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是辛亥时期的革命领袖,然而,黄兴当年的地位究竟若何,就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了。事实上,黄兴在辛亥前后多次有机会取代孙中山,成为革命党的一把手,乃至民国的大总统,但黄兴人品高尚,修养深湛,他甘为绿叶,坚决拥戴孙中山为领袖,从而避免了革命队伍的内讧,这段史话,后人实有了解的必要。

黄兴号克强,生于1874年,他比孙中山小8岁,但走上革命道路却是一项自发行为,跟孙中山并无直接关联。时值清末大乱,各路英雄纷纷崛起,就革命党人而言,主要人马分属湖南、湖北两湖派系、粤系和浙系三支脉系,出生湖南善化的黄兴即属其中的两湖派系。黄兴生于士族,1896年考取秀才,在两湖书院读书期间,他浏览了西洋革命史和卢梭的《民约论》,受其启迪,萌发了革命思想。湖南当时是维新立宪党人的重镇,出过谭嗣同和唐才常这两位烈士,尤其是1900年唐才常的死难,对黄兴影响甚大,让他的思想从维新改良转向更为激进的民主革命。

1902年,黄兴被选派赴日留学,成为鲁迅的同窗。在鲁迅的笔下,黄兴那种低调却又不驯的性格得到了栩栩如生的描述:“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黄兴读书有成,善于填词作文,但他实而不华、注重实干,后来逐渐以知兵著称。早在两湖书院时期,黄兴就热衷于投身军事操演,在日留学期间,才能超群的他如破囊之锥,一方面忙于组织学生运动,参与各种进步杂志的编辑,同时不忘学习军事、勤练射击,担任留学生义勇队的领导人。1903年,他回国从事革命运动,与宋教仁结交,同年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被举为会长。这时的黄兴已成为一方领袖,身边团集了宋教仁、张继、谭人凤、章士钊、刘揆一、陈天华、周维桢、曹亚伯等诸多豪杰;他一边派遣人马去各地运动军队,准备起义,同年又在上海创设爱国协会,但拒不担任会长,让众人改选杨笃生主持。黄兴自幼熟览太平天国杂史,每读至诸王后期私心各起,自相残杀,便感痛心疾首,于是参与革命伊始,他便下定决心诸事谦让,与革命盟友同心一致,绝不重蹈天国覆辙。他一生恪守这一青年时代的信条,全无自利之心,多次拒绝个人荣誉和地位,在当时和过后都无人能及,因此在革命党人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知识分子往往眼高手低、优柔寡断,但黄兴之为人却富于胆略、雄健威武,在很多人眼中,他更像是一位英雄,而不是一介秀才。1904年,由于策划起义,黄兴遭到清军的追捕,在逃亡中一度被误俘,幸而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才侥幸脱险。无论是逃亡还是在狱,黄兴的镇静自若都给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他躲在朋友家中,“终日读书,每饭辄尽三碗,无疾首蹙额之态。” 入狱期间,食器肮脏,“同人等皆面面相觑,不肯食。惟庆午(黄兴字)视若寻常,捧之大喝大嚼。……诸人以身陷缧絏,皆锁眉蹙额,庆午则履险如夷,谈笑自若。”

出狱后,黄兴避走日本,这次旅日期间,他拜访了一位日本人士,由此引发了跟孙中山持续终身的交往。这位日人就是孙中山的友人宫崎寅藏。据他回忆,“我第一次见到黄兴是惠州失败之后的明治三十三年。……这时黄兴突然来访,我与他谈了好久,觉得他不同于其他的学生。一打听,知道他是个有经历的男子汉。” 1905年五月,旅日的湖南同乡会公举黄兴为总理,他固辞未就。同年七月,在宫崎寅臧的介绍下,黄兴跟欧游东返的孙中山初次会见,两人一见如故,孙中山建议他主持的兴中会跟黄兴主持的华兴会联合,外加其他团体,共谋革命,黄兴欣然同意。其时,黄兴是革命领袖中的佼佼者(“时各省同志中负人望者,以华兴会领袖黄兴为最” ),如果没有他的协助,孙中山绝无可能汇聚诸多革命溪流,共创大业。此处不妨参见时人的论评:“考吾国革命由来已久,志士之亡命海外者不可胜数,惟漂泊无定,势力微弱。直至孙文、黄兴二氏相见于东京之后,革命事业方见发展,收联络之功有一泻千里之势。”

同年八月三十日,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和黄兴为轴心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协理,“总理缺席时,有全权主持会务。” 虽然由于孙中山时常远游,同盟会的日常事务多由黄兴主持,但为了维护孙中山的威望,他对孙中山的态度始终毕恭毕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 在随后的多次信仰危机中,如果没有黄兴的克己和牺牲精神,孙中山的偶像地位是不可能竖立起来的。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孙中山虽然是革命的先知先觉,但并没有后来的独尊地位。1895年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之际,另一位革命领袖杨衢云曾经跟孙中山争夺过领导权,并当选为兴中会会长;此外,孙中山与浙系的光复会一向有深刻矛盾,光复会多次企图颠覆孙中山的权力,乃至到了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干将陈其美、蒋介石干脆刺杀了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为此,属于光复会一脉的鲁迅始终对孙中山持批判态度。在革命党人的内讧中,虽然黄兴本人也跟孙中山出现了一些矛盾,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拒绝站在倒孙派的一边,而除了黄兴之外,倒孙派无法找到取代孙中山并可服众的其他人选,所以最终也就不能成事。

黄兴与孙中山的第一次矛盾出现在1907年,导火索虽是小事,但内因并不简单。问题出现在讨论未来国旗之际,黄兴提议使用井字旗,孙中山则坚持沿用兴中会当年的青天白日旗,由于孙中山出言不逊,激怒之下,黄兴几乎退出同盟会。孙中山的革命热忱和品行并无瑕疵,但根据时人的记载,相比于温文、沉毅的黄兴,孙中山的性情不免显得躁烈、固执,如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比较过两位兴中会的早期领导人,说:“孙文躁妄无谋,最易偾事,杨衢云老成持重,大可合作,……” 宋教仁认为国旗事件是积怨已久的一次爆发,“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订交两年,蜜月期已过,黄兴对孙中山的刚愎自用似乎已感到厌烦,但他思之再三,还是遵从了孙中山的意见,在给胡汉民的信中,他写道:“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胡汉民是孙党,但不禁也佩服黄兴的胸襟,在回忆中他写道:“惟‘成功不居’之说,则余与精卫俱觉克强持义颇高,此意不因所争而废,盖余辈於时犹有书生之见也。”

随后不久,又发生了日本馈金事件。事情的原委是,孙中山收取了日方的一万七千元馈金,他留下两千元作为《民报》经费,其余悉充潮惠起义的军费,这种擅自主张激起了部分同志的不满,章太炎、张继、陶成章、宋教仁、谭人凤等人试图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黄兴坚决予以制止,他复函曰:“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与不义。” 由于黄兴态度严正,这桩倒孙事件不了了之。

1907年底,黄兴和孙中山在镇南关并肩作战,两人通力合作,尽弃前嫌。随后的钦廉战役中,黄兴以少击众,率二百余人转战于钦、廉、上思一带,多次开战,均获全胜,令清军闻而丧胆,黄兴威名大著;直至弹尽援绝,才率余部安然退回安南。从这时以后,黄兴真正走上了从戎道路。武昌首义后,湖北新军切盼黄兴前来领导他们作战,也是缘于他在钦廉之役中传扬开来的威名。

另一方面,1909年十月,陶成章、章太炎和李燮和等人又发起了新的倒孙运动,他们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列出孙中山的十四条不法行为,要求同盟会总会“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此事再次遭到黄兴的极力抵制,陶成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东京后,即将公函交付克公(即黄兴),迄今并不发布,专为中山调停。”“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 由此可见,陶成章原以为曾经负气于孙中山的黄兴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不料黄兴对个人得失毫不介怀,实出诸人意外,以至倒孙诸人转而攻击起黄兴来,为此,黄兴向孙中山汇报道:“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 黄兴还以同盟会庶务的名义,致函美洲各埠中文报社,澄清陶成章等人对孙中山的指控,他的大度和果断让胡汉民再次表示敬佩,“闻黄克强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

此后数年,黄兴致力于组织内地起义,而孙中山则负责在海外筹款。1911年春,黄兴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但由于少数人员临阵脱逃,协调紊乱,起义不幸失败,黄兴痛不欲生,几欲身殉。后来,他为这场悲壮的起义填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蝶恋花》,以示纪念: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闻讯赶至武昌,与黎元洪会合。黄兴的到来让六神无主的黎元洪一展愁颜,他当即下令制作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手举大旗,骑马在各军中跑了一圈,革命军人士气大振,黄兴随即被推举为战时总司令,无奈身为客帅,手下又皆是新兵,黄兴也无法长期抵御北洋军的精锐部队,战斗一月之后,黄兴被迫离开武昌,但这一个月的坚守赢取了关键的时间,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外加袁世凯怀有二心,清廷不得不遣使南下议和。

1911年12月,黄兴被独立各省的代表推举为大元帅(即大总统),黎元洪为副元帅。黎元洪得知后颇为不满,而黄兴则根本无心揽权,他坚不受任,转而推荐黎元洪或远在海外的孙中山。最后,各省代表改选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接着,各省代表督请黄兴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得知孙中山即将归国,断然推延了赴宁的时间。他曾经跟李书城吐露过心声,令后者感佩不已,“……预定启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我听了黄先生的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

孙中山归国后,主张独揽大权的总统制,而宋教仁则坚持内阁制,在黄兴的解释下,多数代表接受了总统制。在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中,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实为各部之首领,由于孙中山长期停留海外,在国内威望不如黄兴,为了避免外界猜疑,对外致电时,两人往往联名,以示团结,孙、黄共事的名声从此广为流传。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作为南京留守,黄兴承担了南方临时政府的一切琐屑善后工作,当时南方军队缺饷严重,袁世凯又故意刁难,黄兴为了维持局面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他解职之后,《民立报》在《论黄留守》一文中不禁赞他为“光明磊落”的“明道之君子”。 为了笼络人心,袁世凯又对他予以加官晋爵,他一一拒绝,表示:“患难旧侣,多遭惨毙;独膺上赏,只增凄痛。” 他的这种高尚、沉郁情怀,显然是袁世凯之流无法理解的。

孙、黄的第二次分歧,发生在宋教仁被刺后。黄兴曾实际领兵,又在留守任内负责过筹饷工作,他深知革命党军队无力对抗北洋军,主张法律解决宋教仁一案,但孙中山坚持认为凭藉革命精神和当时的条件,革命党人足以战胜北洋军队。“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 这一分歧,经孙中山身边的几个文人帮腔,让黄兴更加有口难辩。最为严重的是,黄兴得知孙中山私下派人携款去策反南京的留守部队,鼓动下级军官暗杀上级,然后邀请孙中山赴宁率军讨袁。

军队的传统是只服从上级,孙中山久居海外,生平从未领兵,此举堪称荒谬,况且南京军队缺饷已久,矛盾重重,岂堪作战?其后果很可能是孙中山赴宁后无法安抚士兵,反被戕害,落得名声扫地。孙中山缺乏领兵能力的证据之一是,他的策反刚刚展开,就已经泄密,几个未受运动的营、连长向旅长汇报,并主张除掉另外几个接受了孙中山私款的营、连长,两个旅长连忙赴沪向黄兴密报,请黄兴赴宁担任讨袁军总司令,他们愿意一致服从,但劝孙中山不要前来。面对这一危局,既无法说服孙中山放弃他的幻想,又必须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威信,黄兴最终决定由自己代替孙中山去指挥南京军队,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支准备不足,且部分人马早被袁氏收买的讨袁队伍很快就作鸟兽散了。

章士钊对此曾有精辟论断:“上海计事,孙急而黄缓,盖深悉其军力及错综之情状而为之,非得如孙先生径情而直行也。计其时可用之兵力,湘粤均摧毁无余,已使两先生同为痛心,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此区区者,孙先遽欲歆动其营连长,戕杀师旅长,冒险以求一逞。夫未加遗一矢于敌人,先喋血于萧墙之内,此何等惊险前景!黄先生所为痛哭出师,谓身代先生以赴敌,留先生领大事者,真披肝沥血,万分情迫之言,……” 可惜,黄兴挺身而出,代之受险和受谤的苦心,孙中山并不理解,相反,他以为自己的计策是“百胜之道” ,仅仅由于黄兴见识短浅,不容他一展身手,才错失了倒袁的良机。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黄等人流亡日本。这一时期两人之间的分歧,旁人多有记录,“……时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意指克强,刻责无已。而克强温温自克,不一校也。” “黄到南京,明知无成,却为孙、黄关系的内幕,不能不借此解嘲。八月,我们先后亡命到了倭地东京。黄兴约我进见中山先生,大被痛骂。” 同时,他们在改组国民党问题上进一步发生了冲突。孙中山把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党员不听他的话,主张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要写誓约,打指印,表示一切服从孙中山本人。黄兴等革命元老多反对这种独裁手段:“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为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 孙中山复函曰:“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 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黄兴再次选择了顾全大局,他决定赴美游历两年,让孙中山放手按自己的办法做事。

虽然存在各种分歧,但平心而论,孙、黄两人始终是同舟共济的革命盟友。自从在宫崎寅臧的引介下两人初识以来,黄兴就下定决心推孙中山为首,自己甘居其下,此初衷从未有移,虽然孙中山性情褊急,对国内的格局缺乏实际了解,但黄兴从不当众挑战他的权威;而孙中山即便是在对黄兴最不满的时期,也不曾怀疑过黄兴的意图和人品,正由于两人都具备这样超逸、坦荡的品质,他们的同盟才得以有始有终。在黄兴生命的最后两年,这种同志情谊,而不是分歧,成为两人交际的主线。1914年6月27日,黄兴与孙中山在日本宴别,孙中山集古人句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这一对联无疑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最佳写照。黄兴游美期间,孙中山多次写信要当地华人和美国友人善待黄兴,“谓克强先生为吾党健者,革命元勋,理宜竭诚欢迎,……” 而黄兴每到一地,也嘱咐华侨同胞把捐款直接汇寄东京交孙中山支配,自己则靠变卖携来的祖产为生,“他每与侨胞谈及孙先生时,都表示很尊敬孙先生,从未讲及他自己与孙先生在党的改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1915年,袁世凯筹划称帝,黄兴开始在国外遥控国内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后人皆知蔡锷是讨袁发难之人,却不知蔡锷返滇起军的过程是黄兴在海外苦心安排的,他不但斡旋疏通,让蔡锷安然返回云南,还通电国内各方军阀,号召他们一致讨袁。与此同时,孙中山也邀请他回国共同革命,他有望回国的消息传开,国内各界纷纷致电敦促,要求他回国主持大局。如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等人联名致电:“知我公抵日,欢跃逾恒。……公首倡共和,富有方略,各国情势,考察复殷。将来内政外交,诸赖指导。大局所系,唯公图之。” 殷汝骊、黄郛、葛敬恩等人联名致电:“当兹时局纷纠,关系复杂,各方主张,不能一致,前途茫茫,不知所届。务望先生鼎力主持,裨益大局。” 唐绍仪、范源濂、谭延闿。孙洪伊、钮永建、张继等人联名致电:“总统定位,政局仍危;大力匡扶,端赖贤者。我公手造共和,举国宗仰,敢乞即日言旋,主持一切。” 张謇去函:“先生去国稍久,志行弥坚;前此苦心,已白于世。今时局粗定,各方意见未尽消融,倘能翩然归来,力持正义,动以积诚,虽有纠纷,不难立解。”

从诸多电文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政坛,黄兴是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领袖。即便有黎元洪做总统(总统定位,政局仍危),有孙中山担任革命党首领,实力派人物依然只买黄兴的帐,哪怕他当时远在海外。这些新旧实力人物不仅包括地方军阀(唐继尧、陆荣廷、龙济光等人)、清末大员(岑春煊),还包括维新人士(梁启超、张謇)和革命党人(蔡锷、李烈钧等人),如果黄兴真有意夺取大位,那么黎元洪和孙中山是难以与之抗争的,黄兴心知这一点,所以有时也会以“黄袍加身”的典故自嘲 ,但他自始至终,推辞一切拥戴他上位的举措,这种过人的胸襟,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匹其俦的。

黄兴之所以得众望,跟他的先后天条件都有联系。他出身士族,曾考取秀才,在当时读书人的眼里,草莽之辈孙中山难以与之并论;其次,黄兴习于兵事,受各地军人的拥戴,蔡锷等人对孙中山并无好感,但对黄兴却甘拜下风,这在战乱时期是争夺权力的至关条件。最重要的是,黄兴品行高洁,为人温和,各派人士互不服气,却对黄兴都礼让三分。谭人凤曾回忆道,“克强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余之加入同盟会,亦缘此点,是其生平最长之处也。”周震麟说他“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革命同志的衷心爱戴”。章士钊曰:“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就连政敌袁世凯,也称黄兴“不仅为磊落英雄,更是诚笃君子”。

黄兴终于在1916年7月返回上海,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他便以胃出血旧症溘然离世,年仅42岁。他一生克己谦让,身后亦不以名显,随着孙中山被后人推崇为“国父”,相形之下,黄兴的地位就愈不起眼了,国民党曾一度议定他的忌辰为“黄公纪念日”,但可能由于这个日子跟蒋介石的生辰重合,后来又改在“革命先烈纪念日”将他与其他先烈一并合祭了。虽然有人觉得这种纪念跟黄兴的功绩不相匹配,但“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以黄兴的高风亮节和做人信条,他本人对这些待遇却未必会介怀。

1,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2,龙绂瑞:《武溪杂忆录》。
3,苏鹏:《柳溪忆语》。
4,宫崎寅臧:《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第299页,明治三十三年系明治三十七年之误。
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7页。
6,转引自姜泣群:《朝野新谈》甲编第49页。
7,《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卷上第123页。
8,邓家彦:《双十节念黄克强先生》。
9,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一册》,第43页。
10,宋教仁:《我之历史》第六册第12页。
11,胡汉民:《胡汉民自传》。
12,刘揆一:《黄兴传记》。
13,李燮和所撰《孙文罪状》,见《神州日报》1912年11月2日。
14,陶成章信函原件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15,《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50-53页。
16,《胡汉民致南洋同志书》。
17,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18,上海《民立报》1912年6月18日社论,作者章士钊。
19,原函附录《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三。
20,孙中山:《致黄兴书》,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6页。
21,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22,孙中山致黄兴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23,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24, 石陶钧:《六十年的我》。
25,黄兴复孙中山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26,孙中山复黄兴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27,邓家彦:《双十念黄克强先生》,载《黄克强先生纪念集》第97页。
28,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运动》。
29,《护国军纪事》第五期。
30,《黄兴未刊电稿》第10页。
31,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6月27日。
32,原载《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录自《辛亥革命》(八)第53页。
33,《同盟感旧录》,转载自《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71页。
34,《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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