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岸”?

陈奎德



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

  多年之后,当后人翻到中国史书的2012时,“变局元年”四字注定将跳出页面,嵌入他们的记忆库中。

  2012中国,犹如一部典型的好莱坞产品:叛逃、追捕、投敌、放毒、谋杀、焚尸、毁证、取证、阴谋、栽赃、情杀、灭口、诱敌、拘捕、审判、车祸、裸女、灭迹、权斗、政变、外媒……所有惊秫肥皂剧的要素应有尽有,几无遗漏。环环相扣,眼花缭乱,纷呈于国家高层的舞台上。

  而中南海当局,一改以往“讲政治”老调,也极力引导并促成2012事变的好莱坞化。他们惨淡经营,浓墨重彩,把事情努力涂抹成一出纯粹的鲜廉寡耻、道德败坏、金钱与性的都市肥皂剧,使之非政治化。从而试图与年底的政治大舞台(十八大)相切割,杜绝任何可能的政治联想。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无需良好视力,观众也不难瞥见,在那舞台背景的上空,有两个巨大的政治幽灵──毛氏幽灵与邓氏幽灵──正在进行的全武行式决斗,难分难解,拼死拼活。

  事实上,重庆“唱红打黑”的戛然而止,毛左根据地在重庆地盘的萎缩以及在网络空间的崩塌,在在标示了其政治性,标示了政治风向的转变。

  是的,目前似已尘埃落定,老中少齐上阵过招的十八大,已经垂下帷幕。人们开始关心,王储登基之后,走向何方?

  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不是2012年之前的中国了。

  2012,中国上层政治黑箱这一潘多拉盒子已然打开,政治变迁的火车已经徐徐出站,各派砥砺磨刀之声仍在隐隐作响。2013,作为2012的延长版,将使滥觞于2012的政治博弈继续演义,政治惯性将继续延伸。鹿死谁手,目前尚难一言以断。

  诉诸历史,人们注意到,政治僵局,有时可维系二、三十年。然一旦平衡打破,滚动起来,它的逻辑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就是明眼人之所见:中国变局,已经开场。


三十年“摸石过河” 何处是“岸”?

  北京的新当局甫一上任,观察家注意到,有一些新举措正在静静地释放出来,赢得了些许掌声。但仔细查勘,基本上都是一些亲民的小动作,面对重重的内政外交的实质问题和困境,他们尚不知从何入手。简言之,“新政”似乎难产。

  在笔者看来,北京新主政者必须透彻想清楚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一个核心问题,需要诚实地、坦然地、勇敢地面对它。该问题是:


何处是“岸”?

  中国政府,“摸石头过河”已经30多年了。现在该是确立其目的地──“岸”──的时候了。

  今日之世界,宪政民主国家已达115个,是无可争议的全球文明主流,是河之彼“岸”。像中国这样打着共产党旗号的(极权或后极权)国家,日益寥寥,仅余其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老挝)。而且,即使是这些引人注目的稀有物种,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处于变迁之中。揭开世界日日喧嚣沸腾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泡沫表面上的五彩锦缎,下面呈现出来的,正是上述基本态势,它是中国困境的根源。

  环顾全球,这种中国与世界主流秩序对峙的局面,还能维持多久?有可能长期撑下去吗?中国能够与基本人性长期对抗?这个世界有可能长期容纳共产主义?

  这一问题想透彻了,想通了,确立了基本意向,则一通百通。所有目前令中南海焦头烂额的问题,多数将在登“岸”途中及登岸之后,迎刃而解。

  这些问题包括:日益严重的中国财富精英与权力精英的向国外“大逃亡”问题,日益严重的制度化贪腐问题,土地制度问题,日益激烈的群体抗争问题,超越军费的维稳费用问题,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问题,中南海在地缘政治上所感受的“战略包围圈”的问题,香港的离心倾向问题、(由朝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等所显示的)外交孤立问题……等等。

  其核心,是国家定位。


“行宪”为纲,纲举目张

  实践的问题是,如何到达彼“岸”?

  最近,江华、张千帆、张思之等70多位中国学者联署的《改革共识倡议书》以及《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不约而同,指向了宪法,指向了宪政。

  他们指出,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被虚置。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即是说,用“维宪行动”来行宪,来达成宪政,到达“彼岸”。

  要言之,“行宪”为纲,纲举目张。

  以宪法超越毛、邓的左右两极符号,展示出完全不同于二者的崭新的宪政维度,摆脱中国长期在毛邓二者之间摆动的困境,特别是摆脱毛泽东的巨大而黑暗的阴影,才能阻断任何薄熙来式人物的政治复辟。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毛泽东的罪行没有被全部公开曝光、辩论、清算,只要没有判处他的政治死刑,在这面血红的旗帜下,在毛氏的土壤里,类似薄熙来一类的政客就总有机会会兴风作浪卷土重来、一代又一代层出不穷。由于其意识形态在中共的原教旨正统性,在其党内,毛左还常常是主动进攻的一方,就像薄式“唱红打黑”一样。在这样的话语权不平衡的情势下,有意革新的主政者的权力,将受到致命的挑战和威胁。

  因此,公开讨论毛时代,公诸其骇人听闻的祸国殃民罪行,牢牢地把他定位于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的二十世纪三大反人类暴君的行列,将剥夺已有的与潜在的薄熙来式人物的政治资本,归零其极权主义加民粹主义话语空间,杜绝其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这是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历史流程中,势必涉及对中共夺取政权六十三年来的总回顾。其间中共所犯的巨大罪错:土改、镇反、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公社化、大饥荒、文革、六四,……将一一受到公正的评价与审理。当真相与是非澄明之际,政治精英将不再被中共的遗产特别是毛遗产所绑架,一个全民大和解大宽容的时代才有可能降临神州,中国文明才可能真正走向伟大复兴。

  人或问,如何保证这一伟大进程的降临?答案是,没有任何外在的可靠保证。你的意愿就是保证,我的意愿就是保证,他的意愿就是保证。通过各类渠道,让我们每个人的意愿成为可见可闻可感知的意志,则所有人意愿的重叠部分势将浮现出来,那就是政治共识。那就是公共的保证。那就是对政治人物的“赋权”。虽然,目前中国尚缺乏制度化的凝聚共识的政治通道,没有制度化的授权通道,但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绝对的政治黑箱已不复存在。发挥你的表达想象力和创造性智慧,则我们的意愿就不会归零,它将被看到听到感受到。它将汇聚成坚实存在不容忽视屡仆屡起的公共意志,促成“权为民所赋”的授权渠道的诞生。


文革一代中共政坛精英

  着眼于公民社会的建设,着眼于民间共识的凝聚,并不意味着轻视上层政治精英的作用。他们在政治博弈中,特别在中国场景下,显然是重要的一极。对政治精英而言,除了其政治意愿外,责任伦理和能力潜质也极其关键。人们注意到,这一代中共的政治精英,与其前一代,有明显“代沟”。具体而言,他们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同时绝大多数曾是“知青”,曾坠入社会底层,对底层冷暖,有亲身体验,难于麻木不仁。

  更重要的是,文革的戏剧性经历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笔者曾指出过,文革,作为一次“微型的”“拟真的”政治过程的预演。其中的政治参与者,鉴于“奉旨造反”的基本格局,由于国门关闭,新闻封锁,长期接受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愚民教育,缺乏真实历史的知识,不懂得基本的政治运作常识,因此,开初青年人的政治操作极其幼稚,基本上是毛意图的揣摩者跟随者和宣传机器的应声虫。但是,据笔者的仔细观察,在文革中,由于基本生存本能的驱使,由于对文革前十七年来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准确直觉,在实际的各组织和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角逐中,在极其险恶的情势下,人们对政治领悟极快,进展神速。无论是在组织、宣传,还是在情报、外交等方面,把一种“模拟政治”变成了“政治实验室”,马基雅维里式的诸种政治权谋和技巧在其中自发地出现。他们通过“阳奉阴违”,对毛指示的“各取所需”和“各自解释”,开始有了一些政治自主性,“木偶政治”逐步变成了“真实政治”。很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治谋略,开始出现在派别斗争中,逐渐玩起了复杂的政治游戏。短短几年的政治成长历程,某种意义浓缩了千年政治智慧的发展。文革在这个意义上培养了中国的一代政客(politician)。他们的主要特点是精神与行动都束缚较少,敢于行动,敢于出手。其基本问题在于忽视基本政治伦理,蔑视传统道德底线,基本不问原则,不择手段,不受约束,信奉“丛林法则”,信奉唯权力主义。

  文革之后,他们进入中共官场历练。中国极其险恶的官场生态,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的大起大落,惊涛骇浪,与经济领域的超强互动关系,同时又有与毛时代不同的大量国际交往,使其增添了一份对现代政治的感悟。于是,文革经验与改革时代经验的交互作用,使这一代中国政客在其政治行为方式和理念上,与其前辈很不相同。薄熙来是其中的一类典型。底层经历影响更深广的,也可能塑造出另类典型。无论如何,与前代政客比较,他们显然不那么谨小慎微,瞻前顾后。这些政客,倘若继续实施暴政,势必心黑手辣,周天寒彻;倘若真正确立了革故鼎新的信念,也就可能大刀阔斧,拼命向前。因此,在潘多拉盒子开启的重要时刻,虽然执政空间仍然有限,但若目标明确,信念坚定,手段灵活,则不是不能做事的。如果主政者仍然无所作为,历史给他的判决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突发性偶然事件的历史功能

  在今日之中国,还不应忘记,既然潘多拉魔盒已然打开,那么,突发性偶然事变发生的概率就更加增大了。

  之所以论及突发性事件,是由于在铁桶般束缚下的中国当代政治制度中,即使尚有棱角的他们,所能发挥的余地也很小。但当出现突发性偶然事变时,他们大展身手之契机就降临了。回望六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治历程,不难看出,正是一桩桩突发性偶然事变,引领中国逐步走上文明之路。

  用共产党之前他们的祖宗黑格尔语言来表述就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

  这里的必然性,就是公民的普遍政治意愿;这里的偶然性,就是突发性偶然事变。众所周知的有:1950年代毛岸英在朝鲜被炸事件,1971年林彪事件,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该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及其妻10月6日被逮捕的政变,1978年小岗村村民冒死立约包产事件,1989年天安门运动,2012年王立军事件,令计划之子车祸事件……等等。笔者甚至愿意极而言之,突发性偶然事变,势将成为宪政中国的第一推动,成为中国自由的点火引信。

  凡事预则立。面对突发事件,面对历史契机,有准备者与没有准备者所导向的历史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塞涅卡说得好: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的人,命运拖着走。

(本文一月三日完稿发出后,“南周事件”倏然而起,撼动朝野,戏剧性地印证了笔者的直觉。)

2013年1月3日
原载于香港《动向》杂志
http://www.chengmingmag.com/t329/select/329sel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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