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将成为21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无论其成败与否,都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大格局。正因如此,埃及革命如同上世纪的俄国革命一样,正在迫使许多国家的朝野进行重大调整,以应对新的世界格局的挑战。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首当其冲,自不待言,他们正在痛苦地面对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选择。美国无疑将尽全力帮助埃及的民主走上轨道,但即便埃及的民主政治成功了,美国也将面对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阿拉伯世界。美国的内外政策都必须有通盘的调整。有人以为,埃及革命对中国影响甚微,我以为是不正确的。

埃及革命如果最终成功了,会对中国发生很大的冲击。这是因为,长时间支配中共权力精英的一个重要假设,政治革命可以靠大规模血腥镇压来吓阻。现在,这个假设受到了埃及革命的挑战。事实上,正是二十一年前中国的“六四”事件为现代政治文明树立了一个反面样板。从那以后,极少有国家敢学中国的样,在全球媒体的注视下动用正规军在首都的广场上大规模杀戮本国百姓。“天安门广场”在全球成了政府野蛮行径的代名词,成了中国人野蛮文化的代名词,不齿于文明世界。在这次埃及革命中,与这个集体记忆相联系的全球性道义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积极因素。

正是在这种全球性的道义压力下,埃及军队拒绝开枪,极大地减少了民众的伤亡,成就了一场流血不多的政治革命。许多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人并不知道,当年“天安门广场”的丑行在全球激起的道义压力,也曾极大地加速了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体制的瓦解。埃及革命再一次证明,六四事件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现代传媒和通讯手段的支持下,全球性的道义压力,可以对政府的暴力构成一种有效的约束。

这是否就意味著21世纪的中国政治革命前途一片光明呢?我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中共的统治者中也有不少人认识到了再次像六四那样大开杀戒无异于政治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邪恶的“维稳”思路越来越得到当权者的青睐,这个思路就是把人性中的恶充分调动起来,“发动群众”来迫害社会上的良知人士。最近陈光诚传出来的录像,就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面临的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

与穆巴拉克相比,中共专制政权拥有的一大优势就是“不差钱”。因此,他们可以利用政府掌握的大量资源,创造“维稳”的GDP。目前,正在加速溃败的中国社会各种道德底线已经被全面突破,传统的伦理资源都被摧毁殆尽,无数人为了生存和争夺财富早已放弃了尊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花钱买流氓打手有很大的市场。

埃及革命对中国可能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就是当权者更加疯狂地把中国推上这条民族自我毁灭的道路。事实证明,指望胡锦涛之辈放弃邪恶的“维稳”思路已经完全不可能,现在的问题是即将执掌大权的太子党们将取什么态度?

自文革下台的中共元老们重新当权以来,深知中共政权合法性面临危机的当权阶层就一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是救党还是救国?改革派的逻辑是先要谋国才可能救党,但保守派则相信先要谋党才可能谈救国。改革派短期占了上风,但保守派在六四的政治胜利把改革引向了邪路。中共旧账未清,又欠新账。以平等和解放为名进行的中共革命,付出了几千万生命代价,换来的是世界上最腐败、最不公的社会。没有一场清算中共的政治革命,就没有历史的公正,没有中国的未来。

现在踌躇满志的太子党应该看到,他们谋国尚有可为,救党已没有希望。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他们有机会创造条件,让这个古老文明因一场光荣革命而获得新生,但也有可能陷中国社会于长期溃败的困境。埃及革命证明,在新的技术条件下,21世纪的政治革命可以是相当文明的。中共革命发生在杀戮盛行的20世纪,后代人还有可能给予理解。但太子党们如果继续坚持“人头换江山”的过时逻辑,将让他们自己和父辈一道,留下千古骂名。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