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是人心之光

李江琳



  2012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印度新德里国家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和副校长纳吉布•琼格(Najeeb Jung)先生讨论达赖喇嘛尊者的流亡生涯,交换有关西藏问题的看法和研究资料。谈话结束前,琼格先生说了一番话。他说,过去他一直以为,自从甘地逝世后,我们的内心就变得一片黑暗,因为甘地是我们内心的光,他给我们以忍受苦难、克服人性邪恶的力量和希望,但是甘地走了,我们内心的光没有了,直到他遇见了达赖喇嘛尊者。他说,他重新有了希望,内心变得光明。达赖喇嘛是我们内心的光。


希望来自对佛祖的信仰

  在我们这个有几十亿人口的星球上,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但是,达赖喇嘛尊者的一生是个特例。他的一生不仅和其他人都不同,而且,人生道路上的重大决定,都不是他自愿的。从青年时代开始,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视他为敌的政府太庞大,他和他的人民太弱小,但他从未绝望。

  当他只有四岁的时候,就被带离家乡,来到遥远的圣城拉萨,从此环绕在身边的只有僧侣。他没有一般小孩那样的儿时玩伴,也没有机会像普通人一样在大街上闲逛。他从懂事起就必须接受严格的佛教学习和训练,他必须成为一个有深厚学养的高僧大德,这是命中注定,由不得他自己。

  当他十六岁的时候,藏民族遇到了最困难的时刻。中共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古老佛国的僧俗官员们惊恐之下甚至不再争权夺利,匆匆把他扶上王座,要他担负起一个临难国王的重任。他并不想要这份权力,却无法推脱这份责任,这是来自护法神的决定,他必须提前“亲政”。而亲政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是出走亚东避难,以观险恶时局之变化。

  当张经武将军绕道印度前往亚东,还在路途上的时候,年轻的达赖喇嘛已经作出了决定,返回拉萨,尽一切可能和中国政府合作,以免生灵涂炭。此后的八年里,他访问过北京,位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访问过印度,开始观察雪域之外的世界。这八年里,藏民族的境遇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险恶,达赖喇嘛的决策总是倾向于妥协和合作,直到1959年,在获得格西拉然巴学位后不久,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印度,踏上流亡的道路。

  这是一条心酸而艰难的路。数万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翻越喜马拉雅山,流亡湿热的印度次大陆,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异域他乡。一千多年前莲花生大师曾预言,“藏人将像蚂蚁一样流散世界”,如今他们要靠达赖喇嘛带领他们,寻找生存之地。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年仅二十五岁的达赖喇嘛在流亡第二年说道:“我的希望在于西藏人民的勇气,在于人类心中仍存有对真理和正义的爱;我的信心在于佛陀的慈悲”。

  就是秉持这样的希望和信心,达赖喇嘛尊者在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涯中,始终没有放弃和平与非暴力的政治信念。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藏民族有追求独立和立国的权利,在遭到异族入侵和野蛮屠杀的时候,有权拿起武器来反抗。但是达赖喇嘛尊者从一开始就劝告武装反抗的藏人,作为一个弱小民族,以暴制暴的反抗方式会造成更多的生命丧失,非暴力的斗争方式更符合佛教的慈悲和智慧。在木斯塘游击基地不再能获得外界支援而很多人仍然坚持反抗时,是达赖喇嘛送去了他的录音,呼吁他们放下武器,放弃武装斗争。

  几十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在讲经。他对佛经的渊博知识,特别是对古印度佛教那烂陀学派的深刻理解,使得他成为无可争辩的佛学权威。与他一同流亡的藏传佛教各派法王和高僧大德,都在世界各地修行和讲经。莲花生大师在公元八世纪的预言,“佛法将传入红人的国度”,正是由于达赖喇嘛的流亡而开始成为现实。达赖喇嘛一再阐述佛教对“无常”的认识,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只要你看得更长远一点,一切都会变化,你的对手会变,你自己也会变。不管现在藏民族处于何等困难而艰辛的境地,希望总在前面,总有一天会实现自由与和平的理想。


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

  达赖喇嘛流亡生活的最初十几年,是带领流亡藏人争取生存的困难岁月。国际社会似乎认为,西藏问题已经结束,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已经不在他们的视野里。达赖喇嘛初次访问美国是七十年代末,他已经流亡了二十年。在美国,达赖喇嘛对美国人说,西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西方世界,我们那里没有石油,那里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但是,“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达赖喇嘛说,我仰慕和钦佩美国,但不是仰慕你们的强大。美国的强大技术力量,你们强大的核武器,我并不仰慕。我仰慕和钦佩的是美国的立国理念,是杰弗逊和林肯的原则,那就是自由和民主的原则,我仰慕和钦佩的是美国对原则的坚持。现在,面对西藏问题,“请让美国人民的心来说话!”

  从那个时候开始,达赖喇嘛领导流亡政府,一方面开展流亡社会的民主体制建设,另一方面从六百万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出发,转变“西藏问题”的政治诉求,放弃西藏独立复国,转而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统一的藏民族的真正自治。这就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方针。

  这是一次重大政治让步。作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理念。早在七十年代初期,达赖喇嘛就在寻找争取汉藏和解的积极途径,寻找达成双赢妥协的可能性。他向流亡政府议会的领袖、噶厦政府的成员和其他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广泛征求意见,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在那时就已经形成。当1979年邓小平提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时候,达赖喇嘛尊者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1988年6月6日在达兰萨拉召开为期四天的特别会议,西藏流亡社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官方和民间僧俗代表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采纳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几天后,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

  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达赖喇嘛没有动摇和改变对中间道路的信心。随着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上的失利,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又一次转向保守,西藏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一次陷入僵局,多次对话毫无成果,最终中断。中国政府发起对达赖喇嘛尊者个人的恶意攻击,政治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也亲自口吐恶言,诽谤谩骂达赖喇嘛尊者。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始终善意对待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始终不改中间道路的初衷,始终不放弃寻求和解与双赢妥协。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达赖喇嘛尊者号召藏人不要抵制北京奥运。2009年后发生一系列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达赖喇嘛尊者公开表示,希望藏人爱惜生命,不要采取可能招致镇压和伤害的激烈抗议行动。即使是在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极端缺乏诚意深感失望的同时,达赖喇嘛也从没有表示对中国民众的失望。我在2007年后几乎每年都采访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总是说,人是有天生良知的,他丝毫也没动摇对中国人民的信心。他相信,或早或晚,总有一天,中国人民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出于人类良知,将会让中国政府明白,只有和解与妥协才是双赢。这一天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正是达赖喇嘛的这种信心,鼓励着藏民族在苦难中坚持。这种信心是对佛教智慧的信仰,相信人类的道德力量超越于任何物质的力量,而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西藏问题的希望在于人类的内心良知。

  然而,面对中国政府多年保守固执的西藏政策,它的强大物质力量加上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西藏问题的前景似乎越来越黯淡,藏民族的生存处境和藏文化的长远前景,令人担忧。如果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在今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固执不变,藏人对自身民族前景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对人类良知的信心又从哪里来呢?


二十一世纪是对话的世纪

  2011年5月,达赖喇嘛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接受了一个11岁少年的提问。这个出生在新世纪开端的少年问达赖喇嘛,对于新世纪的人们,他有什么嘱咐?达赖喇嘛回答说,新世纪应该是一个对话的世纪。作为二十世纪政治风云的过来人,达赖喇嘛告诫说,二十世纪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也制造了很多苦难、杀戮、流血,而新世纪的人们,应该接受这个教训,让新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为此,我们需要对话,需要让大家明白,任何解决方案,不仅要对自己有利,也要对别人有利,要争取双赢,达成妥协。

  这是达赖喇嘛一贯的思想,一贯的主张。早在流亡初期,达赖喇嘛接触到了前来达兰萨拉访问的世界各大宗教的人,就开始思考和呼吁各种不同宗教和平共存、为全人类福祉共同努力。1968年,他在达兰萨拉和天主教著名修士托马斯•梅顿深谈了三天,共同探讨东西方两大宗教中的冥想灵修传统。打坐冥想的修行方法,是藏传佛教的强项,流亡生活让来自青藏高原的年轻宗教领袖有机会看到,这一修行方法不仅存在于东方的佛教、印度教传统中,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有各自独特的冥想修行方式。

  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活中,达赖喇嘛接触了世界主要宗教传统,以谦卑、平等、和平而宽容的态度和世界各大宗教领袖们交往,互相请教。他成为南非著名领袖、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的密友,他也是天主教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特蕾莎修女的好友,他得到了很多伊斯兰信众的尊敬和崇拜。

  在1954年访问北京的时候,达赖喇嘛对中国的物质进步有深刻印象,看到了科学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的巨大作用,毛泽东注意到了达赖喇嘛的态度,在一次单独谈话的最后告诉达赖喇嘛,宗教是一种鸦片,是一种应予以消灭的毒品。达赖喇嘛并不采信这种简单的、非黑即白的认识方法。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一再指出,宗教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宗教的好坏优缺,就像政治和科学一样,全看人怎样对待、怎样使用。在历史上,宗教信仰之间的互不相容,曾经为人类制造了很多麻烦,有很多战争与杀戮,是以宗教的名义发生的,有很多生命的丧失和人民的苦难,是由于宗教不宽容而发生的。但是,这不是宗教本身的问题,这是信仰宗教的人的问题。达赖喇嘛一再强调,宗教之间的不同一目了然,由于这种不同而产生了冲突;但是宗教之间本质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人类互相之间的爱、宽容、和平。但是宗教之间的这种共同性,却需要我们去寻找,去发掘。达赖喇嘛相信,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不同宗教之间不再抱持历史上唯自己为真理的态度,而是能够找到共同的东西,达成不同宗教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共存。

  达赖喇嘛尊者一生流亡,却在流亡生活中达到了这样的认识,而且不遗余力地呼吁各种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包括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无神论者,互相尊重和宽容,共同为全人类的和平努力。这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获得全世界尊重的原因。

  在这样超越自身利益的高度上,达赖喇嘛尊者为藏民族长远处境、为藏文化的前景,思考了一条生存、复兴和重生之路。


民族生存的秘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最困难的流亡初期,全世界似乎忘记了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最早涌到达兰萨拉来的西方人,是一些精神追求者,如天主教修士托马斯•默顿等。在这些人中间,引人注目地是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数量众多的犹太青年来到达兰萨拉,其中不少出家为僧,引起了犹太宗教领袖的注意和不安。他们从八十年代开始和前往西方国家访问的达赖喇嘛接触,想了解为什么犹太青年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达赖喇嘛非常高兴能和犹太教的拉比们交流,更想向他们学习犹太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经验,于是邀请犹太教拉比访问达兰萨拉。

  达赖喇嘛的流亡生涯,不是单个个人的流亡。十几万藏人,包括藏传佛教四大派的最高领袖和众多高僧大德,自愿离乡背井,忍受艰难困苦,追随达赖喇嘛流亡,这意味着,达赖喇嘛的流亡是藏民族的流亡,流亡藏人肩负着藏民族生存的责任。民族存亡的危机,是藏人流亡社会的思想主题。

  当境内藏人处于六七十年代的困苦状态,几千座寺院几乎悉数沦为废墟的情况下,藏人们不禁担心,长此以往,流亡藏人社区能够存在多少年?如果流亡藏人社会不再存在,在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藏文明还能存在多少年?

  事实上,对藏文化生存危机的担忧,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就开始了。苏联和蒙古对境内藏传佛教的迫害,令十三世达赖喇嘛十分担心,发出了藏文化有面临严酷镇压而灭绝危险的警告。这一危险在1959年以后成了现实的威胁。满文化从最强盛状态到事实上濒临灭绝,只有短短三百年。藏文化能够坚持多少年?

  1990年,应达赖喇嘛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四大派的拉比们组成代表团,前往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尊者展开了数天紧张的对话。他们交流了一系列精神层面的深刻议题。他们发现了探讨了犹太民族和藏民族心灵、信仰、宗教和民族性格中的相同一面,同时他们都看到了,犹太民族和藏民族命运中相似的一面。犹太人被逐出家园后,在世界各地流浪了两千年。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被压制被限制了两千年。他们一再地被剥夺,他们几乎失去了一切。很多地方的犹太人,甚至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语言。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化,他们始终存在,内心始终强大。在经历了纳粹的残酷迫害后,一旦机会出现,他们迅速复国,建立了自己的强大国家。

  达赖喇嘛尊者问这些犹太拉比们,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什么是你们的秘密?

  犹太拉比和达赖喇嘛详细讨论了民族生存中所遇到的多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呈现出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图景,藏民族的生存必须在这广阔的世界图景中展开。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达赖喇嘛多次说过,他有三个身份:第一、他是人类的一员,是个普通的人,具有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美好的普世责任;第二、他是一个佛教僧侣,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具有弘扬佛法,普渡众生的宗教责任;第三、他是一个藏人,肩负着藏民族生存和复兴的民族和政治责任。这三种身份和三个责任,处于三个层面上,而最高的层面是第一层面,即提倡普世价值,倡导普世责任的灵性的层面。藏民族生存和复兴的密码,就隐藏在这三个层面责任的互相关系之中。


超越宗教的世俗伦理

  达赖喇嘛对科学技术始终怀有强烈的好奇心。1954年访问北京期间,他就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物质力量留下了强烈兴趣,他认为科学技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藏民族不应该拒绝科学技术。但是,达赖喇嘛并不只是局限在技术和物质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他还看到了科学在人类认识“实在的本质”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佛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探索和认识“实在的本质”。

  外部世界把流亡中的达赖喇嘛看成一个政治人物的几十年,很少有人注意到,达赖喇嘛在展开他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当代科学家对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达赖喇嘛就和一些世界级的科学家建立了对话的渠道。1987年,达赖喇嘛邀请在法国巴黎大学任教的著名脑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等六位科学家来到达兰萨拉,他们在一起谈论现代科学成果和疑问,探讨佛教修行对脑神经科学的意义等一系列科学问题。从此,达赖喇嘛每年都要和科学家进行这样的对话,并为此和科学家们一起成立了心灵与生命研究所。1989年10月5日,当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加州新港海滩,第二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此进行。研讨会并未因此中止。大批媒体在寻找达赖喇嘛的时候,他却在一座私人住宅里,与四位医学教授和一位哲学教授讨论“人的意识与大脑的关系”、“心灵与大脑本质的研究方法”、“大脑结构与功能同意识之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最终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大脑科学研究是否能成为通往世界和平的一个途径?

  在1997年的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上,五位世界级的现代物理学家和达赖喇嘛讨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对人类理解世界的本质提出的挑战。这次研讨会上,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出席,为这些西方科学家提供了东方哲学对认识世界本质的智慧。达赖喇嘛对首次有华人哲学家参与讨论深表欣慰和欢迎,他认为,这特别能显示,在科学和哲学层面上的交流,有利于对世界本质的理解,这种交流本身有益于人类福祉,并且远超越于现实政治议题。

  2003年9月13到14日,心灵与生命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研究所联合举办第11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这届研讨会的主题是“探索思维:佛教与生物行为学的对话”。面对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听众,22位科学家与达赖喇嘛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雷斯吉礼堂,进行了两天对话,12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还有2千人等待空位。此后,“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开始作出安排,让受邀观众旁听。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在欧美一些大学的帮助下,设计了要把科学教育引入传统寺院教育体系的计划。傳統西藏社會的教育系統都在寺院里,就像中世紀歐洲社會的教育也是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一样。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后,立即把建立流亡藏人現代教育擺到了第一位,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流亡藏人社區建立了完備的中小學教育體系,流亡藏人在自己的學校里學習藏文和現代科學知識,畢業后可以投考印度的大學,或出國留學。但是,藏民族的主要精英人才,尤其是在境内藏区,仍然是在寺院里,寺院仍然是藏文化的核心体系。达赖喇嘛尊者看到了寺院对于藏文明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他号召藏传佛教寺院向基督教的教会和教堂学习,号召“佛法走向民间,走向社区”,另一方面,在寺院内引入当代科学教育,使得藏传佛教能正面面对现代性,从根本上对藏传佛教做出更新,以适应现代社会。

  达赖喇嘛和不同宗教的对话,和科学家的对话,身体力行地向藏人展现了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我们要保存我们的文明,为此,不仅要保存传统,而且更新传统。只有面对现代科学、现代社会、面对世界上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传统,藏民族有了更新自己的能力,才能够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复兴,而且,这种生存和复兴不仅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有利于全人类。

  在世纪之交,达赖喇嘛出版了一本新著《新千年的伦理》,十年后,尊者又出版了一本新著《超越宗教:整个世界的伦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随着科学的进步,出现了大量非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人认为,宗教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就没有了伦理的约束,变成了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人。所以很多人认为,当代社会的道德沦丧是从宗教信仰的缺失开始的。也就是说,对大量无神论者,无法与之谈道德伦理。达赖喇嘛尊者并不这样看,他从自己和不同宗教的对话,也和科学家的对话中看到,伦理道德的重建,应该也可以,和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一起进行,科学和理性可以在道德构建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他提出了当代“世俗伦理”的概念。西方读书界立即看出,尊者的这本著作,给所有人指出了一个方向,人类有坚实的基础来分享共同的价值,普世价值属于所有人,达赖喇嘛的这本书,证明他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宗教领袖”。


我们将在五台山等待

  有一位研究西藏问题的西方学者,谈到藏民族在上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灾难和痛苦时说,正是藏人的苦难遭遇,使得他们把达赖喇嘛贡献给了全人类。当达赖喇嘛尊者从青海省家乡来到拉萨的时候,当他在布达拉宫坐床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当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得不提前亲政的时候,当他位居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时候,他只属于藏民族,他是六百万藏人的领袖。可是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涯后,他是一位智者,他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正像纳吉布•琼格所说的,达赖喇嘛是人类心中的光。

  2008年我采访达赖喇嘛尊者的时候,尊者说,他有一个心愿,有生之年他要到五台山朝拜,他还要在中国内地为汉人佛教徒做一次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他相信他此生还有机会实现这个心愿。当我把尊者的这个心愿告诉青海一位老藏人的时候,老人热泪盈眶,连连说,到那时,我一定在五台山等待,一定在五台山跪地长拜,迎接嘉瓦仁波切的到来。

  我说,是的,我也会到五台山去,等待达赖喇嘛到来,等待世界真正和平的到来。

2013年10月6日
转载自《参与》网刊
http://www.canyu.org/n80831c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