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丑就当外扬

——试看第四权之必要

三权分立本已是较完备的政治框架,美洲大陆为人类的政治体系做了不少年的实验场,且这一巨大实验室的结果向来不能使人完全满意,但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也算差强人意了。国父们在立国之初不可谓不细致矣,三角形的框架稳固且平缓,互相掣肘看似臃肿,实则是一莫大的智慧。但立法之初的作用,随着世易时移,总不能如当时一般的健全与完善。仲长统在《昌言》里就曾言过:“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美洲大陆上的人们向来善于发现这种可为的智慧,反倒是两千年前便已说出道理的中国人,大而难以变。

政治体系上的改变来求更稳固已难以为了,孙逸仙先生加上考试与监察的意义也仅限中国的土地上,且貌似作用并不那么巨大。那么突破政治,求诸外的创新,历经这些年来的尝试与发展,最终证明了媒体舆论之重要性,第四权的开放将为这个社会带来一条充满活力的鲶鱼。当然,第四权的实行必然须是媒体,是人民的喉舌,至少一部分媒体须是一部分人民的喉舌,党的喉舌已经够多了,没必要再让这个日报那个社成为外交使团了,贻人笑柄耳。

近来武汉频传奇事,中学生也能说出家丑不可外扬的话来,对于孩子就不当妄加刻薄了,只不过他实可念外交部的附中,颇有几分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架势。这也能间接说明许多事情,譬如他们的喉舌尚未得咽炎,只是扁桃体稍有些肥大罢了。至于家丑当否外扬这件事,家里能解决的自可处理,既然解决不成了,还惹出了弥天大祸,那再不外扬则就是窝藏包庇了,此时扬与不扬已由不得你党了。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是一个体系健康发展下去的首要前提,否则上市公司做那些账目干甚。就武汉此事,且不论及病毒的源头,毕竟此时寻找源头已并非寻找源头的事了。兹要是中国有开放的舆论,有健全的第四权,都无需敢言,只要是能言,相信今日之武昌必不得至此。

即便不从人民的角度来思考,仅是将信息的畅通当做共产党的统治手段,这也是万分必要的。就连古时的皇帝都晓得不以言治罪,御史台、都察院养上一帮疯狗也是大有裨益,关键时刻丢块肉还是有意想不到的作用的,从严嵩到高拱,哪个第一炮不是疯狗打的。可这位习皇帝却只希望上上下下都定于他一尊,他要党内外只有一个声音,乃至国内外,可他忘了社会主义这一套人家不买账。如若他有一个畅通的信息渠道,武汉必然不至于此,他的新疆也不至于此,香港更无须至此。这一切有些是他的棋法,有些想必他也不愿见到,谁不想陪老娘过个好年呢。中国可以不是中国人的,但必然是他习皇帝的,他比任何人都不愿见到一个暴乱的中国,可惜有的时候他做的还不如一个皇帝。在香港他想作郑伯,在新疆他想作太宗,在武汉他想作嘉靖,结果呢?社会主义的千古一帝不是那么好当的。

三权之内难保不会上下阻滞,这时第四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舆论的公布下,有些家丑可能会刺痛人心,会令一部分人脸上多五个红指印,但阵痛之后得到的却是立法的加速,行政的通达。司法的健全。可中国人却善于将一些与他个人毫无关系的东西,通过某种令人不可理解的关系,强行牵扯到自己头上来,某些时候这种令人难解的迷惑行为还被称之为家国情怀。譬如他们将武汉称之为家丑,让人笑也不得,哭也不得。

世上诸多民主国家的法案都是通过第四权的曝光而推进的,如韩国之“素媛”,仅来又有“N号房事件”。事实已不止一次的证明,第四权在正面地推动社会走向健全。当然舆论也会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操控,以获取不可告人的利益,但想来想去中共还是这世上最大的别有用心之人吧。当然他也有几个伙伴。

媒体的发展,从纸媒到网络,从文字到视音,这是趋势也是进步。第四权不只是庞然大物的媒体巨头才能掌控,自媒体的时代令舆论回归到本该属于的地方。当一篇文章在一家报刊发表时就不自主的带上了报刊的烙印,或左或右,或红或蓝。但在这样的自我发声的时代,第四权显得更无拘束,但也更为驳杂。不过这种驳杂也是令个体成熟的良药,百家争鸣时虽有鸱枭,但无妨凤鸣。

当社会只有一个声音时,一声咳嗽便成了死罪,沉默更是不许。只有晓的讲话时才能懂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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