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杨佳,胡佳,哪个人佳?

这几天,两条新闻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外媒体上,一条是报道有关胡佳的,其称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禁的中国维权人士胡佳,疑似罹患肝癌被转移至监狱医院进行诊断,他的太太曾金燕星期四已向狱方提出保外就医申请,但被告知获得批准的希望渺茫。有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联名发出呼吁信,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基于人道主义,尽快启动胡佳的保外就医程序。另一消息称在清明节之际,有一部分北京访民再次赶到福田公墓,为2008年对上海警察大开杀戒的杨佳祭扫,却被当地公安人员严密监控,但现场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官方似乎早有应变的准备。

其实,在我看来,“杨佳现象”和“胡佳现象”,组合起来刚好完整,他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社会全貌的两极特色,前者是公民以暴力抗争的方式报仇雪恨,是属于“寒带”,后者是公民以和平的办法唤醒独裁者的良知,是属于“热带”,而身处经济繁荣之中的大部分国民则采取了不杨不胡,不冷不热的方式悄然生活,和这两种选择保持着一定距离,并自以为活得有滋有味,幸福无比。中国之所以能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从1949年至今,经历过反右,大跃进,文革以致“六四”等重大事件,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数千万人,还维持得如此之久,如此微妙,社会深层次的原因就在这里。简言之,有什么样的大多数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领导人。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权衡,反正灾难未必能降临到我的头上,别人遭受的不公与苦难与我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我应当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一旦当权者伤及了自我,先是忍耐,再不就是逃避,而当实在逃避不掉的时候,才四望求助,痛苦挣扎,但那时已经找不到任何盟友了,因为那个可能帮助他的人,也正在重复地做着那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得过且过,趋利避害的黄粱美梦。而杨佳和胡佳都是中国人群体中的另类,他们以自身的独特的抗争方式,改写了平常人的生命里程,给它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我不赞同杨佳,因为他太血腥的举动换不回民主和正义,只能在以暴抑暴的烈火中,与仇敌同归于尽,但我认为,他的出现是社会矛盾积累和激化的必然产物,自有他存在的理由,他确实是发出了一个无比强烈的信号,提示现在昏庸无能的当权者,看清进行宪政民主改革的迫切性,而胡佳所做的一切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在顺着这一思路和历史潮流,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以令人感动的温和理性的方式,奉劝中国的统治者居安思危,果断决策。

然而,目前的中国政府既不允许有杨佳,判了他死刑;也不包容胡佳,判了他有期徒刑,实在是自相矛盾,难以理解。到底要引导人们向谁看齐呢?我认为他们由于既得利益和思想僵化而没有读懂“杨佳现象”和“胡佳现象”。难道不杨不胡才是对的吗?他们不知道,从胡佳到杨佳,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错误决策恰恰填平了它,并鼓励国民放弃胡佳争做杨佳。其实,任何一种制度社会,都会有各种瑕疵,有了问题,就应当执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让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渲泄心中的不满,表达他们的愿望,触使矛盾的解决,其中包括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等,胡佳就是这样做的,他对社会稳定有什么不好呢!不论是他为高智晟律师,蒋彦永医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呼吁,还是为揭露艾滋病真相而四处奔波,积极和国际组织联系,抑或同情“天安门母亲”,为平反六四事件而大声疾呼,他做的哪一件事是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是国家和人民?他做的哪一件事,不是在为官方化解激生杨佳式人物的社会矛盾?对这样的好人,应当嘉奖和表扬,但一党独大的中共不但不领情,反倒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把他投入了监狱。这真是黑白颠倒!岂有此理!实际上,官方这一蠢行无异于在逼迫国民放弃胡佳,学习杨佳。

据报道,胡佳的母亲上个月底接到狱方通知,到北京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签署检查同意书,家属从检查项目上得知胡佳可能罹患肝癌。曾金燕说:“我的猜测,一种可能是出现了医学上的疑问,难以下诊断,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结果很不好,他们不想现在和我们沟通。”曾金燕说还介绍说,胡佳入狱前即被诊断出患有肝硬化,入狱后健康情况持续恶化,不但有胆结石、腹泻、体重下降和常年感冒无法痊愈的情形,近来更有发烧和咽喉疼痛无法进食的问题,肝内还被查出长了一个3厘米的异物。由于担心狱中的医疗条件无法满足胡佳的治疗需要,因此在星期四依据保外就医的相关规定向狱方提出了申请。

我认为,不论现在胡佳的病情诊断结果如何,官方都应当立即将胡佳放行,这不仅是治病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因为他是一面和杨佳为代表的社会暴力化倾向抗争的大旗,举起它有利于社会由专制向民主平稳地过渡,有利于人们用和平的民主的非暴力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而他的倒下,如同签属《零八宪章》的领军人物刘晓波入狱一样,都是昏庸的统治者在为自已坐的火山口上浇油。当国民愤恨的烈火忽然烧起的时候,悔之晚矣!毫无疑问,既便中国的军警再强大无比,但政坛已经彻底地消失了毛泽东,邓小平式的强权人物,面对太多的杨佳,情况肯定相当不佳!

据称,为了能给健康情况急速恶化的胡佳争取治疗时间,关心胡佳的友人及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包括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在内,星期四在签属的联名信中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启动胡佳的保外就医程序,以免耽误胡佳迫在眉睫的病情。我认为这些人用心良苦,他们是在帮助中国政府疗救社会良心犯的创伤,而在目前的干柴烈火云集的时刻,每一个微小的社会肌体的细胞和神经,发生的哪怕细微如丝的突变,都可能引发不可收拾和逆转的灾难性结果。

然而,国内知识分子的好心奉劝,又被中国政府当成了耳旁风,而海外的呼吁又被指责为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实在是匪夷所思,荒唐之极!以前由于胡佳经常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他在2007年12月被捕,2008年4月3日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其罪名竟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官方喉舌新华社后来援引判决书的内容报道说,胡佳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恶意造谣、诽谤及煽动,企图达到颠覆国家政权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我认为,胡佳恰恰相反,是在触进中国专制社会的和平转型。由于公道自在人间,故国际社会并不认同这一荒唐的指控,所以胡佳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如果胡佳获奖,将是对中国内政、司法独立和主权的粗暴干涉。欧洲议会2008年又颁给胡佳萨哈罗夫人权奖,此后,中国外交部也作出了类似的谴责。我认为这是多年来中国官方刻意制造的敌对思维所致。实际上,他们都是从普世价值出发,以帮助中国稳定,和平发展为目的,而发出正义之声的,总之,完全是好心好意。遗憾的是中国官方也同样并不领情!

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领导人,分不清杨佳与胡佳,哪个是最佳,更不知道如何用榜样的力量,正确的事实引导广大国民前进,反倒继续加紧打压异议人士,堵塞了平和的言路,所以使社会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日益增多,而社会的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警察便疲于奔命,换言之,杨佳的幽灵正在死而复生,象福田公墓旁的野草一样丛生,而近期大批访民光顾杨佳的墓地,则坦露了燃眉之急的危机。它不仅仅是一种无奈的怀念,也是一种情绪暴发前的演练。据报道,今年4月5日,是中国人传统的清明节,值此之际,有部分访民到北京福田公墓拜祭杨佳,在现场发现到处都是戒备的公安人员。一个名叫杨林的人告诉记者说:“我见到杨佳的母亲啦,去到的时候他母亲就在那里,有好多的警察,便衣,还有两、三个拿着摄像机录我们,有十几辆警车,他们一直跟杨佳的母亲在说好话,说放心啊,我们一定把杨佳的墓格外地关照一下。”杨林说,他为杨佳献上了鲜花:“我带了一束鲜花,还有一串塑料花,带着酒,我嘱咐他母亲,这是人民英雄,我们不能忘记他。”由此看来,不论官方怎样评说杨佳事件,死去的杨佳的肉体变成了泥土,但精神上,他已经成为了属于另外一部分人的一面与胡佳不同颜色的旗帜,尽管我绝对并不赞同他,但必须承认,和胡佳一样,这面旗子在依然飘杨,而官方的以暴力和谎言为基调的专制行为,无时不在为旗子吹风,而风只能把它更高地扬起!

我想起2008年7月5日,即杨佳袭警后的第二天,我吃过晚饭到寓所附近的大连人民广场散步,此间忽然听到了大连公安局大楼外发出的武打时的例行口号声,很是惊天动地,走近一看,原来是守门的武警们正在自我壮威演练,我想,袭警的消息传来后,他们加强了保安措施,还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回应“杨佳事件”!但杨佳已经死了,众多的国民还在“不杨”,“不胡”的生存状态之间徘徊,官方不必警惕杨佳,而要自律言行,更不要以践踏人权的行动逼迫“胡佳”变成“杨佳”!而良好健全的宪政民主制度,才是确保人们选择“胡佳”不做“杨佳”的社会公器!

现在,我来到了加拿大,我没听说有类似杨佳式的人物,也没见过政府门前警察们的口号声,但我看到了遍地的“胡佳”,连我自己也写过一篇题为《哈珀别被严寒冻僵了思想》的文章,批评了加国总理,但他对我理也不理,我想这一点很值得中国政府比较一下,深刻反思,加拿大如此民族众多,信仰各异,但人人和平相处,大度包容,每个人都可以游行示威,发表言论,即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做“胡佳”,故就不必做流血丧命的“杨佳”了吧!概之我欲问:杨佳,胡佳,到底who佳?

2010年4月9日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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