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对“六四”屠城历史长达23年的封杀,应该承认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强迫式遗忘的洗脑效果。生活在大陆的成年男女似乎都已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而且80后的这一代年轻人对此也几乎处于一无所知的蒙昧状态。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在“六四”前夕所指出的一样:“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但世界仍在关注”。

  我们很容易理解,“平反六四”的压力,即使对现在非直接责任人的当权者来说,都会有如临薄冰之感,一不小心就随时会因“平反”而致这个专制政权风雨飘摇的大厦彻底将倾。对这个明显感到缺乏自信的统治集团而言,除非它认识到不能不做出足够的妥协之态,才有望消解直面而来的执政危机时,那么平反的时机即可到来。而寄望当局主动触及这个“红线”语境的奢想,都是不现实也过于天真的。23年来的事实证明,“六四”在当局眼中,依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雷区。




  中共历史上许多政治运动、冤假错案都在此前三十多年里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平反”,如十年“文革”、“三反五反”等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但唯独“六四”才是中共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难题。因为“六•四”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不能写入党史或党章的重大事件。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那件事至今尚未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及通过任何一项决议。所以极为惧怕一旦彻底否定了当初对“六四“的定性,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也就会随之枯竭于无形。故此,中共政权至今非常惊惧于忽然之间就冒出一个可以挑战共产威权的政治力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

  况且“真相、赔偿、问责”的声讨,也将使与此有关的所有显赫的政要们悉数受到清算,他们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一赦免。故而在执政党看来,“六四”血案不如永远尘封,不见天日。

  至于最近坊间风传温家宝总理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三提“平反六四”的建议,我以为是可信度存疑的想当然。谣传的制造者,过高地寄托了对温总的道德承担。我想,温家宝再怎么良心发现,也还不至于勇毅到要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赌注,破釜沉舟地向体制公开叫板。在平反是否可能的揣度上,曾是老革命的姚监复先生倒是对中国的现状看得十分深刻而冷静。他说,“中国要平反‘六四’,需100年之后才有可能。”

  没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和人类良知作支撑,我们难以想象“六四”可以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得到公正的解决。现在他们连正常的批评都不被容忍,更何况面对 “六四”这样的惊天血债。




  这23年来,中国大地上还没有出现一股足以让中共不得不正视的反对派资源。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如致公党、三九学社等组织,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花瓶党。他们除了每年一度在人民大会堂里,用自导自演出酣睡的神态来“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以外,别无一用。民间对“六四”平反的呼声尽管强烈,也难以撼动中南海的维稳决心。这是因为民间一直没有出现一个足以让各方都认同的政治力量以及一呼百应的领袖式人物,故而在近期的当下,我们仍然很难看到中国转型正义的曙光闪现。

  在上层领域,由于中国人血脉里普遍都带有浓厚而传统的君臣观念色彩,因而对明君或圣人似的统治者都抱着一种孜孜以求的期待,如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对温家宝总理超出期许的期待。试想,如果温总真是民主人士眼中想象中的伟大政治家,那么,以现时中共内部的潜规则揣测的话,温总早就会步胡赵的后尘,落得一种黯然下台的悲凉结局。

  虽如此,我们却不能不看到,未来对“六四”问题的最终解决,可能还将由掌权的党内良知人士首先从反思的角度引发,对当年的处置手段进行反省,进而承认学生和市民的爱国行动,从而得到社会各界的谅解。这是从上至下的设想。

  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历次大的体制性变革,基本上都是上下结合、互动而成的。但反过来就是从下往上推动,直至进行彻底的清算,那无疑是痛快淋漓的事。但这种可能性目前看来几乎不存在。




  共产党,作为一个名词,它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消灭共产党,只在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意义上才有其现实意义,而作为在野党的意义上谈消灭,则属于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民主转型的世界近代史中,许多国家至今仍然还有保留有以“共产党”这个名词的政治团体。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符号象征,或许还会继续存在。俄罗斯是这样,东欧诸国也是这样。只是恐怕它再也难以寻回昔日的“辉煌”了。

  而且我们甚至还可以大胆地预测,未来随着“六四”的平反而实现民主化的中国,那些在各级政府中任职或身先士卒的民主践行者,很大一部分人也许就是今天仍奔忙在体制内的中共党人。只是他们都已经过“屁民”们票选的公平结果。由此也可以解释,当年在磨刀霍霍的“六四”前夜,为什么在万民同声谴责的共产党核心领导层中,竟会出现像赵紫阳这样良知尚存的政治家。

  事实上,这些年在逐渐增多的、为“六四”谋求正名或平反的声音中,就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体制内良心人士的大名,如胡绩伟、李锐、杜导正、杨继绳、江平等中共离休高官。这说明在共产党内,绝非黑乎乎的铁板一块。许多平凡如百姓的党员,依然是富有正义感且不无远见卓识的好人。




  最近以来,虽然中南海已嗅出了来自民间愈益浓烈的思想火药味,但统治集团仍然依仗于专政机器的愈发强大和庶民心理的依旧恐惧而不为所动。事实上,他们的应对措施也的确发生了效力。一是在限制知情权上紧多而松少,迄今所有公开的媒体包括官网,都只有一种声音——党的统一口径。虽然网民在网上可以撑开一线生机,但我们同时却不能不懊丧地看到,在超过90%的网民浏览记录中,很少有人主动去浏览那些来自“墙外”的及时资讯。二是在控制言论和舆情方面,强制屏蔽、动辄删除或以所谓“舆论导向”为幌子,常使海量的真相都难以穿越中国这个巨大的局域网高墙。于是,维稳的目的便在公然剥夺知情权的流氓网警手中实现了。

  “六四”真相在历经23年封杀之后的今年,网络封锁的力度似乎显得格外草木皆兵。一方面他们利用包括从西方引进的最先进技术,不遗余力地封杀所有“不利于稳定的有害信息”。今年的“六四”前后,民间素有“傻瓜式翻墙软件”之称的自由门,也断断续续地被攻击失效达三个月左右。而且其他翻墙工具也纷纷中弹倒地。另一方面,对自由写作者和网民点评也加大了审核和屏蔽的力度。作家无以自由言说,网民无法跟帖声援。这对积聚民间共识,的确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遏作用。而且更为下作的是,受当局雇佣、有“五毛”之称的“网络评论员”们,常常会在一个公共事件的声讨浪潮中,积极地扮演扰乱视听,混淆是非,制造矛盾的急先锋。这对渴求真相的网民来说,无异于是另一种形式的洗脑。也即愚民化策略。




  然而,民间自身也有需要自省的地方。自相内耗、互相排斥、明哲保身、难有共识……

  从总体上看,现在体制外的民间反对力量大体上可分为这样三种形态。

  一种是身体力行者,他们有良知,头脑清晰,但不怯于行动;
  一种是口头革命者,他们会喊口号,也会睥睨同道,但缺乏的是凝聚力;
  一种是沉潜蓄势者,他们不事张扬,但默默做事,却富有别样的成效。
  ……

  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不断向城市集聚的今天,依然占市民主体的的底层民众,却并没有在生活质量上水涨船高,他们基本上还是如多年之前那样沉浮不定而难言稳定。邓小平92年所谓“南巡”之后的跛脚式经济改革,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确给国民经济包括民生的提升带来了空前的改变,但同时也把中国人八九“六四”般万人空巷式的激情和价值观都销蚀在物欲横流的快意恩仇之中。在外界看来,中国人的内心精神已经变成了为物欲所统治的疯狂机器。这或许就是在年年纪念“六四”的日子里,民间生态为什么显得如此淡漠的原因所在吧。

  倒是当年“六四”屠杀的重要帮凶——因权力斗争而成为牺牲品的前北京市长陈希同,还没有糊涂到以为时间的长河会让自己手中的沾血记录漂白。最近由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在香港出版的新书《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中,引述了陈希同对平反“六四”的预测。他说,随着未来政府撤销关于1989年信息的密级,“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被平反。”并说这“仅仅是时间问题”。

  但“六四”问题的解决希望,我们显然不应仅仅寄望于上层的开恩。否则,人们就总是会陷于年复一年的无谓猜测之中。更何况现在离那个时刻还远未临近。只有等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即“等到渴望改变的人心够数时,变,才会突然降临。”




  “六四”的最终昭雪,无非有三种可能:其一是政府主动谢罪,但中共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就可能将随之荡然无存。因此这条路他们是断不敢轻易下注的。其二是随着反对阵营势力的逐渐壮大和成长,直到可以迫使当局认罪、赔偿的程度,这时的政府就不得不下令放开言论,开放党禁并还政于民,但这条路至少在目前看来,转型的土壤还未臻成熟。虽然现在不管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人民对变革的要求已经明显较往年为烈,但对如何平反“六四”、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明显已有值得珍视的民意基础。其三是官民之间的拉锯战一旦达到博弈中的某种平衡点时,上下互动式的解决方式就成为可能。

  而在目前“越维越不稳”的尴尬前提下,“平反六四”,即无异于要求现政权放弃权力。这是当局断不愿轻易跨越的危险“红线”,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输不起。

  殊不知中共政权要真想跨过“六四”这道坎,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尽快主动开启政改的大门。放开对“六四”的全社会讨论,进而高调纠正原来的错误结论。否则如果迟钝到被人民愤怒地砸开那扇朽门,其代价必将令人惨痛。齐奥塞斯库、卡扎菲、穆巴拉克等独裁者的下场殷鉴不远,前车可鉴。




  可以想见,未来“六四”档案的启封之日,必是中国政制全面转型的开年之时。

  在中国平反“六四”及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海外各路民主精英也可在战术上成为辅佐国内公民意识觉醒、成长和壮大的“第三种力量”(即类似于抗战时期国共两极之间一个复杂的、不易把握的政治力量,尽管其内部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但随时可经不断分化与组合,对国内的反对力量形成积极的互动)。在几经纷扰、山头林立的海外民运各派之中,如果能做好以下两件事,我认为也是对国内民主化转型的重要贡献。

  第一、研究所在国的民主化实践历程,以及与中国当下国情进行对比的可行性路径,以此作为国内民主有生力量的及时参谋。因为每个国家走过的转型道路都未必相同,故而大有比较和借鉴的必要。

  第二、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国内的民主人士建立起与国际道义力量之间的支援或声援的桥梁,并为转型过程的尽量减震(社会动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网络这个“第四空间”,使国内随时获取国际上的实时关注和信息支持。

  平反“六四”并实现民主转型,不必在乎措辞的使用。只要达到顺利推动转型的目的便可。现在的政治生态已凸显出,平反不管怎么拖延,都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今天的形势与2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政权貌似强大,尽管它们垄断着政治经济军事等所有资源,但它早已失掉99%的民心。它们不在历史趋势上,它们不可能前途光明,它们终将面临清算,环顾四周,它们在国际上已没有志同道合的盟友,因为这个星球上有95%的国家都已是民主化的国家。现在纵观国内民智渐开的新局面,以“六四”为钥匙的政改启动仍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我们争取和平转型的期待。

  对于未来全球一体化的大变局,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我们,关键在于现在就必须把努力的方向放在激发和培育公民权利的意识上,如关注底层维权、网络运动和民间社会组织等方面。只有从每个个体的自我开始,一点一滴地执着于“做事”,使每一个由“散户”组成的“非稳定”因素,凝聚而成巨大无比的公民力量,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就会随着六四的重评而渐入佳境,进而为最终的民主时间表准备好足够的能量。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姑且套用一句先辈孙中山先生的遗言吧,“六四”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12年6月17日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