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风祥:又闻中共“秘密派别”

 

 

好事朋友转来一网帖,询问我的看法。网帖有点蹊跷,是“出口转内销”的一份“中国和平民主转型方案” (http://www.yibaochina.com/Article/Display?articleId=7538),署名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日期是2018年3月4日,委托“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先生在海外率先发表。

 

“公民力量”的按语写道:“公民力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真实情况无法判断,但我们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共领导人开历史倒车的议题进行议论、对中国民主化的目标、策略和途径的探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议报如托发表楊建利博士收到的这两份文件,以飨读者”

 

我支持“公民力量”的立场态度。首先,在目前(危险环境)情况下,除非起草人或背后组织愿意主动公开还是秘密露面,否则,局外人难窥内情。其次,它或许真是中共内部的派别产物;也许不是,仅仅属于个别人物的斗争策略,反正三人“成群”,五人即可“称派”,没什么绝对标准。甚至,也不排除是海外民运圈某些人的假托。总之,什么可能性都难以排除,唯有等未来历史澄清。重要的不是谁提出这个东西,而是它的观点对错。

 

能提出不同于官方调门的新思维新方案,集思广益,开拓思路,总是好事。引起批评和争论更好,总比一种声音一个调门更符合时代潮流。所以,我个人支持这个方案的提出,也期待其它更多理性方案陆续出台。至于某些提法是否妥当?哪些条文有道理?哪些主张不可行?等等,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比方说,新方案尽管亮点不少,但对于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财产权、土地权、和迁徙自由权缺失没有提及,是一个不足。对于盗国贼掏空国库、已经据为己有的巨额资产应该如何处置?也丝毫没提,也是败笔。不过,从促进社会转型(特别是和平民主转型)的角度看,两会“修宪”闹剧,正在引发全党全民的宪政思考热潮,或许是当局未曾预料到的副产品,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不了解中共史的年轻朋友,或许以为,在中共铁拳专政密不透风的情况下,党内“杀出秘密派别”是不可思议的新鲜事。其实不然,早在几十年前的文革当中,就出现过类似情况。

 

记得老毛在文革期间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说明他知道,人的思想无法绝对封锁与控制。越封锁控制,越容易产生“异端邪说”。而有共同信仰的人,早晚会凑到一起搞派别。不能公开搞,也会秘密搞。中共建政之前,尽管有多次“整风肃反”,但党内派系还是屡见不鲜。派斗失败者,要么像陈独秀那样隐居乡间,要么像张国焘、王明那样流亡海外,“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但老毛坐龙庭之后,情况大变。凡在派斗中出局者,都下场悲惨,不得好死。前期如高、饶,后期如刘、林、彭、贺等。像老邓、老江,让胡耀邦、赵紫阳窝囊死的软处理,即使算不上进步,起码也有点善心,积点阴德吧。

 

以上说的都是中共高层,那么党内草根情况又如何呢? 这不禁令我回忆起当年亲身经历过的“秘密派别”事件。第一件就是,见证了某些血气方刚、爱动脑筋的青年党员,在文革初期,趁着无政府混乱和大串联机会,组织秘密团伙,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有些没有名义,有些冠以“马列学习会”“毛泽东思想研究组”之类名头,以学习马列原著和探讨真理为目标,讨论一些有别于官方论调的新思想,内部发表对老毛和文革的批评意见,甚至用大字报和传单形式,对外传播他们的思想。

 

到1970年“一打三反”时,这些小组或派别雏形,大都遭到灭顶之灾,被冠以“现行反革命集团”加以镇压。我们北京的一群老三届高中生,被发配到内蒙兵团劳动锻炼,经常被军管会组织起来,讨论法院即将公布的“罪犯名单”。记得有好几个类似团伙,领头人不少是党团员,照杀不误。普通成员,也包括一些普通群众。而党员的量刑标准,往往比非党员更重,说明中共对来自组织底层的思想挑战格外害怕。

 

特别讽刺的是,就在严厉镇压造反群众和反叛型党团员的同时,突然出现了以中共秘密派别为旗号的地下广播。最初只有个别兵团战友知道,但很快我们连队有好几人开始偷听。那时候,收听国外敌台是犯罪行为。不少被杀被关的所谓犯罪分子,罪名之一就是“收听敌台”,主要是港台和海外的华语广播,比方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香港的《良友电台》,美国之音,英国BBC,莫斯科广播电台等。我胆子小,不敢听,加上经济条件差,没钱买短波收音机。所以,别人偶尔议论外台消息,我都假装没听见。自从传言有国内秘密电台之后,我也开始动心,就跟父母说,要买个收音机学外语。父母很支持,花两三百元(几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个很贵的上海“美多”三波段,邮寄到兵团。自从有了半导体,其实英语真没多学,可政治新闻没少听,迁移默化,使我开始对社会科学感兴趣。每天熄灯之后,我都蒙头装睡,插上耳塞机,寻找喜欢的外台,一直听到过半夜。

 

没多久,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地下秘密电台,名称叫“中国共产党七一护党委员会”。广播时间大约15分钟。每次都是“义勇军进行曲”打头,然后是个男中音,评论上层内斗,底气很足,指名道姓攻击毛泽东、江青和文革左派,说他们“祸国殃民、倒行逆施”,让中国退回封建帝王时代。有时候也偶尔捎带批评周恩来几句,说他“两面三刀、助纣为虐”。在那个人人高喊“万寿无疆”的年代,能听到有人公开攻击老毛和他的亲密战友,我感到神秘和恐惧。可是,不由得还想继续听。

 

后来,又陆续发现其它几个反毛秘密电台,记得有什么“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火花台”,“知青广播站”等。但这些广播,反毛口号较多,理论分析很少,波段不固定,电波干扰也比较强,都没有上述“七一护党委员会”听的那么清楚。

 

现在回想起来,以上电台广播,都可以被粗略定义为中共内部的反对派所为,因为那个年代镇压残酷,即便私自搞个小功率发射台,也会冒杀头风险,绝非私人能搞成,背后应该有某种政治派别的支持和庇护。

 

那么,这个“背后政治组织”到底是谁呢?我带着这个疑惑,多年来寻找答案,从知情回城开始,到进入大学念书,毕业分配到高校任教,结识了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包括在军队和公安系统任职的高官,但都没有获得权威说明。以下是我听到的几个不同说法,以及我对这些说法的质疑,供网友参考。

 

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说法,是“海外敌对势力”假冒中共党内秘密派别,目的在于策反中共内部有不满情绪的人,搅乱人心,让社会不得安宁。这个说法貌似有理,但无法获得有力佐证。首先,我问过国际法专家,他们说,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大可能利用这类小儿科手段,去在其它国家扰乱秩序,因为它违反国际法。例如,中共就曾经在湖南长沙郊区,办过一个“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由归侨中的革命分子负责对外播音。后来被徐泽荣博士撰文揭秘,导致他被捕入狱。其中原因,就是它违反了国际法,北京不敢公开承认。所以给徐博士扣了个“泄密罪”。第二,而我收听到底秘密广播,技术比较落后,功率远没有《马来亚革命之声》那么强大,所以估计不是外国政府所为。

 

第二个,是说台湾情治部门的策划。这个说法也不能服人。就算台湾情治系统个别人有这种想法,台湾政府也不会批准,因为广播频率和发射位置很容易被中共侦破。我的疑问后来被台湾官方证实。有一年,我们大学让我参加官方组织的“赴台观选团”,我在台北曾经当面向陆委会求证过这件事。他们说,那绝对不是台湾搞的。既然台湾已经有好几个电台对大陆公开广播,何必要去假冒大陆内部的秘密电台?如果真有其事,肯定会被媒体捅出,反而自爆其丑,让台湾政府尴尬狼狈。

 

第三个,是说下乡知青所为,因为有些广播是抗议老毛的“上山下乡”政策。这个说法更离谱。首先,兵团知青完全没可能,半军事化的组织生活,天天在现役军人监控之下,稍有异动,就被整肃,哪有机会去搞秘密电台?下乡插队的知青呢?散布在天涯海角,有可能无人监控。但是,他们都有温饱之虞,希望早日回城上调,哪有胆量和条件去搞秘密电台?即便个别人有本事搞到发射器材,哪有电力和技术支撑?因此,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四个,是中共军方反毛势力所为。这个说法还比较靠谱,虽然至今官方未加证实。据军方朋友讲,中共所有对外广播的发射装置,以及对外来电波的监听破译工作,当时都归总参三部管。他们的工作点大都散布在边疆高原,假如内部有人不满北京政策,利用某个发射台夹带一点私货,快速播放反毛言论,完全有可能。当然,命令肯定由相当高阶的军官做出,包括林彪和他的战友黄、吴、李、邱,都有可能参与其中。后来,林彪等人出事,上述广播也陆续消失。所以,这个说法或许有某种可信度。

 

联系到最近公民力量披露的中共秘密派别,让人隐约感到中国再次进入多事之秋。无论这个“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真假虚实和最终结局如何,假如修宪闹剧引发后继连锁反应,那么催生秘密派别的可能性还将增加。将来有一天,如果大陆局势失控,秘密派别一夜之间就可以转化为公开派别,再跟党外民主派形成合流。在老关看来有很大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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