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采访:同毛泽东和“文革”有关的日子(一)

马萧



  时 间 :2013年10月2日
  采访人 :马萧
  采访对象:谢道红
  采访内容:同毛泽东和“文革”有关的日子
  谢道红 :湖南娄底人,1963年出生,农民。


  问:首先,我们今天的采访不预设前提,比如,政治立场、观念这样的东西,纯粹是从个人角度来谈谈您对毛泽东时代的感受,毛泽东是在1976年去世的,那时,您大概是13岁左右,还是一个小孩子,但应该已经给自已留下来一些记忆,我想,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切入吧。

  答:我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是从村里面的广播播音里面,时间应该是1976年9月12日,也可能是9月13日,具体的日子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毛主席去世的日子是在9月9日,应该是在之后的几天里面得知的这个消息。

  我听到毛主席去世消息的时候正在地里干活,心里马上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沉重的念头,这是非常突然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当时我们大家从来就没有想过毛主席会死这样的事情,大人们都停下手中的农活,仿佛天塌下来了,一些人当场就开始哭泣,因此,整个氛围是非常悲壮的,而在我心里,马上就产生了一种念想,毛主席死了,我们要“遭二茬罪”、“受二遍苦”,“地主又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经常被用作宣传的东西,它传达了一种很实用的意识,就是之所以地主没有出来,人民之所以还有幸福的生活,是因为有毛主席在狠狠地压制着剥削阶级,而现在他死了,所有这些坏的东西都会在一夜之间冒出来,这种心理,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当时,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小孩子就蹲在村头一棵大树下失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数落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毛主席死了,我们又要遭二茬罪,受二遍苦,我们又没有书读了。”

  追悼会是在几天之后,我们村里的追悼会是在村学校的小礼堂举行的,这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的一次悼念活动,每个人的手臂上都配有黑色的袖章,是由上面统一发放下来的,全村的人基本上都参加了,整个会场非常肃穆,好像死去了一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现场一片哭泣声,我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境,由我们村当时的支部书记作主持,由上面确定统一的悼念时间,通过广播由上面传达下来,可能是上午的九点钟,也可能是十点钟,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但当时小礼堂的电路突然出现了问题,支部书记派人修理了很久,却找不出问题,这位支部书记吓得满脸豆大的汗珠,因为如果追悼会开不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所幸的是,在追悼会马上就要开始的前几分钟,电路修好了,这才让大家悬着的心放下来。


  问:嗯,很好,那请您谈谈毛泽东去世之后,村里的农民在生活方面有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像你们当时所恐惧的那种“受二茬罪,遭到二遍苦”,“地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样的事情后来有没有发生?

  答:从现在看当时的情境是比较清晰了,其实由毛主席去世所引发的悲痛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可能就在人们心里存留了几天时间,感情深一点的,可能就是几周,大概这样子,就像现在,一位亲人死去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悲痛,但过一段时间,比方说等到这位死者被埋葬以后,他(她)对亲人们的影响就会慢慢消退,我们又要开始重新面对一种没有他(她)的新的生活环境,在毛主席死去的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过了这段时间,人们又要开始干活,慢慢地就把这件事情给淡忘掉了。

  从1976年到1979年这三年时间,我们村里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真正发生改变还是邓小平上台之后,田土分到(承包——作者注)私人,这才改变了人们干活的心态,在那三年时间里面,基本上人们该干嘛还是干嘛,只是由华国锋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党的新领袖,也没有发生什么天塌地陷的恐怖场面,像当时人们所恐惧的,比如地主又重新回来了,受二遍苦之类的事情。

  我还记得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与当时我们村的支部书记的事情,在毛主席掌权的那个年代,邓小平曾经受到批判,这位支部书记通过广播向全村人宣布这个消息:“邓小平是走资派,要批倒批臭,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上台,万万人头要落地,要让他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他那种说话的口吻充满仇恨和敌意,就好像邓小平同他个人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记得这事应该发生在1976年以前,不到几年时间,同样是他,在学校里给学生们上政治课,说:“你们要感谢‘邓爸爸’,如果没有‘邓爸爸’,你们今天不可能这样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读书。”那种表达的语气似乎在他的内心之中,邓小平是比他亲生父亲还要亲的人,这种强烈的思想观念的转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从1976年到1979年,学校统一组织过几次游行,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的那段日子,我们游行的次数比较多,有一次是从我们学校出发,游行到镇上的中学,当时,我们都举着一些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标语、口号之类的东西,都是由上面统一安排下来的任务,我记得有一块牌子上写着:“英明领袖华国锋,彻底粉碎‘四人帮’。”像这样的标语还有很多,然后还有一些画像,包括华国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画像,其中华国锋是一副非常威武、英明盖世的正面形像,而另外四个人都被刻意用漫画的方式将其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总之,两者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比对,一方象征着革命和正义,另一方则是反革命和邪恶的指称,我记得在“四人帮”的画像里面还有一个骷髅的标记,现在这个标记主要是用于那些爆炸物、有毒的化学物品、或者农药上面,表示“危险品”、“禁区”的意思。还有几次,我们围着村里面进行游行,有时候是上午上课,下午游行,应该说当时的学生都挺喜欢这样的游行,因为这样可以从无聊的课堂里面摆脱出来,获得短暂的自由和行动上的解放,有点像现在的双休日,但那时候是不存在这样的假期的,因为学生在放假的日子需要去地里干农活,挣工分。


  问:请您谈一谈在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也就是“文革”期间农民们一天的生活状态?

  答:这段时间的记忆我并不是非常深刻,因为那个年龄段我还太小,只是一个学生,实际上“文革”在1970年代初就开始结束了,我所知道的也是后来听大人们讲的,比如“早请示,晚汇报”,当时,大人们一早就要到生产队的正堂里面集合,每一天都由生产队长主持早上的出工仪式,农民就聚集在下面,一般地,正堂的前方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画像,这个位置现在通常是悬置祖宗牌位的,然后,由生产队长向两位主席请示,内容都有统一和严格的规定,比如,生产队长的话语应该是这样子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你们两位老人家好,今天,我准备安排谁谁谁锄草、谁谁谁施肥、谁谁谁清理沟渠”之类的,把一天的工作计划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请示,然后对着墙壁上画像,问这样安排可不可以?!请示完毕之后,所有的农民都要高声赞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话语是这样子的:“祝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有时也有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颂赞。

  到了晚上收工,生产队长又要召集农民们在正堂集合,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汇报当天的工作,汇报的内容包括:“今天哪些事情已经完成了,哪些事情超额完成,哪些事情由于某种原因还没有完成,明天继续安排人干活,明天再向你们请示”之类的话。汇报完毕之后,所有在场的人都要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整个仪式非常的庄重,所有人都要毕恭毕敬的,头脑中思想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英明的模样,但是不能正眼观看墙壁上的画像,要始终低着头默想,有点像现在祭祀祖宗的仪式,似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虔诚和恭敬都十分了解,这是那种比较神秘和宗教化的精神氛围。

  实际情况与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会有很大的差异,比方说,生产队长会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工作给关系比较亲近的人,在记工分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偏袒,关系好的农民向生产队长请假也比较方便一些,这是不公平的,但像这样的事情在实际的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排除,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心里都在想的,在出工以后,人们心里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样的事情,就是盼望太阳早点下山,早点收工回家,有时候晚上也要出工,算作加班,可以记工分,但也只是走过场的形式,打着火把围着村里四处乱跑,我记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我们在晚上跑到山上高喊“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大家都在应付这样的差事,因为在那样的工作中,人们都没有被分配给各自的真正责任,所以对手中的活不会拼命去干,或者尽心尽意的去干好它们,或者根本不明白这些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当时就是这样子。


  问:在“文革”期间,很多政治性的运动最先都是从学校发起的,比如“红卫兵”的出现,请您谈一谈当时学校的精神氛围是怎样的?

  答:有两位学生的事迹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一位是张铁生,另外一位是黄帅,张铁生是“白卷英雄”,迎合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读书无用论”,而黄帅则是“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关于黄帅,当时中央还专门下发了文件,要求我们这些学生“敢于学习黄帅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敢于和老师顶嘴”,实际上,就是挑起学生的叛逆情绪,起来造老师的反。

  这样做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我们开始写老师的“大字报”,所谓的“大字报”,就是学生用来举报、对老师进行攻击的武器,贴在学校的墙报专栏里面,而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都是上面统一有规定的,比如,由上面确定需要进行批判的教师,然后让学生对这位教师进行检举、揭发,像这样的事情,即使是捏造、诽谤、歪曲事实,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一些胆子大的学生干脆就直接和老师拧上了,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因为和别人打架,老师让他写检讨书,他就将检讨书弄成了一份“大字报”,贴在学校的墙报专栏内,影响很大,像这样的学生我们班上大概有两三位,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

  还有,“黑五类”家庭的子女在学校是比较受歧视的,打个比方,如果是两位学生打架,其中一位学生的家庭成份是贫下中农,另外一位学生的家庭成份是地主或富农,即便是“地主崽子”有理,老师也必须站在另外那位学生的立场上面说话,这中间存在着某种政治正确的东西,总之,这些“黑五类”家庭的孩子在学校的际遇是很糟糕的,有一位“地主崽子”,将毛主席的名字涂抹在学校厕所的内墙上面,结果被纠查出来,他和他的父亲一同受到批斗。


  问:根据您的感受谈一谈当时这些“黑五类”家庭成员所受的际遇。

  答:当时农民参与政治生活主要有两种,一种叫“游团”,即“批斗会”,批斗的对象主要是“黑五类”份子、当权派、有时也包括农民,农民主要是因为平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被别人检举揭发了,这样就会对他“斗争”,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用白纸粘成一个高帽,给批斗对象戴上,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明批判对象的身份,由当时的红卫兵和积极份子押着,围着村里面游行,在那些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就逼迫被批斗者自已喊:“我是坏蛋,我反对毛主席了,请大家不要学的样。”这样的类似口号,因为这样的场面比较荒诞,有时围观的群众会发笑,但是被批斗的对象不许笑,如果忍不住笑了,押解他的红卫兵们就会给他一个大嘴巴,因为这会“破坏严肃的批斗气氛”。还有就是针对“黑五类”份子的批斗,俗称“斗地主”,这种批斗的方式就不同了,将批斗对象押到指定的地点,跪在碎瓷片上,对批斗对象进行殴打是必过的一关,在整个批斗的过程中,围观的群众必须举手高喊革命口号,比如,打倒“打倒地主某某某!”、“某某某永世不得翻身!”,为行刑者呐喊、助威。

  另外一种是“游行”,这是由“上面”统一组织的,组织起来的村民围着大队里面游行,有时也游到其他的大队里去,像一些庆典,比如,“十-一国庆”、“九大”以及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经常会组织这样的游行。

  无论是“游团”还是“批斗会”,在“文革”期间都是非常风行的,主要是由红卫兵来执行这项任务,他们主要是一些成年的农民、先进份子,而红小兵是指少先队员,大多数是学生,当年我就是一个红小兵。在大家的心里,对地主进行批斗就是保卫毛主席,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让人们感到有些窒息,这种禁忌甚至到了谈“毛”色变的地步,比如,直呼毛主席的名字是要受批斗的,甚至家里有小孩子的你不能顺口喊小孩子作“毛毛”,如果这个家庭的出身是贫下中农,可能也就是警告一下,但如果这一家正好是“黑五类”出身,那就会受到批斗,这是1969年、1970年代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在当时,红卫兵、告密者的身影无处不在。

  还有,地主家庭的子女谈婚论嫁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名声不好,地主家庭的儿子很难找对象,没有人愿意将自已的女儿往火坑里推,至于地主家庭的女儿,相对来讲要容易些,但只能下嫁到那些条件比较差的贫困家庭,在当时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大概在1970年,有一位下放到我们村里面的女知识青年,同我们村的一位“地主崽子”谈恋爱,就在两位年轻人准备结婚的那一天,这位女知识青年被村里的红卫兵秘密劫持到一个村办的集体农场,将她关押起来,逼迫这位女知识青年中止和这位“地主狗崽子”的婚约,在当时,一位女知识青年同“地主狗崽子”结婚,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反革命行为,是无法被当时的正统观念所接受的,时过境迁,去年和今年的6、7月份,我们村里的两位当时掌权的红卫兵先后去世,但除了他们的族人和自家亲戚之外,几乎没有村民为他们送葬,我们村里人管他们叫“打手”,这些红卫兵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内心认同。


  问:请您谈一谈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

  答:总的来讲,1970年代的生活水平要比“大跃进”有所提高,农民大多进入了“有饭吃,只是吃不太饱”的生活状况,饿死人的现象没有了。以我们家为例,早餐的主食一般是红薯米,有时也会掺和一点大米,中午的主食是大米和红薯米,因为大米不够吃,一般最多是半斤,家中的男孩会多享用一些,女孩则要多吃一些红薯米,晚上靠煮一些豆子来维持,比如黄豆、豌豆,等等,就是这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一个劳动力的口粮大约是两百斤/年,我们家有两个半劳动力,父亲、母亲和我奶奶,因此我们家一年能从生产队分到大约五百斤左右的粮食,虽然不够我们全家吃饱,但不管怎样,这比“大跃进”时期的生活要安定很多,我父亲以前经常和我提这些事情。

  另外是土地,当时生产队的集体土地是不能碰的,主要用来做麦子、红薯和豆子,后来也做一些花生,不过很少,但在1970年代已经允许开荒种自留地,因此各家都会做有一些菜蔬,只是没有油,一些家境宽裕一点的家庭,会用少量的油涂抹在做菜的锅里面,让做出来的菜看上去鲜嫩,但很多家庭,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没有吃油的,直接用清煮、清蒸的方式做菜,这是1970年以后我们村里农民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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