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卑微的梦:好好活着

杨银波



 
作者近照


杨银波的七姨


杨银波的父亲在做建筑小工


杨银波的母亲拄着竹棍,身后是杨银波最早的瓦房

  就在昨天,我的父亲只因两秒之差,差点永久地离开了我。

  已经永久离开这个世界的,是当时离父亲仅有两米之遥的一名54岁基督徒工友,当场就被倒塌的土墙砸死,全身埋在墙土之中。另一名基督徒工友身受重伤,尤其腰部被狠狠砸中,其状惨不忍睹。父亲说:“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都还在抖。儿子啊,如果当时我不是感觉口渴走出两米去喝矿泉水的话,现在可能就在办‘材盒烟’(丧礼)了。”父亲在电话那头,说话打着哆嗦,“嘭的一声,一回头,活生生的人,在面前说没有就没有了。人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人啊,只要还没死,真的就再幸福不过了。儿子,好好活着。”

  这一死一伤的沉重打击,发生在2013年5月12日上午九点半,发生在我母亲的七妹家中。七姨和身患残疾的周姨父的建房梦,如今成了噩梦,而且是扛不住、扛不起的噩梦。这对虔诚的基督徒夫妇,仅仅为了不再居住于危房之中,怎么也没曾料到会摊上如此大的灾祸。如果不是刚刚获悉这个噩耗,我恐怕连这篇文章也懒得去写,因为“梦”这个主题,动不动就会变成宏大叙事,一个个指点江山、高瞻远瞩,许了那么多美丽泡沫的诺言,其实距离普通民众最真实的梦乃是那么遥远,那么滥情,那么假。我要说的是不得不说的话,说再也忍不下去的话。

  比如我这苦命的七姨的梦,其实简单到几乎不能叫梦。她打小就长得相当漂亮,但因家境贫穷,18岁嫁人,一直没办结婚证,后来丈夫因在工地偷窃电缆坐监,她辛苦拉扯两个子女长大。因精神压力过大,她患上精神病,一旦情绪激动或焦躁恐惧,就易复发,最终信仰耶稣。丈夫出狱后,七姨饱受丈夫的家庭暴力,曾数度惊动当地派出所,后来实在再也无法忍受,终于逃离家庭,与现在的周姨父办理结婚证,只求安稳度日。周姨父是瘸腿,一个收入不稳定的乡间赤脚医生,心地善良,为人诚恳热忱,虽然收入微薄,而且中间也发生过七姨流产、精神病复发等事,但两人恩爱,从无矛盾。

  母亲告诉我,介于这次遇到的事情太大,七姨已被紧急送往精神病院。政府和派出所的人,也全力斡旋,送工亡工伤者到医院抢救。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但附近的基督徒熟知,政府也相当明白,譬如七姨就是低保户。当初要准备建房,除危房因素外,就是听说建房后政府有三万多元的补助,于是多处筹措相借。我去过周姨父家两次,他在家中排行老六,其母双目失明,卧床多年。土墙瓦房已成危房,墙脚因多次大雨冲击浸泡,相当柔软。此家虽然贫穷,但人品却广受赞叹,尤其是周姨父本人,身残志坚,帮忙无数。我有一亲人住院时,他就曾几次前往,还炖好乌鱼汤乘车一个多小时送去,其细腻与仗义都令我相当钦佩。

  在准备建房之前,七姨还曾到重庆主城学习将来预备开餐馆的厨艺。上次回家就听父亲说,周姨父的土房实在住不得人了,必须建房,父亲想去帮忙做小工,准备免费做几天,至于此后的工钱,随便哪个时候给都可以。我这个家庭就是如此,母亲脑出血后能够奇迹般地康复成生活足可自理并信仰了耶稣,就太感谢上苍垂怜了。父亲在家有个照应,今年起已经不再种粮食,逢着周围建房的人需要人手,没有任何手艺只有一身好力气的父亲就去帮忙,工资大概每天100元。我则一个人在外打拼,写作,演出,养家,虽孤独,但无悔。

  周姨父最先打算把新房建在公路边,以便今后还可以开个小商店糊口,拉了砖,也买了钢筋、水泥,突然政府拆迁办来人说不可以把房屋建在公路边。这几年镇上推土建房,势头强劲,许多村就成了规划区,公路边建房确实难得允许。然后周姨父再找政府,问原地重建如何,政府允许了。父亲把衣服裤子准备一大包,早早就去了,准备干一个多月才回家,还叫上几个平时相识的兄弟伙一起去帮忙,周姨父的基督教内的四个弟兄也来了,还每人送了200元给周姨父。谁曾想,没一两天工夫就出大事了。

  昨天上午,众人撤墙,撤到墙只有一人高时,众小工说,反正只有这么高了,挖墙脚吧。现在回想起来,真正在足以致命的危险区的人,只有两个——死者和我父亲。父亲伸腰起来,感觉口干,走了两米拿矿泉水喝,突然听到身后轰然一声,他一回头,整个人都愣了,待到旁边的人尖声大叫:“杨小二,快点!人都遭埋毬了!”父亲这才回过神来,和所有人一起去刨人。父亲说:“当时就晓得完都完毬了,人刨出来,全身已经软趴趴的了,没救了。受伤的那个人站的位置比较偏,被砸住了。你七姨站在门口没有走过来,要是走过来了,她也会被砸。嘀嗒嘀嗒,时间就这么短,那个人死了,我还活着。”

  120,110,送医院,做笔录,一番程序后,死者家属也来了,号啕大哭。父亲说:“我搞建筑几十年,看到过砖砸死人,看到过人从高处摔死,但撤这一人高的土墙都会死人,而且自己还差点一起死,这是第一回。”想到七姨一生的颠簸坎坷,父亲说:“你妈妈的娘家人,怎么个个都这么不幸呢?你外公得食道癌自杀,外婆得精神病失踪,大姨是累死的,四舅是得尿毒症死的,六舅进监狱两回后还犯间歇性精神病砍人,八舅花几万块钱动脊椎手术,现在你七姨这边,又面临死者和伤者家属那么大的压力。没办法,这是工亡工伤,就看政府能不能调解一下了。”父亲实在想不通,“归根到底,不就是想不住在危房里吗?”

  梦,在底层从来就是那么脆弱。每走一步,哪怕仅仅是一小步,都像拿所有的身家性命去赌博,随时都会满盘皆输,积重难返。我与这个国家所有人一样,都有着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梦,希望借助民主与法治,来实现我们的自由和人权。可是,把这样的梦放到底层社会的具体的个人身上的时候,它根本没有字眼上看上去那么美妙和崇高,或许这里的太多人只是想有点钱花,不必担心下一场大雨把墙冲倒,不必忧虑下一次医院检查被判定为要上手术台。有太多太多的人,在这个国家只是卑微地活着,有一点点小幸福和小期待,就可以把活下去的勇气支撑得很久很久。

  当越来越多的人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必须走向民主才能自救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根本没有任何余力去思考那么重大那么难以捉摸的事情,他们连生存都很难保证,连活下去就需要拼尽所有的力量来达到,何来追求更高层次的“存在”?换句话说,多少人连做梦的力量都快被最基本的生存威胁消耗殆尽了。这就好比打麻将,如果你身上有一万,而我身上只有一百块,我没有你那么输得起,因此每出一张牌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怕自己放炮,怕你自摸,你要很久才输得完,而我一次就会输得精光,所以怎么敢赌?怎么去做梦?太多梦显得如此不真实,遥不可及。

  基于如此的悲观,我总是告诉自己,多想想他人的不幸,我实在没有什么比他们更惨、更无助、更窒息。我的所有罪恶,并非来自这个社会对我有多么不公,反而来自当不幸向众人敲门时,我没有为其做过什么,或者根本就做得不够。我们曾经习惯了抱怨,习惯了泄愤,习惯了把一切的问题所在,都首先豁免了自己,然后狠狠地指向自己之外的所有人与事,而从来不问自己有没有罪。父亲说:“假如昨天我没有去喝水,假如我也被砸死了,恐怕连丧葬费都要自己出,因为你七姨家实在拿不出钱,谁又忍心苦苦相逼?”父亲才懒得去想什么工伤条例上的各种赔偿,他只是将心比心,人家已经那么难了,就不要再为难人家了。何况,何况还是亲人。

  最让我掉泪的是父亲接下来说的一番话:“只是,上次你走的时候,我说我希望你带我到松溉古镇去耍一天,结果你走得那么匆忙。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松溉没有耍成,有点遗憾。”因为这番话,我开始一遍遍回忆与我同月同日出生的57岁的父亲。他被称为这个村民小组里最快乐的人,“快乐”不是说他吃得好、穿得好、耍得好,而是他至今依然童心不减的人生态度,感染了太多人。他是那种谁见到都会开他几句玩笑的人,也是那种总是被人挖苦讽刺调侃但依然非常想得开的人。父亲喜欢喝点酒,打点牌——而且是一喝酒就要打牌,一打牌就要喝酒——,近些年完成了儿时的梦想,在家养了一大群鸽子,总是一脸笑容,总期待着带上鸽子去参加“信鸽大赛”。

  我与父亲之间,也越来越像兄弟般相处。十年前我俩动真格地打过一架,后来再没动过手,一直关系融洽。从小我就同情劳作辛苦被疾病缠绕的母亲,对父亲的滥酒、赌博相当痛恨,但真正懂得父亲,还是十年前那一架把我打醒了,也把他打醒了。从那一天起,我在父亲眼中不再被当成孩子来看待;也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理解父亲的诸多苦楚。实际上,他已经很努力地在维持这个家庭,可是他得不到自由,这种自由不是说谁管着他,而是生存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不快乐。直到我独立撑起这个家,他才多了些笑容。

  我绝不会说父亲有多伟大,在外面多有面子之类,事实上他常被讥讽,还曾在酒后因为骂人被别人揍过一顿,是被往死里打的那种揍。他也有身无分文的时候,曾经过得相当窘迫。在外人看来,他顽世不恭,除了力气没有任何别的生存能力,但是他豁达,不与人争,常常一笑了之。母亲教会了我正直,父亲教会了我乐观。他的梦,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开心。这个梦,常常是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喝得晕乎乎的时候不断重复表达的主题:“人,最重要就是开心两个字。人生一世,草生一春,就像老前辈说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哪个今天晓得明天的事?所以人要开心。”

  当我沮丧的时候,第一个安慰我的人,居然常常是我父亲。他总是假装没注意到我的沮丧,带着笑脸:“我喝了二两酒说酒话哈,你要记住,人,开心最重要。别人看不起你的时候,你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你看你老汉我就快满六十了,哪天死都不一定,所以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开心,不要忧愁。”接到父亲的电话,时常都不会有“银波”这个称呼,而是直接来一句“今天开不开心”的询问。我调侃他“又喝麻了哇”,他先“嘿嘿”一笑,然后说:“我开心。人,你要记住,开心是活给自己看的。有钱无钱,都要开心。”

  有时父亲也会拿胡锦涛、习近平开涮,他曾说:“像胡锦涛、习近平这些人,你说他们开不开心?我说他们还没我开心。他们焦愁的事情多了,我焦愁的事情少,让自己不焦不愁。开心,永远是第一位,比天大,比地大,比胡锦涛、习近平大。”父亲总共读了三册书,小学二年级没读完就在家割草放牛,然后栽秧打谷,筛鹅卵石,到处帮人在工地挑灰桶、调灰沙,一辈子没怎么享受过,但越活越快乐却是不争的事实。每次我回家,他都会一再强调:“我的担子,是你帮我挑了,谢了。我争取不给你添负担,我自食其力。你放心,老汉有的是力气,还干得动。”

  父亲很少抱怨,最多就是发几句牢骚,比如“凭啥子退休工人的退休金那么高,而我们农民就没有资格谈啥子退休金呢”。我们父子之间交流,他更多谈的是人情世故,比如这个事情碰还是不碰,要看危险有好大,或者这些人跟我熟不熟,熟到哪种程度。他也是很容易就能满足的人,真可谓是典型的“动不动就开心”。比如他想看电视,仅花200元买口天锅可以搜46个台,他就可以高兴很久。我穿过的衣服裤子太旧,他要拿去穿,说干活的时候用得上,也能开心很久。随便请他到镇上吃顿火锅,看着装修不错的火锅馆,他又开心了。至于逛商场买点日用品,他也震撼得开心,因为他从来没进过大商场。

  当我自己在奋斗路上痛苦挣扎时,无论多么绝望和彷徨,我都会想起底层这些至亲的处境和心态。从某个角度说,他们近乎一无所有,但在我看来他们的坚强与豁达却充满韧性。说到这里,我想暴露一下我身为儿子的失败。上次回家时,我做了一件一辈子都没做过的事,帮父母收拾春夏秋冬的所有衣服裤子,那满满一个高柜的衣裤跨越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我收拾得双手颤抖、心里冰凉,因为经我统计,能够穿得出去赶场、走人户的衣裤,父亲只有三件衣服、两条裤子,母亲只有两件衣服、一条裤子,其余衣裤,大多陈旧不堪,而色彩也是统一的黑与灰。尤其是父亲,平时干活穿的短裤居然就有22条,许多衣裤上都是洞。

  父亲对此的回答是:“没关系,农村人哪个讲究那么多?只要穿着活动,洞洞疤疤没啥子的。”母亲对此的回答是:“赶场、走人户、教会聚会,我就穿好点的。平时在家,就是在竹林捞树叶,没人看得到,没关系。”在那一刻,那种愧疚让我钻心一般地痛。每当我望着父母说:“你们过得太不容易了,好造孽哦。”父母却总是一脸开心:“我们幸福,真的很幸福。周围团转有我们家这么幸福的,少得很。”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寄钱回家给母亲生活所用和治病,他们的节俭一直让我惊讶不已。胃病严重的母亲,甚至都不敢吃任何水果、营养品,连肉也只能吃少量的瘦肉,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蔬菜,常常一顿就只有一个青菜。

  起先我把这单纯地理解为天下父母心,但后来发现,其实是基于他们在2003年以前经受了太多的生存磨难,加之此后又陆续遭遇患病和亲人的生老病死,几经对比,目前这种生活的确已经很让他们满足了。他们甚至有某种我所察觉到的负罪感,总觉得我这些年摸爬滚打太不容易,身上担子太重,长期孤独压抑,很心疼我,也有时向我道歉,说一些“父母没本事”之类很没必要的话。他们的梦,简单得就像本来就已实现那样,“现在就过得很好”。母亲会拄着竹棍说:“你看,那么多脑出血的人死的死,瘫的瘫,而我还能煮饭、洗衣服、捞树叶,感谢主。”每周星期天下午,她总会定时参加家庭教会,很开心地拄着竹棍、背着挎包说:“我上学去了。”既可爱,又神圣。

  提起“那些年”,父母不忍回忆。为了买七舅婆的瓦房,当时的1000元,居然用了四年时间才还清欠款,而代价就是四年没杀过年猪,活猪一卖就拿来还债。这瓦房的内墙外墙,画满了我童年的梦,我在上面抄写诗词,在上面任意画画,在上面立志要展翅腾飞,还幻想着某一天学成武术好招得一帮徒弟。有时想想过去,真不相信自己在当时一路走啊走,就走到了现在的三十而立。即使现在也是一败涂地,可对比这一路走来的种种苦难,如今的失意又算得了什么?

  从最初的梦出发,发现自己其实仍然残留文艺青年的骨气,仍然没有丧失对这个阶层的悲悯与倾注。最重要的是,我真诚看自己的内心,把自己那清高狂妄的意气降到谷底,重新去衡量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差距。原来,梦这个东西不是一开始就从强国梦、中国梦、美国梦起程,反而是从很卑微、很基础的触手可及的梦发端。就像刚才还有人问我第二季的《中国好声音》你有没有希望走到导师考核那一步,其实这梦对自己来说太远了,此刻我最实际的梦,仅仅是想在淘宝买一个好一点的话筒和话放设备,只要银行卡里有点钱,这个梦马上就能实现,而不必苦恼于《中国好声音》与我的距离。

  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梦。如果非要问我的梦想是什么,而我又不愿意虚与委蛇,那么我会明明白白地说:我的梦就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好人。不必说民主中国、公民社会、法治宪政,不必说人权自由、制度制衡、一人一票,这世上的境遇有千百种,无论在任何境遇之下,都让这个“快乐的好人梦”不破碎,人活得就有生机。我知道这片土地有许多人都凛然正气,但残酷的现实加诸给他们的却是更加痛苦,并一直在痛苦的深渊里无限循环、无法自拔,若仅有正气而找寻不到快乐,永远沉浸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孤愤、抑郁,绝非我来到这世上的追求。

  当你的梦太大太大,永远看不到彼岸的时候,倘若连“做一个快乐的好人”都无法实现,那请至少做一个不绝望的好人,这是最卑微的梦。就像父亲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对我的那句颤抖叮咛:儿子,好好活着。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十年)

2013年5月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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