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按:杨本富大哥作为翻身农民,六十年代就对共产党的欺骗手段能有认识,当时我很吃惊。他不反对共产党,但对社会不公非常不满,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他坚持不被共产党利用,就是一种抵抗,就是坚持作人的底线,而不沦为党的驯服工具。



杨本富大哥离开人世已三十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宛若在我眼前。特别是1971年初冬,他借一件棉衣给我过冬的情景,至今仍深藏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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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冬蔡楚身穿杨大哥的棉衣于望江公园


当时,我刚调到成都轴承厂做临时工不久,由于我的旧棉衣,在石油筑路处把我开除临时工队伍时已上交。而我又大而化之,认为自己年轻,可以不用棉衣过冬。一次,在望江公园茶铺外,晒太阳喝茶时,杨大哥见我只穿了一件破绒衣,问我冷不冷,我硬撑着说不冷。但一阵凛冽的江风吹来,我不禁微微颤抖。杨大哥见状,立即脱下身上穿的一件新军用棉衣,给我披上,说借给我过冬。我问他穿旧了怎么办?他笑答:没得事,可以找老战友换新的。我也不辨真伪,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还给他,而且还把棉衣上烧了一个洞。杨大哥仍然说:没得事。


杨大哥性情豪爽大方,黝黑的面孔,高瘦而强健的身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看得出有几分功夫。我认识杨大哥在1964年。那时,我是待业青年,他家住在我家后面,临江路15号大院内。一天早上,我照例在锦江边练嗓子,他正好在一旁打拳,便招呼我跟他回家坐坐。久而久之,我知道他当时在成都铁路局做铁路公安,妻子姓曹,在新南门成都翻胎厂工作,有两个小女儿。


一天午后,杨大哥把我叫到他家喝茶,我见曹大姐和他女儿都不在家,就问他有什么事。他说,铁路公安调他到成都至资阳一带铁路上值班,因此他不能经常在家,特地委托我随时到他家看看,若曹大姐需要帮忙,就请我搭把手。我一口应下,也没有多想。


后来,我俩几次在新南门清和茶楼上喝茶吹牛,才知道他的经历。杨大哥,什邡县人,贫农出身。1951年参加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打美国鬼子。按他的说法,当时他家刚刚翻身分到土地,突然听说美国鬼子要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夺回他家的土地,就义愤填膺、义不容辞地参军上了朝鲜前线。1954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续回国时,他已在某师当师长的警卫员。后来,他1958年回国转业时,他家的土地,已先后被农村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公有化”了。他说,农民视土地为生命,他感到受了欺骗,被利用。而且,杨大哥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是扯白(瞎说),过去也从未听说四川饿死过这么多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些过去的“最可爱的人”,现在不仅一钱不值,还落得周身都是病。


杨大哥虽然转业到成都,并结婚得女,但他并不感到幸福。他说,因为他常年在铁路上值班,不能照顾家庭,因而家庭不太和睦,使他心烦意乱。而且,他在火车上听到的多是官员搞特殊化,甚至乱搞男女关系的消息,(如,成都军区原司令员黄新廷强占女歌舞演员的故事。)使他看透了这社会的不公。这就是他随时担心家庭,委托我随时到他家看看的原因。我不相信他讲的热情好客的曹大姐会看不起他,认为他有大男子气,但不便过问他的家务,只好劝他看在女儿面上,维持家庭的完整。之后他家搬到翻胎厂宿舍住,我还是常去坐坐。由于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话题,气味相投,所以成为好友。


1965年8月,我调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做临时工,修建资阳器材库。行前,因我没有一条耐用的长裤,杨大哥就帮我把我家的一张雕有中华民国国徽的小床抬出去卖了12元,买了些日用品,才动身去资阳县。后来想起,杨大哥无意中救了我家。文革初期,我大妹和小弟所在学校的红卫兵,都要求他俩主动申请抄家。而且,12中的红卫兵还到我家看过,若他们发现了这张小床,岂肯善罢甘休。


六六年文革开始,我的早期诗歌,被同在一起做临时工的朋友,用大字报检举揭发,我被工作组勒令写坦白交代。这个消息传到成都后,突然一天,杨大哥带着两个女儿来资阳工地看我。当时,经过追查,我的两本手抄诗集和读书笔记等,在运动初期,我大妹为防本校红卫兵抄家,已提前烧毁。所以,朋友的检举揭发只能凭记忆提供只言片语,我的坦白交待,已侥幸过关。我与杨大哥和两个女儿,即步行到资阳县城去聚餐。我给他讲了,我与那位在一起做临时工的朋友,被工作组挑拨、利用而互相揭发的过程。分手时,杨大哥说,作朋友就要讲义气,要互相搊起(支持),不要互相扯皮(争论或揭短)。他还是经常去新南门口子上,修自行车的李大爷和我的老同学周国昌家坐坐,与一批成都新南门周围的朋友在“操扁挂”。(练武),要我回成都时去他家耍。


六六年秋天,修建资阳器材库的成都临时工经过整编,解雇了几百人。剩下一百来人,被调到四川石油大会战的前线,荣县、威远县一带修公路、平井场,缩编成为筑路处土建队(又称成都中队)。由于会战前线离成都较远,我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但每次回家,去看望杨大哥也是不可或缺的事。一次,杨大哥告诉我,那位与我互相揭发的朋友,委托新南门的罗某找一群人收拾(殴打)我。罗来找他问是否了解此事,他告诉罗,我与那位朋友被利用,互相揭发的过程,叫罗不要过问此事,罗才从此不提这件事。他还告诉我,不要去介入文革,以免再被利用,抽时间练好自己的身体才是头等大事。六七年夏天,我从红村石油会战指挥部和处机关所在地红旗村的“抓革命”的“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筑路部队”,回到工地上“促生产”,也有听杨大哥劝告,不再被利用的原因。


七零年一月初,我突然被筑路处土建队的群专队揪出来批斗,军管会和群专队命我交待与反革命组织“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的关系,说成都已寄来资料,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掌握了此反革命组织,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我不知所措,只能避重就轻革自己的命。六月下旬,我被开除临时工队伍,八月送回成都,继续在派出所接受审查。


回成都后,我与杨大哥之间的来往自然增多。此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休息或习武。他动员我也同他一样“散”(不上班),我说,你不上班有工资,我不上班吃什么?同时,他告诉我,他已调离铁路公安,被安排去守铁路上的交通要道的路口。那时,铁路上的路口是否通行,由人工拉动竹子做的标志杆来指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到时间拉动标志杆。即使这样,杨大哥还是常“散”(不上班),他坚持“看透这社会”的观点,不愿意为它多出一分力。但他帮助朋友却尽心尽力,充分表现出社会“边缘人”的一冷一热。


七十年代中期,杨大哥把他的小女儿送去学川戏,最终考进川剧学校,成了专业演员。他因胃痛常年病休在家,除“操扁挂”(练武)外,还学习中医的按摩术,义务为他人服务。一次,我骑自行车摔倒,伤了手指。由于临时工没有公费医疗,也是请杨大哥用他自泡的药酒给我疗伤。当时,他还津津乐道的说,找到了一种祖传秘方,今后要开一家按摩诊所。可惜他一直没有钱开办,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后来,我在新南门修自行车的李大爷家下象棋,见过杨大哥几次。他说与李大爷(管制份子)摆得拢,所以常来此聊天。由于修自行车的店铺处于路口,人来人往较多,故成为当时小道消息传播的场地。比如,成都当时流传很广的“号票歌”,我就是在那里听到的。人们常聚在一起发泄对“文革”的不满,是“文革”后期的特征之一。杨大哥是小道消息的积极传播者,他作为翻身农民,对共产党没有仇恨,但对社会不公,缺吃少穿非常不满。


79年,我获平反,在轴承厂转正当了采购员。常年驻在长城钢厂催货,与杨大哥的来往就渐渐减少。


1985年春天,我听说杨大哥病了,而且是胃癌,住在成都第二工人医院治疗。当时我常年出差,晚了几天才去看他。一天傍晚,在病房里见到他时,他已不能言语。他身边无人照顾,一人直躺在病床上,口大张开喘着粗气。我凑近他耳边大声说,杨大哥,我看你来了。他毫无反应,只有脸上淌满汗珠。我握住他的手,在病床边站了约十分钟,把买好的水果放在病房里,即去问护士为什么他身边无人。护士说家属轮流守护,刚才还在,现在可能回家吃饭了。


我没有去杨大哥家,只听说没有几天他就去世了。杨本富大哥作为翻身农民,六十年代就对共产党的欺骗手段能有认识,当时我很吃惊。他不反对共产党,但对社会不公非常不满,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他坚持不被共产党利用,就是一种抵抗,就是坚持作人的底线,而不沦为党的驯服工具


今天,我搜索杨本富(成都),第一项显示出成都金沙陵园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我欲去网上献花、点烛,但不能登录。


安息吧,杨大哥。我会回成都看你。


2016年6月5日初稿

2016年11月6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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