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今日(26日)凌晨去世,贴旧文作纪念

严家祺



  于光远于今日凌晨去世,再贴旧文,作为纪念。

2013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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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人才”于光远

严家祺



  于光远今年九十七。一九六四年,他招收我作为他在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与他认识已近半个世纪。他学识渊博、跨越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学多个领域,他待人坦诚、豁达大方,正道直行、人格高尚。于光远在政界、学术界、企业界朋友遍天下。

  我最后一次见到于光远,是在“六四”後逃亡途中。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城市打电话到香港,走出长途电话局,迎面遇上了于光远。他是来此地实地考查乡镇企业发展前景的,因为“六四”滞留未归,钱已用臻,打长途电话要北京家中汇钱。此时意外相遇,令我喜出望外。我也开始相信“缘份”。当我知道他一时手头窘迫,便将携带的钱分给他一部分,言明不必偿还。很多年後,我和家人联系时,才知道,于光远还是想方设法把钱还给了我的家人。

  北京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一次在一九七六年,另一次在一九八九年。毛泽东晚年,邓小平一度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让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时,于光远因受邓小平牵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被整。于光远家住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我家在干面胡同,从我家到于光远家,有两条垂直的小胡同相通,步行五分钟,就可到达。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期间,我天天到天安门广场,天天到于光远家,围着他家的煤炉把天安门广场手抄诗词读给他听,然后把抄写得十分凌乱的纸张放进煤炉里烧掉,我预料,天安门事件迟早会受到镇压,为了不让于光远担心我保存了诗词,就当他面烧掉。于光远听我读诗词时全神贯注,不时点头称是,那兴奋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时,我家已搬离干面胡同,我一次也没有找于光远,但在我离开中国时,老天爷安排我们在南方城市见了一面。至今我们已二十三年没有见面,心里经常惦念他,通过友人互带问候,每至岁末互寄问候卡。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我们还能再见和谈话。

  对于光远的思念常常勾起我做他的研究生时的回忆。当时,于光远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是公认的大家。却从不开课讲授,只是偶尔把学生叫去,随口说说自己的见闻。有一次,他刚从四川回来,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去,大谈乐山大佛,说大佛的耳朵上长了一棵树,脚板上可以开“生产队”大会。回想起来,我没有听他谈过要以什么思想来指导研究,这正是于光远的随意教学方式,使每一个学生按自己兴趣自由发展。当我告诉他要转向研究政治学时,他表示完全赞同。

  于光远说话做事自由随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当作“走资派”揪了出来,还不止一次津津乐道地回忆说,红卫兵抄家时,他把“罪证”塞进了正在“坐月子”的老婆的被子里,逃过一劫;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批斗会,本要押送他去,他劝红卫兵不要麻烦了,保证按时到达。到体育馆门口,把守大门的不让他进,他却表示一定要进去,纠缠半天,集了一群看热闹的年轻人,于光远心里乐滋滋,最後才说,你们不让我进去,就开不成会了。对方表情诧异仍不停呵斥,他这才亮出底牌:“我就是你们要批斗的于光远。”

  天安门事件後,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于光远跟着倒霉。当邓小平第三次起来时,于光远又与邓小平经常在一起。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许多记者采访他,他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手写提纲一直保存在他那儿。

  于光远有两次婚姻。第一个妻子因被划做右派分子按党的要求离异,留下两个女儿由他抚养。女儿长大後,却与他有些隔阂。做为亲生父亲他投入的是无限的爱。女儿想出国留学,需要教育部批核。有权势的人都会托托关系走个后门或请秘书代为办理。信奉“正道直行”的于光远却亲自去排队等候接见。为了在经济上帮助女儿,他还将零星稿费藏在书桌的抽屉里作为“小钱库”资助他们。女儿出国後,因着种种原由他无法去探望,在友人面前却时不时地叨念。

  一九八五年,我妻子高皋写出了“文化大革命史”的草稿,我将完成後的书稿第一个交给于光远看,他多次到我家里与我们谈这本书的写法,书名《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他告诉黎澍後定下来的。

  邓小平有两手,一手“改革开放”,一手“反自由化”。于光远非常相信胡耀邦,他起的作用是,与胡耀邦、赵紫阳一起推动“改革开放”。而于光远的“老伙伴”胡乔木、邓力群则帮着邓小平大反“自由化”。 于光远的性格乐观、总是与人为善,为人从来“包容”、“宽容”。许良英被划为右派后,在浙江农村当农民,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在“文革”后期,正是于光远多次努力,为许良英在北京安排了工作。于光远的“包容”,使中国八十年代大批所谓“自由化分子”团结在他周围。那个许良英,就是与方励之、刘宾雁一起发起“反右三十周年研讨会”的三人之一,因为邓小平记不住许良英的名字,说成了王若望。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了党籍,邓力群又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十三人名单”。这十三人为首的就是于光远,其他一些人是于光远多年的朋友、同事,如王若水、苏绍智、张显扬、孙长江、李洪林、于浩成、吴明瑜。于光远知道此事是邓力群使坏,写了一封信给赵紫阳。赵紫阳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圈,批了一句话:请小平、陈云、先念、彭真、一波、启立、纪云、乔木、力群、鹤寿阅。邓小平先看到报告,划了圈,陈云亦随之圈了自己的名字,其他人包括邓力群在内只好依样画葫芦,于光远就这样从“自由化”名单上删了去。但邓力群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又想出新的招数。在一次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生活会”上,邓力群利用顾问委员会的一些耆老,以大批判的方式,无限上纲,整肃于光远。于光远则据理反驳,李锐等一班人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弄得邓力群等人张口结舌。面对握有他小辫子的李锐咄咄逼迫的发言,邓力群黔驴技穷、一无所成。

  我离开中国后,知道胡冀燕一直做他的秘书,帮助他做许多工作,包括邮寄信件。从于光远广发的《贺年信》中,知道他坐上了轮椅,他还是那么乐观,说要“坐轮椅,走天下”。当时我就知道,一个人一旦坐上了轮椅,就起不来了,我为他担忧,遗憾没有告诉他要尽可能推迟坐轮椅。我知道他八十岁后,从社会科学转向了文学写作,近二十年来,出版了多本随笔散文,有《古稀手记》、《碎思录》、《文革中的我》、《窗外的石榴花》等。我发现,我总是在学他不断进入新领域,一个从自然科学跨入社会科学、不懂文学的我,知道“散文”就是“结构松散、自由联想的文字”,也大胆地在《苹果树下》写散文了。

  于光远说自己是“二表人才”,一是爱表现自己,二是爱听表扬。说他爱表现自己,无非是爱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和评论,作为思想家,他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思想”,开创了许多新学科,但与今天八0后、九0后相比,在“爱表现自己”方面还是远远落后了。至于“爱听表扬”,他的为人和人格,怎样表扬都不会过分,他是一个有亲和力的人。

(写于2012年6月1日,发表于2012年6月17日香港《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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