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意识形态的尴尬

作者:裴毅然

岁月如鏡,时日越久,中共意识形态自然就越尴尬。很简单,挂幌共产的马克思主义本就是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近两百年的国际共运不仅无力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反而一再有力证明对人类的肇祸。

中共举赤旗起家,意识形态的尴尬也就成了娘胎里带出来的先天性心脏病,吹得花好稻好的共产天堂,结果将国人带至“反右-大饥荒-文革”的黑色地狱,至少七千万国人非正常死亡,前后20亿国人非正常生存。这还没算邓时代的“六四”血案

吹牛的“主义”

如果用最浓缩的词汇概括国际共运,那就是两个字——吹牛,挂出有世以来最大靓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炫称进入共产社会,体力劳动将成为生活第一需要: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①]

繁重体力劳动不仅不再是惩罚性苦役,而是健康性需要、奖赏性娱乐,因为“不劳而获”成为惩罚,那岂不是太好?太太好?!1921年,列宁也有“黄金建厕”的著名描绘:

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②]

牛皮吹得如此野豁豁,反正不用负法律责任。托庇彼岸朦胧的时间差——红色支票须登彼岸兑付,世人一时难证其邪,共产赤说以新艷而勃兴。1918年,爱因斯坦(1872~1955)亦同情十月革命。[③]

然而,国际共运给各赤国人民带来什么?事实当然胜于雄辩——指引天堂的旗帜成了导向地狱的路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开着六四坦克隆隆碾向学生。中国人民至今不仅没有发言权,而且还被剥夺知情权(被关在高高网络风火墙内)。

未来式论证

悬幌未来,利用时间差出售赤说,用未来设想否定现实合理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勃兴一时的关键托庇。

魔鬼总是披着圣衣出行。过于美好过于遥远的理想都应格外警惕。因为,“过于美好”等于“脱离现实”,“过于遥远”等于“无法判认”。人类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预测百年之远),能够办好今天的事,已属不易,办好今天的事等于为明天砌筑台阶,不能以未来作为今天的台阶,不能以明天如何如何作为倒证今天的论据。

由于马克思主义只接受“未来检验”,国际共运等于一辆“脱軌列车”(脱离历史理性軌辙),成了“冒险号”专列,以傾覆翻车证明“此路不通”。当然,倒霉的还是赤国百姓,再演一齣“天下兴亡百姓苦”的旧剧。

胡乔木的敏感

文革后,大陆稍稍“解冻”。由于不能直诉赤罪,形象朦胧的文学一马当先。伤痕文学、大墙文学(监狱文学)…… “胡风分子”、“右派”、“右倾分子”、“老干部”都借文学控诉毛时代。最初,中共强忍了一陣,但很快就制止这种“自由化”控诉,设立闸门——“四项基本原则”。1990年代初,胡乔木(1912~1992)评论当时中国文艺作品:

现在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和电视剧,很多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让人看来看去无非是得到这几个印象:①共产党不如国民党;②新社会不如旧社会;③中国不如外国;④大陆不如台湾、香港;⑤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如果再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以后拥护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会越来越少。

延安出身的叛共者王若望(1918~2001)点评:

这五个“不如”颇符合实际情况,这是中共末日临近、气数将尽的哀鸣,他在临死前对中共的没落作出了全面的客观的总结。

1993年6月,中宣部长丁关根(1929~2012)发布“文艺创作新禁令”,承认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存在两难:

对于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文学艺术作品存在着“两难”:一是批判的标准不易掌握;其中牵涉理论问题、政策问题,牵涉一些党内同志如何统一思想问题,甚至牵涉国家影响问题;二是处理起来不易下手。[④]

文革后的大陆作家、艺术家不可能再靠表现“革命战争”过日子,只能从控诉“极左”寻找素材,不期然而然地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如何让作家文艺家听话?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仅标准失控,处理起来也很麻烦,轻了不起效果,重了事后可能得向人家检讨。最麻烦的是:你一打压,他更出名,“反动作品”的传播面更大。丁关根的”两难“清晰凸显中共意识形态进退失据的尴尬。

虚假·颠倒

赤色革命无法提供允诺的效率,“天翻地覆”只体现在名词变化:一党专政叫多党合作、集权统治叫人民政府、操纵政权叫人民参政、剥夺自由叫完全解放、一花独放叫百花齐放、封锁信息叫政令公开、箝制言论叫最高自由、走秀选举叫彻底民主、箝制思想叫正确引导……积非成是,正义与道德的堤岸坍塌,千万密探走出来,千万小人成为“红色卫士”。直至今日,还不是各到各处都有层级不同的“举报者”。

就连朱镕基也无法说真话。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视察央视,为〈焦点访谈〉题词:“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陪同的广电局长连忙修正——“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⑤]

不断扩大的道德危机,当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不断扩大危机的落差,加剧社会矛盾冲突系数。如此这般,中国如何完成民主转型,也就成了很现实也是最麻烦的“红色文化遗产”。

结语

历史总能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失理失德的中共,当然“革命没有接班人”,不可能红旗飘万代了,14亿国人也不会被“当代马克思主义”忽悠。虽然一时还无法预计赤政终结之日,但毛像下墙、毛尸出堂、送客马列,已是中国人民望得见的正在驶来的海中桅帆。

注释:

[①]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页12。

[②]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真理報》(莫斯科)1921-11-6~7。參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頁578。

[③]http://www.lingganjia.com/view/122583.htm

[④]王若望:〈“别姬”难过“霸王”关——评中宣部长丁关根的文艺讲话〉,《北京之春》(纽约1993年9月号,页13。

[⑤]沙葉新:〈為何「天下相率為偽」〉,《同舟共進》(廣州)2009年第12期,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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