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流氓化与中国游民文化

作者:张杰(法学博士)

被清华大学日前以“道德败坏”为由开除的法学家许章润7月19日再度发声:“极权必败”,自由终将降临。许教授的所有罪过都因敢言而来,他敢言的程度可谓在如今的中国大陆人中极为罕见,他敢言的环境可谓自中国七零年代末改开以来最险恶的环境。他面对的是一个欲与毛泽东比肩,权力超过邓小平,并且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准备做”终身皇帝“的强人习近平。然而,这位许教授凭着知识人的良知和胆识,写出一篇一篇鞑伐政权的檄文。清华大学校园里立着一座王国维纪念碑,上面有陈寅恪传达士人灵魂的题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与清华大学毫无干系,它已成为许教授士人风骨的写照。

为帮助许教授度过艰难时光,清华校友阎淮发起了仅限于北京地区清华校友的募款活动,仅一日,募得10万多元,然而许章润7月19日在致清华校友的公开信中婉拒了他们的好意,言其教书34年,于清华服务20载,遭后者开除,顿时生计无着,但自己“可劳力挣饭”,也打算“卖文买米”。他写道:官媒上一片太平,其实半个中国泡在水中,风雨飘摇,士人普遍萎顿,善作靡靡之音,不甘寂寞;官场心灰意懒,上下虚与委蛇,只待弃舟。政体恶质不改,全球诸邦防范,早成孤家寡人。而极权必败,自由终将降临吾土,天意人心,如日月昭昭矣!吾人一日不死,便一日呼唤。此为言责,也是天命。活下去,承受苦难,在暗夜凿火,迎接黎明,正需重温民吾同袍、物吾与也之义。故全权委托阎淮、孙怒涛两位学长将义捐转付亟需之处,情意播撒于苦难深重同胞。天快亮了。

伟哉许先生!身负污名,生计无着,但仍不改知识分子为黎民苍生发声的风骨。并不忘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苍生,将捐款全部播撒于同胞。反观人民领袖习近平,迫害良知,罔顾灾民苦难,撒币异国,自吹自擂。但无耻之徒从来是没有底线的,令人恶心的事又来了。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20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由外交部依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设立,旨在统筹全国研究资源,全面、系统、深入开展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阐释和宣介,对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原本性、理论性、实践性、传播性、政策性和专题性研究,发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外交实践的指导作用,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体制机制建设和能力建设,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积极贡献。外交部长王毅为研究中心揭牌并在成立仪式上发表讲话。

习近平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外交政策,实施战狼式外交政策,四处冒火,八处生烟。香港一国两制被废弃,国际金融中心瓦解,中美关系从伙伴变成冷战甚至热战敌手。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就是化友为敌,四面楚歌。明明许教授品质高洁,但中共硬给他安上嫖娼的污名,明明习近平外交政策荒唐愚蠢,却不知悔改,奉为至宝,歌功颂德,这不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流氓是什么呢?

为什么中共会奉行流氓文化?中共流氓文化的实质是什么呢?今天我就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我的心得与一本奇书有关,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学泰先生的著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并称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大人文发现。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观点。

王学泰认为,中国社会除了城市、农村以及儒家文化为主流的社会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中国社会和文化,那就是游民社会和游民文化。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迟滞和社会结构的僵固,以及文化不能适应人口激增,是产生大量游民的根本原因。游民文化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治与乱,它破解了另一个中国的密码。在显与隐、叛逆与正统、庙堂与江湖的变幻中,它深刻地触及了历史演变的动因。

游民往往是武装反抗的始作俑者,并充当了领袖或骨干。比较典型的是陈涉吴广,他们为人佣耕时就是一个无恒产、无稳定收入的游民。游民生活的不安定性使他们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他们是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在对抗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游民有四条鲜明的性格:

第一,反社会性

 

中国古代拥有土地的农民都是以吃饱饭为目的的,所以中国农民、底层社会有饭吃的时候就不会反抗,更不可能酿成大的农民战争。闹的乱子特别大的一定是有一个大的游民群体产生了。因为他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只有求之于社会动乱,因为只有在社会动乱中才容易改变他们的处境。例如《沙家浜》中胡传奎就是典型的这种人,唱的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第二,攻击性

宗法社会里的人,不用自己代表自己,有人替他代表,所以他的个性就萎缩了,反抗精神、争取自己利益的精神都被抹平了。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是游民不是这样,他们有攻击精神。《水浒传》中的李逵就是典型的游民。他没有道德规范,天不怕地不怕,先打人后杀人。游民在社会动乱中取得的利益最多,因为他们没有约束,敢于“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第三,拉帮结派

帮派意识往往是非理性的,甚至超越了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游民社会“只讲敌我,只讲利益,不讲是非”。《水浒传》有个主轴,也就是它的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是以梁山的是非为是非。梁山做的事,只要做了全都对,别人做就是错的。杀人的事情,只要是梁山杀的都对,其他人做的话,不是贪官污吏,就是强盗。

第四,残暴野蛮

古代中国只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法文明。游民在脱离宗法体制的同时,也脱离了在宗法制度下的文明。游民在社会中没有了角色位置,更缺少社会的尊重与监督,这样他们就不需要社会文明的规范,从而表现出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毫不掩饰地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容易流于极端主义并把传统文化非规范的一面推到极端。当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人性中的“恶”被充分调动出来。那种因为追求赤裸裸的“利”所表现出的野蛮往往是不加掩饰的,所以清代的史学家、汉学家钱大昕说,“以杀人为好汉”成了游民对生命的态度。

反社会性、攻击精神、帮派意识和角色意识的缺位,这四个特征构成了中国游民社会的基本面相,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游民文化是通过江湖艺人与通俗的民间文艺作品传播,所以,中国在儒道释三教之外,还有一个小说教。

王学泰先生声明他的书不会介入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但李慎之先生则指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全面了解,而且对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及其未来的走向也很有意义。我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就具有典型的游民特征。毛泽东从小就离开家乡,四海为家,居无定所,其思想除受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影响之外,主要还是受中国小说教耳濡目染。毛曾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有30余万字的批注。毛曾为儿子毛岸英开的书单就更能说明这一点。书籍包括:精忠岳传、官场现形记、三国志、兰花梦奇传、峨嵋剑侠传、小五义、续小五义、聊斋志异、水浒传、薛刚反唐、儒林外史和侠义江湖等。这些书基本属于王学泰指出的游民文化经典。

游民文化与中国儒道释经典相比,尽管有打抱不平、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等内容,但也存在明显的反社会、反法治、反文明的特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土改、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镇反运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无不打上了游民文化的烙印。游民文化中的邪恶的部分就是流氓文化。当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的时候,流氓文化就在游民文化中甚嚣尘上。中共暴力革命的实质就是西方马列主义与中国游民文化杂交而生长出来的恶之花。正因为它结合了外来的暴力强制与本土游民造反的狠毒,它才得以颠覆民国政权,制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灾难与文明灾难。

文革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共产党的游民性和流氓性有所收敛。但我们在邓小平、江泽民的身上还是可以闻到流氓的味道。习近平是游民吗?我认为是。习早年在文革中颠沛流离,后下放农村生计艰难,文革后靠父亲背景混迹政界,四处流动做官。习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民间的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再加上二月河的皇帝系列小说和电视剧《雍正王朝》等。

反社会性、主动进攻性、帮派意识和残暴野蛮都在习近平身上体现出来了。如以人治取代法治;以反腐败之名清除异己和军队改编集中权力;重用习家军;对外大撒币和为了巩固政权不惜废除香港一国两制,南海穷兵黩武和与美国从伙伴变为敌人等。这里,我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共长期推行的干部交流、异地任用制度实际上是在培养游民官僚。他们的职务、责任和居住都处于不确定状态。这种不确定使他们偏好短期行为和为升迁不择手段。

2013年,政治学者李世默曾在美国TED大会上发表演讲《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他高度赞扬中共的组织部任用干部制度。他说中共组织部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就职业生涯来看,一位干部要晋升到高层,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我认为李世默要么不了解中国游民文化,要么就是忽悠西方人。中国官员任用制度制造了无数游民官僚和触目心惊的贪腐。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许章润教授身负污名,不畏强权,生命不息,发声不止的士人风骨令人感慨。许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的成立正应验了许教授文中所言“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丢人现眼,更不论矣!”习近平和中共的流氓化源于中国隐秘的游民文化,中共本身就是一个游民和流氓团伙。我们应该对未来抱有信心,正如许教授所言“极权必败,自由终将降临吾土,天意人心,如日月昭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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