至。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伴随物的随处可见。

 

在希腊化枯骨被注入基督教生命,和,反之亦然,基督教(犹太教)枯骨被注入希腊精神以后,在汤因比所谓希腊精神和天主教融合的,并非单一的历史进程和历史选项中,一种反基督教的基督教,和,反希腊精神的希腊精神,同构于世界历史。把亚历山大化,希腊化的世界改造成为罗马世界——而罗马世界借着希腊精神的变异和再生,遂使宗教的政治变为政治的宗教(尼西亚会议三位一体的的反对亚流和亚那他修的政教争论。也就是,天主教反对犹太教不能落地的纯粹抽象精神,而改造为希腊之人“文主义宗教”——“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宣扬依然随着尼采主义复归之——而不是基督教之(千年坟墓)!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我们既是在温习希腊,犹太,罗马历史,也是在重复一个单纯的,也许并不单纯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把历史上民主意识形态和所谓的皇权,教权,僭政,专制,民主拆开来分析,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换言之,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是在所谓的异化和反异化,精神和反精神,基督和反基督的过程中演化和异化的;但是,异化终结论中的黑格尔主义扬弃,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辩证:扬弃以后的异化消失,精神绝对化,理念绝对化,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就像所谓基督教绝对精神化,究竟是一种未来主义幻觉,还是个体主义升华,在那个犹如耶稣第三次降临般的神话体系中,扬弃异化,返归绝对,就像波利比奥说,柏拉图理想国政治主义,从未参加过雅典竞技,所以不能得冠那样简单。黑格尔和后来的科耶夫书写过的单纯史观,单纯理念和单纯写实,都是一种类似柏拉图诗歌幻觉的火焰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从来不曾试验之地,呵呵。我们说,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就是结束——而结束,就是开始——从来没有单纯的开始,也从来没有单纯的结束——就像民主自由观念,永远伴随着她的反面。正、反面,在以后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一系列帝国主义历史中,都是如法炮制而存在、而发展的,且,后来又区隔为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之(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塞缪尔·福耶尔将帝国主义分为二类:一种是“回归式帝国主义”(regressive

imperialism),其中只有征服、剥削、减少或消灭不想要的族群,让想要的族群移居到国家以内,纳粹德国即为这类的例子。另一种是“渐进式帝国主义”(progressive

imperialism),是以世界主义为基础,希望可以提升所谓的“落后社会”,提升所征服领土中的生活水准及文化,允许其中的人民融入帝国社会中,像罗马帝国及大英帝国即为这类的帝国)”/刘易斯·塞缪尔·福耶尔说——他不给黑格尔百吉饼……。

 

就拿拿破仑主义而言,而判,这个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法典主义,伴随着专制主义,独裁主义和民粹主义(他们喊我万岁与之,我胜利和我死亡时段,皆如此——拿破仑。)联盟之牢不可破和不牢可破,永远是历史的严肃和历史的玩笑。严肃到究其原因,是其嘲弄般的结构;玩笑到究其原因,是其嘲弄般的解构?什么历史结束论和耶拿战役以后结束论,都是非常解构和结构的一种短视。拿破仑如果没有这般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如果他就是一个单纯的独裁主义者和蠢货,历史,为何给他这般如此的吹捧和棒喝?因为自由民主永远会像拿破仑主义一样双向给历史一个挑战。回顾此前其后,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恶为其善,善为其恶的转换历史(GOOD IS GREED)——就是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梅迪齐家族,斯福尔扎家族,马克西米连家族七十二变,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历史的自由和自治(含一般民主)和梅迪齐家族成为资本主义创史/世/始者合一,和其为三代教皇的家族源发者。这是一种所谓的“梵蒂冈资本主义”吗?亦或是马克斯.韦伯未及提起的意大利家族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后来又发展出来副格尔和罗斯柴尔德)于是事情进展到现代主义的世界大战。这是更加显然的事情。资本主义之间的利益争夺,遂使识时务者俾斯麦一类真正的战略家(一如塔列朗和美特涅),懂得放弃唾手可得之物(奥地利)而使战略均衡得以维持——而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当然不懂。于是,这个专制也好,自由也罢的俾斯麦,成为后无来者之人。苏联和美国,在战后的雅尔塔分赃中,同时把真理和谬误塞进世人的嘴里。这就是四大自由和雅尔塔原则同时存在时期之示例,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当我们看到所谓二战以后的秩序的时候,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她的毁灭。“G-2”的出现和俄罗斯的笑话,乃及埃及的反讽——我们说,这个事例,开始了以后自由元素和专制(极权)元素结合的、历史的开始和历史的结束——又是,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一如T.S艾略特说的那样。我们引证其中文译本: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在我的结束中是我的开始。”

 

那么,历史的解释是什么呢?我么可以重复而言之;希腊的雅典民主的结束就是后一步所谓波利比奥转换政治和混合政治的开始——而犹太教哈斯摩尼王朝的结束就是希律王和罗马帝国的开始——罗马帝国的结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但丁的结束(1308年卢森堡的亨利七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预备入侵佛罗伦斯,但丁给他写信,指点需要进攻的地点,因此白党也开始痛恨但丁。1313年亨利去世,但丁的希望落空。

 

……那么我决不再踏上佛罗伦斯的土地!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就是彼得拉克的开始(他说:“每一个我所重新发现的古代著名作者,都是上一代的一个新的罪证和又一个不光彩行为的证明。他们不仅不满足于自己的无耻的无所作为,还任由别人思想的硕果和祖先辛苦的劳作和缜密的观察写就的作品因为他们令人不堪容忍的忽视而消亡。”就这样,他创造了“黑暗时代”的概念/但丁要阳光——彼得拉克说是黑暗时代!呵呵)——而笛卡尔的结束就是黑格尔的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结束就是新资本主义的开始——社会主义的结束,就是新社会资本主义的开始——就像亚历山大希腊化结束就是君士坦丁主义的开始——圣子结束(否定他诞生圣子),就是圣母的开始(关于东正教“子和句争论”——如果存在圣子产主子,如何如何——那么圣母被置于何地?)——就像但丁大一统梦想不能带来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比萨,那波勒斯和阿拉贡的自治毁灭图一样,但丁人文主义的地域和神祗天堂的区隔,究竟何在?——历史结束的罗斯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什么关系?尼克松基辛格主义又和甘地主义,苏加诺主义之类似之物,是什么关系?——联合国和四大宣言之间进行的是什么判断——是不辩证判断?是不排他判断?——毛氏之敌我——和卡尔.施密特的敌我,又是什么关系——常态政治外交经济评估和紧急状态乃及紧急状态变为常态,又是什么关系?(如果贯彻服膺德意志紧急状态法取缔纳粹,欧洲历史是否改写?!)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就是为了说明根本就没有单纯的一个民主,一个自由,加入第二个国家和地缘框架——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情。




回过来我们审视一下那个科耶夫判断的真相。(维基资料)

 

hough not an orthodox Marxist,[6] Kojeve was known as an influential

and idiosyncratic interpreter of Hegel, reading him through the lens

of both Marx and Heidegger. The well-known "End of History" thesis

advanced the idea that ideological history in a limited sense had

ended with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regime of Napoleon and that

there was no longer a need for violent struggle to establish the

"rational supremacy of the regime of rights and equal recognition."

Kojeve's "End of History" is different from Francis Fukayama's later

thesis of the same name in that it points as much to a

socialist-capitalist synthesis as to a triumph of liberal capitalism.

Mark Lilla notes that Kojève rejected the prevailing concept among

European intellectuals of the 1930s that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were

failed artifact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at would be destroyed by

either communism or fascism. In contrast, Kojève, while initially

somewhat more sympathetic to the Soviet Union than the United States,

devoted much of his thought to protecting western European autonomy,

particularly so France, from domination by eith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 believed that the capitalist United States

represented Right-Hegelianism while the state-socialist Soviet Union

represented Left-Hegelianism; victory by either side, he posited,

would result in what Lilla describes as "a rationally organized

bureaucracy without class distinctions."



(译文参考,修正一些自动翻译/虽然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科耶夫被认为是黑格尔的一个有影响力和独特性的解释者,通过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透镜来阅读他。众所周知的“

历史终结论”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意识形态历史在有限的意义上已经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政权结束,并且不再需要进行暴力斗争来建立“合理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制度和平等承认“。科耶夫的“历史的终结”不同于后来弗朗西斯·弗卡山的同名论文在于指出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综合体里面自由资本主义将获得胜利一如Mark

Lilla指出,科耶夫拒绝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启蒙运动中失败的人文产物,这些文物将被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所摧毁。相比之下,科耶夫虽然最初比苏联更加同情苏联,但他的思想大部分都是为了保护西欧的自治权,特别是法国,不受苏联和美国的支配。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右翼黑格尔主义,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苏联代表左派黑格尔主义; 他假设,任何一方的胜利都会导致利拉所说的“理性官僚组合而杜绝阶级优势”。)




这里分成几个层面。1,什么是耶拿战役后的无暴力——这显然是罔道从世——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广岛长崎原爆——一直到现在的化武攻击……什么没有暴力!

 

2,什么是社—资双向结构?什么是对苏联的sympathetic(同情)超过英美?这是一个可以简单否定的判断——对于苏联的同情超过资本主义美英——但是,3,就像坊间有人置疑:何以会出现他们不同对待纳粹主义之态度?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谓阿伦特和卢森堡说的资本主义南橘北枳作用,和,所谓我们中国人说的内在化和外在化作用;乃至所谓的化内,化外的区隔。这个区隔就是资本主义政治法制框架内外的区隔——我们重复引用马基雅维利的语言书明之;

 

“‘帝国主义是在殖民,自治和所谓共和,民主之中艰难而行,而改变,而发展,而终结的(这个终结可以说是一般性终结,也可以说是帝国历史的终结,和资本历史的并非终结;等等。)把古代帝国历史,共和历史和中世纪帝国历史和共和-自治-城邦历史接轨之也许是第一人就是马基雅维力。他的见解往往因为他的机会主义而同样被忽视,但是,其共和历史之研究和贡献却在更加深广的学人阅读圈中被充分肯定甚至激赏之。这里,我们的较为细致的帝国小论,自然无法忽视老马之说也。

 

马基雅维力在论述帝国和殖民历史时说,‘在古代共和国和君主国中,那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销声匿迹的伟大而令人惊奇的制度当中,有一项使得许多城镇和城市不断得以建立和更新;因为对于一位出类拔萃的君主或一个国泰民安的共和国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兴建新的城镇更加值得关注,对一个地方来说更为益国利民,因为人民能够为了防御和耕作的便利定居其中。这些能够非常容易做到,通过向那些征服或无人居住的地方输出新的居民,他们把那些地方叫做殖民地。

 

‘由于除了建立新的城镇这个因素,这个制度还使得新征服之地为征服者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使得新移民在无人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保持这些地区居民的分布合理。如此一来,这个地方变得更加适宜居住,人口数量随之增加,因而能够更迅速地进攻、更可靠地防守。这个惯例在今天由于一些共和国和君主的不当使用而废弛,许多地方随之出现了灾难破坏,疲敝不堪,因为这个制度是使得帝国更加安全的唯一途径;并且,如前所述,它使得帝国各地保持大量的居民。

 

‘殖民地带来安全,一位君主将殖民地建于新近征服之地,就像一座堡垒和一个哨所一样,使得那些化外之民归顺。舍去这个制度,没有其他办法能使得任何一个地方完全被占领,也无法使得居民合理地分布:因为任何地方在物产气候、健康宜人等方面是不同的;于是,有些地区人满为患,而另一些则地广人稀;如果不想办法将他们从人满为患的地区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整个国家很快就会遭受损害;居民稀少的地区将变得愈加荒芜,人满为患的地区则愈加贫穷。’(马基雅维力《佛罗伦撒史》)

 

这就是正面帝国主义说——而负面之,4,众所周知。(略)而这就是双向所谓帝国,民主,自由,殖民论的复合因素;这个因素不是结束或者开始之一项元素而是双向元素和多重元素论。

 

“那么制宪者创造的是一个民主政体吗?”这是最近网络上罕见刊登的警示世人所谓民主美国面临的自毁民主的危险论——这个危险论,在评论川普是一向所说的僭政主义者方面,亦有很多言论。这个僭政说的创始者,是所谓古希腊老寡头(色诺芬伪装者)?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上,这种抨击Oligarchy的说法不一而足。

(Oligarchy:寡头政治常常由强而有力的家族所控制,这些家庭的孩子被培养和接受顾问指导成为寡头政治力量的承继人。(维基资料))

 

(略)于是在上述决定论外部因素之外,现在美国人还注意到决定论内部因素——这两个因素都是历史伊始就会被人,被智者注意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所谓代议制民主带来的很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问题等等一如约翰.穆勒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早就言及的课题。回到今天,关于如此警惕的话语就,在如下议论中每每见及——“很难说,粗略地看,这个制度不但旨在防范某个暴君,同样反对多数暴政。先贤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私的煽动家所带来的威胁——后者会以经济利益的虚假许诺诱使大部分民众授予政府巨大的权力。因此,他们严禁这类的权力转移——首先,宣告某些特定行为实际上处于公共权力的自然合法边界之外;第二,通过将公共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之中,寄望于各权力机关维护各自的特权,从而有反抗其余权力机关侵蚀的天然动机。

 

“但是先贤们并非预言家。他们了解,这些政府的规则,无论多么天才的安排也抵不过人性的缺陷,无论多么精心的设计也无法抵御权力的诱惑,没有什么能阻挡决意抛弃它们的人们。在上节的分析中,只有当民众有足够的决心维护它时,这个政府制度才可能成功。”(《美国可能亡于内部的弱点而非亡于外敌》戈德华特)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