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辛亥百年话革命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革命”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这个话题首先是围绕着辛亥革命展开的。不少人质疑:辛亥革命是必要的吗?既然当时清廷已经着手政治改革,如果国人再有耐心一点,给予清廷稍多的时间去完成其立宪计划,是不是更好一些呢?改良派是不是比革命派更高明?

上述质疑固然不无道理,但问题是,辛亥革命并非革命派的独角戏。辛亥革命的成功乃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时的立宪派,虽然无意于发动革命,但也无意于镇压革命;他们本来不打算对抗清廷,但也不打算保卫清廷。立宪派取这种态度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和革命派并无根本差异,双方都追求宪政。革命党既然不是洪秀全,立宪派怎么好做曾国藩?立宪派主张保留君主;但这主要是出于功利性的考量,并不是基于对满族皇帝的爱戴和忠诚,用得着固然好,用不着就拉倒。再说,武昌起义之前,清廷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已然和立宪派发生了正面流血冲突,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还会不惜流血去保卫清廷呢?

有趣的是,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当年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一样激进,那么在另外一些方面,革命派又和改良派一样保守。革命派也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民主要循序渐进。革命派开出的民主时间表甚至不比清廷开出的短多少。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中国的民主宪政还缈无踪影;于是很多人便回过头去批评辛亥革命,或指责其太革命,或指责其太妥协。我以为这未免追溯过远。从辛亥革命到今天,并不存在一根必然的链条。不能说一百年前的人做错了一件事,后来的人就只好别无选择地一路错下去。应该说后来的几次转折关头,人们做出了更大更严重的错误选择,这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早就有人把今天中国的政局和辛亥革命前夕作比较,指出其高度相似性。不过在这里,我更愿意指出其若干不同之处。

1、在今日中国,凡主张宪政者都是一派,没有革命与改良之分。在清末,主张宪政者确实有革命与改良之分,因为确实有君主立宪这一选项。今日中国不是君主专制而是一党专制,从理论上讲就没有党主立宪一说,另外也没有一党民主。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无非是结社自由的结果——有了结社自由,自然就会出现两党或多党。要搞所谓一党民主,除非你禁止结社自由,而一旦禁止了结社自由,还谈得上民主吗?

2、在清末,革命派诉诸暴力,改良派也不拒绝使用暴力。例如改良派曾试图发动兵变,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的唐才常又组建自立军发动武装起义,拥护光绪主政。在今天,主张民主宪政的似乎都采取非暴力。当然,也有人主张暴力,但迄今为止,只见之于言词而未见之于行动。我不认为这中间有什么派别之分路线之分,主要是操作性、可行性的问题。

3、所谓激进渐进之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假问题。愚公移山,挖一点算一点,该是渐进了吧?但那只是因为自家力量不够罢了。愚公何尝不希望一夜之间就把两座大山统统搬开呢?不错,也确实有人明确表示他们不赞成一夜之间就全国大选,宁肯从基层到中央,选举一步一步地展开。我要说的是,纵然民主可以循序渐进,自由总是应该当下兑现的吧——我这里尤其是指言论自由;废除文字狱总是越快越好吧。然而正像我早就讲过的那样,对共产制度而言,一旦有了自由,立刻就有了民主。

因此,在今日中国,凡主张民主宪政者,基本上没有革命改良之分,暴力非暴力之分,激进渐进之分;真正的区分仅仅在于你当真不当真,尽力不尽力。如此而已。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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