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文革中练成的铁拳,让我掌了权


陈大超

 


我是1965年秋入的小学。后来知得,那时候在北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而且很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陆续在全国各地“砸烂一切”。我们上学没多久,它就把我们的课堂秩序给砸烂。


说什么也没想到,正是被砸烂的课堂秩序,逼着我练出了“征服一切”的两只铁拳。


那时的我,所谓征服一切,就是要征服那几个可以打得我从窗户跳出去不敢回教室的男同学。在我的记忆里,很有几次,我被那几个敢于破坏课堂秩序的家伙,挥舞着拳头,追得慌忙翻出教室,撒开两腿跑出老远。我身体瘦弱,好在个子高,腿长,又坐在一组靠墙的窗边,翻窗逃跑,得天独厚。


我入的是湖北省南漳县城关镇红旗小学。学校最有特色的地方是有几间高大的庙宇做教室。庙宇两侧,则建了两排白墙黑瓦的普通教室。中间是一个大操场。对着庙宇的操场另一头,是一个戏台似的露天主席台。全校的学生,常常整好队,排列在操场上,让校长训话。


记得我们班当时所在的教室,是从学校大门进去,靠左手的第一间。我们对面那排教室的后面,还横着建了几排教室。那横着的教室最后面,是学校的厨房。那里有一口特别甘冽的水井,我们常常从里面打水上来,依次把头埋进水桶畅饮。


我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特别是,我是个爱憎分明的人。我不喜欢那几个破坏课堂秩序的家伙,那种不喜欢,出现在脸上就变成了蔑视。这种蔑视,就招来了他们的拳头。我打不过他们,这真是一种耻辱。人要想不耻辱,很多情况下,就得在武斗中取胜。这或许也是文革中各地武斗逐步升级的原因。


武斗战胜的,往往是文化。本来,文化是化解、平息武斗的,可文化大革命发扬的“文化”,却让文化和文化人在不由分说的武斗中纷纷败北,颜面扫地。我这个爱学习——爱文化的人,一再翻窗逃跑,不知能不能也算作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之一。


母亲怀我时,竟然病得住进医院。也就是说,我的先天的“生态环境”,极其不好。我生下来时,瘦得就是一把骨头蒙着一层皮。母亲住在医院里,只能把我送到有奶的人家里代养。勉强吃了一个月的奶,就抱回来用米糊糊喂。我的这条小命,居然被保住了。命是保住了,却是年年都要害一场大病。这样长大的我,十分的缺乏武装方面的战斗力。


小时候我住在南漳县的梁家巷。巷子里的小孩喜欢摔跤玩,常常是别的小朋友把我一抱紧,我就倒在了地上。


武斗不行,就希望在文斗中赢。上学了,我就想我要跟人比学习。我们的班主任姓李,我们喊她李老师。刚刚二十出头的一位很素雅的美女,我至今还记得她那姣好可亲的模样。李老师喜欢搞评比,成绩好的,会被发一面她亲手剪的小红旗。我很喜欢得那样的小红旗,得一面,就贴在家里的毛主席像下。我在左边贴了四面,又想在右边贴四面。可是右边才贴了两面,文革就来了,县城的不知什么地方,会突然传来一声枪响,走在街上,人群中会有人突然天女散花似的撒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传单——从天上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我也会不时被人挥着拳头追出教室……


有很多次,我都幻想着:我要是孙悟空该多好。我要是孙悟空,看谁敢在上课时捣乱?谁敢来追我?谁敢来追我就用金箍棒给他划个圈。正在脑子里常常作如此痴想的时候,有一次走在上学的路上,我的耳边飘来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能够每天坚持在墙上练一百下拳头,那么要不了多长时间,他一个人就能打赢好几个人。


真的吗?


管它是不是真的,我要试试。在那种文革凯歌日益奏响的战斗氛围里,我迫切需要具备武斗方面的战斗力。回到家,我就握紧我的又瘦又小的拳头,猛地擂到了我家的土墙上。我们住在梁家巷一个简陋的小院里。进院门的前面两间房子是别人的,但长年锁着,没住人。我们住在后面,两间正房,一间厨房,一个小院。院子里种着我在野外挖来的野花野草,和在县委大院偷偷拔来的鸡冠花以及别的什么花。我承认,我也偷过东西。除了偷过花,还偷过蚕。


由于用力太猛,我手背关节上的那几块皮肉,一下子就留在了土墙上。嗯,墙壁也馋肉吃呢。我手背上那几块失去皮肉的地方,开始是发白,接着就沁出了血。另一只拳头也要打出血,不然不公平。于是我嘿的一声,把另一只拳头擂在土墙上。我这一生,或许最看重的就是公平,与平等。


我们家的土墙,是用土砖砌的,外面抹了一层掺了麦秸糠壳的泥面子。但就是这样的土墙,它也可以欺负我:它轻易地就咬掉了我拳头上的皮肉。好在,老天从小就赋予我极其坚韧的毅力。手背上渗出的血,更激起我要从此练下去的斗志。


   从此之后,每天早晨一起床,我就对着床头的那一块墙面,连续不断地擂着拳头,嘴里还要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四、五……两只拳头换着擂。我的命运,或许就在我的拳头反复擂向墙面的过程中,不断地走向转机。


   这样练了一段时间,我一握紧拳头,就觉得浑身是劲。又练了一段时间,我一拳下去,我那失去皮肉的关节,反而能在墙上留下几个小坑坑。哼,我把它的牙齿都给打缺了呢。我家那面挨床的土墙上,也就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小坑坑。最后我一拳下去,那整整一面墙,就会发出“哼”的一声响。呵,它终于叫饶了,我得意地想。


到了学校,再有人挥着拳头冲我而来,我看准时机,一拳过去,就在对方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大青包。不是小坑坑,是大青包。人的脑袋,毕竟跟墙不一样,有时候它会用鼓出一个大青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受到的震撼。


从此,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坐在教室里,一心一意地听老师讲课。有人上课时调皮捣蛋,我还可以亮一亮我的“铁拳头”警告他。呵,某些人的拳头只会砸烂秩序,我的拳头,却可以维护秩序。我分明感觉到,我人生的自信,在我那次出拳的一刹那,已在我的心里破土而生。当然,那时的自信,还只是一株幼苗。


看来武斗方面的战斗力,还是必要的——它可以保护你的别的方面的战斗力茁壮成长。


老师奖给我的小红旗,越来越多。只是不知为什么,这么好的老师,居然被上级整到乡下去了(难道是她家成份不好?那时候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最容易挨整)。她走的那天,我和几个男女同学一起把她送到县城外的小路边。


时间不长,我就在同学们中建立了威信。成绩好,有威信,我也就当上了学生干部。谁能想到,我练成的铁拳,竟意外地让我变成了手握“大权”的人。


那时候学生放学,兴整队回家,我小小一个人儿,经常在放学时 站在学校操场前面的主席台上,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一千多名同学,高声喊着口令,一个班一个班地整好队,让他们唱着歌,齐步走出校门。


那时候连学校也变成了部队建制。一个班是一个排,一个年级是一个连,而一个学校,就是一个营。我读三年级时,就当上了学校的副营长。还兼着班上的排长。我由被人追着打的人,变成了前呼后拥的人——每天上学时,都会有一群同学来邀我一起走,我都会被他们簇拥在中间。


还有些同学,有了好吃的东西也会特别的想到我。记得有个名叫赵世德的男同学,他住在与农村接壤的郊区,他家附近有一个榨房,他常常会到榨房里“偷”些芝麻饼藏在书包里。虽然他带的那些芝麻饼,都是榨过最后一道油的废渣,硬的像砖头,是农民们用来喂牛的,可是在那吃饭穿衣都要凭票供应——生活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这些硬得像砖头的芝麻饼,在我们的嘴里一点一点的啃着,嚼着,却是那么的香,那么的解馋。


成绩不好、家境贫寒的赵世德,因为常常有芝麻饼带到学校来,他竟然成了班上的一个红人,往往是他一到校,便有许多同学围着他,缠着他——希望从他手里得到一小块芝麻饼。我根本用不着围,用不着缠,他也会把最大的一块芝麻饼给我留着。有一次,他居然偷偷塞给我一块刚刚榨过一道油的芝麻饼,我掰一小块在嘴里,轻轻一嚼,就有一股股的香油点点滴滴地溅在口腔各处,那种浓烈的香气,让我的整个天灵盖都感受到了一种冲天而起的力量。


我喜欢养狗,也有一个姓柏的同学,给我抱来一只雪白的小狮毛狗。那一团活泼的灵动,那一朵美丽的精灵,带给我多少蓬勃的快乐与满心的欢欣。


手里有权,就是不一样。拳头硬,手中有权,就是真正的强大。你强大了,就有人希望分享你的强大——在你的强大下寻求安全感,于是,就有人送你芝麻饼,送你狮子狗……


我很多年后才意识到,文革就是权力之争,是害怕大权旁落的人,深谋远虑巧立名目地一个个干掉权力的潜在威胁者。


我自然也成了念广播稿的人。那时候各行各业都重视“宣传”,连我们小学生也成立了许多个广播小组。往往是三五个同学,在街道的十字路口,排成一个扇面,各拿一个硬纸壳做成的广播喇叭,对行人广播“两报一刊”的社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者是一条接一条地读毛主席语录。我在小组中,一般就是那个拿着报纸和语录本念的人。我念一句,其他人就对着广播喇叭念一句。这逼着我先学一步。这让我认得了更多的字,学会了更多的词。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手中有权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我在很多方面都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当然,慢慢的,它也在我的心里滋生了某种毒素。它让我习惯于被人簇拥。我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旷课,就是因为突然失去了簇拥造成的。


无论如何,我的人生的第一次“突变”,由我练就的一双铁拳带来,我由此产生的有了铁拳就能改变命运并且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意识,已经牢牢地在我心中扎下根。所以,就是在我日后最终远离了“权力”,我也没有丧失我的“铁拳意识”。只不过是,我认为人生真正的铁拳,不是一拳下去,可以在别人的头上擂起一个大青包的拳头,而是必须在某一方面具备过得硬的真本领。那个真本领,至少可以保卫自己的生存,可以不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后来经过认真思考,我把必须写得一手好文章,当作了自己刻苦训练、挑战人生的“铁拳”。我也最终过上了一种完全以写作为生的生活。


这些年来,一人独处时,我常常会握起拳头,回想起我在梁家巷那面土墙上练拳头的情景。那面被我擂出一个个小坑坑的土墙,它还在吗?我们家是1972搬离南漳那个小院的,我也于那年转学到安陆。那几间房子,早已卖给了他人。


什么时候回到南漳了,一定要回到梁家巷去看看,一定要去看看那面土墙还在不在。我常常这样想。201159,回到南漳的我,在同学姬燕荣的带领下,走进了那条在我的感觉里已经变得那么窄小的梁家巷。经过打听,我找到了我当年住的那个地方——那块土地上面,已经被别人重新盖了房子,当初的那面土墙,早已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但是,它会永远留在我个人的记忆里,它让我领悟、体验到的人生哲理,会继续在我的人生旅程中默默地起着一种神奇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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