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李善荣事件

作者:鸿路

图片文字:革命战友 心红志坚。一排右二系本文主人公李善荣(1966届高中毕业生),三排右三系作者鸿路(1968届),此照摄于1968年下乡前夕。

我的家乡安东,本来好端端的,1965年却被官府改名了,叫丹东,报纸上解释意为红色的东方之城。次年,城市的大街小巷“红”的眼花缭乱:红袖标、红宝书、红旗、红标语等等,时称“红海洋”。全国刮起了一场“红色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2日早晨,是丹东一中师生难忘的时刻,晨练的停了下来,看书的放下了课本,倾听着扩音器播放着铿锵有力的话音,这就是《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中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

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文章把北大学校党委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因此,号召“革命派”对于“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 的黑帮坚决斗争,并把它“彻底摧毁”。

此前,一中教学楼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愤怒声讨“三家村”黑帮。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运动是平稳的,但是,被革命点燃了心扉之火的青少年,对于这种“平稳”感到了“压抑”。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为他们打开了“横扫一切”的闸门,北大一时成了效法的“样板”,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指向了党支部,被扣上了反党“黑帮”的帽子。于是,党支部便像稻草人一样被洪水淹没了。

一中党支部瘫痪了,中共丹东市委派去了工作组,代行党支部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效法北大,全国基本如此。

工作组进校的那天,在食堂大厅召开了会议。会上,分管文教的市委副书记陶贵春亲临会场,首先给大家介绍了工作组的主要成员:汤广义、于锡奎(皆为教育局副局,前者工作组长)、李存增(中教科长)。然后,作了讲话,号召一中师生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要做彻底的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陶的讲话中,提高了嗓门,不时和大家振臂呼喊口号,群情激昂,显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会后,在工作组的领导下,一中成立了由几名师生组成的大字报编委会,主任是一个16岁的女生,叫钟鹤,其父是一个老红军(空二军)。副主任中有一位叫傅良忠,他是高三一班的团支书(后文将会出现)。大字报编委会的任务就是审查所有大字报的内容是否合乎当时的规定,或者说,是否有违工作组的要求,譬如,未经批准不许在大字报中乱点师生的名字。总之,经审合格方允许张贴。同时,限定日期,过期可以撕掉,或覆盖,这样,多如雪片的大字报方有着落。即便如此,因为“地盘”的问题,经常发生“辩论”。

对于大字报的管控,体现了工作组对于运动的“求稳怕乱”,逐渐引起了一些激进师生的不满情绪,认为工作组是“小脚女人”,以“条条”、“框框”来“压制革命”。编委会把这种情绪反映了给工作组,而工作组习用以往,即反右运动的逻辑,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恰逢其时,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下发了文件,即《批转中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和部署》),其中指出,“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于是,一中工作组便开始张网已待了。

一中学校有个农场,也是师生们的劳动基地,位于东沟县大孤山,叫做向阳沟。那里有700余亩水田,负责管理农场的是一个上海人,皮肤白皙,相貌英俊,说话带些乡音,犹如当今港星周润发的模样,他叫杨洪年。可悲的是,这位老师虽是讲政治的老师,却并非懂“政治”,所以,在1957年被划了右派,教书的资格被剥夺了。后来,被打发到向阳沟农场。人到中年,所幸“帽子”摘了,但人们却在“右派”的称呼上加了修饰语:“摘帽右派”。

六月,通常是北方的插秧季节。因为刮起了文革风暴,一中也“停课闹革命”了,师生们一天到晚忙着张贴大字报,书记,校长都已经“靠边站”了,一切由工作组说了算。这时,杨洪年向工作组提出,眼下是插秧季节,不能误了农时。农民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春啊!于是,工作组便安排初中部的六个班级,接近300人,去向阳沟农场插秧。但是,初中班的老师要留校参加运动。因此,从高中部的六个班级,每班抽3至7人,替代初中老师带领初中生去劳动。

当时,高三一班的班长李善荣负责带领初三一班。

15日这天,工作组用汽车把这些学生送到了来到了百里之外的向阳沟。

水稻插秧不仅辛苦,弯腰弓背,赤脚站在冰冷的泥水里,而且,是个技术活儿,弄不好难以成活,所谓“浅插不漂苗”。这是城里学生的崭新一课,而且,并非一挥而就的。所以,杨洪年雇来了10个老农,说是来教学生的,其实,活大都是这些庄稼人干的。所以,计划15天的活儿,7天就大功告成了。

于是,带队的几个高中班长合计,插秧结束了,应该“回校闹革命”了。离校多日,置身事外,不知学校又揪出了那些“黑帮”,大家着急回校投身革命。于是,李善荣(高三、一)和刘英吉(高三、三)一起去邮局打电话,报告工作组任务完成了,要求派车返校。工作组一口承诺,次日去车。

第二天,早饭后,大家卷起了铺盖,打好了背包,等待来车。可是,从上午等到下午,不见车影。晚上,同学们望着油灯下的泥墙,闷闷不乐。第三天,又去邮局打电话,工作组的回答是“明天”。可是,“明天”仍然是空欢喜一场。初中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很少离家,归心似箭。对于工作组的“放空炮”,怨气冲天。

这时,高三四的班长傅元成,起草了一份大字报,他把底稿拿来给李善荣、刘英吉看看是否需要修改,并请其联署。大字报的内容是,农场劳动结束了,我们同学要回校参加文化革命,可是,工作组却一拖再拖,这到底是为什么。并且,引用了毛主席诗词“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同时,指出农场存在着阶级路线问题:竟然让一个“摘帽右派”掌握农场大权,应该立即撤销其职务,并要对农场“封旧账立新账”,查清是否存在经济问题。李善荣看过后,修改了一句,原话记不清了,改后的句子大意是:工作组还不如校领导。

第四天,傅元成和李善荣、刘英吉一起从孤山乘车返校,要把这张大字报贴校园,并和工作组“理论”。车上人多拥挤,后头只有一个空位,傅将手中的大字报递给李善荣,让他去那里坐着,傅、刘站在前边。

车行至长山站停下时,挤上来一个年轻男子,他是一中上届高中毕业的王双成。1964年夏,他串联了十几名同学,打着一面“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旗帜,来到长山公社窟窿山大队谭家园西生产队落户,也就是,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了。不久,辽宁日报发表了长篇报道“红光闪闪”,宣传王双成等知青在农村的事迹。文革爆发,窟窿山改为“抗大”,所谓“抗大”,即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随即,谭家园西生产队为“抗大六队”。

王双成在车上见到三同学,彼此打了招呼,便聊了起来。王说,我们下乡的同学要求回校闹革命,我要找工作组提出这个要求。接着,傅等三人便打开了话匣子,说要回校给工作组贴大字报。

王双成惊诧的问,给工作组贴大字报?有人回答说,是啊,工作组也没啥了不起的,对于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管职位多高,资格多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些话语,看起来“口出狂言”,但都是出自党报的语言,习以为常。(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特别加了一条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持抵制。”)说话间,汽车到达一中了,傅等三人便下车了。而王双成没有下车,他说要到市里去。

谁能料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双成把同学在车上的“妄议”暗记在心,直奔市委大楼告密去了。

王双成不同于普通百姓,是个“报上有名,电台有声”的人物,当然也是市领导的座上宾。他直接去见了市委副书记陶贵春,当时,陶分管文教,一中的工作组随时接受他的指示。

王双成向陶书记做了汇报:傅元成等三同学在车上的“扬言”要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云云。陶贵春听过之后,感到不可小觑,从当时下发的文件来看,北京的学生中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动向,上边提出了“反干扰运动”。王双成反映的情况,恰好说明一中出现了反工作组的情绪,不能任其蔓延,必须消灭于萌芽之中。

陶贵春顾不上午饭,坐着上海轿车,匆匆赶到一中,马上召集工作组开会。当时,工作组成员有汤广义、于锡奎(皆为教育局副局,前者工作组长)、李存增(中教科长)。会上,陶讲了王双成“反映”的情况,指示要排除干扰,稳定局势。

工作组心领神会,立即行动起来,吩咐管理档案的干事宫振梅(军官家属)马上查看三人档案:傅元成、刘英吉、李善荣。结果,这三人的家庭出身分别为:贫农、革干(革命干部)、资本家。也就是说,前二人属于根正苗红,唯独李善荣属于“资本家的狗崽子”。当时,从北京流行全国的一副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于是,李善荣便被抓了“典型”。

李善荣吃完午饭,从食堂出来,门口站着宫振梅老师笑眯眯的,叫他跟着去办公室一趟。进办公室后,宫老师便问起关于农场的一些情况,特别问到“摘帽右派”的表现。这时,墙上的广播喇叭响起来了,一个严肃郑重的声音在屋子里震荡:

同学们,现在,向全体师生公布一个重要的通报:丹东一中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也就是“李善荣事件”。李善荣何许人也?高三一班的学生,家庭出身资本家……

晴天霹雳,李善荣只感到天旋地转,脑子一片空白,耳朵里面嗡嗡响,喇叭里的话语也听不清了……他按着桌角站立起来说,我要走。宫问,你要去哪?李说,我要找工作组,我家的成分不是资本家。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宫说,工作组正忙着,会后还要组织各班讨论呢。说着,用手按着李的肩膀坐下来。

李善荣如坐针毡,什么“金玉良言”也难以使心情平静下来。看来,宫老师这是奉命“看护”他。一直到天黑了,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宫起身出去,在门外小声嘀咕了一会,又回到屋里,开始了“思想工作”:李善荣同学,你年纪还小,来日方长,不要想不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要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段话,是当年非常流行的语录。

李善荣失魂落魄的从学校走到汽车站,踏上了一路汽车,驶入市里后,在镇安桥下了车,家就在桥西。回家后,家人见他神情有些沮丧,吃晚饭时,手拿筷子愣愣地出神。饭后,他把父亲叫到一旁说,爸,咱家到底是什么成分?父问善荣出了什么事?儿子便将“事件”说了一遍。父亲说,儿子,你给工作组贴大字报,这不是惹祸吗?儿说,大字报还没贴出去呢,工作组就宣布了“李善荣事件”。大字报又不是我写的,一个屎盆子全扣到我的头上了,因为咱家是“资本家”。父亲皱着眉头拿出了户口本说,你来看,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市贫”,不就是城市贫民吗?哪来的资本家啊!接着,父亲一五一十地讲起了“家史”——

父亲自小随家“闯关东”,从山东平度移民安东,那时安东叫沙河子。有一条大沙河穿城而过,涌入鸭绿江。河上有一座木桥,李家就在桥西落脚谋生。多少年后,李父操起了少时的手艺,在自家的小院里与朋友合伙做熟食生意。两家各自出资不到百元,由于作坊占用李家的房子,所以,李家占股份70%。劳力是两方夫妻,外加一个帮手,是这位朋友的内弟,一个半痴之人,也是为了照顾糊口吧。经营的熟食主要是加工香肠以及猪头肉,店号“松江”。生意做的较为红火是“放大炮”那年(安东人称抗美援朝为“放大炮”),每天要加工一两篓子熟食送到火车站的军人服务社,发往朝鲜。

父亲讲完“发家史”之后,长吁短叹:老三啊(李善荣),看来你的大学是念不成啦……

次日一早,李善荣便乘车上学去。一进校门,见到学生对他指指点点的,窃窃私语。走进教室,也无人理睬。他独自坐了下来,仿佛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有个同学喊道,李善荣,工作组叫你去一趟。李善荣从初中当班长直到高中,同学都叫他“班长”,其中含有尊重和亲切。如今,直呼其名了。

李善荣来到工作组办公室。面庞白净,两眼炯炯有神的是组长汤广义,他不动声色地凝视着眼前的这个学生:中等个儿,有些瘦弱,戴着近视镜。黑而瘦的是于锡奎,他是“李善荣事件”的报告人。那个李存增用手指了一把椅子,示意李善荣坐下。然后,于锡奎开口了:李善荣,昨晚回家后有什么活思想?李说,我问我父亲了,我家不是资本家,户口上也写着“市贫”。接着,李便开始叙述父亲的“发家史”,没说几句被打断了。于说,李善荣,我叫你讲这些了吗,再说了,有的户口上写的是贫农,运动来了,一查是“逃亡地主”,你怎么解释?从今天起,革命师生要对你开批判会,你要检讨的是——你是如何反工作组的。李说,我没有反工作组,大字报也不是我写的。于说,大字报上说“工作组不如校领导”,是你吧!?这是个原则问题,“修正主义”党支部瘫痪了,“黑帮”校领导被打倒了,我来问你李善荣——领导运动的是谁?李回答:工作组。是啊,工作组就是党的领导,反工作组不就是反党吗?这不是和尚秃头明摆着的吗……

李善荣感到困惑和压抑,感到难道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他平静了一下心情说,我昨晚一宿也没睡着,翻来覆去的想,我怎么竟然成了“右派”、“反革命”呢?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在小学我是班里最早戴上红领巾的,上初中我是第一批入团的,大家选我当班长,一直到高中,还是班长。我脑子里铭记的就是小时候背诵的:“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重,比不上毛主席。”记得抗美援朝那年,政府提出市民要为前线捐献3架战斗机,飞机的名字是“安东市号”、“鸭绿江号”、“镇江山号”,我父亲积极捐款,受到了街道的表扬。他根本不是什么资本家,和朋友合伙做点小生意……

李善荣的话又被打断了,工作组没兴趣听他的“解释”,带他回到了教室。李善荣的眼前人头攒动,原来,他带去插秧的初中生也来了。两个班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密密匝匝的,大家都板着面孔,黑板上有几个大字:批判李善荣大会。

首先,工作组李存增宣布撤销李善荣的班长职务。由此,李善荣被“罢官”了,多年的班长生涯结束了。他站在这黑板前,面对着人群等着挨批。不久前,他还站在这表态积极参加文革运动呢。没想到,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

依照事先安排的发言顺序,头一个发言的是女生,一身草绿,头戴军帽,腰束皮带,可以看出,这套行头正宗货,因为其父是空军某部的老红军。她手握小红书,高声朗读: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最红的红太阳教导我们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凡是发言批判的开头都是一段毛的语录,结尾都是高呼口号。发言中,什么“反工作组”、“右派”、“反革命”、“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帽子满天飞,让李善荣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不过是一张给工作组的大字报,也不是我写的,还没有贴出去,扣上了这些帽子,岂不是张冠李戴吗……

这时,大字报的撰稿人傅元成的班里也在开会批判李善荣,因为是“背靠背”,所以,李善荣也无从知晓他说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全校共讨之的只是李善荣了。

李善荣朝人群瞥了一眼,发现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垂头丧气的样子。但也有个例外,父蹲监狱的夏德福做了揭发性的发言,他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是:“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然后,他惟妙惟肖地讲了李善荣其父的一个故事:

一天,李父雇一辆三轮车送货,他骑着自行车押运,三轮车载货走的慢些,李父张口就骂,三轮车夫不服,李父便下车要动打,结果,一着急自行车倒在了沟里,李父恼羞成怒,对车夫举手便打。故事结尾画龙点睛的一句是:看,资本家对工人多么狠毒啊……

李善荣感到奇怪,“丑闻”从何而来呢?父亲虽非绅士,但也并非暴躁之人,他从未见过打骂的事。联想夏父尚在狱中,是不是绞尽脑汁在积极“表现”呢?事后,夏曾向李道歉,这故事纯属虚构。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为了表现“立场坚定”,落井下石,比比皆是。令李善荣惊讶的是,在批斗会上,傅良忠同学一言未发,作为班里的团支书,不带头发言,这可是犯大忌的。用时髦的话说,要旗帜鲜明,划清界限,没有沉默的权利。李善荣和傅良忠是班里的一对搭档,李有些倔强,傅不乏柔和,两个人刚柔相济,配合默契,班务搞的井井有条。念初中(14中学)时,他俩就在一个班,一起入的团,都是班干部。关系越是密切,越是需要划清界限,否则,如何说明你是“左派”呢,而且,傅良忠还是大字报编委会的副主任。可是,他一直沉默到会议结束。

晚上,李善荣回到家里,神情忧郁。他感到身心交瘁,躺在炕上,脑海里翻腾不已。明明行在平坦之途,突然掉到漆黑的井里了,怎么才能爬出井里呢?……

他起身走出院子,来到镇安桥上。夜空漆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大沙河在桥下静静地流淌,四周是一片此起彼伏的蛙鸣,平素听起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但心情郁闷之时,却如一片声嘶力竭的呐喊。他下了桥,来到傅家的小院,蹑手蹑脚地走到傅良忠的窗前,轻轻地叫着他的名字。傅良忠听出了他的声音,便从屋子里出来,两人一起离开院子,停在墙外的一棵树下。

李善荣看着眼前的发小,心里有好多话要倾吐,但欲言又止。傅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李说,你看,工作组最终对我会怎么样?傅说,我上哪去知道呢,李说,你是大字报编委会副主任……傅说,工作组找我谈话了,说咱俩挺好的,叫我与你划清界限呢。李善荣心里恐慌,想来掏个底,没想到,他竟然也受牵连了。李善荣陷入了窘迫,只好告辞了。傅送到路口,李说,太晚了,你回去吧。言罢,他一个人往家走。

镇安桥下的河水缓缓流淌,这条河给他带来了许多欢乐,尤其八月的夜晚,他和傅良忠打着灯笼,举着火把,下河里捉螃蟹……

恍惚间,踏上了人生的紧要几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谁料到,一阵风把他从桥上掀了下来。他回头望了一眼,朦胧中傅良忠仍然站在路口……

李善荣被工作组罢了“官”,在班里挨了批斗,但事情没有完结,工作组又在学校体育馆举行了批判会。规模扩大了,人员增加了,大约有师生500余人。会前齐声诵读毛的语录和高唱语录歌,人声鼎沸,震耳欲聋。

李善荣站在台前,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同学们不仅批判他是“右派”、“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为了表现“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让李善荣感受到了“拳打脚踢”的滋味,尤其心惊肉跳的是,一个男生(高二三班陶克壮)手里举着匕首,在他面前大声吼道,李善荣,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杀了你……

批斗结束,李善荣已是鼻青脸肿,心力交瘁,踉踉跄跄。

晚上,李善荣挤上公车,车上熙熙攘攘的,也有他的同学,但是,没有靠近他的,仿佛他是一个瘟疫携带者。一种孤独和愤懑,如同磐石压在他的心上:我为何竟然成了“反革命”,而同学们为何如此仇恨,这样的日子要到何时呢?仿佛关在牢房里的死囚,等待着某天被拉出去枪决,茫然四顾,难道就这样束手待毙吗……

他没有下车回家,而是直接到了郊外的东坎子。他要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孙树文(高三二)聊聊,孙家住在这边,两人在初中同班。他把孙树文从家里叫出来,站在墙根下,他问,树文,同学们到底怎么看我的?孙说,很多同学都觉得工作组做得不对,同学们插完秧了,着急回校参加运动,凭什么要车不给呀?说完,又安慰了几句。

一连几日,李善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白天在学校担心被拉去批斗,夜晚躺在炕上噩梦连连。想来想去,他鼓足了勇气——上访。

晚上,他来到市政府对过的一个院子,这里住着市级领导,可谓“官邸”。来之前,李善荣打听了陶贵春的住址,他所以要上访陶书记,因为,“李善荣事件”是在他亲自领导的一个成果。他敲响了门,一位中年女子(陶夫人焦锋)轻声问道,你找谁?李说,我要找陶书记。接着,自报家门,还加了一句,我实在冤枉,不然不会来找陶书记的。女主人将其让进客厅,转身去通报。

陶书记从一间内室走出来,问道:你有什么事,说吧。李善荣便一五一十地讲起来,特别提到“大字报不是我写的”。陶问,那大字报你修改了吗?李回答,我只在上边改了一句话。陶问,那句话?李说,工作组的作风还不如原校领导。陶说,关键是这句话——工作组不如校领导。

李善荣沉默了片刻,又讲起批斗挨打,还有的拿出了匕首。陶书记眉头微蹙:唔?还有这个情况,不允许违反政策的事情发生。接着说,你年纪还小,来日方长,不要压力太大,你回去吧。次日,陶贵春给一中工作组打电话做了指示,由此,工作组在校宣布:李善荣的问题将在运动后期处理。从此,李善荣不再“享受”批斗了。

七月下旬的某一天,一中校园出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大标语:“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学生们议论纷纷,说这话是毛主席说的,他老人家从杭州回到北京,感到运动“冷冷清清”,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全国自上而下掀起了批判工作组的浪潮。

不久,一中师生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在胜利电影院),工作组在会上做了检查,承认在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师生,特别是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黑指示”,高中应届毕业生 “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因而将李善荣同学抓了“反革命”,制造了“李善荣事件”。为此,当场表示为李善荣平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会上,李善荣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在他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他的救星,因为是毛的革命路线拯救了他,不然,他就只能永远背着“反革命”的黑锅,被践踏在污泥浊水中。所以,平反后,他意气风发,为了表示捍卫毛的革命路线,成立了“毛泽东主义云水怒造反兵团”。不久,曾为工作组麾下大字报编委会的傅良忠,还有钟鹤也加入了“云水怒”,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可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

古稀之年的李善荣在接受采访时,感慨不已,对文革这场浩劫,他颇感沉痛,同时,又觉得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犹如一场噩梦,虽已醒来,却有太多的“说也说不清楚”。所以,他愿意接收采访,把这片段的回忆留给那些研究文革的史家,也算尽一点绵薄之力,不枉“亲历”一遭了。

李善荣,1946年生于安东。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起便被打成了“反革命”。图片作者摄于2019年末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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